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提出，要健全有利於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的促進機製，擴大就業容量，提升就業質量，緩解結構性就業矛盾。當前，我國就業市場依然麵臨總量壓力，結構性矛盾比較突出，招工難和就業難並存。本期邀請三位專家圍繞這一主題進行討論。

　　主持人 經濟日報社經濟研究部主任、研究員 徐向梅

　　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要量質協調

　　主持人：青年就業始終是影響就業穩定的重要方麵，今年我國高校畢業生規模再創新高，如何促進這一群體更高質量就業？

　　賴德勝【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生態文明教研部副主任】：黨中央、國務院對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高度重視，將它列為就業工作的重中之重。截至目前，人社部門已接連啟動大中城市聯合招聘、民營企業招聘月、百日千萬網絡招聘專項活動，推出近4000場專場招聘、直播帶崗等，為畢業生提供崗位超500萬個。今年，我國高校畢業生規模達909萬人，再創新高，促進就業任務依然較重。

　　造成這種壓力的原因，既有數量上的，更有結構上的，表現為部分畢業生找工作難，但很多行業和企業卻招不到合適的員工，大量求職者的素質和技能滿足不了企業的需求，有些行業的求人倍率居高不下。

　　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要量質協調、長短結合，不僅“好就業”，更要“就好業”。為此，要著力把握好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增強經濟發展吸納高校畢業生就業的能力。不同的經濟發展方式會導致不同的就業結果，對不同教育程度勞動者就業的影響也不一樣。我國新增勞動者普遍有較高教育程度，要求有相應的崗位平台使其人力資本得到更好釋放。因此，要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特別是要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由投入驅動轉向創新驅動，提高產業發展的知識含量和科技含量，創造更多適合高校畢業生就業的崗位。比如，大力發展高端製造業，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創新發展，加快生活性服務業高品質和多樣化升級；推動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產業、新業態、新商業模式，培育多元化多層次就業需求等。

　　二是增強高校畢業生的就業適應力。就業的結構性矛盾凸顯，說明高校畢業生的供給與需求不匹配，要深化勞動力市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優化高校畢業生的學科專業結構。我國正處於工業化中後期，當前又疊加信息化和數字化，從製造大國邁向製造強國，需要大量的理工科專業人才，要采取措施穩定甚至擴大理工科專業的招生比例，加強新工科、新農科、新醫科和新文科建設，培養更多複合型人才，從而使供需結構更好匹配。另外，要加強高校畢業生技能培養，有條件的高校可實施“學曆+證書”培養模式，鼓勵學生掌握一些市場需要的技能，增強從學校到工作的轉換能力。高校畢業生自身也要轉變觀念，主動調整自己的工作預期。

　　三是更好發揮創業帶動就業的作用。學生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生力軍，支持大學生創新創業具有重要意義。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支持大學生創新創業的指導意見》，將推動形成新一輪的大學生創業浪潮。創業具有倍增的就業效應，同時創業對創新也有重要推動作用。但有調查表明，我國高校畢業生自主創業的比例並不高，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我國經濟體量大，有很強的成長性，“三新”經濟蓬勃發展，營商環境不斷完善，是創業的沃土。因此，大學生創業還有很大提升空間，進一步推動大學生創新創業實踐，將有效促進高校畢業生高質量就業。

　　四是圍繞國家戰略形成更多人才高地和人才平台。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處於核心地位，要通過人才強國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因此，應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層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著力建設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加快形成戰略支點和雁陣格局。人才強國、鄉村振興、新型城鎮化等國家戰略，將會創造更多適合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崗位，高校畢業生在服務國家戰略中更好實現就業，更好實現人生價值。為此，要進一步深化體製機製改革，發揮市場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完善評價機製，暢通流動渠道，使人人有機會成才。

　　確保零工市場“靈活而不零亂”

　　主持人：目前，“零工經濟”異軍突起，有效提高了人力資源市場的靈活性。但一些新情況新問題隨之而來，如何確保零工市場“靈活而不零亂”？

　　田永坡（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人力資源市場與流動管理研究室主任）：“零工經濟”是指勞動者以彈性、靈活的方式提供勞動、獲取經濟收入的活動。按照目前2億靈活就業人員的規模估算，這個群體大約能占到勞動力的四分之一左右。“零工經濟”已不僅僅是就業的一個補充，而成為勞動者參與經濟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毋庸置疑，“零工經濟”有效地提高了人力資源市場的靈活性，為雇主應對市場衝擊、及時調整雇用策略提供了支持，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用工成本。對勞動者來說，增加了就業和獲取經濟收入的機會，並擁有一定的自由選擇。但也應注意到，隨之而來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已影響到零工市場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比如，一些企業為了降低雇用成本，把長期使用或合作的勞動者劃為非正式工，損害了勞動者帶薪休假、社保、工作保障等權益。而由於現有的製度不健全，使得這種做法處於灰色地帶，難以有效監管。一些從事“零工經濟”的勞動者，特別是低技能勞動力，其就業穩定性不高，為了保證獲得一定收入，他們不得不遵照企業或者零工平台的規則，勞動關係、員工權益等得不到切實保障。

　　要確保零工市場“靈活而不零亂”，還需從以下幾個方麵加強和完善。

　　第一，補齊“零工經濟”運行的製度短板。對於零工市場出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國務院已做出重要部署，比如今年5月出台的對靈活就業人員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的兜底措施、平台靈活就業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等。下一步，還有兩類製度需要加快出台：一是勞動者與相關利益者關係界定和權利義務劃分的製度，這是規範其他權利義務的起點；二是探索建立和完善從業勞動者積極、便利參加社會保險的管理製度。針對零工參保的痛點，依托自貿區、綜合實驗區等加快試點和經驗推廣。適應靈活就業人員就業穩定性低的特點，在現行參照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的基礎上，適當降低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加養老和醫療保險的基數。鼓勵商業保險公司、人力資源服務機構和用工平台聯合開發適合“零工經濟”從業人員的商業保險產品。

　　第二，統籌零工市場和其他人力資源市場建設。由於經濟發展階段、參與主體、管理體製等原因，我國的人力資源市場由人才市場、勞動力市場、零工市場等多個市場組成，這些市場之間不是完全獨立而是相互關聯的，特別是隨著勞動者素質的提升以及勞動力流動性增強，這些市場之間的邊界日趨模糊。因此，零工市場在統籌建設上要注意兩點：一是要從頂層設計的角度出發，統籌考慮勞動者在不同市場之間流動的現實需要、切身利益和不同市場獨有的特點，構建一套基本製度體係，以保障勞動力可以順暢流動。當前勞動者在不同市場的流動越來越頻繁，這就需要相關的社保、人才評價等製度在不同市場之間銜接得當。在製度設計上，要根據不同市場的就業形態，體現不同市場之間的差異。二是要立足人力資源市場中求職招聘日益線上化的特點，因時因地建設零工市場。與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建設人才市場、勞動力市場不同的是，現階段零工市場建設的重點在於規範網絡招聘、平台用工等行為，而對於線下實體場所，則應根據不同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和需要，因地製宜進行建設。

　　第三，加強對零工市場的引導、監管和服務。積極引導“零工經濟”參與主體建立可持續共享共贏機製，以國內外一些平台公司對從事零工的勞動者實施的職業發展計劃為樣本，積極在社會進行宣傳。鼓勵雇用方、發包方、平台方在利用零工市場靈活優勢的同時，采取適當向勞動者傾斜的人力資本投資、利益分配等策略。利用市場監管、稅務、人社、公安等部門的數據交換機製，對以純粹降低成本的“化整為零”行為進行監管、糾正和打擊。充分發揮工會、婦聯等組織作用，為零工從業者職業發展、權益維護等提供有力合理的服務。

　　給予女性更多政策激勵和就業選擇

　　主持人：我國的出生率已連續三年下降，同時老齡化壓力不斷加大。如何從個體層麵給予女性更多激勵、減少生育成本，為女性提供更多就業選擇？

　　張丹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近年來，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為女性就業帶來了更多機會，提升了職場女性麵臨家庭和事業兩難選擇的靈活性。特別是隨著信息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工作形態發生了明顯改變，遠程工作逐漸成為一種重要的工作形式。基於2020年從業人員追蹤調查數據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我國城鎮勞動力市場上，相比男性從業者，女性的工作遠程可能性明顯占優，女性中有一半從事的工作具有更高的遠程可能性，而男性的這一比重隻有28%。這說明，女性從業者就業的靈活性更大，在新經濟業態中顯現出主導地位。

　　但也應看到，在疫情防控常態化時期，由於職場女性承擔了更多家庭撫養負擔，相對男性，她們受到了更大的就業衝擊。同時，心理健康水平測評也顯示，女性從業者心理健康水平持續低於男性。

　　當前三孩生育政策放開，女性擁有了更多生育自由，同時也意味著女性的家庭養育負擔進一步加重，可能會對女性的就業機會、收入和職業發展前景產生影響。相比其他國家，我國女性的就業意願更強，對女性勞動力的保護更好，特別是目前各類生育保護和就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女性生育後在勞動力市場的福利水平。

　　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我國的出生率已連續三年下降，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最低點，同時老齡化壓力不斷加大。在這一背景下，如何從個體層麵給予女性更多激勵、減少生育成本、保護其在勞動力市場的基本權益，是亟需解決的問題。建議從以下幾個方麵積極推進女性高質量就業：

　　其一，積極發展靈活就業、推進遠程就業和居家辦公等新型就業模式，為女性提供更多的就業選擇。同時，傳統就業模式中也應大力發展彈性工作製。目前我國女性勞動力從事彈性工作的比例遠低於其他國家，勞動力市場尚存較大的調整空間。

　　其二，生育政策的調整應考慮女性承擔的職場風險，為女性提供經濟補貼和心理疏導。建議為女性提供生育期勞動補貼或提升其養老金的國家補貼比例，減少孕期女性的後顧之憂。

　　其三，促進育兒成本社會化，大力發展和健全育兒機構，降低育兒成本，並適當提供育兒補貼，使女性在生產後能盡早自主地進行就業選擇。建議通過專項補貼或減稅等，適當減少或補貼用人單位在女性產假期間需要支付的額外勞動成本，以此改善生育女性就業條件。

　　其四，積極為產後重返職場的女性提供技能培訓和就業指導，促使其盡快提升技能，適應職場需要，高質量實現再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