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清華大學在修訂《攻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培養工作規定》時不再將“發表學術論文”作為博士生畢業的唯一依據，引發學術圈熱議。隨後，清華大學有關部門解釋稱，這隻是“文字表述發生少許變化”，絲毫沒有降低或提高博士研究生的畢業條件。

　　我國的研究生學位教育有四十多年，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和兩種模式。第一個階段屬於早期培養研究生時期，例如，我國首批博士畢業生的學位發布儀式於1982年在人民大會堂舉行，足以說明其莊嚴和隆重。那個時期的大學有一批高水平的老一輩科學家，他們有的接受過歐美國家著名大學研究生教育。

　　第二個階段屬於“摸著石頭過河”。因為這個階段的研究生導師以我國自己培養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師資為主。這些師資中多數沒有出國經曆，即使有的人在改革開放後利用國家留學政策出國交流，由於語言及生活習慣差異，也並沒有學到太多歐美大學先進的研究生培養“真金”。有的研究生導師常糾結於歐美研究生培養評價模式與中國特色研究生教育模式之間的差異。所以，這個階段培養的研究生質量參差不齊。

　　第三階段為近些年大量“海歸”學者回國服務。他們將海外知名大學研究生培養機製和理念帶回國，並試圖在自己學校或部門實踐。然而，由於我國高校的體製特色，研究生錄取和培養過程不完全由導師說了算，也存在諸多問題。

　　筆者揣測，清華大學發布的博士研究生畢業條件中的文字少許變化，屬於第三階段，用以前時髦話講就是“與國際接軌”。例如清華大學坦言，他們當下實行的“長聘教授和講座教授”做法就是效仿歐美大學的職稱聘任做法。當下大量海歸學者和國家每年派出的大量高校教師出國交流訪問，使得這種實質性的“與國際接軌”逐漸成為可能。然而，我國傳統曆史文化特色與管理體製使得這種接軌的過程異常艱難，需要一個長期“磨合過程”。

　　那麼，我們究竟應該采用什麼標準培養博士研究生呢？這個答案似乎有點“見仁見智”。

　　在一些世界知名大學，教授們無論做科學研究還是培養研究生，其實都是自己說了算。一位海歸教授談到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科學精神和培養研究生的理念時表示，MIT教授們具有高度自律、高度鑽研精神，“科學研究隻有最好，沒有更好”的價值觀。這些先進理念造就了MIT世界範圍內諸多科技領先的品牌效應。

　　MIT幾乎對教授和研究生並沒有要求在多長時間內發表多少論文，更不在意發表論文刊物的“級別”和“點數”，隻要領域內影響大（同行說了算）就可以。由於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的工作量通常比較大，所以一些博士生在讀期間沒有發表過論文。但是，他們中的一些人屬於“厚積薄發”，經曆過如此嚴苛與高水平的科學研究訓練，還會擔心出不了高質量成果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