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國科技競爭日趨激烈,且向基礎研究前移。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強基礎研究,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要求,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1]加強基礎研究、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歸根結底要靠高水平科技人才,而人才是通過教育培養的,教育強國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高水平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要支撐。曆史經驗表明,世界科學中心也是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和人才湧現集聚的世界人才中心。[2]
美國是當前世界科學體係中的領跑者。[3]成立於1950年的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作為支持除醫學外的所有基礎科學和工程的唯一聯邦機構,以促進基礎科學前沿知識進步和培養世界一流的科學與工程人才為重要戰略目標,通過為研究者個人、團隊、研究中心和高校基礎科學前沿項目提供資助,建立了涵蓋基礎教育階段、高等教育階段以及各職業生涯階段科技人才的全生命周期資助體係。70多年來,NSF推動了許多變革性的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資助的研究者中共誕生了236位諾貝爾獎獲得者,成為美國基礎科學領域的“發現之源”[4],有效促進了美國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的一體化發展。
本文通過分析NSF發展曆程及其科教項目資助信息,描繪NSF推進前沿基礎研究與人才培養一體化發展的資助體係特征,提煉其培育美國全球科技創新優勢的三大製度經驗:目標導向、麵向未來、科教融合,以期對我國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提供借鑒啟示。
一、 NSF推進前沿基礎研究與人才培養一體化發展的資助體係特征
(一)重視基礎研究源頭作用
一直以來,美國聯邦政府將其在科學與技術領域的全球領跑地位視為其維護國家利益的關鍵。[5]由於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NSF自成立以來便通過資助國家優先領域的基礎科學研究項目,確保美國始終處於全球科技創新前沿,最終實現維護國家利益的戰略目標。
二戰前,美國聯邦政府對民用和軍事領域的基礎研究投入較少,絕大多數的科學研究由慈善基金會或私人企業資助。二戰期間,聯邦政府向全國頂尖大學和科技精英提供科研資助,在大學內建立國家實驗室,研製原子彈、雷達、青黴素等,不僅取得豐碩的科研成果,而且很大程度上助力美國贏得了戰爭的勝利。而這些科技成果在民用領域的廣泛應用與推廣,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的產業變革和經濟增長,顯示出科學研究在推動技術、經濟和社會變革中的巨大力量。由此,美國聯邦政府意識到,通過資助科學研究,政府不僅可以實現其軍事目的,而且可以推動經濟和社會的整體發展。[6]
1944年11月,美國時任總統羅斯福給時任科學與研究發展局局長、物理學家萬尼瓦爾·布什寫信,要求其就如何將科學研究組織與管理的經驗用於即將到來的和平時期提出建議。1945年7月,布什把研究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呈交給時任總統杜魯門。布什在該報告中指出,新的科學知識對於滿足國家目標是必不可少的,而基礎研究是一切知識的源泉,基礎研究的發展必然為社會帶來廣泛的利益。因此,布什強調,為了國家利益,二戰後聯邦政府應承擔起兩項新責任:促進新的科學知識的產生和培育青年科學家。聯邦政府資助科學研究和教育是實現其新責任的途徑,布什呼籲聯邦政府成立一個資助基礎科學研究的機構——國家研究基金會,其經費來自於政府撥款。[7]
經過五年爭論,NSF於1950年成立。根據《1950年國家科學基金會法》,NSF的法定使命是“促進科學進步,提升國民健康、繁榮和福祉,保障國防安全”[8]。為此,該法要求設立美國國家科學理事會(National Science Board, NSB)作為NSF的管理機構,通過國家目標導向的高層次戰略管理,踐行NSF的使命,確保NSF資助的科研與教育項目為維護美國在科學技術主要前沿領域的領先地位作出貢獻。[9]為適應科學與工程發展需要以及服務國家需求,NSF一方麵動態調整其資助的基礎科學研究項目,另一方麵持續資助國家優先發展領域的科研項目。
NSF動態調整其資助的基礎科學研究項目。20 世紀60年代,為應對與蘇聯的太空競賽,空間研究成為資助重點;70年代,受世界能源危機影響,能源研究成為優先研究領域;80年代,隨著美國人口老齡化和生命科學的崛起,健康研究成為資助重點;90年代以後,美蘇冷戰結束,大幅增強經濟競爭力的信息技術、納米技術、生物技術等被列為重點資助領域;2001年“9·11”事件以後,反恐相關技術成為資助重點。[10]近年來,在美國國家發展戰略基礎上,NSF提出“融合研究”的新理念[11],並加大對大中小型科研設施和前沿技術的投資力度。[12]為應對當前和未來量子計算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建立量子技術人才隊伍,2020年起,NSF啟動量子信息科學資助項目。
NSF持續資助國家優先發展領域的科研項目。2002年起,NSF每年資助全機構科研項目,其典型代表是NSF對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NSTC)發起的跨聯邦機構(NSTC CROSS-CUTS)研發項目。NSTC成立於1993年,是一個內閣級的總統科學技術顧問委員會,其工作宗旨是:協調聯邦政府部門間科技政策的製定,確保各聯邦部門科技政策的決策與總統政策的優先事項保持一致,使總統的科技政策規劃融合進聯邦政府各部門工作等。[13]NSF對NSTC CROSS-CUTS研發項目的資助體現了NSF對美國國家科技發展優先利益的考量。2002年至今,NSF持續資助的NSTC CROSS-CUTS研發項目有三個:國家納米技術行動(NNI)、網絡與信息技術發展與研究(NITRD)、美國全球變化科研項目(USGCRP)。根據NSF年度財報,2002年起,NSF對這三大項目的資助支出呈上升趨勢,目前約占NSF資助的科研與教育項目總支出的30%(見圖1)。
圖1 2002—2021年NSF資助NSTC CROSS-CUTS項目支出及其占比
(單位:百萬美元)
(二)支持前沿探索研究
布什在《科學:無盡的前沿》中指出,“新產品和新工藝並不是生來就有的,它們建立在基礎科學研究產生的新原則和新概念之上”。[14]成立至今,NSF大力支持科學家和團隊探索基礎科學前沿:發現物質基本粒子,分析宇宙最早紀元留下的宇宙微波,發展古代文物碳-14測年法,解碼病毒遺傳學,並創造諸如玻色-愛因斯坦凝聚全新物質狀態。[15]
2016年,NSF發布了一項旨在推進美國基礎科學前沿領域研究的投資計劃[16],該計劃旨在確定一套全新的前沿研究議程和程序,突出NSF在催生探索未知興趣、前瞻與願景中的作用,而這正是發現、發明和創造的基礎。NSF期望通過該投資計劃來推動美國的基礎前沿研究,並提供創新方法來解決世界麵臨的最緊迫的問題。
該投資計劃指出了NSF重點投資的十大領域——六大基礎科學前沿領域(research big ideas)和四大賦能機製(enabling big ideas)。六大基礎科學前沿領域為:理解生命規律,未來工作中人機交互的技術前沿,宇宙的窗口:多信使天體物理學,探索新北極圈,駕馭麵向21世紀科學和工程的大數據,引領下一代量子革命。四大賦能機製為:科技與工程多元人才計劃、NSF2026計劃、中型科研基礎設施、推進融合研究。NSF用於該投資計劃的財政支出見表1,其中2018—2021年為實際支出,2022—2023年為需求支出。
表1 NSF十大領域投資計劃財政支出(單位:百萬美元)
(注:1.通過NSF財務預算表,發現2022年向國會提交預算申請時,2021年的實際值待定,因此參考的是2020年的實際數據。同樣,2023年的預算需求參考2021年的實際數據。2.2021年與2023年可能有資金重疊,不應被加總,表格中顯示的資金也可能與其他主題和項目重疊。3.該投資計劃在2023年結束。)
融合研究是促進科學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解決21世紀人類麵臨的一係列挑戰的一種新科研範式。[17]推進融合研究是NSF重點投資的四大賦能機製之一,2019年,NSF啟動“融合加速器”資助計劃(見表2)。該計劃分別於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連續啟動四批資助行動,每一批次分兩個階段,重點關注不同的科研領域。目前,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啟動的項目批次進行到第二階段,2022年啟動的項目批次處於第一階段,2023年提出三個新的研究方向。[18]
表2 NSF“融合加速器”資助計劃
2019年啟動的第一批次資助中,第一階段43個團隊共獲得3900萬美元的資助,科研項目圍繞兩個科研主題展開:人工智能和未來的工作、開放的知識網絡,第二階段9個團隊共獲得2800萬美元的資助,他們基於階段一的成果,致力於解決國家範圍內的社會挑戰,以及產生能夠將科研想法轉化為實踐的知識。
2020年啟動的第二批次資助中,第一階段29個團隊共獲得2700萬美元的資助,科研項目圍繞兩個對國家具有重要意義的變革性研究領域展開:通過數據和模型共享實現由人工智能驅動的創新、量子技術,第二階段10個團隊共獲得5000萬美元的資助,他們將繼續應用項目的基本原理來開發解決方案的原型,並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模式,以確保取得更大的社會影響。
2021年啟動的第三批次資助中,第一階段28個團隊共獲得2100萬美元的資助,他們推進兩個關鍵領域的解決方案:通信係統中的信任和真實性、網絡化藍色經濟,第二階段12個團隊共獲得6000萬美元的資助。
2022年8月啟動的第四批次資助中,第一階段16個團隊共獲得1200萬美元的資助,他們將通過與美國國防部研究與工程辦公廳的合作,聚焦5G基礎設施的安全運行這一研究領域。12月,NSF又啟動了另外三個融合研究領域:增加殘障人士的機會、應對全球挑戰的可持續材料、食品與營養安全。這三個領域的研究項目共獲得3400萬美元的資助,每個領域資助16個團隊。
2023年5月NSF為啟動第五批次資助提出了三個新研究方向:公平用水解決方案、現實世界中的化學傳感應用、生物靈感設計創新,鼓勵學術界、工業界、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其他機構的研究人員提交意向書和完整提案。[19]
(三)推動科教融合育人
自成立以來,NSF就致力於推動科學研究和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STEM)教育的融合[20],以儲備未來科技人才。分析NSF財報數據發現,其對科學研究及相關活動和教育與人力資源兩項活動的經費支出超過年度財政支出的92%。這是因為NSF始終將基礎科學研究和STEM領域人才培養作為其發展的戰略重心。美國國會認為,NSF在推動科教融合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包括:NSF的活動直接涉及科學與工程領域畢業生的持續供給;相較於其他聯邦政府機構,NSF更好地將科技領域的研究者與教育者聯係起來;相較於分散的州政府力量以及地方學校,NSF在教育研究、課程發展、教師培訓等方麵起到領導作用。[21]
NSF對科教融合的推動主要通過其下屬的STEM教育理事會(Directorate for STEM Education, EDU)所設立的麵向各類科技人才的資助計劃來實現。EDU的主要使命是保證美國的STEM教育在各學段,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情境下實現卓越,以培養一支包括科學家、技術人員、工程師、數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在內的多樣化、準備充分的勞動力隊伍,保證掌握科學和工程技術以及擁有多樣化思想的公民群體的發展。EDU的發展目標是:培養下一代STEM專業人員,吸引和留住更多的美國人從事STEM職業;科教融合,以發展一個強大的能夠進行嚴謹研究和評估的科研團體,支持卓越的STEM教育;提高所有美國人的技術、科學和計算素養,使他們能夠在一個日益技術化的社會中負責任地行使公民權利並過有價值的生活;擴大包括個體、地理區域、機構類型、STEM 學科等層麵的參與性,縮小STEM領域個體成就差距。[22]EDU的前身是教育和人力資源理事會(Directorate for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EHR),在提交給國會的2023年財政預算中,NSF申請將EHR更名為STEM教育理事會,這充分說明NSF對 STEM科技人才培養的重視。[23]
分析發現,EDU通過與NSF下設的其他理事會合作,建立了涵蓋基礎教育階段、高等教育階段以及各職業生涯階段的全生命周期科技人才資助體係。通過重點資助大學及學術機構中處於不同學業與職業生涯階段的教研人員、研究生、本科生、K-12教師以及教育從業者,NSF為確保美國在全球科技創新中的領先地位,培養和儲備了大批科技創新人才。
1. 麵向大學與學術機構的資助
對大學及學術機構科研人員的資助是NSF資助模式最顯著的特點之一。按照機構類型劃分,NSF對科研和教育項目資助的對象可以分為:大學與學術聯盟、私有企業、聯邦政府資助的研發中心及其他(包括聯邦、州和地方政府、國際組織)。NSF財報數據顯示,近20年NSF對大學及學術聯盟的資助力度最大,且呈上升趨勢。2022年NSF對科研和教育項目的資助約占資助總支出的79%。[24]分析發現,NSF麵向大學及學術機構的資助計劃分別體現了其對未來科技人才的培育,以及對處於不同職業生涯階段的科技人才發展的支持。
其一,NSF重視麵向本科生和研究生設立資助項目。以2021—2022年為例,不論是資助項目數量還是資助支出,NSF麵向本科和研究生階段的STEM項目資助都約占其STEM教育總資助的80%。[25][26]當前,本科生教育分部與NSF下屬的各學科分部一起資助的計劃共49個,研究生教育分部與NSF下屬的各學科分部一起資助的計劃共36個。近20年來,NSF對研究生的資助力度逐年加大,2021年約占NSF科研與人力資源活動的38%。[27][28]
對於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資助,有兩個具有代表性的項目。一是1952年啟動的研究生科研資助項目(Graduate Research Fellowship Program, GRFP)。該項目也是NSF曆史上的第一個資助項目,通過競爭性科研資助,遴選STEM領域具有科研潛力的研究生,以培養未來科技領軍人才。受資助的研究生三年內每年可獲得3.7萬美元的生活津貼,其所在教育機構每年可獲得1.2萬美元的津貼,用於支付受資助人學習期間的學費及其他費用。[29]至今,該項目累計資助人數超過6.4萬人,其中42位獲得了諾貝爾獎,450位成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湧現出諸多領域的領軍人物,如美國能源部長、穀歌公司創始人等。[30]2023年該項目約資助2750人。[31]二是1987年啟動的本科生科研經曆(Research Experiences for Undergraduates, REU)項目,在全美各高校設立針對不同學科的本科生科研基地,資助本科生參與真實的科研項目實踐。當前,NSF支持的本科生科研基地共有736個,涉及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19個學科。2023年,NSF以8500萬美元的預算資助1750~1850名本科生科研實踐項目,其中每一個項目約有10名本科生參與,這意味著有約2萬名美國本土本科生受益。[32]
其二,NSF支持處於不同職業生涯階段的科技人才的發展。根據NSF財報數據,直接接受NSF科研資助的科技人才主要為科學家和博士後。近二十年,NSF對科學家的資助支出占比約為其科研與人力資源活動經費的40%。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對處於職業生涯中期科技人才發展的支持。當前,NSF設有專門針對處於職業生涯中期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的進階(Mid-Career Advancement, MCA)資助計劃,申請MCA資助計劃的項目主持人僅限於擁有三年以上副教授或同等職稱的科研人員。NSF認為,職業生涯中期對於科研人員是一個關鍵的過渡階段,此時的科研人員麵臨推進科研項目以及保持長期生產力和創造力的壓力,但社會服務、教學或其他責任往往製約其投入科研的時間。MCA資助計劃為申請人的科研項目提供為期三年的資助,包括最多6.5個月的工資(加上福利)以及最多10萬美元用於支持科研進展和培訓計劃的其他直接費用。2019年至今,MCA資助計劃向77位科學家提供了約2900萬美元的資助。[33]2023年,MAC資助計劃支持35~45位科學家的科研項目,預算約為1400~1800美元。[34]NSF當前共有11個麵向博士後的科研資助項目,涉及科研領域包括生物科學、天文學和天體物理學、數學、跨學科極地研究、地球科學、海洋科學、大氣和地球空間科學以及社會、行為和經濟科學。[35]2000—2019年,NSF麵向博士後研究員的科研資助項目約占其科研與人力活動總支出的13%~16%。
2. 麵向基礎教育階段的資助
NSF對STEM教育項目的資助中,麵向基礎教育階段的資助包括對K-12教育項目(校內)的資助和對STEM擴展教育項目(校外)的資助。當前,NSF麵向基礎教育階段的資助總額約占其資助STEM教育項目總額的21%。其中,對 STEM拓展教育項目的資助比率由2012年的5%上升至2022年的11%。
按照項目參與人員的類型劃分,NSF資助的STEM教育項目參與人員包括:高級研究人員、其他專業人員、博士後、研究生、本科生、K-12學生、K-12教師。NSF財報數據顯示,2000—2021年,NSF資助項目的參與人員中基礎教育階段教師和學生占比(44%~60%)最大,且K-12學生的占比呈上升趨勢,2021年約為35%,2022年約為41%。[36]
按照項目內容劃分,NSF重視支持基礎教育階段STEM教師發展和課程建設。例如,成立後不久至20世紀70年代,NSF啟動“科學教師進修項目”和“課程內容改進項目”。NSF通過對這兩個項目的資助,推動了二戰後美國beplay體育手機科學教師隊伍的建設,促進了美國科學課程改革,在二戰後美國STEM教育發展、科學技術革新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37]
當前,NSF設有羅伯特—諾伊斯教師資助計劃(Robert Noyce Teacher Scholarship Program),旨在解決薄弱學區招聘、培訓和保留優秀STEM教師和領導人的問題。該計劃麵向本科生、職前和在職教師,旨在支持優秀的STEM本科生和專業人員成為K-12 STEM教師;提高經驗豐富的、優秀K-12 STEM教師的領導力;支持關於K-12 STEM教師效能和留任問題的研究。[38]2013年至今,該計劃共資助473個項目,總資助額約為4.3億美元;2023年,支持60~77個項目,經費預算6800萬美元。[39]
二、 NSF資助科教項目的製度經驗
(一)目標導向,發揮基礎科學研究的牽引帶動作用
基礎科學研究範式已經從由科學家自由探索的“小科學”時代發展到了需要依靠國家力量主導的“大科學”時代。應對全球性挑戰和滿足國家重大需求對原始創新的需求更加迫切,而一個國家基礎科學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決定著這個國家原始創新的動力和活力。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國政府通過一係列改革措施,集中優勢資源推動目標導向的基礎研究,以牽引帶動科技創新,滿足國家重大戰略需求。[40][41]由上述分析可知,NSF持續資助全機構範圍的戰略性優先科研領域,且根據美國國家發展戰略,在其階段性發展規劃中不斷調整重點資助領域,在其2022—2026年戰略規劃中,NSF重申其戰略規劃目標與國家優先領域的一致性,包括應對大規模流行病、經濟複蘇、種族平等、氣候變化等。[42]
(二)麵向未來,大力資助前沿科學探索研究項目
當今世界正在進入全麵創新時代,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洶湧而至,大數據、人工智能、基因技術等新領域新業態持續浮現,世界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越來越凸顯。麵對未來世界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知性,必須探索瞄準未來前沿性、革命性、顛覆性的科技創新。前沿探索科研項目往往具有高風險的特點,項目成果的不確定性高,因此需要長期穩定的資金支持。NSF一直堅持麵向未來,通過專門的財政預算,對基礎科學前沿探索項目給予強有力的資助,當下正在實施的十大領域投資計劃以及“融合加速器”資助計劃就是其典型代表。
(三)科教融合,建設全生命周期科技人才資助體係
科教融合育人的本質是通過科教耦合實現科技創新與人才培養的雙重效應。[43]長期以來,NSF對美國大學,尤其對研究型大學的基礎研究和本科以及研究生階段科技人才培養給予了重點資助,成為聯結聯邦政府與大學科研與人才培養之間關係的重要橋梁。[44]此外,NSF將資助項目下沉到基礎教育階段,助力基礎教育STEM師資與課程建設,“從娃娃抓起”提高STEM科技人才的培養質量。此外,NSF的資助政策向處於職業生涯早期和中期的科技人才傾斜,由此鼓勵和支持更多有潛力的人才留在科研領域,豐富了本土科技人才的多樣性。
三、對我國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啟示
當前,新的曆史發展階段,我國對基礎研究高度重視,並再次明確了對基礎研究的要求。黨的二十大報告把教育、科技、人才進行“三位一體”統籌安排、一體部署,為我國“堅持走基礎研究人才自主培養之路”“源源不斷地造就規模宏大的基礎研究後備力量”[45]指明了方向。本文有關美國前沿基礎研究與人才培養資助體係的研究對我國推動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發展的啟示如下。
(一)堅持目標導向和自由探索“兩條腿走路”,統籌製定基礎科學研究階段性資助計劃
NSF設立的全機構中長期重點資助計劃,體現了美國重視機製統籌,集中優勢力量,以強化基礎科學研究資助麵向國家戰略的目標導向。NSF自2002年起持續資助三個NSTC CROSS-CUTS研發項目,自2019年起持續資助關注不同研究領域的融合研究,體現了美國麵向未來前沿科學領域,重視對前沿科學探索研究資助的前瞻布局。我國可堅持目標導向和自由探索“兩條腿走路”,統籌製定基礎科學研究階段性資助計劃,保持戰略定力,強化對前沿科學項目的持續穩定性資助。
(二)建設覆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生涯全生命周期的科技人才資助體係
與NSF建立的全生命周期科技人才資助體係相比,我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長期以來對項目申請人的資格具有“底線”規定,幾乎所有項目都是麵向在職科研人員(包括博士後),且具有很強的優中選優的競爭性,不利於拔尖創新人才的早識別、早發現與早培養,也不利於高校及科研院所在讀學生發揮科研生力軍的潛力。不久前,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宣布,將前移資助關口,進一步加大對優秀博士生的支持力度,試點優秀本科生資助[46],在向對科技人才成長全生命周期資助上前進了一大步。
除了對高等教育階段科技後備人才的資助項目,NSF還有麵向基礎教育階段科學教育的資助計劃,大力支持以提高基礎教育階段科學教育師資力量和提升學生學習質量為重點的研究項目,鼓勵基礎教育階段學生和教師的參與。另外,基於職業發展階段而非年齡,分類設立科技人才資助計劃,及時有力地支持與保障處於職業生涯早期和中期的科技人才的可持續發展,也是可參考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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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徐豔茹,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助理教授(北京 100190);趙瑞雪,中國科學院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190);劉繼安(通訊作者),中國科學院大學發展與規劃辦公室主任(北京 101408)、公共政策與管理學院教授(北京 100190)
基金項目: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國外教育研究專項2023年度委托課題“有組織科研模式國際比較研究及其數據庫建設”(編號:EMIC-YJC-20230003)
來源:《世界教育信息》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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