這些年，屢遭曝光的校園欺淩事件，讓這道暗傷成為公共治理的焦點。最近，河南省教育、法院、檢察院、公安等11個部門聯合出台《河南省加強beplay體育手機生欺淩綜合治理實施方案》，提出“市、縣(區)教育行政部門要明確具體負責防治學生欺淩工作科室並向社會公布”等舉措，力爭把校園建設成最安全、最陽光的地方，對校園欺淩堅持“零容忍”。

　　重拳之下也亂象仍在。即便是2018年，校園也並不平靜，欺淩仍在個別地方有所發生：此前，一段“隆堯一初中生遭同學毆打被逼跪地、打臉”的視頻在網絡流傳;隨後，一段關於“鹽津縣普洱鎮某班欺淩女同學”的視頻被熱轉微信朋友圈;再之後，網上又出現“安徽黃山某中學一男生遭同校女生現金扇臉”視頻……

　　校園欺淩當然不隻是中國式難題。2017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韓國首爾發布全球校園欺淩現狀報告，指出全世界每年有將近2.46億兒童和青少年遭受欺淩。在今年全國兩會上，有鑒於校園暴力、校園欺淩時有發生且有的行為非常惡劣，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建議修改《未成年人保護法》和《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了然以上背景，自然會對河南的重拳整治深以為然。客觀地說，在治理校園欺淩問題上，從頂層設計到基層實踐，一直在努力。兩年前，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李克強總理談及教育時曾專門加上“安全”二字，指出“從家庭到學校、從政府到社會，都要為孩子們的安全健康、成長成才擔起責任，共同托起明天的希望”。及至2017年12月，教育部等11個部門聯合印發《加強beplay體育手機生欺淩綜合治理方案》。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1月，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對一起校園欺淩案進行宣判：5名犯罪時未滿18歲的被告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或有期徒刑11個月。此案傳遞給公眾的一個共識是，校園欺淩不能和稀泥處理，未成年人實施暴力傷害，同樣不能逃避刑法的製裁。

　　由此來看，河南的這個方案既是對《加強beplay體育手機生欺淩綜合治理方案》的落地，亦是屬地治理裁量權上的強化。特點大致有三：一是對施暴學生懲戒“狠準穩”，二是對受害學生關懷更到位，三是對相關學校監管更入微。

　　11個部門聯合出手，動作不可謂不大，效果或更可期待。在具體的治理實踐中，起碼能解決兩個老問題：一是明確邊界。給欺淩行為精準“畫像”，嚴格區分學生欺淩與學生間打鬧嬉戲的界限。二是正視懲戒。構建“學生欺淩治理委員會”等，對屢教不改者不至於放任不管。不過，11部門聯合出手其實更傳遞了一個基本判斷：校園欺淩事件雖然發生在學校或周邊，卻並非是單純的“校園問題”。

　　“熊孩子”的問題，總是紛紜世相的投影。學校固然有責任，家庭當然有義務，但司法、文化等部門恐怕也都不能袖手旁觀。聯想到此前，網絡間湧現大量宣揚以暴製暴主題的短視頻微信公眾號，其視頻內容充斥著一脈相承的暴力和粗口，各種“社會大哥”的江湖橋段擠滿首頁和熱搜。算法與流量當道之下，不禁讓人想起《童年的消逝》一書裏的警告：不設防的電子化生活，對青少年的誤導和誘導效應不容小覷。

　　校園欺淩冰凍三尺，整治起來非一日之功。誰都不是“局外人”、誰也不能當“旁觀者”，關心孩子的健康成長，製度給力、執行篤定、配合默契，清朗的校園環境才真正叫人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