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合作辦學：教育國際化“快變量”促進中國社會發展

2022年2月教育部提出，教育需要“在變革創新中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需要服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國家競爭力提升的頂層設計，發揮“快變量”作用。

而教育國際化能充當“快變量”嗎？在特殊背景下，中外合作辦學如何發揮創新作用呢？

01中外合作辦學的頂層設計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教育部批複的本科階段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傾向於全部在國內授課（海外師資按比例介入）的4+0形式，而2+2（2年國內學習外加1年海外留學）、3+1（3年國內學習外加1年海外留學）項目的審批適度收緊。

教育部主導的4+0形式旨在提升國內大學的主動性，同時加快引進更多優質教育資源（師資、教學大綱、教材、教法等），加快國內師資國際化培訓，以滿足國家整體的人才戰略。

這種“國內留學”、海內外雙學位模式，符合“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要求。

從2016年到2020年，國際教育內循環保持了大規模和高水平。

根據beplay2網頁登錄的數據，2020年底，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2332個，在讀學生60萬人。

中外合作辦學國內在讀學生年保有量已經非常接近中國出國留學市場的總規模。根據教育部發布的最新數據，201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70.35萬。

與此同時，在辦學質量方麵，教育部嚴格審批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對不合格的項目、機構堅決叫停。

在現有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中，有相當一部分十幾年長盛不衰、影響力很大的精品項目，體現出與海外知名院校的合作成果，國內高校已經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重要合作方。

02疫情倒逼海外師資短板破局

2017年12月7日《人民日報》教育版顯著位置刊出了題為《中外合作辦學如何提質增效》的文章，敏銳地抓住了中外合作辦學海外師資短缺的問題。

按照教育部的規定，海外大學在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中應該投入三分之一的師資。而海外大學轉移師資到國內，還要顧及到本校授課的正常進行，相關成本很高。

為了節省開支，經合作雙方商定，海外教師的上課時間完全依照來華日程安排。由此，不少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采取集中授課的方式，在短時間內由外教突擊完成外方課程。由於強度過大，有點像國際版的“填鴨式”教學，從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國學生的學習體驗。

從很大程度上講，海外師資高成本成為製約中外合作辦學健康發展的瓶頸。

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國際流動受到很大限製，中外合作辦學的正常實施麵臨挑戰。

原有的課堂授課模式難以為繼，高校如何上課成為全球性難題。

2020年3月全球高校陸續停課，某知名的在線授課第三方平台接到世界各地6000多所大學的合作意向谘詢。

以英國為例，按2020年4月英國計算機輔助學習（computer-based learning）領域頂級專家的分析，當時全英隻有二十幾所大學具備提供高質量網絡教學的能力和意願。

而中國高校在疫情背景下迅速攻克了高質量在線教學的技術難題，他們在中外合作辦學領域，同樣快速布局在線課程，並與外方緊密配合，走出了低成本、高質量的合作辦學新路。

通過在線教學安排，節省了外方師資高昂的差旅費、異地教學補助金，也從根本上解除了海外教師的奔波之苦。

通過在線教學安排，將外方師資的授課時間與年度教學計劃合理對接，避免了國內學生“集中消費”外教課的尷尬局麵。

這種國際教育領域的“快變量”轉危為機，成為中國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創新成果。

03中國職業教育“走出去”振興教育服務貿易

長期以來，中國教育出口能力不足，對英美等教育大國常年處於“逆差”狀態。

以美國留學為例，根據反映疫情前美國大學國際學生狀況的官方報告Open Doors 2020，2019/2020學年（2019年秋季入學）中國留美學生37.25萬人，占中國出國留學市場總量的53%。

而同期，來華留學的美國學生不超過3萬人，而且絕大多數是暑假短期項目。

按美國官方2021年7月底發布的《美國對國際教育新承諾》，美國高等教育2020年出口額390億美元，其中，中國留學生的貢獻率占三分之一以上。

不過，在複雜的國際形勢麵前，中國教育工作者另辟蹊徑，充分利用製造業大國、職業教育大國的比較優勢，推出了“魯班工坊”中國職業教育國際輸出項目。

從2016年起，天津率先采用學曆教育與職業培訓相結合的方式走出國門，在泰國、印度、印尼、尼日利亞、肯尼亞、科特迪瓦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立了“魯班工坊”，並以此作為文化交流的橋梁。

2021年教育事業統計數據結果顯示，國內高職學校1486所，中等職業學校7294所。

隨著新職教法的頒布、實施，職業院校的國際化將成為中國教育服務貿易的“快變量”，也將為中外合作辦學提供越來越多的“教育出口”創新發展模式。

在2021年中國服貿會有關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的論壇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了相關調研報告，天津將與上海、北京、廣州、重慶一起成為服務貿易試點城市，教育服務也是其中的消費項目之一。

從國際教育頂層設計求變、國際優質教育資源引進方式破冰、國內教育國際輸出新嚐試等舉措可以看出，教育國際化的“快變量”內涵值得繼續深入挖掘，這也意味著教育供給側改革將越來越服務於國家戰略的核心目標。

來源：beplay2網頁登錄國際教育頻道總編 趙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