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十四五”的開局之年，也是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標誌性之年，2021年《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總結了“十三五”時期的發展成就，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的主要目標任務，部署了2021年的重點工作。《報告》強調要準確把握新發展階段，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為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2021年高校畢業生的規模達909萬，比上一年增加35萬，再創曆史新高。政府在製定今年的宏觀政策時，依然堅持就業優先的政策，繼續推動“六穩”，實現“六保”，還是把就業放在之首。高校畢業生作為重要的就業群體，受國內國外就業大環境的影響，2021年仍將麵臨較大的就業壓力。但是，在我國新冠疫情得到有效控製、經濟實現恢複性穩步發展的情況下，高校畢業生就業創業也存在很大的機遇。

　　經濟發展穩中向好

　　一是經濟發展速度將顯著提高。 

　　經濟發展對增加就業的作用最為直接和明顯。《報告》提出2021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6%以上。對於今年的GDP設定，這是非常保守的估計。受新冠疫情的影響，2020年的GDP增長率僅為2.3%，如果今年的增長率為6%，那麼近兩年的平均增長率僅為4.1%，顯然這是非常低的。2015-2019年間，我國各年的GDP增長率都在6%之上。若是沒有發生新冠疫情，我國2020年和2021年的GDP增長率即使下降到6%以下，也不至於太低，應該在5%以上。如果按照兩年平均增長率5%計算，則今年的增長率將達到7.8%。

　　2001-2019年間，我國經濟發展的就業彈性為0.41，即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城鎮就業人員增加0.41個百分點。如果2021年GDP增長6%，則城鎮就業人員將增加2.46%。2020年城鎮就業人員若按4.5億粗略估算，則2021年新增城鎮就業規模將達到1107萬。《報告》給出的今年城鎮新增就業目標是1100萬人以上，與經濟增長率目標是十分融洽的。當前，我國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的新發展格局。自去年第三季度以來，我國主要行業複蘇勢頭良好，用工需求有所提升。今年主要經濟發展將實現恢複性增長，帶動更多的就業崗位，給今年的高校畢業生帶來相對更多的工作機會。

　　二是高質量發展對高校畢業生的需求大。 

　　《報告》提出，2021年及“十四五”時期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高質量發展的內涵豐富，從生產要素角度來看，在土地、勞動力、資本、企業家精神、技術、信息等各種要素中，勞動力質量的改善和技術水平的提高至關重要。技術創新和技術應用都離不開高質量的勞動力，因此勞動力是未來我國高質量發展的核心要素。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在2020年《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談及經濟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認為提升人力資本，提升創新能力是最重要的。綠皮書建議，“十四五”時期要積極實施人力資本躍升計劃，加快提高教育型人力資本，強化培育技能型人力資本，積極增強健康型人力資本，激發提升創新型人力資本。

　　之所以要格外強調勞動力質量的重要性，是因為近年來我國勞動力的“數量”出現兩個“雙降”：一是勞動年齡人口的絕對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出現“雙降”；二是就業人員的絕對數量及其占總人口的比重出現“雙降”。勞動年齡人口（16-64歲人口）的絕對數量自2013年開始持續下降，2019年為9.89億人，比2013年減少了1672萬人；勞動年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自2010年出現“九連降”，2019年的占比為70.6%，比2010年下降了3.9個百分點。就業人員的絕對數量自2017年達到峰值後有所降低，2019年全國就業人員約77471萬人，比2017年減少了169萬人；就業人員占總人口的比重自2010年出現總體下降的趨勢，2019的占比為55.3%，比2010年下降了1.5個百分點。在勞動力“數量”不再帶來紅利的情況下，如何提升勞動力的“質量”便顯得至關重要。

　　從國際比較看，我國的勞動力質量還較低。雖然改革開放後我國的“勞動生產率”顯著提高，但仍沒有達到世界平均水平，與美國的差距依然很大。我國就業人員的人均GDP與世界平均水平的比值由1991年的12.1%提高到2019年的75.9%；與美國的比值由1991年的3.3%提高到2019年的23.5%。

　　三是數字經濟帶來的就業創業機會多。 

　　《報告》提出，“加快數字化發展，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協同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加快數字社會建設步伐，提高數字政府建設水平，營造良好數字生態，建設數字中國。” 2020年7月，我國政府提出支持15種新業態新模式發展，包括在線教育、互聯網醫療、線上辦公、培育新個體經濟、發展微經濟等。數字經濟正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引擎。

　　產業數字化不僅能夠為行業發展帶來更高的效率，還能提供大量的新崗位，甚至催生“新業態”，為求職者提供更充分和高質量的就業。數字化改變了傳統行業的人才需求結構，為吸納高學曆人才發展留出更多空間，有利於高校畢業生就業。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可以增加傳統的單位就業機會，也為自主創業和靈活就業帶來許多機遇。高校畢業生在獲得數字知識和技術方麵有顯著的比較優勢，是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人力資源和受益群體。

　　四是實體經濟對就業的吸納能力強。 

　　《報告》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依靠創新推動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壯大新動能。促進科技創新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更好發揮創新驅動發展作用。”實體經濟，是指一個國家生產的商品價值總量，不僅包括物質產品，也包括精神的產品和服務的生產、流通等經濟活動。

　　《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報告2019》的統計顯示，2019年高校畢業生的行業分布按比例排序為：教育排第一，占12.6%；信息傳輸、計算機服務、軟件業排第二，占12.4%；製造業排第三，占11.8%；金融業排第四，占10.6%；建築業排第五，占9.8%。前五個行業占比合計為57.2%，除金融業以外，其他行業都屬於實體經濟。

　　以製造業為例，作為振興和發展實體經濟的主戰場，2009年是高校畢業生就業占比最大的行業，為18.2%，2019年占比和排名下滑至第三位。製造業的就業占比下降，從教育供給看與高校擴招後的學科結構變化有關。與製造業關聯緊密的理工科的招生占比下降，而經管類的占比上升。普通本科招生中，理工科的占比由1999年的51.9%下降到2019年39.3%，減少了12.6個百分點。

　　製造業的就業占比下降，從市場需求看上與經濟發展的行業結構變化有關。我國製造業的占比雖然不低，但是下降速度很快。從中國、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製造業占比來看，雖然中國的製造業占比最高，但是下降幅度也是最大的。在2000-2019年間，德國、日本、韓國的製造業占比都保持穩定，而中國和美國都表現出顯著的下降趨勢。對於中國而言，最近幾年下降幅度很大，從2014年的30.4%下降到2019年的27.2%。

　　製造業的就業占比下降，還與製造業的行業平均收入低有關。《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製造業的平均工資長期低於全行業平均，2014-2019年間，製造業平均工資與全行業平均工資的比值連續下降，由2014年的0.91倍下降到2019年的0.86倍。《報告》提出，“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對於高校畢業生就業是利好的政策，將有助於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統計顯示，2020年高校畢業生總體就業率達90%以上。2020年就業受新冠疫情的負麵影響顯著，就業率尚能達到如此高的水平，2021年經濟發展企穩回升，就業率預期還會達到較高的目標。因此，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難題，更多地表現在就業質量，突出地表現在結構性就業矛盾。

　　顯然，結構性就業矛盾在一年之內不可能解決，因此《報告》沒有提及。但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以下簡稱“《規劃》”）強調“健全有利於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的促進機製，擴大就業容量，提升就業質量，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規劃》將結構性就業矛盾與就業容量、就業質量並列，作為解決就業問題的三項任務之一。

　　從變化看結構性就業矛盾 

　　結構性失業是勞動經濟學中的基本概念和研究內容，是指由於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產品結構、地區結構等）發生了變化，現有勞動力的知識、技能、觀念、區域分布等不適應這種變化，與市場需求不匹配而引發的失業。結構性失業在性質上是長期的，而且通常起源於勞動力的需求方。

　　我國高等教育的招生計劃是根據當年的以及預期未來的市場狀況製定的，在學生培養過程中我國經濟結構會發生顯著的變化，待學生畢業時高等教育的學曆結構、類型結構、學科專業結構、地區結構、能力結構等供給結構與勞動力市場已經發生改變的需求結構可能不再吻合，就會出現結構性就業矛盾。

　　例如，近些年我國產業結構變化很快。2012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成為最大；2015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超過一半；2020年第三產業增加值比重達到54.5%。增加值的產業結構變化會導致就業的產業結構變化。從勞動力的能力結構需求看，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20年未來就業報告》顯示，新技術的進步與應用將持續加速，不會原地等待勞動者做好準備，尤其在雲計算、大數據、電子商務、人工智能等領域。94%的企業管理者認為員工迫切需要更新技能。該報告預測了2025全球就業市場最需要的10類能力，分別為：分析思維能力和創新能力，主動學習能力和學習策略，複雜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性思維和分析能力，創造力、原創性和主動性，領導力和社會影響力，技術使用、監督和控製能力，技術設計和程序設計能力，韌性、抗壓性和靈活性，推理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和思維能力。顯然，就業市場能力需求結構的變化需要高等教育在人才培養的能力供給結構方麵進行相應地調整。

　　從我國高校學生能力的增值情況看，《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報告2019》的數據顯示，我國高校在經濟全球化、數字化、創新化等市場需求增大的指標上供給增值不足。在34項能力指標中，得分最低的10項依次為：財經素養能力、外語能力、對複雜的社會組織和技術係統的了解、計算機能力、國際視野、創新能力、談判與決策能力、統計與數據處理能力、領導力、批判性思維能力。

　　從差異看結構性就業矛盾 

　　近年來，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過程中存在“無業可就”與“有業不就”現象並存的結構性矛盾。這種現象是由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中的各種差異造成的，可以用市場分割理論來解釋，該理論認為勞動力市場存在主要和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主要勞動力市場的工資高、福利待遇好、在職培訓和晉升機會多、工作穩定性高，而次要勞動力市場則恰恰相反。由於我國經濟發展存在著顯著的地區差異、城鄉差異、行業差異、單位差異、崗位差異、能力差異等，加之勞動力市場規模龐大，因此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不僅僅是主要和次要的二元分割，而是呈現出“階梯型”的多元勞動力市場分割。

　　首先，我國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大。2019年，北京的人均GDP最高，甘肅最低，極值比（最高值與最低值之比）為5.0倍。排名前七位的省區市都屬於東部地區，分別是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廣東、天津。

　　其次，我國經濟發展的城市差異大。2020年人均收入十強城市全部為東部城市，分別是：上海72232元、北京69434元、深圳64878元、廣州63289元、蘇州62582元、杭州61879元、南京60606元、寧波59952元、廈門58140元和無錫57589元。

　　第三，我國經濟發展的行業差異大。2020年《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2009-2015年的7年裏，金融是我國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在全行業平均工資的1.9倍上下浮動。2016年之後，IT成為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2019年行業平均工資的極值比為4.1倍。

　　第四，我國經濟發展的單位差異大。高校畢業生求職的期望單位是國有單位，但國有單位的就業吸納能力低。2019年，我國總人口為140005萬，勞動力為81104萬，就業人員為77471萬，城鎮就業人員為44274，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為16689萬，國有單位就業人員為5473萬。國有單位就業人員占我國總人口的比重僅為3.91%。

　　從匹配看結構性就業矛盾 

　　除了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動態變化及差異顯著外，高等教育供給與勞動力市場需求之間的匹配程度不高也是造成高校畢業生就業結構性矛盾的原因之一。就業信息不充分、不對稱、不清晰容易造成用人單位與求職者匹配程度不高，單位招聘不到合適的人才，同時畢業生找不到滿意的工作，這也是一種結構性就業矛盾。

　　我國擁有全球最大的勞動力市場，2019年有2528萬家法人單位，2021年有909萬高校畢業生，每年都有規模龐大的招聘單位與數量眾多的求職者，要想實現最佳匹配狀態是不可能的。雙方在收集求職和就業信息的過程中都要付出時間成本和貨幣成本。由於彼此之間都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有時就會做出錯誤的選擇。

　　《全國高校畢業生就業調查報告2019》的統計顯示，2019年在就業畢業生群體中，適度教育的比例為73.1%，過度教育的比例為14.9%，教育不足的比例為12.0%，學曆匹配狀況尚可。專業非常對口的比例為30.1%，專業基本對口的比例為40.3%，專業不對口的比例為29.6%，專業匹配狀況也尚可。但是，無論看學曆匹配還是專業匹配，都有較大的提升空間。除了專業匹配、學曆匹配問題，還存在能力匹配、興趣匹配等其他供求匹配問題。因此，《規劃》特別強調要“提高高校、職業院校畢業生就業匹配度。”

　　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的措施 

　　結構性就業矛盾難以根除，但是可以從幾個方麵采取措施，緩解就業矛盾。

　　首先，充分發揮市場的有效配置作用，減少勞動力市場的流動障礙，為畢業生的自由流動創造寬鬆的外部環境，盡量滿足高校畢業生的求職意願。《規劃》要求“破除製約要素合理流動的堵點，矯正資源要素失衡錯配。”“健全統一規範的人力資源市場體係，破除勞動力和人才在城鄉、區域和不同所有製單位間的流動障礙，減少人事檔案管理中的不合理限製。”

　　其次，積極發揮政府的政策引導作用，對於去中西部地區、邊遠地區、基層就業、艱苦行業的高校畢業生增設“人力資本保值收入”。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人才和產業的聚集效應增強。受過高等教育的高素質人才聚集在一起，在交流過程中會發生知識外溢，可以實現人力資本保值和增值。而那些去中西部地區、邊遠地區、基層就業的畢業生，由於工作環境中高素質人才少，人口密度小，其人力資本很容易貶值。因此，應該給予他們“人力資本保值收入”作為一種補償。在形式上，可以采取減免學費、助學貸款、就業獎金等，由國家財政提供資助。《規劃》強調“完善財政轉移支付支持欠發達地區的機製，逐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引導人才向西部和艱苦邊遠地區流動。”

　　第三，加強生涯教育和就業指導，改善畢業生就業觀念。從自我認知來說，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化發展階段，畢業生不應再定位為“天之驕子”，而是高素質的勞動力；從就業認知來說，應改變“固定工”觀念，接受非標準就業成為大趨勢的現實；從目標認知來說，應實現效用最大化，而不是收入最大化。《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的作者認為，唯一讓人有工作滿足感的方式就是從事你認為偉大的工作，而通向偉大工作的唯一方法就是愛上所從事的工作。要積極引導和發揮就業的內在動力，包括有挑戰性的工作、責任感、成就感、學到東西的感覺、對社會有所貢獻、能夠幫助他人等。《規劃》特別強調“提高高校、職業院校畢業生勞動參與率”，說明畢業生的勞動參與率存在問題，一些畢業生的就業意願不高，懶就業、慢就業、不就業等現象凸顯。

　　第四，健全和完善就業信息平台，提供更加充分的就業信息，有利於提高供需匹配效率。《報告》建議“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係，實施提升就業服務質量工程。”《規劃》提出“健全就業需求調查和失業監測預警機製” 。

　　從就業看高等教育的改革與發展 

　　要想有效提高就業質量、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為高質量發展提供高質量的人力資源，需要不斷加強我國高等教育的改革和發展。

　　首先，數量上要繼續保持穩步增長。我國2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較低，低於世界平均水平，與主要發達國家相差甚遠。2018年，我國25歲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為7.9年，世界平均水平為8.4年，德國為14.1年，美國為13.4年，英國為13.0年，日本為12.8年。《報告》提出“十四五”的發展目標是，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11.3年，在2019年的10.7年基礎上提高0.6年。《規劃》提出2025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提高到60%。

　　其次，學曆結構應調整，在高等教育內部提高研究生占比。從中美兩國的對比看，美國有67.8%的勞動者具有高等教育學曆，我國僅為20.2%；2017年，美國高等教育中碩士生和博士生的比例分別為20.4%和4.6%，而我國分別僅為6.6%和0.7%。《規劃》提出“穩步擴大專業學位研究生規模”。

　　第三，學科結構有待調整，遏止理工科占比下降趨勢。自1999年高校擴招以來，我國普通本科中理工農醫類招生的占比呈下降趨勢，其中，理學占比由1999年的10.7%下降至2018年的7.0%；工學占比由1999年的41.3%下降至2018年的34.6%。我國研究生中理工農醫類招生的占比也呈下降趨勢，尤其表現為理工科的占比下降顯著。《規劃》提出“加快培養理工農醫類專業緊缺人才”，“建立學科專業動態調整機製和特色發展引導機製，增強高校學科設置針對性。”

　　第四，加強對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發展的扶持力度。我國各省份高質量人力資源的比例差異顯著。2018年擁有高等學曆就業人員比例最高的五個省區市均位於東部，分別是北京（58.9%）、上海（49.6%）、天津（39.2%）、浙江（28.6%）和江蘇（27.2%）。比例最低的五個省區市均位於西部，包括雲南（10.0%）、貴州（11.1%）、西藏（13.2%）、廣西（13.4%）和四川（13.7%）。在中部省份中，僅有一個省份（山西）擁有高等學曆就業人員的比例（21.7%）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20.2%）。《規劃》提出“優化區域高等教育資源布局，推進中西部地區高等教育振興。”

　　總之，2021年的我國經濟發展形勢穩中向好，就業政策更加完善齊全，高等教育質量不斷提高。在各地、各相關部門、各高校的積極努力下，隻要將各項政策落實到位，繼續鼓勵和支持企業擴大招聘規模，支持基層吸納更多畢業生就業，支持畢業生自主創業、靈活就業、市場化就業，繼續擴大升學深造規模，2021年高校畢業生的總體就業率仍會達到與上一年相似的水平。不僅如此，就業質量還有望得到顯著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