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際人才流動促更高質量自主開放
[摘要]人才是重要的戰略資源,黨和國家曆來高度重視人才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人才工作被提到了新的高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們更要以高度的使命感積極有為、開拓進取,建設人才強國,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奠定更堅實的人才基礎。長期以來,世界各國的曆史發展經驗證明,人才的流動意味著科技中心的轉移,直接關乎國家的興衰。我們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關鍵時期,完全可以抓住新的契機,延攬各國優秀人才,使中國成為新的人才中心和科技文化中心。
[關鍵詞]國際人才流動;人才強國;自主開放;體製機製創新
眾所周知,人才是第一資源,事業的成敗得失取決於人才,國家的治亂興衰也取決於人才。古今中外,莫不如此。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對人才工作有一係列創造性的論述和新探索。多年來,習近平總書記始終高度重視人才工作,積極謀劃和推動人才工作,並將其作為治國理政的抓手之一。始終強調要重視培養人才、引進人才和用好人才,要不拘一格降人才,通過人才來推動中國科技的自主創新,實現國家自立自強,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應有的貢獻。
這一係列論述和探索,不僅充分彰顯時代高度和世界胸懷,更蘊含曆史的智慧。千百年來的曆史一再表明,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才的流動絕不是一個孤立的問題,其所牽涉的是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的走勢。值此全球秩序深度調整之際,我們不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利用人才中心的調整,促成科技文化中心的轉移,為塑造更好的世界新秩序作出貢獻。當然,理念和構想的實現固然需要曆史想象力和政治決斷力,同樣也需要各行各業、各有關部門長期的、創造性的艱苦努力,而這又往往需要落實到一係列深入細致的工作中。我們應在頂層設計、製度體係、體製機製、資源保障等各方麵統籌推進,穩紮穩打,開創中國人才工作的新局麵,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作出實質性貢獻。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高度重視人才工作,並在不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過程中持續壯大人才隊伍,更好地推動事業發展,建設人才強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明確表示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推動外貿外資平穩發展。這可以理解為黨和國家對改革開放事業的未來部署。當然,在人才方麵,同樣存在對外開放和國際交流的問題。事實上,黨和國家始終站在戰略高度看待人才工作,強調國家的競爭關鍵是人才的競爭,始終提倡“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021年9月,中央人才工作會議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多位中央領導同誌出席會議。會議規格之高,並不多見。
習近平強調,在百年奮鬥曆程中,我們黨始終重視培養人才、團結人才、引領人才、成就人才,團結和支持各方麵人才為黨和人民事業建功立業。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也是人才的競爭。人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興靠人才。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更加重視人才自主培養,加快建立人才資源競爭優勢。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發揮用人主體在人才培養、引進、使用中的積極作用。
當前,科技創新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戰場,科技立則民族立,科技強則國家強。2021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二十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會和中國科協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明確要求加快建設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在我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並把“科技自立自強”提升到“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的高度。這無疑需要我國人才隊伍的支撐。
顯然,這一係列論述是從全球大勢來謀劃人才工作。應該說,這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一貫的思路和風格。
千秋基業,人才為本。在新時代,人才的關鍵作用更加突出。2013年6月,習近平出席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樹立強烈的人才意識,尋覓人才求賢若渴,發現人才如獲至寶,舉薦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各盡其能。2013年9月,習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著力完善人才發展機製。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為靈活的人才管理機製,打通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中的體製機製障礙,最大限度支持和幫助科技人員創新創業。2014年5月,習近平在上海召開外國專家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實行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不唯地域引進人才,不求所有開發人才,不拘一格用好人才,在大力培養國內創新人才的同時,更加積極主動地引進國外人才特別是高層次人才,熱忱歡迎外國專家和優秀人才以各種方式參與中國現代化建設。要積極營造尊重、關心、支持外國人才創新創業的良好氛圍,對他們充分信任、放手使用,讓各類人才各得其所,讓各路高賢大展其長。2014年8月,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學會招商引資、招人聚才並舉,擇天下英才而用之,廣泛吸引各類創新人才特別是最缺的人才。2016年5月,習近平就深化人才發展體製機製改革作出重要指示,要加大改革落實工作力度,把《關於深化人才發展體製機製改革的意見》落到實處,加快構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人才製度體係,聚天下英才而用之。2018年7月,習近平出席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深化人才發展體製機製改革,最大限度把廣大人才的報國情懷、奮鬥精神、創造活力激發出來。要完善人才培養機製,改進人才評價機製,創新人才流動機製,健全人才激勵機製。
這一係列重要論述,無疑鮮明地彰顯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國際視野和天下情懷,彰顯了新時代中國的開放和自信,彰顯了大國的雍容和遠見。為政之要,貴在得人;事業之興,重在人才。人才工作關乎事業成敗和國家興衰,無論怎麼重視都不為過。在新的曆史節點上,我們需要在更高的站位上去理解這些問題。
曆史觀照:人才流動與科學中心轉移
對此,我們不妨回顧一下曆史。可以說,近代以來,所有國家的崛起都與人才的興盛密不可分。人才中心與科技中心高度吻合。學術中心的轉移與人才的流向高度一致,人才的流動往往是學術中心轉移的前奏或表征,人才的彙聚也預示著國家的崛起。不同時期的許多新興國家都是如此,長期以來的曆史已反複證明這一點,“人才是第一資源”絕不隻是一種理論申說,更是曆史的真實寫照。
早在中世紀的歐洲,博洛尼亞大學和巴黎大學曾是大學的主要原型,吸引了各國學者前往留學交流,兩校亦因之成為歐洲乃至中東的人才中心。巴黎在數百年內都是各國學者向往的學術之都。普法戰爭後,在學習巴黎大學的基礎上,以洪堡大學為代表的德國大學開始崛起,到19世紀中葉開始成為世界學術中心,並維持近百年。直到二戰前夕,國際學術的核心仍在西歐,德、英、法三國成為當時的現代學術核心國,雲集了幾乎所有的世界級頂尖大學。“世界學術德最尊”,德國學術的徹底性令各國學者眩目。柏林被世界各國視為學術天城,而柏林大學則被普遍尊為全球終點型大學,該校學者享受著全球學者“八方來朝”的尊崇。哥廷根大學亦享有盛譽,到上世紀20年代,該校所聘物理、化學專業的所有教授(共8人)均為當時或後來的諾貝爾獎得主。
德國大學成為美國和日本大學的主要藍本,這兩國都曾掀起長期的留德熱潮,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優秀人才。早在一戰爆發前,德國就已為美國培養了整整1萬名博士。在上世紀初,緊隨西歐之後的美、日、蘇等國的學術也開始迅猛發展,其大學亦呈現蓬勃活力。美國大學雖不及西歐諸國,但其學習熱情是前述諸國難以匹敵的。是時,美國湧現了一大批科研密集型大學,內中雲集了大批來自歐洲的精英人才。
然而,學術中心的存在也需要特定的社會政治基礎,當其社會土壤鬆動時,其學術地位自將難以為繼。1933年,納粹德國開始文化清洗運動後,造成嚴重的人才流失,90%以上的猶太裔知名科學家遭到驅逐。這場始於德國高校的文化清洗運動,給德國的科學帶來巨大損失。第一場決定性的解聘潮發生於1933年-1934年,一年內共解聘1145名大學教師(其中正教授313名),占該時期整個教師隊伍的16.09%。之後,德國又出現兩次大規模的解聘潮。到1938年初,遭到驅逐的科學家已達1800人。至此,德國高校教師隊伍的損失已達39%。1938年3月德國吞並奧地利後,情況亦然。在所有2200名遭到驅逐的德、奧科學家中,約有1400人最後選擇了流亡,其中有約31%的人將美國作為流亡首選國,首選其他國家的比率分別為法國21%,英國14%,瑞士11%。顯然,絕大多數人將鄰近的歐洲國家作為首選。
此時,美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迅速出手資助了大量科學家。到1939年9月止,得到其資助的流亡科學家達192人,其中122人被安置在美國。這些人隻占德國流亡科學家的很少一部分,但均為各學科領域中最重要的學者。僅這場從1933年開始的德國科學家流亡潮,就為美國送去了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6名諾獎(此處特指其科學獎,下同)得主及後來的11名新得主。1933年時,德國有32名諾獎得主(19人健在);英、法兩國合計有31名諾獎得主;美國有5人(基本上都曾留學德國,其中3人健在)。而到了1945年,德國僅有14名諾獎得主,而美國的諾獎得主達到25名,冠居全球。據統計,德、奧兩國被驅逐的約12400名文化精英中,有63%被美國接收;而在1400名流亡科學家中,最終有77%被美國接收,這足以證明美國接收的猶太難民含金量之高。到1945年,美國雖隻接收了50萬猶太難民的1/4,卻得到了近2/3的中歐猶太知識精英。
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美國抓住歐洲亂局的機遇,加大了從歐洲引才的力度。此間,著名科學家如馮·諾伊曼、馮·卡門、波爾、哥德爾、費米等,著名人文學家及作家藝術家如米塞斯、熊彼特、列奧·施特勞斯、沃格林、馬爾庫塞、漢娜·阿倫特、托馬斯·曼等,也都先後移居美國。在二戰期間,甚至法國的許多知識精英也轉移到了美國。
總之,在當時的特殊形勢下,正是經過富有遠見的美國知識精英及基金會組織的努力,美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這場世界科學文化中心的洲際大移轉——從歐洲轉向了北美。世界知識版圖由此改變。
歐洲流亡科學家為美國的科學事業作出了決定性貢獻,深刻地重塑了美國的學術風格與範式。原子科學的發展即是其中顯例。早在一戰前,歐洲人就已經開始了原子核物理研究,到上世紀30年代初,歐洲已經擁有五大原子核物理研究中心,而美國還沒有一家研究原子科學的機構。後來,這些歐洲核物理科學家基本都流亡到了美國,沒有這些流亡科學家的智慧,也就不會有美國原子科學在1933年後的勃興。
上世紀初,全球公認的主要新興國家,除了美國,還有日本、蘇聯等國,其中日本亦引人矚目。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日本聘任或邀請了大量外籍人才(以德國學者居多),其中有著名曆史學家蘭克的弟子裏斯,劍橋大學博士、著名詩人威廉·燕卜遜等。之後,中國為盡快提高教育學術水平,也積極加大對外交流力度,推進科技文化發展,甚至不惜重金異國取材。此間,中國曾邀請大批專家來華,或短期講學,或長期任教,如北大地質學係的葛利普教授、清華外文係的溫特教授,均來華任教數十年並終老於此,為中國的人才培養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蔡元培每次出國考察、學習,都要積極延攬人才,一方麵邀請留學海外的華人學者回北大任教,另一方麵力邀國外知名學者來華講學。1921年2月,蔡元培在巴黎請法國著名數學家班樂衛推薦學者來華講學。班樂衛向其分別介紹了居裏夫人、哈達瑪、佩蘭、朗之萬,均為當時法國頂尖學者。後經中方邀請,郎之萬和哈達瑪先後訪華講學。此外,巴黎大學漢學巨擘伯希和亦來華講學。這些學者都對中國學術進步產生了巨大推動作用。在郎之萬倡導推動下,中國籌建了中國物理學會,大大推動了中國物理學的進展;而中國數學的進展,在當時則直接受到德、法等國的推動,這與布拉希開、哈達瑪等人訪華是分不開的。在上世紀30年代中前期,中國大學的國際化達到較高水平。在1932年-1934年間,僅北大數學係聘請來任教的外籍學者就有漢堡大學教授布拉希開、哈佛大學教授G.D.伯克霍夫、漢堡大學教授施佩納、哈佛大學數學係原係主任奧斯古德等,他們直接培養出了許寶騄、孫樹本等一批優秀青年學人,對該係的水平提升和方向轉型產生了深遠影響。同期,維納、拉狄克和華敦德等則在清華任教。稍後,物理學家玻爾,劍橋大學教授田波烈,德裔美國猶太學者魏特夫、馮·卡門等亦曾來華,而常駐北平的外國漢學家更是所在多有。這一時期的許多名校,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燕京大學、協和醫學院等高校都已贏得國際聲譽。此間,近代中國學者也曾積極探索在海外宣傳中國文化,如中法大學在裏昂創辦了分校,培育了大批人才。一戰後,北洋政府還與法方聯合設立了巴黎中國學院,不僅維護了“國家之榮譽及我國學術之前途”、弘揚了中華文化,還為西方提供了精神養分,而且培育了大批友華人士,對中法人文交流和國際合作發揮了持久而深遠的作用。
親曆近代中國科學發展的吳大猷,在暮年回首往事時說:“我們落後得太多了,要趕上先進國家也很不容易,大概需要幾十年的時間,這其實一點也不奇怪……美國的物理發展其實也跟我們一樣。”二戰前,“全世界物理的中心毫無疑問是在歐洲……在英國、德國、法國這幾個地方……美國自己真正產生本土化的物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以,美國也經過一百多年的學習時期。1910年代,美國絕大部分重要的人都是去歐洲留學。每一個國家的學習成長都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美國也不例外……一直到1940年,美國自己真正出了一些頂尖物理學家之後,才有美國物理迅速發展的這種情形,在那之前都是靠歐洲的物理學家……從歐洲流落到美國的這一批物理學家對於美國的物理發展有很大作用。”作為對中西學術都非常熟悉的科學大家,吳大猷的觀察無疑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積極促變,重塑全球人才版圖
要成為世界的中心,就必須成為世界人才中心。曆史地看,人才的密集流入幾乎都意味著一國的崛起。而要吸納域外優秀人才,就離不開對外開放。事實上,所謂對外開放自然也包括對域外人才的開放。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全球經濟發展態勢遭到巨大衝擊,各國經濟運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多數國家的財政狀況都困難重重。相形之下,中國大陸高校的財政狀況相對健康。我們可以抓住這一契機,加大引才力度,建好人才蓄水池,為未來的事業發展創造更紮實的基礎。這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近年來,滬、粵等地邁出了較大步伐,取得了良好成效。例如,2021年,日本著名科學家藤島昭攜團隊全職加盟上海理工大學,引發中日兩國廣泛熱議。事實上,外籍高端人才“轉會”中國,近幾年已常態化。日本著名曆史學家濱下武誌從東京大學、京都大學退休後,2006年起就在廣州全職任教;英國著名教育社會學家保羅·威利斯於2014年來京任教數年;菲爾茲獎得主、劍橋大學教授比爾卡爾於2021年來華任教。此類案例不勝枚舉,圈內漸已習以為常。於中國學術發展而言,上述現象也許是某種積極的信號。對此,我們要因勢利導,繼續提高政治站位,堅持用正確的指導思想推動各項工作,把人才工作作為一項戰略性工作來抓好。要堅持黨管人才、為黨育人、為國儲才,有計劃、創造性地開展各項工作。具體來說,要特別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要積極有為,統籌全局。
要做好頂層設計和總體謀劃,有組織、有計劃、有章法地全方位推進對外開放。一是要積極穩健,既要加大開放力度,也要堅持獨立自主、積極穩妥開展各項工作,要將維護國家安全和加大開放力度並舉。要繼續加強國際交流,推動更多人才融入國際學術進展,逐步熟悉國際規則,並逐步參與規則製定,提升中國的話語權。二是要引育並舉,包容開放。牢牢掌握對外開放的主動權和節奏。人才引進工作歸根到底是為了提升中國的自主創新能力,因此,人才引進應立足實際、以我為主,不是為了湊指標而引才,不是為了部門業績而引才。人才引進要堅持質量優先,力求精準,保持高標準,聚焦“高精尖缺特”人才,寧缺毋濫,不宜盲目貪多求快。人才引進要著力服務於在基礎學科和關鍵領域解決重大科技問題。三是要綜合平衡。要注重區域平衡,不同國家和地區都不乏優秀人才,對此,我們一方麵應以更寬闊的胸懷,不以地域為限,廣延各方英才,量才錄用,充分挖掘其潛力。另一方麵,在學科領域需要協調發展,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應統籌兼顧、並重對待。目前,我國所引進的高端人才絕大部分在理工農等學科,而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引進的有國際影響力的人才還很有限。中國正努力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作為有影響力的大國,不僅應該成為世界科技中心,也應該成為世界的思想文化中心。然而,目前我國離此還有相當大的距離,思想文化方麵尤其明顯。這不僅與中國的未來戰略不匹配,也對中華文明的交流和傳播極為不利。為了更好地促進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和相關人才的引進與培養,需要營造更寬鬆包容的學術環境,鼓勵學術討論和思想爭鳴。
2018年11月,來自巴基斯坦的Faiz博士通過申請中國科技部“發展中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家來華工作計劃”,攜家人來華從事水牛研究工作。圖為他在位於廣西南寧的廣西水牛研究所實驗室做實驗 圖|廖章利(廣西分社)/中新社/視覺中國
其次,要加強製度建設和政策供給,創新體製機製,完善評價體係。
人才的引進和使用,需要營造好的製度環境,以更好地激發人才的積極性創造性,使得人盡其才,才樂其業。隨著人才引進規模的擴大,相關管理工作將日趨複雜,麵臨更大挑戰,法律法規、配套政策、製度建設的意義也將更為重要。為此,在製度體係建設方麵要積極跟進,逐步建設更適配於國際化人才隊伍的政策和規章製度,提高人才使用效能。在管理服務方麵,要促進中外人才的融合,這也有助於文化交融互鑒,有助於中國文化傳播和軟實力的提升。
要進一步優化體製機製,不拘一格降人才,不拘一格用人才,特別要重視高端人才和青年人才的培育和引進。習近平指出,對待急需緊缺的特殊人才,要有特殊政策,不要求全責備,不要論資排輩,不要都用一把尺子衡量,讓有真才實學的人才英雄有用武之地。“凡事有經有權”,對特殊人才或尖端人才,我們無疑可以通過更靈活的方式引進和使用,最大限度地發揮人才的價值。此外,人才項目的意義也值得關注。從目前看,一些人才項目實施後取得了顯著成效,有必要更好繼續推進和完善。
要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一方麵吸收國外高端人才來華交流,另一方麵資助中國人才出國訪學、講學、交流合作。要推動中國高校及科研機構積極走出去,加強海外資源拓展,推動中外合作辦學、合作研究;同時,也創造條件吸收更多外國名校來華合作辦學。要特別重視針對傑出華人學者和國際學術大師的引進與交流工作。海外華人華僑中湧現出的傑出人才,是最直接、最值得依靠的海外力量,應是優先關注的目標群體;而國際學術大師則是一種寶貴資源,有其特殊意義。
要完善評價體係,更好識才選才,激發人才活力,實現其最大的社會效能。要貫徹落實好“破五唯”,避免讓一般性的繁瑣的考核浪費人才的寶貴時間。對於高端人才,應重點關注其實際的學術貢獻及社會貢獻,尤其要鼓勵人文社會科學的高端人才作出思想貢獻和政策貢獻。要引導高端人才重點攻克關鍵難題,而不宜用論文、項目和經費等一般性指標去衡量,以免舍本逐末。
第三,要加強平台機構建設,加強配套措施和資源保障。
人才引育要多措並舉、協同推進,需要多方協同並進。相當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的高端人才引進主要依托於高校,科研機構開放明顯滯後。這一情況亟待改善。今後,我們在依托高校的同時,還需大力挖掘科研機構和企業的潛力,需要振興一批研發能力較強的高科技企業。要加強平台機構建設,增設和收購一批高水平外文期刊,積極打造若幹有影響力的國際交流合作基金、國際獎項或國際論壇、國際會議。設立常態化的專項資助,推動優秀人才走出去,邀請國外傑出人才走進來,加強學術互訪及合作研究,推動中華典籍外譯,資助國際出版。尤其需要重點支持外國學者來華講學、研究中國、申報或參與中國的科研項目、翻譯中國文化成果、宣傳中國優秀文化。要有意識地培育和支持更多知華友華的國際人士。在現階段,有必要著力建設好“新漢學計劃”等項目,將其打造成培養國際漢學人才的品牌項目。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還需要加強配套政策、資源保障,優化資源配置,為優秀人才潛心工作創造必要條件,消除其後顧之憂。人才項目是必要的,但應恰到好處,避免重複獎勵少數人,而應更好地激勵更多有潛力的人才,使每個人都得到發展,真正做到事業引才、感情引才和待遇留才。
我們有理由相信,隻要各方各盡所能、協同努力,創造性地做好一係列相關工作,中國一定能將人才工作做得更好,中國在人才強國建設的道路上必將取得更大進步。(作者係浙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本文係全國教育科學規劃項目“建國初黨中央創建社會主義高等教育體係的戰略智慧研究”[BOA180049]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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