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肩負著培養人才、創造知識、服務社會、傳承文化的神聖使命。同時，大學生群體承擔了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責任，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為了我國高校教育體製中的關鍵組成部分。2016年12月，全國高校思政工作會議於北京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關係高校培養什麼樣的人、如何培養人以及為誰培養人這個根本問題，要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中心環節，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因此，價值觀教育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占據了核心和基礎地位。

　　如今，“90後”“00後”已成為了大學校園學生的主要群體。這一代人思想更加開放自由，價值觀特質鮮明，自我意識與自身理論、經驗局限之間可塑性非常大，個人本位和社會本位價值矛盾也日益突出，如何使學校核心價值觀教育富有更好的時代性、更強的現實性與更大的時效性，是高校教育當下的迫切任務與重要課題。

　　與此同時，各國具有的不同的傳統文化背景和價值體係，這也使得其高校價值觀教育存在差異且各具特點。目前，中西方等關於高校學生價值觀教育的比較研究已經有很多，但該領域中日對比還比較少。中日兩國地緣相近，傳統思想、文化積澱存在相似之處，對中日兩國高校的核心價值觀教育進行比較研究與探討，對於優化我國高校核心價值觀教育建設無疑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中日高校學生核心價值觀教育比較

1.價值觀教育目標方麵

　　20世紀90年代後，日本確定了21世紀的學校核心價值觀教育目標：“寬廣的胸懷、健壯的體魄、豐富的創造力;自由、自律和公共精神;麵向世界的日本人”。其核心要義就是要培養一種堅韌、勤奮、勇敢、守紀律，忠於國家、人民和集體，重視發展個性化、創造性和多樣性，培養具有一定的創造力與想象力，寬廣的胸懷與健康的體魄，麵向世界的“忠臣良民”[1]。

　　中國高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培育和踐行的目標概括起來就是，將高校作為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陣地，團結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進一步堅定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勝信念，共同致力於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2]。

　2.價值觀教育內容方麵

　　日本價值觀教育內容主要體現於“虔敬天皇教育”“忠的教育”“本土教育”“憂患意識”“忘我的匠人精神”“團體認可”等方麵。其中，以“虔敬天皇教育”來鼓舞國民愛國主義教育、凝聚國民民心;“忠的教育”，即要求團體成員同呼吸、共命運;“本土教育”，即以本地區的曆史、地理、經濟、文化為主要內容，利用各種機會培養青年學生熱愛祖國的真摯感情;“憂患意識”，即日本自然資源貧乏，舉國居安思危;“忘我的匠人精神”，即為整體獻身的敬業精神，是日本社會經濟發展的強大助推力量;“團體認可”，即個人價值必須受到社會團體認可，重視團體對個人的評價，普遍具有“不給他人添麻煩”的行為習慣[3]。大阪大學在此基礎上，製定了《大阪大學憲章》[4]，以“在當地生活，在全球範圍內成長”為目標，提出十一項要求，包括開展世界前沿學術研究，促進高等教育，為社會作貢獻，促進學術獨立性和平民化，尊重基礎研究，重視實踐，強化綜合性及統籌協調，繼承傳統並開拓創新，擁護人權，促進對話，堅持自律。

　　中國的價值觀教育內容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北京大學在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同時，秉承“愛國、進步、民主、科學”的傳統精神和“勤奮、嚴謹、求實、創新”的學風，堅持北京大學原校長、著名教育學家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北大精神—“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

3.價值觀教育培養路徑方麵

　　第一，中日兩國高校均將價值觀教育與民族性和時代性相結合。日本於2007年6月修改了《學校教育法》，確立了日本學校教育的具體目標，以培養有社會責任感的日本人。在大阪大學的網站首頁，羅列並統計了所有獲得國際獎項及國內獎項的校友及學生[5]，激勵全體師生。在中國，將學生的價值觀教育與“中國夢”相結合在北京大學的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體現尤為明顯。北京大學以“守正創新、引領未來”為指導思想，以培養行業領軍人物為目標，肩負時代責任和使命，助力民族國家複興。

　　第二，中日兩國高校的價值觀教育都具有很強的實效性，日本側重隱性的價值觀教育，而中國的價值觀教育相對顯性。日本一般通過行為規範滲透價值觀教育，這對日本大學生價值觀的培養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大阪大學的學生價值觀教育就是通過“大阪大學行動規範”來實現的，而這個規範不同於北京大學目前的相關細節性的管理規定，它是簡明扼要地總結了學校培養人才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品質。包括兩方麵：基本業務方麵，推進高等教育，推進世界頂尖水平科研成果，推進對社會貢獻;基本人格方麵，尊重人權，推進公平學術研究，推進恰當的資產管理及財務使用，保護個人隱私及信息，保證安全衛生及保護環境等。中國的價值觀教育培養路徑主要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團班主題活動，文娛類、實踐類、誌願公益類主題活動及樹立優秀學生典型等形式，顯性特點明顯。

　　第三，中日兩國高校的價值觀教育都重視在學科教育中完善人格培養。日本沒有設置明確的思政學科，但將價值觀教育滲透於政治學、社會學、倫理學、教育學、人文地理等學科之中。基本上是以“道德教育”為主輔助以其他學科滲透的“科學精神”;同時，以娛樂的方式輔助價值觀培育。例如：大阪大學則通過放日本動畫片，闡述民俗文化、各種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以及對道德倫理的判斷等。相比之下，中國則在各大高校中單獨設置馬克思主義學院或專門的思政課程，配備專業的思政教師進行價值觀教育及實踐指導。中國價值觀教育偏重於在偏文的學科中開展，並理論聯係實際通過第二課堂社會實踐的方式結合補充。

　　第四，中日高校價值觀教育逐步將大學生心理健康納入體係之中。長久以來，日本學校核心價值觀教育偏重智育，忽視學生身心健康發展，學生因心理問題產生過“消沉的一代”[6]，這激發了日本高校將大學生心理健康很早就納入高校價值觀教育的範圍內。目前，中國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也與日俱增，高校學生工作相關部門及高校的心理谘詢中心麵臨嚴峻的挑戰。現階段，雖然我國高校已將價值觀教育與心理健康培育相結合，但由於學生基數大、心理谘詢輔導任務重壓力大，價值觀的引導和培育工作尚待完善，主要還是以實務心理輔導為主。

4.價值觀教育從業人員方麵

　　日本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從業人員構成與我國有很大的區別。首先，日本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在各個學科之中，每一個專業的任課教師都屬於從業人員。其次，是學校從事事務管理的工作人員、就業與心理谘詢相關的人員等。最後，日本高校兼職人員也屬於這個範疇。日本高校教職員工共同分擔價值觀教育的責任，教育效果的評價由教師、管理人員以及學生共同做出。

　　我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從業人員首先是專職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師，他們以直接授課的方式，強化學生對中國價值理念內容的理解。其次，是以黨委副書記、團委書記、輔導員為主的學工隊伍。高校的輔導員是中國高校最貼近學生的一批人。最後，近年來各大高校中逐漸啟用高年級學生擔任兼職輔導員，進行朋輩輔導及談心談話。學工隊伍同時兼顧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可以說，中國高校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由學生工作隊伍承擔。

　5.價值觀教育對象的層次性方麵

　　日本高校在開展價值觀教育時，根據不同年級學生關注點的不同對學生進行分層次、有梯度的指導。例如：大阪大學主頁上會按照不同層次的對象設置主頁內容，根據學生的思想發展水平選擇教育內容，使學生容易接受並內化於心。包括考生(未入學)、本科生、研究生、畢業生、留學生、教員等，對不同對象進行有針對性的價值觀教育。中國高校的價值觀教育在實際教育過程中很多都是按照主題係列活動開展。往往對所有的年級統一要求或是在某一個年級特別是新生當中開展，並沒有實現按照年級由低到高而逐漸提高標準。這就導致在新生剛入學時抓得比較緊、活動比較多。隨著學生年級提升，課業科研壓力增大、就業形勢嚴峻、升學及畢業等實際問題逐漸凸顯，前期的價值觀教育效果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弱化。

　　對推進我國高校核心價值觀教育的啟示

　　第一，應對我國高校價值觀教育堅定“四個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文化自信。一方麵，我們應看到中華五千多年的文化亙古恒遠，輻射全球;同時中國取得的巨大經濟成就，也令世界矚目。這直接彰顯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科學性和先進性。另一方麵，輔導員製度作為我國高校價值觀教育工作的一項重要製度，其形成和發展體現出了我國高校堅持不斷加強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動性和創造性。輔導員隊伍是一支麵對一線學生的專業化、職業化的“戰鬥隊伍”，是我國價值觀教育的優勢力量。

　　第二，加強高校各類人員通力合作，注重價值觀教育的層次與梯度，多維度開展工作。價值觀教育不僅僅是愛國主義、民族精神、文化曆史、倫理道德的教育，也是科學精神的傳承、實踐認知的感悟、環境社會的體驗。大學生價值觀教育需要各類教職人員、管理人員及學生凝神聚力，共同合作;以學生為本，勇於擔當、創新工作，全方麵、多維度開展教育，潛移默化地增強效果;針對不同年級學生的關注點和思想發展水平的不同，多層次、多角度開展價值觀教育。

　　第三，明確高校人才培養目標和方向，鼓勵大學生樹立遠大理想，將自身價值實現與服務祖國人民相統一，培養德才兼備、全麵發展的一流國際型人才。在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態勢下，迫切需要德才兼備、全麵發展的人才。再看日本，他們培養的也是“忠於國家、人民和集體”的優秀人才。如何培養肩負國家和民族複興，將自身價值實現與服務祖國人民相統一，德才兼備、全麵發展的一流的國際型人才，是21世紀中國高校建成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承擔的曆史使命和責任。(作者：蔡旻恩，單位：北京大學前沿交叉學科研究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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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雯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大學文化建設的若幹問題研究[J].教育探究,2017,12(1):74-77.

　　[3][6]賈仕林.美、日、韓三國學校的核心價值觀教育比較研究及其啟示[J].教學與管理,2014(30):153-156.

　　[4][5]大阪大學.大阪大學行憲章[EB/OL].(2019-10-01)[2019-11-28].https://www.osaka-u.ac.jp/en/guide/about/kenshou.html.

　　[7]王漢林,劉誠,戴玉琴,等.國外高校價值觀教育狀況及啟示—對國外及來華人士的調查報告[J].揚州大學學報(高教研究版),2013,17(5):7-10.

　　[8]蘇予燕.國際化教育背景下高校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思考與對策[J].才智,2015(5):190,192.

　　[9]趙江濤.中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比較[J].佳木斯教育學院學報,2010(2):130,142.

　　[10]牛海,李江,夏小華.日本價值觀教育服務於本國發展的方式探究[J].上海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37(1):8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