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學曆”偏好的根本錯誤在於以“高考”結果判斷能力的高低。“第一學曆”偏好違背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的基本要求，無視終身學習的時代精神，更否定了個人在第一學曆之後的努力與奮鬥價值。為消解第一學曆歧視問題，早在2013年，教育部、人社部就明確表示：反對用人單位“非‘985’‘211’高校不招”的學曆歧視問題。但政令並未迅速轉化為現實，“第一學曆”偏好依然客觀存在甚而更為隱蔽。消除“第一學曆歧視”，還有方可解嗎？

　　強化正麵引導，扭轉社會偏見

　　“第一學曆”偏好本質上是“唯出身決定論”，其根本錯誤在於社會上流行的一種偏見：第一學曆比最高學曆擁有更高的含金量，更能反映人的能力和素養。這種偏見沒有正確把握人的本質屬性，任何“身份”，包括“第一學曆”隻是標識個體某一成長階段的特征，並不能代表他在其他階段甚至一生的狀態。“唯第一學曆論”是建立在“可能性”基礎之上的“想象型判斷”，違背客觀事實。

　　堅持正麵引導，強化“反第一學曆偏好”宣傳，是打破社會偏見，轉變人們觀念的重要方式。一方麵，要完善各類輿情管理機製，引導民眾科學而正確地看待第一學曆，樹立“能力導向”的選人用人觀；另一方麵，講好學生的“逆襲”故事，擴大正麵宣傳效應。

　　同時，法律是守護個人權利與尊嚴的重要保障，它具有國家強製性。縱觀國內外，消除歧視最重要的舉措就是製定和完善相關法律。比如二戰之後，德國為了清除種族歧視和文化歧視，製定了《民法典》《母親保護法》《解雇保護法》等包含反歧視的法律體係；21世紀，為了適應新的時代要求，製定了以反就業歧視為核心的《一般平等待遇法》。它山之石，可以攻玉。長遠來計，我國可借鑒並製定反學曆歧視法，明確“學曆歧視”的概念、範圍和法律責任。當下而言，可將反第一學曆偏好的精神滲透到相關學曆的法律法規中，如修訂《就業促進法》，讓“第一學曆”偏好成為違法行為。

　　凸顯政府責任，強化示範效應

　　消除歧視，政府率先示範，能形成良好的示範效應。此前，政府率先在公務員錄用中刪除乙肝歧視條款，在社會上形成了良好的示範效應。消除第一學曆偏好，政府如果能帶頭矯正，將發揮引領示範作用。

　　2020年，教育部在《關於做好2021屆全國普通高校畢業生創業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指出，“各省級教育部門要協調和配合有關部門，推動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帶頭扭轉‘唯名校’‘唯學曆’的用人導向，在招聘公告和實際操作中不得將畢業院校、國（境）外學習經曆、學習方式（全日製和非全日製）作為限製性條件”。近日，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編辦、自治區人力資源社會保障廳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完善事業單位公開招聘工作的通知》亦明確要求：廣西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不得將畢業院校、學習經曆、學習方式等作為限製性條件。這為消除學曆歧視，特別是第一學曆偏好起到了重要的導向作用。下一步，各級政府須細化用人標準與方法，明晰崗位職責要求，淡化文憑學曆，強化德行能力匹配，真正把想幹事、能幹事、幹成事的人選拔出來。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宣傳，提高和營造“反第一學曆偏好”的意識和良好氛圍；通過提供谘詢、調節和援助服務，為“反第一學曆偏好”提供具體而有效的幫助。

　　摒棄自我矮化，涵育核心競爭力

　　事實上，個人優秀與否的關鍵不在於“學曆上的出身”，而是理性自信和持續一生的努力。如要做到自信和努力，個人首先要摒棄自我矮化。在“第一學曆”偏好裏，最可怕的是自我矮化。自我矮化者認同並內化社會偏見，不僅歧視第一學曆並不光鮮的其他人，也歧視自己，不敢和第一學曆優勢群體同台競爭，不敢挑戰有難度的工作。隻有摒棄自我矮化，擁有自信，才能不斷實現超越，超越第一學曆限製。除此之外，個人要致力鍛造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形成自己的優勢，脫穎而出。隻有如此才能讓他人和用人單位充分意識第一學曆不能代表一切，破解他們對第一學曆的盲信。另外，個人還要有抗爭的勇氣，合法合規地反對“第一學曆”偏好對自己權益的損害，在維護個人權益中推動公共權益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