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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喀人文交流樹立文明互鑒典範
中非合作：中喀人文交流的指南針
中國與非洲的交往曆史悠久，源遠流長，細數古代中國與非洲的交往史，中華文明與非洲文明的接觸可追溯到漢朝以前，但當時主要限於與東非、北非海岸之間的關係。對於處在非洲中部的喀麥隆而言，與中國的關係發展相對晚近，更確切地說始於上世紀50年代。據了解，195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4個國家首次派出11名學生來華留學，分別來自喀麥隆、肯尼亞、烏幹達和馬拉維。中非合作在三個主要層麵成為中喀人文交流的主軸。
首先，保持元首交往是中非關係的精髓。中非關係一直得到高層交往的支持。這些交流是確定中非合作主線和簽署雙方合作協議的機會。從萬隆會議到中非合作論壇，中非元首始終將高層交往視為鞏固中非人民友誼的重要手段。自中喀建交以來，喀麥隆元首對中國進行的8次正式訪問中，多數是在中非雙邊交往框架內進行的。此外，兩國在中非交往層麵和雙邊層麵也有多次部長級和高層交往。
其次，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作為中非合作的基石。從上世紀50年代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求同存異”的方針，到新時代習近平主席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背景下提出的“五不”理念（即不幹預非洲國家探索符合國情的發展道路、不幹涉非洲內政、不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人、不在對非援助中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在對非投資融資中謀取政治私利），都為中非友好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是迄今為止中非合作在外交、經貿、人文交流等領域取得顯著成果的基礎。目前，絕大多數非洲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國已成為非洲最大貿易夥伴國和最大直接投資國。
第三，中非合作論壇成為中非人文交流的主要平台。成立於2000年的中非合作論壇已成為培養社會資本、建立民心相通以及中非代表團間建立牢固個人聯係的空間，也已成為製定中非經濟貿易、人文交流等領域合作協議的主要框架。2018年，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推出了以實施“八大行動”為核心的上百項全麵深化中非合作的新舉措，其中即包括“人文交流”，而“交流”一詞在相關文件中出現了85次，其中大部分涉及高官互訪、專家培訓、學術文化交流等。這表明，中非雙方對人文交流的興趣與日俱增。
中喀醫療合作：中喀人文交流的友誼結晶
上世紀70年代初，中喀兩國關係實現正常化，建交後，人文交流成為加強兩國人民政治、經濟、文化聯係的重要手段之一。人文交流的重要意義在於以和平的方式推動各國文明間的理解與共同繁榮，為深化合作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
首先，鞏固兩國人文交流、實現兩國人民文化互鑒是中喀醫療合作的主要成果。長期以來，兩國間的醫療合作不僅變成了兩國人文交流的最早方式之一，被譽為“中喀友誼的結晶”，更成為中國在整個非洲提升和展現軟實力的重要方麵之一。中喀建交後，醫療合作成為兩國人民之間建立信任和加強人文與文化聯係的一種手段。1975年，即兩國建交4年後，第一批中國醫療隊抵達喀麥隆，為喀麥隆人民提供醫療服務。兩國在中醫藥領域的合作已將針灸、內科、針刺麻醉手術引入喀麥隆醫療實踐。
其次，中喀醫療合作的主要方式以“長流水、不斷線”為主。迄今為止，中國對喀麥隆的醫療援助已有47年曆史，中方向喀麥隆派遣的包括醫療隊和技術專家在內的醫療工作者達到713人次，主要分布於喀麥隆的雅溫得、杜阿拉、姆巴爾馬尤和吉德等城市，為喀麥隆及周邊國家人民健康的提升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也沒有阻斷雙方的醫療合作。2021年3月，山西省衛生健康委向喀麥隆派遣了第21批援喀醫療隊。他們抵達喀麥隆後不僅執行了援助任務，還充當了中喀人文交流的使者，鞏固了雙方醫療合作的持續性與持久性。
教育交流與藝術巡回演出：中喀人文交流的兩個“亮點”
首先，教育合作對加強中喀人文交流發揮了顯著作用。1984年8月，兩國在北京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喀麥隆共和國政府文化協定》。《文化協定》涉及的合作包括教育、文化、藝術、醫學、體育、媒體、文學作品翻譯等領域。從此，文化在雙邊關係中被排在重要地位，旨在加強兩國友好關係，促進文化交流。在此次兩國文化合作的大框架下，教育合作逐漸成為中喀人文交流的重要組成部分。一方麵，喀麥隆本土中文教學與中國文化推廣機構網絡日益完善。1996年，浙江師範大學與雅溫得第二大學的合作促成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首個中文培訓中心成立。11年後，在此基礎上，繼肯尼亞之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第二所孔子學院——雅溫得第二大學孔子學院（簡稱“雅二大孔院”）落成。目前，雅二大孔院已為超過13萬喀麥隆學生提供中文課程。在“一院多點”運營模式下，雅二大孔院已在喀麥隆很多城市開設了中文教學課堂。另一方麵，來華留學的喀麥隆學生人數日益提高。據喀麥隆駐華使館文化處負責人介紹，盡管有疫情引發的離境和國際旅行限製，目前仍有約2000名喀麥隆學生在中國學習，他們未來將成為加強兩國關係的重要人力資源。無論是在喀麥隆當地培養的學生，還是來華留學的學生，無疑將成為未來中喀之間友誼的橋梁。
其次，藝術巡回演出也是中喀人文交流的重要渠道。兩國在藝術領域的合作有以下兩個特點。
一是明確以政府機構為藝術合作的主要平台。1974年12月，在中喀兩國政府支持下，來自武漢的雜技團在喀麥隆最大城市杜阿拉進行了精彩演出，獲得了當地人民的熱烈歡迎，5000多人觀看了演出。之後，《文化協定》的簽訂為短期項目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從此，大批中國的樂團、雜技團、畫家團、武術團、運動團等文體團隊訪問喀麥隆，向喀麥隆人民介紹了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
二是藝術合作形式豐富多樣。2009年，在中喀文化合作背景下誕生的“舞蹈團ABE”已成為兩國文化交流融合的象征。該舞蹈團成立10多年，由一名法國吉他手和一對藝術舞者——來自喀麥隆的ABE先生和他的中國妻子組成。他們在以藝術巡演的方式將喀麥隆文化宣傳到中國的同時，還將中國文化傳播到非洲與世界各地。ABE先生在接受中國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們希望非洲的鼓和舞蹈能夠幫助中國人民更多地了解非洲，鼓勵他們自發地跳舞，激發他們的潛力，給他們自由享受舞蹈樂趣的空間。”這無疑有利於促進兩國“民心相通”，讓中喀友誼深入人心。此外，包括媒體合作在內的其他短期項目在中喀合作中也變得越來越重要。2018年7月，來自喀麥隆的19名媒體記者訪問中國，在三周時間裏，他們就媒體政策和做法進行了采訪活動，並與中國同事舉辦了工作會議和研討會。
中喀合作半個世紀以來，兩國在人文交流領域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這些成功主要依靠兩國政府所發揮的驅動力作用。近年來，許多非政府組織對加強中喀人文交流的積極性也日益提升。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國的某公益基金會向喀麥隆援助了物資、疫苗以及疫情防控物品，受到了喀麥隆人民的歡迎。無論是居住在中國的喀麥隆人，還是在喀麥隆的華人華僑，都為加強兩國關係作出了巨大貢獻。
總之，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向我們揭示了一個不可改變的事實：世界是一個相互聯係的統一整體，不同人類社會的命運在其中越來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麵對這一現實，構建堅實的合作體係以應對不同的全球性挑戰已是當務之急。對於中非關係而言，這種合作的建立離不開堅實的人文交流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加強在衛生、科學、教育、農業、新技術等領域的合作，開發創新技術以應對未來的全球挑戰。中國的“共同富裕”理念與非洲的烏班圖哲學有很多共同之處，為鞏固中非關係提供了動力。我在因我們同在，作為烏班圖哲學的象征，亦可以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指南。（作者係北京外國語大學“孔子新漢學計劃”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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