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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全球化的思維模式，首先我們需要能夠進行更好的定位，尤其是在學生方麵，我們認為是學生在塑造著二十一世紀，對於這種嵌入式的，主要指的是兩點，包括在區域上的大的研究活動，我們需要研究金融機構是如何在中國演進的，如何在印度演進的，如何在俄羅斯和拉美演進的，我們還要很好的了解我們所處的國家現場的情況和當地的環境，因為是由他們決定相關問題的。同時我們對於政府和企業要進行非學會的教育，因為如今其實在進行教學，包括在采取決策的時候要很好的了解政府和企業界非學位的教育。另外我們還有標簽性的本地學位教育，從而符合本地的市場需求，而不僅僅是把我們的模式直接導入他們的國家，如果我們做的僅僅是把MBA的模式移植到中國，我們在這個過程中無法汲取經驗，你們要問這樣的問題，像杜克這樣的大學是如何給中國帶來價值，我們如何給中國的市民和公民帶來價值，我們能夠說在中國的本地的學位和我們這裏有獨特的優勢和不同點。

　　同時，我們作為一個公民來到這裏，你對於我們有什麼要求，我們要很好的了解一下。另外我們的師資要在本地進行發展和成長，我們還要在本地有一個合作夥伴，我們也需要這個合作夥伴的幫助，對於在中國進行商學院的運作，我們必須要可以和中國本地的商學院展開合作。你如果把所有這些事情都做對的話，有可能創造很好的條件，我們要看到右邊的部分，除了要創造這種很好的融入性，還要將世界各地不同的融入和內嵌性連接起來，首先你需要全球化的課程，你需要兩個校區的學生和師資進行互動，通過課程把不同的區域連接起來，其次你需要進行跨區域的比較性的研究，如果研究中國的企業家精神的話，你需要研究印度、中東和俄羅斯的企業家活動，需要以比較的視角去比較全球區域內不同企業家的活動，同時對於一些關鍵的問題要進行跨區域對比的研究，其實我們現在並沒有一個非常開誠布公的語境，如果你可以創造一個開放的平台，邀請來自中國的監管者、商人和學者與同行進行溝通，包括和來自巴西的同行進行溝通，就可以創造一個很好的、開放式的溝通語域，如果創造了這樣的語域就會處於競爭的前沿，但是目前並沒有這樣開放的語域。其次，你需要師資和學生在全球持續進行互動。第五點是你必須創造一個很好的技術平台，使以上這些因素都可以應運而生，我們的觀點就是必須要謙遜的融入進去，必須把我們這種謙遜的融入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互聯，但是目前沒有足夠的時間。同時，對於我們富卡院長最多有兩個任期，我自己在第二個任期僅僅有七年，希望在我退休的時候能夠實現以上的願景。

　　另一個挑戰就是我們和其他的這些學校共同進行聯絡以及我們在全球範圍內如何與其他的學校開展聯絡。說到我們和其他結構的聯絡，其實主要是六個方麵，首先是雙學位，我們和相關的法學院、醫學院、環境學院、工程學院都會開展這樣的雙學位，我們會延長我們的學期，同時還有越來越多的學生參加到雙學位的課程，包括他們在國外也在開展學習。比如說UIE學校，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商學院，可能還會提供一些公共政策方麵的學位。另外，我們對於一些重要的課題也應該有全球的融入，比如說亞馬遜，其實是關於公共政策的，其實也是一個科學的問題，同時應該說也是生物方麵的問題，所以很多公司的研究課題都是多學科的，同時我們在開展項目的同時也有其他學院的參加。還有就是對於我們的商學院，比如說我們要到昆山開展研究的話，我們其他的學院也要來昆山，如果我們要到阿富達比開展研究，其他的學院也會攜手一起去昆山共同研究。

　　我們也需要在整個地區開展實驗性的項目，比如說我們的外交方麵的學院也會參加我們，比如我們和英國的德漢姆大學也有這樣的合作，比如說德漢姆的學校和師資也會和我們進行交流。其實每個學院都是有自己重點的課程，我們的重點課程也可以進行相互交流。

　　那麼對於學院來說，我覺得我們在發展的過程當中，我們在和全球的聯絡過程當中需要關注五個事項，首先就是可持續的能源模式，第二就是持續的公共健康，第三我們要考慮如何能夠更好的開展教育流程，第四個方麵希望我們的學院能夠更多的具備自己的軟實力，隻有通過軟實力，我們才能真正進行可持續的發展。第五點我們希望培養這些學生的企業家精神，培養他們的社會職責，與此同時一些經典的課程也希望他們可以了解。所以在全球任何一個國家都會考慮這5個不同的重點問題，當然，考慮的方式可能會有所不同。

　　其實對於杜克大學，我們非常關注這種方法，除了方法之外更重要的是貫徹落實，對於我們多數的師資來說，可能會覺得我們的原則離我們十萬八千裏，可能特別難以實現，因為對於我來說，可能在中國需要經過三個月的時間還要到阿部達比去，還要到葡萄牙去，還要學習葡萄牙語，這樣對於我來說太累了，沒有興趣了，目標看起來也比較抽象，另外對於我們的金融教授來說，可能隻想教金融課程，不想跨學科。這樣對於學生來說可能就希望能夠有更多的課程，更多的跨學科，對於我們的師資提出了挑戰，就像我剛剛所說的，其實對於我們的員工，對於我們的師資來說，他們在曆史的發展過程當中會變得越來越不合格，很多情況下美國的教授可能在其他的國家，包括可能到中國來教授，可能就是資質不夠了，因為我們的教授可能對於文化、語言、整個結構的了解都不夠，而且也不了解合作夥伴的情況，所以對於很多師資來說，如果自己不進行不斷的調整，他們可能對於很多事情就一無所知了，他們自以為自己都知道，但是實際上他們的資質已經越來越落後了。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有些商學院成功了，有些商學院失敗了，其實很多原因都是非常微妙的。另外再舉一個例子，對於我們來說，在向我們的政府提交規劃的時候，在當時的三十年代白皮書當中講到，必須要讓我們的學生具備基督教的理念，你可以看到，我們三十年代時有關基督教的使命，如果我們到阿布達比，如果到阿拉伯，我們無法實現這樣的宗旨，在這種情況下，是不是需要在不同的地區、對不同宗教的學生教授不同的課程?所以當時也是給我寫了信，當時可能覺得如果我們向不同的宗教來教授基督教的話可能是非常“邪惡”的，所以我們現在也進行了調整。毫無疑問，很多人其實應該知道有這樣的問題，還有無論是對於商學院還是對於我們的理工學院其實都認識到了這樣的問題，法學院現在還沒有完全認識到，如果我們到印度教課的話我們必須知曉這些差異，我也希望在未來的五到十年，對於文化差異可以有更多的交流，當然這也是非常困難的。

　　那麼關於這些問題我們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很多目標看起來非常抽象，在這種情況下要更多的給他們看一些實實在在的成果，比如我們具體應該怎麼做，給他們看更多具體的東西，讓他們了解通過哪些具體的方式才能獲得雙贏。另外我們必須為我們的員工和師資提供非常有意思的工作，你可能需要放棄自己的專業，但是我會給你做更有意思的工作，這樣就會讓他們感覺並不是負擔了。還有一些師資相關的資曆和資質不夠，但這沒有關係，很多細節每個人都沒有做過，有可能你不稱職，但是其他的人也不一定做好，所以這也是你學習的機會，我們大家都非常聰明的，雖然我們麵臨很多挑戰，但我們需要經常挑戰我們固有的思維方式，我們都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與此同時，我們很多想法其實還是不夠全球化的，其實我們認為某一件事情是正確的，但其實隻是在某個地方，某個時間，某個曆史範疇內才是正確的，但是在其他的地方就不一定，所以我們的固定思維方式在其他的地方不一定是正確的，我們還是需要繼續學習。

　　最後，對於學院來說，必須要不斷的推進，不能放棄，因為我們要承擔責任加快我們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