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國鈞（1922－2005），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藥科大學教授，生藥學家、教育家，中國粉末生藥學和中成藥顯微分析的奠基人。1945年畢業於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中國藥科大學前身）。195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被評為南京市先進工作者。1953—1984年，徐國鈞先生任華東藥學院副教授，生藥學、藥材學、中草藥學教研室主任。1972年，負責對西漢文物—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藥物進行研究。
徐國均先生著作《粉末藥材顯微鑒定》於1975年出版，並獲得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成果獎。1980年，作為觀察員出席在天津舉行的“世界衛生組織藥用植物標準化和應用區域間會議”，作題為《顯微分析對植物藥和中成藥標準化的重要性》的學術報告，大會副主席、埃及開羅大學馬倫教授給予高度評價。199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2005年於南京因病逝世。
1922年，徐國鈞出生於江蘇省常熟縣白茆口橫塘鎮的一個貧農家庭，家中還有一個大他3歲的姐姐。然而世事難料，在徐國鈞未滿三歲的時候，父親便因病去世，獨留母親一人含辛茹苦維持生活，將姐弟二人撫養成人。
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從小徐國鈞便下田幫家裏幹農活、摘棉花、做手工……在親友的資助下，徐國鈞進入當地橫塘初小就讀。天資聰穎的他，成績在同班同學中總是名列前茅，深受老師器重。1936年，高小畢業後，懂事的徐國鈞為了減輕病弱母親肩上的擔子，不得不含淚辭別親人，遠離家園，隻身一人來到異地一家米店當學徒。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同年11月，日軍從常熟白茆口登陸，對周邊城鎮展開全麵進攻，常熟縣城告急！逃難的人流將徐國鈞與家人衝散，當時縣城沒有公路，唯有水路可通，焦急的他無法逆人流返家，情急之下隻得隨米鋪老板一家乘船漂泊至武漢。15歲的少年流落異鄉，舉目無親，前路迷茫。此時，因國立藥專西遷，徐國鈞先生幸遇當時在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中國藥科大學前身）任教的同鄉周太炎先生。在交流中，周先生發現這個15歲的小夥子對知識有著濃厚的渴望，起了愛才之心。1938年，周太炎向時任校長孟目的先生舉薦徐國鈞為生藥室技術助理員，徐國鈞進入國立藥學專科學校。當年暑假，不滿16歲的徐國鈞便隨周太炎前往峨眉山一帶調查、采集藥用植物標本。即便是在當今技術先進的條件下，“上山采藥”這項工作仍困難重重，更何況是在保障措施發展並不完善的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然而，崎嶇的山路、簡陋的設備、匱乏的物資也沒能阻擋二人探索的腳步。
在長達3個月的考察之後，徐國鈞與周太炎二人在大量調研的基礎上，共同編撰出版了《峨眉山采集藥物記》，這是徐國鈞先生第一篇有關藥材的文字記載。該書的出版，對藥用植物價值的考證、資源的開發提供了極大參考價值。在任技術助理員期間，徐國鈞積極參與生物學、藥用植物學、生藥組織學實驗課的準備工作，包括采集和壓製藥用植物標本，管理生藥標本，製作生藥組織切片，書寫大幅教學、展示用圖表，繪製原色藥用植物掛圖，以及藥用植物的栽培和溫床管理等工作。他對每一項任務都一絲不苟、精益求精。他手繪的彩色植物圖譜精致絕倫，保存至今栩栩如生。大量實踐工作的鍛煉，讓徐國鈞很快掌握了藥用植物學、生藥學實驗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同時，他對書本上的知識也孜孜以求，每晚都在桐油燈下挑燈夜戰，用3年時間刻苦自學中學基礎課程和英語專業知識，為後來從事生藥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41年8月，徐國鈞考入國立藥學專科學校本科，開啟人生新的征程。1942年暑假，他到北碚中國生物科學社進修組織切片製作技術，觀察生藥組織構造，為後來研究生藥顯微鑒定打下了基礎。1943年，他作為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在重慶市舉辦中藥展覽會的負責人之一，向普通群眾宣傳中藥鑒定、應用和生產相關知識。教輔工作的鍛煉和四年的本科學習，使他擁有了紮實的功底，對生藥學的興趣也與日俱增。
　　一片丹心永向黨，研得痧藥古來方
1949年，一聲春雷震響天下，祖國解放，萬民歡慶，百廢待興。目睹過假藥劣藥橫行中華，黎民百姓苦不堪言的徐國鈞先生，將自己全部的熱情投入教學、科研。他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並留校，任生藥學助教，為本科生藥學、生藥組織學實驗指導和高職科生藥學授課。1956年，徐國鈞先生的突出表現和重要貢獻，使他從一大批專家學者中獲得首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資格。在此後的歲月裏，他以自己的言行踐行了對黨和國家的忠誠。
為響應“中藥成藥下鄉”的號召下，徐國鈞先生在1956年首次選擇《中藥成藥下鄉初稿》中暑濕類家庭常備良藥“痧藥”為突破口，對南京同仁堂國藥號產品南京“靈應痧藥”進行鑒定。
中成藥的組成藥味多，較單味粉末鑒定而言，難度更大。但徐國鈞先生迎難而上，悉心研究，運用粉末鑒定方法，通過反複實驗、觀察、分析，排除細胞、組織交叉幹擾，根據各種組成藥物的專屬性特征，終於成功地從“痧藥”中檢出了麝香、蟾酥、天麻、麻黃、甘草、蒼術、丁香、大黃、雄黃、朱砂等10種藥材，證明其與規定處方一致。這一研究成果的發表，開創了中國中成藥鑒定之先河，結束了千百年來“丸散膏丹，神仙難辨”的曆史，得到了當時全國藥學會代表大會的高度評價。
　天有不測降厄病，風卷紅旗過大關
1957年，徐國鈞先生經診斷患上“左篩竇未分化癌”，臨床致死率接近於百分之百。1958年6月，鑒於病變部位的高危性與腫瘤的嚴重惡化，醫學專家重新製定了手術方案，但這一方案有著極大的失敗風險。在麵對生死抉擇之時，徐國鈞先生決定放手一搏。
手術當天，徐國鈞坦然地走進手術室，並給同為南京藥學院教授的妻子毛鳳斐留下了這樣一封遺書：
因篩竇癌局部擴散已波及到整隻左眼，醫生不得已將其左眶內容物全部摘除。在篩竇腫瘤及左眼框內容物全部摘除後，傷口表麵暴露的許多碎骨片以及多次放射治療使徐國鈞留下了頑固的後遺症——頭痛以及傷口的慢性感染。1959年早春，出院返校的第二天，徐國鈞先生忍受著頭部劇痛，走向自己的工作室，繼續進行研究工作。在與病痛作鬥爭的過程中，他曾多次服用止痛片，甚至加大劑量，但都無濟於事，疼痛感依舊難以擺脫。既然止痛片驅除不了痛感，他索性就埋頭工作。雖然眼框、鼻梁的創口上還有數塊“死骨”暴露，他仍一如往常：每天很早就來到工作室，直到很晚才離開。在他的生活中，為祖國的醫藥事業奮鬥已成為第一需要，他的日程表上極少設置節假日。徐國鈞對自己說：“生命延續一天，就要工作一天。”他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紅星照耀承重任，俯身解得囊中香
1972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長沙市郊馬王堆發掘了一座距今2100多年的西漢早期墓葬，出土了一具保存相當完好的女屍。辛追夫人女屍全身的皮膚仍然柔軟有彈性、細密而滑膩，部分關節還可以轉動，甚至手足上的紋路也清晰可見。值得注意的是，工作人員從女屍手握的絹包以及隨葬的陶熏爐、繡花枕、繡花囊中發現了少許“神秘”的藥物，且這些藥物均被加工成不規則的塊段或細小碎片。
經過甄選研究，組織上認為隻有徐國鈞團隊能夠圓滿完成這項重大任務。接到任務後，徐國鈞先生肩負著人民與國家的期望，與合作多年的助手同事等積極配合，日以繼夜爭分奪秒地探索求證，憑借著他在這一領域深厚的造詣，通過數月的艱苦研究，運用顯微鑒定等技術方法，終於將馬王堆女屍手中的藥材一一分辨出來，分別是茅香、高良薑、桂皮、杜衡、佩蘭、花椒、辛夷、薑、槁本等9種藥材。
雖然出土的藥物已經炭化失去功效，但鑒定出的這些藥材有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它們都含有芳香物質且有一定的抗菌作用，可以用來防腐保鮮。因此，在墓葬中使用這些藥物絕不是偶然，辛追夫人遺體的不腐，或許正是與這些藥材有關。這一鑒定開創了我國藥物考古學的先河，東方草藥的神秘麵紗由此被徐徐揭開，全世界為此驚歎不已。
此後數年間，各國專家學者遠渡重洋慕名專程來華求教於徐國鈞先生進修漢方藥顯微鑒定，徐國鈞先生也因此被稱為“東方草藥之王”。
國手研藥濟四海，萬方樂奏盡朝暉
1980年11月，徐國鈞先生作為觀察員出席了在天津舉行的“世界衛生組織藥用植物標準化和應用區域間會議”，並作出名為“顯微分析對植物藥和中成藥標準化的重要性”的學術報告，受到了大會副主席、埃及開羅大學馬倫教授的高度評價。
1981年，徐國鈞先生應邀參加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日中生藥和天然藥物化學討論會，以“中草藥和中成藥顯微分析研究”為題做出學術報告，得到了日本同行的欽佩。
1982年，在意大利舉行的國際草藥博覽會上，徐國鈞先生圍繞“中草藥研究進展”進行學術報告，引起了意大利乃至歐洲藥學界的強烈反響。國際性專業雜誌《明日草藥》以10頁篇幅全文刊載，封麵還特地配以中國萬裏長城的彩色照片。
徐國鈞先生在中成藥顯微分析方麵的成就，也在國際交流中“大顯身手”。1982年，日本某藥業株式會社需進口我國生產的“海馬補腎丸”，但按照日本厚生省當時的新規定，審批進口中成藥須提出全麵的科學鑒定依據。海馬補腎丸主要是由20種藥物精製而成的濃縮丸，其中9種是動物藥，組成複雜，日方難以鑒定。該會社專程將藥丸送請徐國鈞進行分析研究，他與同事欣然接受了此項工作，如期對藥丸作出鑒定報告。他們將海馬、龍骨、驢骨、鹿筋、鹿茸等20種組成藥物逐一檢出，並對這些藥材的顯微特征作出細致描述，拍攝照片並繪製墨線圖，此研究中的一係列成果受到日方的高度評價，也為我國出口中成藥贏得了信譽。
1983年９月至12月，日本岐阜藥科大學田中俊弘博士專程來華求教於徐國鈞，進修漢方藥顯微鑒定。在他的悉心指導下，田中俊弘較好地掌握了鑒定技術，完成了《中成藥牛黃上清丸顯微鑒定》研究論文。田中博士回國後受到岐阜藥科大學的重視，日本４家報紙在顯要版麵報道了他的留學消息和研究成績，而這些所有的成績都與徐國鈞的教授密不可分。
此外，1984年，徐國鈞應邀出席在香港舉行的“國際中藥研究會議”，以“中藥和中成藥粉末鑒定法”為闡述方向進行學術報告，引起了與會代表特別是美國學者的極大興趣。
　　繼古開今創新法，為國效力盡忠心
20世紀80年代，徐國鈞先生率領團隊對多來源中藥材進行係統的品種整理和質量研究。“六五”期間，徐國鈞先生主持、組織完成了“中藥材同名異物的係統研究”局級課題，其中對貝母類、金銀花類、石斛類的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榮獲國家科技進步獎三等獎。
“七五”、“八五”期間，“常用中藥材品種整理和質量研究”課題被列入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該課題分南北兩個協作組。南方組由中國藥科大學、上海醫科大學等單位組成，徐國鈞任南方協作組組長，北方組由北京醫科大學、沈陽藥學院等單位組成，由樓之岑任北方協作組組長。南北兩大協作組共研究常用中藥材220類，以共同製定的主要內容和技術方案為指導，運用多學科手段對多來源中藥材進行係統研究。根據研究結果，對各種藥材作出全麵品質評價，製定質量標準建議稿，並提出對藥源生產、開發利用的建議。
“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得金”。經數百名專家教授及科研人員的努力，徐國鈞先生帶領團隊運用本草學、植物學、生藥學、天然藥物化學、分析化學、藥理學等多種學科的理論和現代科學技術，結合祖國醫藥學傳統理論，曆經10年的攻堅克難，終於全麵地完成了研究任務。
該課題是中藥發展史上的一個創舉，為澄清混亂品種、提高中藥材鑒定和質量標準水平、保障臨床用藥安全有效以及新藥新資源的開發，奠定了堅實的科學基礎和技術依據，為中藥科學化、標準化、國際化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在研究中，徐國鈞先生將新方法、新技術不斷地應用於生藥學研究領域中，拓寬了生藥學研究的範圍，豐富了生藥學研究的內容，也推動了生藥學學科的不斷發展。“七五”、“八五”科研成果先後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一等獎(1992)、三等獎(1997)，徐國鈞先生均名列第一。
東臨碣石有遺篇，浩卷繁帙續華章
徐國鈞先生最為人稱道的嚴謹學風，在其所作專著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所作專著皆是以第一手實驗數據為依據，對技術的表述精益求精。據不完全統計，他共計發表學術論文330多篇，主編參編專著、教材、教學參考書近60部。其中1953年與趙守訓先生合編出版的、以中藥材為主要內容的《生藥學》，結束了中國生藥學教學依賴外國教科書的曆史；20世紀60年代由原南京藥學院編著、徐國鈞先生為第一編者的《藥材學》大型工具書，是國內外第一部具有中國傳統中藥特色的藥材學專著，被譽為中國中藥材研究與應用領域的經典著作，更被美國學者譽為“中國近代研究中藥的巨著”，前蘇聯藥劑業雜誌曾發表專業文章評價，在中國香港、台灣等地區多次被翻印；1996年又經過深入的第一手研究，主編出版了《中國藥材學》上下冊。迄今為止，徐國鈞教授主編的藥材學著作被外國生藥學界視為中藥材鑒定研究的權威性著作，《中國藥材學》更被視為傳世佳作。
而廣為人知的《中草藥學》（中、下）是由徐國鈞先生等人合作編寫的另一部大型專著。該書第一次對近千種中草藥的生長來源、化學成分、藥理機製及實踐應用等國內外資料進行了係統的歸納整理，集中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中草藥、天然藥物研究的主要成就及最新研究技術方法，其中發行較早的中冊於1978年10月榮獲全國醫藥衛生科學大會獎。徐國鈞先生主編的《中草藥彩色圖譜》(500種)榮獲首屆全國優秀醫史文獻圖書及醫學工具書金獎，被重印10多次，創科技圖書之冠，市場上供不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