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高等教育雖然已經走過了123年的曆史，但我國近代大學產生以來，隻有過去的40年是穩定、發展、沒有“斷裂”的40年，是難得的“黃金”發展期。作為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大學生，且以研究高等教育“謀生”的學者來說，我既是親曆者，又是見證人，因此，對於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高等教育進展的討論，有責任發出自己的聲音。

　　改革開放40年來，高等教育的成就與變化令人炫目：最為顯著的成就是高等教育快速進入大眾化後期，毛入學率從1978年的1.55%上升到了2017年的45.7%;在校大學生數世界第一，畢業率世界第一，就業率世界第一，博士生規模世界第一，專業數世界第一;國家財政支持力度不斷提升，教育財政撥款達到了4%，高校生均撥款基本實現了1.2萬;辦學形式出現了多樣化，恢複了民辦(私立)高校，首創了獨立學院，引進了中外合作辦學，也開始了走出國門辦學;許多城市有了大學城，許多高校都建了新校區，部分高校有了異地校區;南方的高校有了空調，中部的高校有了暖氣，每個教師有間辦公室不再是奢望;大學內部治理結構發生變化，傳統的教研室——係(所)二級管理體製變成了係(所)——學院——學校三級體製;本科教學評估、學科專業評估、專業認證等成為質量監控常態，外部質量監控開始向內部質量保障轉向;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加快，加入了華盛頓協議，開始接受國際論證，邀請外國學者參加本科教學評估，雙語課程和教學比例明顯提高;教育技術開始“倒逼”教學方式方法改革，慕課翻轉課堂方興未艾，智慧教室智慧校園初步顯現，PPT取代了粉筆;大學的國際競爭力開始彰顯，國際上的各種大學排行榜、學科排行榜、自然指數等，都出現了中國大學的名字，高校和學者對國際標準不再陌生……總之，高等教育發展支撐了我國的經濟崛起，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享受高等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紅利，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邁進，正在成為全社會的期待。

　　麵對40年來高等教育的發展成就，每一位親曆者都有深刻的切身感受。反思，既是一種尊重，也是一種擔當。思來想去，如果從個人體驗的角度去反思40年的高等教育，也許是一個不錯的選擇;而且從”好大學”這個概念切入，也許更易於讓人接受。好大學這個概念，既樸素又單純，可以說是我們這一代人對大學的“懷舊”和最初判斷。這種判斷，既基於40年前大多數人對大學的認知水平，也基於當時高等教育的“理論和概念水平”。當時的這種認識雖然十分樸素，但卻是真實的史痕再現。正所謂“人民的經曆，才是時代的經曆。” 今天，“推進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已經成為國家的意誌和大學的行動，顯然這是對未來高等教育發展模式提出了新要求。總結經驗，正視問題，找出差距，是對改革開放高等教育40年最好的紀念。

一、初識大學

　　1977年恢複高考，我1978年初入學，成為了改革開放後高等教育第一項重大改革的幸運兒。如果在參加高考前，問我什麼是好大學，答案一定是所有的大學都好，能上大學就是“好”。那時在許多學子眼裏，大學應該沒有太大的好壞之分。1978年，國務院公布了88所重點大學，好像這個名單在社會上沒有引起什麼漣漪。後來才知道，從1954年到1981年，國務院先後分四批公布了99所重點大學，在上世紀90年代全國高校體製改革後，“全國重點大學”這一名稱不再被政府使用。由政府確定大學的地位和身份，是我國長期以來的一個做法。至於對專業的選擇，對大多數學子尤其是知青而言，不懂得挑剔，覺得大學的任何專業都比“種地”的專業好。

　　本科就讀於遼寧第一師範學院(現沈陽師範大學，簡稱沈師)，這是一所命運多舛的大學，自1953年建校之後，經曆了三次遷徙：第一次是從沈陽到朝陽。1965年9月，由於中蘇關係緊張，出於疏散城市人口的戰略考慮，母校從沈陽遷到朝陽，成為了我國高等教育“第二次大遷徙”的“試驗品”。第二次是從朝陽到沈陽市郊;第三次是從沈陽市郊到沈陽市內。本科四年，經曆了後兩次遷徙。沈師的三次遷徙與中國近代百年高等教育的命運十分相像，隻有改革開放之後才穩定下來。學校坐落在遼寧省朝陽市郊，校園沿山坡而建，全長近十華裏;學生宿舍有點兒像部隊的營房，每間容納20-30人，都是大通鋪。1978年12月學校搬回沈陽，原來的校區被別人占了，隻好在沈陽市郊的新城子區，借用一個農場做臨時校址，距離沈陽市區大約30公裏。校園麵積很小，教室和宿舍僅10000平方米左右，工作、學習和生活條件異常艱苦。學生住宿變成了上下兩層、麵對麵的通鋪，仿佛北方冬天菜窖裏的白菜垛子一般排列。有時周末同學結伴去沈陽市區遊玩，如果錯過了末班公交車，就需要步行5、6個小時走回學校。

　　1980年7月，學校搬回沈陽市內的老校區。由於部分教學用房依舊被其它單位占用，辦學條件並沒有多少改善。當時部分班級的教室是和住宿混在一起，每間教室容納50餘人，教室一分為二，中間用一個布簾隔開，前麵上課，後麵住宿，“學習生活一體化”的教室，永遠不用擔心上課遲到。直到大四的時候，才有了真正意義的宿舍樓。坦率地說，學校從朝陽搬回沈陽，有些條件還不如插隊時的“青年點”，學校沒有像樣的圖書館，沒有體育館，隻有資料室，我估計整體條件略好於抗戰時期的西南聯大。但同學們個個學習勁頭十足，隻爭朝夕，積極向上，從未抱怨過艱苦簡陋的讀書環境，思想的火花常在窮屋陋室熠熠生輝，留下了許多屬於那個年代的快樂與美好。

　　特別需要提及的是：我們讀大一、大二時，給我們授課的老師，幾乎都是清一色的“工農兵學員”，絕大多數隻有助教職稱，隻有係主任胡鐵城老師是副教授。聽說胡老師早年畢業於教會學校，在板門店談判時，曾是誌願軍談判代表團的英文翻譯。可惜，胡老師的任務就是解答年輕教師在教學中遇到的各種問題，或者某位老師生病，由他代一節課，相當於一位“救火隊員”。在我們大學畢業時，這些年輕教師才先後評上講師或副教授。當時的教師應該沒有科研壓力，教學是他們的主要工作。至今記憶猶新的是，講授心理學的丁之奇老師在《光明日報》發了一篇二千餘字的文章，在學校引起了較大反響，當他把報紙拿到課堂上給同學們看的時候，大家的崇敬之心溢於言表。

　　對我而言，本科階段走出朝陽看遼寧的大學，碩博階段走出遼寧看中國的大學。1985年，成為沈師的一名碩士研究生，進入教育學領域。1986年秋，第一次跟隨導師訪學，由東到西，從北至南，走訪了中國七、八所大學，有蘭州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陝西師範大學等。此行跟著李放老師沾光，結識了當時的武漢大學劉道玉校長、陝西師範大學李鍾善副校長、西南師大鍾沔琪副校長等。此時的劉道玉校長，正在武漢大學推行學分製、主輔修製、轉專業等一係列在中國具有示範效應的改革。可惜，當時聽了這些舉措，也是一頭霧水，作為一個碩士生，根本無法理解這些舉措在中國的實際意義。此次走訪的這些大學，應該說都是中國的好大學，但除了對校園之大有一些印象，並沒有強烈感覺到這些學校與沈師之間有多大差別。

　　1987年9月，考入廈門大學，成為一名高等教育學專業的博士生。第一次來到廈大，就被美麗的校園震驚了。校園依山傍海，教學樓環湖而建，臨窗遠眺觀滄海，憑欄空語話閑雲，絕佳的讀書聖地。那時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原來就讀的沈師根本不像大學，不叫大學，廈大才是真正的“大學”。在讀博的日子裏，有了更多機會跟隨潘懋元老師參加各種學術會議，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京大學等重點大學，有幸結識了國內許多的教育學大家。在這樣一個學術氛圍的熏陶中，對梅貽琦校長的“所謂大學者，非所謂大樓之謂也，乃大師之謂也。”有了初步感悟。

如果在第一個10年問我什麼是好大學?好大學就是讓人眼睛一亮的校園，有寬敞明亮的教室，有圖書資料豐富的圖書館，有設備齊全的體育設施，有高水平的教師隊伍，有良好的學風教風，有與同窗一起勤奮讀書的單純與快樂。

二、“好”大學就是有錢

　　走出國門，睜開眼睛看異國(地區)的大學已經是博士畢業後的事情了。1994年10月，在“香港大學畢業同學會獎學金基金”的資助下，到香港做訪問學者。此時的香港還沒有回歸，整體的大學製度是英國模式。在香港三個月，走遍了當時由港府撥款的7所大學，初步知道了書院製、導師製、學分製、講座教授製、通識教育，以及畢業典禮穿學位服撥流蘇等一係列很有儀式感的活動，許多做法令我耳目一新。

　　第一次接觸到“一流大學”和“排行榜”的概念是在香港。大約是在1994年11月的一天，與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盧乃桂院長交流時，他告訴我：北京某“頂尖大學”校長在香港大學演講，大意是說在亞洲大學的排行榜上，雖然目前香港的一些大學排名比較靠前，但再過二三十年，內地的大學排名一定會超過香港的大學。盧院長說這番話的意思很明顯，他不認可該校長的說法，覺得內地的大學要成為亞洲一流、世界一流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當時我內心並不認可他的說法，但又找不出強有力的證據來反駁。因為當時香港的大學，教學科研條件十分優越，計算機和圖書館十分現代化，教師工資之高，硬件之好，遠遠超出了自己的想象。

　　在香港訪學期間，做的研究課題是“香港地區大學教師的薪酬研究”。這時才發現，香港高校的教師工資居世界第一，助教年薪也超過40萬港幣，高級講師以上則可以拿到百萬年薪。90年代初的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一年經費就是2億港幣，比廈門大學一年的經費都多，當時廈門大學一年的經費預算是2個億左右。1991年創辦的香港科技大學，正處於建設和招兵買馬時期，薪酬待遇比其他大學還高，吸引了世界各地學者和青年才俊前往應聘，當時大約400多位歐美國家畢業的博士應聘一個講師位置。香港中文大學在此期間開始設立文科博士後項目，博士後月薪大約是3萬港幣。當時的感覺是，每看一頁書就有一筆不菲的收入，實可謂“書中自有黃金屋”。

　　在香港的大學校園，第一次看到有殘疾人無障礙通道，後來在世界許多大學，包括印度和非洲的大學校園，也看到了這一幕。即使在一些年代久遠的舊建築，也完成了無障礙改造。第一次看到大學的衛生間都配備手紙，至於後來出國，再看到大學的衛生間有手紙，也就不覺得稀奇了。而時至今日，衛生間有手紙的高校，在國內仍是屈指可數。北京大學教育學院尚俊傑副院長在一次會議上曾提出：判斷“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之一，就是看學校的衛生間是否配備手紙。此時似乎有了一點感覺，一流大學在基礎設施上，需要有更多人性化的考量。第一次看到了《校長報告書》(也叫年度報告)，從中可以了解學校的各種基本信息。此時才知道，作為公立大學，向社會和全校師生公開學校基本數據，是一所大學應盡的責任。而這些《校長報告書》也成了我們這些研究高等教育的人，掌握一所大學基本情況的窗口。在如此不差錢的香港中文大學，第一次看到了這樣一個細節：校內送達公函的信封，竟然在信封的一麵，印有多個小方格，每用一次，收信人就會在一個方格裏簽上名字，一個信封至少可以用上20次左右。之後在英國的利物浦大學，也看到了類似的信封。後來在廈門大學工作，隻有朱崇實校長給我轉來的各種文件和師生來信，經常使用舊信封。有錢而不奢侈，有錢，更會用錢，也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95年9月，在“中英政府友好獎學金”項目支持下，來到英國利物浦大學教育學院(1881年創辦，屬於英國紅磚大學)做訪問學者。在香港經曆的許多“第一次”，在利物浦大學得到了驗證。與香港的大學相比，利物浦大學顯得更古老滄桑，又經曆了許多“第一次”。

　　第一次參觀一流實驗室。在利物浦大學第一次參訪了地質係的地震實驗室之後，對什麼是“好”大學有了一些新的感知。在地震實驗室，我發現實驗室設備並不都是新的，有部分設備看起來都很陳舊，有點兒像東北冬天取暖的鍋爐房一樣，對此十分驚訝。來自國家地震局的畢亞新副教授告訴我，利物浦大學的地質學科是英國第一、世界領先，地震實驗室是世界最好的實驗室之一，我國地震研究所多年不斷線地送科研人員來該實驗室交流。他還說：看一個實驗室的水平高低，僅僅看設備的新舊還難以下結論。這些看似陳舊的設備，都是研究人員自己動手製作的，因為從事最前沿的科學研究，沒有那麼多現成的實驗設備等著你。

　　若幹年之後，我才逐步理解畢亞新副教授當年說的話。因為後來在日本的東京大學、東北大學、東京工業大學參觀實驗室的時候，同樣發現，日本大學的一流實驗室的設備也不都是新的。直到2015年8月，與從日本歸來的廈大材料學院劉新軍院長聊天，才終於對這個話題有了深刻理解。他說：在日本大學的實驗室，幾乎看不到從其他國家進口的實驗設備，都是“Made in Japan”。問其原因，他說日本的高科技產品大都是出自大學與企業的合作，企業的最新產品也都是在本國的大學最先使用，希望得到科學家們的驗證和“挑刺”，以便改進。這時我才真正明白：一流大學、一流實驗室，在做一流研究的時候，伴隨著研究進程，幾乎都有自主研發的實驗設備。

　　20年前在利物浦大學看到的實驗室一幕，在後來的出訪中，多次得到了驗證，終於意識到：在做最前沿的、具有原創性研究的時候，往往沒有最新的設備支持，隻能自己研製。靠有錢購買新的實驗設備，研究的起點可能就降低了一個等級。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在我今天參觀國內大學各種實驗室的時候，當聽到介紹這是世界一流的實驗設備時，總是提不起興趣和精神，乃至於內心會問：你們用這些一流設備做出了一流成果嗎?一流的研究是“創造”出來的，這是在走一條前人沒有走過的路。

　　第一次知道和體驗了英國大學的“Tea Time”，這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每天上午9-10點和下午3-4點，教師們在“Tea Room”喝茶吃點心，暢聊學術，享受一段美好的“Tea Time”。那時對國外大學的管理還沒有深入到內部，也沒有興趣兒關心大學是如何管理的，此時對“Tea Time”的了解，還僅僅停留在休息聊天的層麵，沒有深刻體驗它是大學的一種學術文化，是呈現大學文化的一種載體。

　　英國好大學給我留下的震撼，是在參訪牛津和劍橋大學之後。依舊記得很清楚，1996年6月底，幾位同期回國的訪問學者結伴去牛津和劍橋大學。一到劍橋鎮，就被深深地震撼了。水溯劍河波浮橋影，古樸典雅的建築馥鬱中世紀的氣質，陽光傾瀉在綠意盎然的草坪上，莘莘學子揮斥方遒，仿佛世外桃源。當時就與同行的夥伴們說：如果再有機會上大學或讀博士，一定要來劍橋大學。與劍橋大學相比，以前就讀、工作和訪問過的香港中文大學、利物浦大學、廈門大學和沈陽師大等，就顯得相形見絀了，劍橋才是真正的大學!正是見過了雲蒸霞蔚的巫山之雲，別處的雲都黯然失色了。這種與原來就讀學校相比產生的落差讓我慟然，對“好”大學的求索與向往悄然蟄伏於心。坦率地說，前二個10年對大學的理解，還屬於走馬觀花，就像當下的遊客參觀廈大一樣，無法理解大學的內部治理結構和精髓。

如果在第二個10年問我：什麼是“好”大學?首先一定是有錢，“好”大學就是用“錢”堆出來的。其次，好大學要有曆史，無根的大學難以稱之為好大學。雖然在利物浦大學地震實驗室看到的一幕，至今不忘，但那還是朦朧的感受，還沒有觸及到大學的內在基因。當然，有錢而不奢侈，有錢後也要自己動手，也是這些大學給我留下的難忘印象。

三、“好”大學要有完善的製度設計

　　1997年10月，工作調動到廈門大學，實現了心向往之的好大學之夢。2002年9月至2003年8月，獲美國富布萊特基金會支持，來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做訪問學者一年。當再次走出國門，從西海岸到東海岸，走訪了美國10餘所大學之後，對好大學的理解開始係統化，開始用比較的視野反思在香港和英國看到的英式大學、在美國看到的美式大學和中國的大學，試圖厘清美國高校的內部治理結構。

　　美國的大學曆史遠遠短於英國，甚至可以說是英國的“第二代大學”，但美國在繼承英國大學基因的基礎上，對英國的大學基因進行了改造，實現了升級，成為了世界高等教育的中心。美國的大學比英國的大學更富有，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2002年，正是美國“金融海嘯”持續發酵的時代，但哈佛大學的富有不為金融危機所撼動，令我十分吃驚。在1998年，哈佛大學基金會有396億美金，相當於當年的越南國民生產總值，在世界上排第66位，稱得上是富可敵國。雖然到了2002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哈佛基金降到了310億美金，在世界上與一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相比，也可以排在第80位左右。因此，從“比富”的角度，中國與美國的大學相比，差距實在太大。

　　為什麼美國一流大學如此富有?原來大學基金會是美國大學的“秘密武器”。大學基金主要來自校友和社會捐贈，基金會運作的方式完全市場化，有相當一部分基金進入資本市場，甚至進入中國的資本市場。如在2005年，哈佛大學基金就曾持有中石油和中石化在國外上市的股票;2006年4月，耶魯大學基金會獲得進入中國股市的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資格 (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QFII)，成為首家獲得中國證監會批準QFII資格的大學基金會。在耶魯大學獲批投資額度之後，有七所美國大學在中國資本市場進行投資，斯坦福大學、杜克大學等。可以說，基金會是美國一流大學財政的“蓄水池”，它確保了大學在經濟危機階段，順利渡過難關。前哈佛大學校長德裏克·博克在《大學何價——高等教育商業化》一書中提出：“對於高等教育商業化，簡單的損益分析無法幫助大學做出正確的決定，學術問題的複雜性要求大學以更慎重的態度，去麵對讚成或反對商業化的兩極意見。”一流大學要有市場化意識，一流大學要懂得經營，一流大學要懂得以錢生錢，這是對美國一流大學的印象之一。

　　從內部治理結構而言，美國大學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終身教職(tenure)製度，這是走向一流大學的不二選擇，且認為該製度的優越性勝於英國的講座製。終身教職製度就是“非升即走”，坦率地說，在當時看到“非升即走”製度，隻覺得是一個好製度，還沒有上升到深刻的理念層麵。表麵上看，“非升即走”是大學的用人製度，是一種相對殘酷的選人製度，但本質上是保護大學學術自由的一種製度。從製度上保護學術自由，是成為一流大學的前提，乃至“鐵律”。哈佛大學之所以站在世界大學之巔，是因為當其他大學“非升即走”的門檻是副教授時，哈佛大學“非升即走”的門檻則是教授，大約5-6副教授當中，隻有一位可能有機會升任教授。對於國內“雙一流”大學教師隊伍的科研實力，許多大學都在用“二八定律”來描述，至於是否準確，還有待考證，但總體符合實際。近年來，國內的“雙一流”大學都在陸續推出這一製度，已經深刻感受到“非升即走”製度對我國建設一流大學的重要。但要通過這一製度完成現有教師隊伍的“換血”，恐怕至少還要20年。當然，終身教職製度也不是十全十美，他可能導致教師隊伍年齡的老化，也可能滋生“懶蟲”，但恰恰在這個過程中，為科研人員的創造性提供了自由空間，這也許就是製度設計的最精妙之處。

　　在伯克利分校訪學期間，對美國高等教育的盈利性與非盈利性之分、大學通識教育、學分製、選專業與轉學製度、研究生培養的研究助理(RA)和教學助理(TA)等一係列製度，都有了基本了解。這些製度已經是美國所有大學的基本製度，故不展開詳述。

　　2003年9月，開始在廈門大學教務處做管理工作，對好大學認知的深化，還是在從事管理工作之後。學到的高等教育理論看似有了用武之地，實際上並非如此，也並非“線性”。高等教育理論與實踐間的巨大“落差”，使我們這些“修煉”了高等教育理論的人，有一種“被打臉”的感覺，而且是經常“被打臉”的感覺。因為我國高等教育的許多現實問題，是中國獨有的。許多在美國成功的、看似符合教育規律的做法，在中國的實踐當中卻難以推行，在教科書上也找不到答案。四年的教學第一線管理工作，感受最深的是：好大學與人才培養尤其是本科人才培養有著密切的關係。雖然看似是一個十分簡單的命題，卻與高等教育理論的若幹重大命題的關係十分密切，與“雙一流”大學更是密不可分。如當下提出的“以本為本、以本為根”、重視本科教育等看似很新的提法，其實都是好大學的曆史特征、基本特征，也可以說是本質特征。

如果在第三個10年問我什麼是好大學?答案一定是好的製度設計，既包括一個國家高等教育係統的頂層製度設計，也包括一所學校內部的頂層製度設計，因為任何高等教育理念都要有好的製度支撐，沒有製度支撐的大學理念隻能是無根的理念。

四、“好”大學要有文化底蘊

　　2007年9月走上學校管理崗位，分管本科和研究生的人才培養以及國際交流，既有了許多現實問題的困惑，也有了更多的機會去看世界大學。11年間訪問了40多個國家的近170所大學。有經濟發達國家有經濟落後國家，有大學有學院，有公立有私立，有巨型有微型，有研究型有文理學院，有綜合性有單科性，還有女子學院，對世界高等教育的“譜係”有了全景了解，真是百花爭豔，各有千秋。

　　在副校長任期內，三次參加由教育部、國家外專局組織的“高校領導海外培訓項目”，先後到美國的密西根大學和新加坡國立大學參加培訓。當再次以“學生”身份，近距離地接觸國外大學管理者時，對什麼是好大學的認識發生了許多改變。

　　在密西根大學兩次培訓期間，有幸聽取了前任校長詹姆斯·J.杜德施塔特(James J. Duderstadt)和時任校長科爾曼博士以及該校所有層次管理者的報告，覆蓋了一所大學的所有管理工作。雖然在此之前，看了如此多的國外大學，但基本上是宏觀的認識多，微觀的認識少;理論的認識多，實踐的認識少;製度的認識多，文化的認識少;“形”的認識多，“神”的認識少，基本屬於走馬觀花。正是在密西根大學的兩次培訓，對美國大學的管理有了深刻認識。例如：大學的跨學科與科學研究和人才培養、大學的創新創業課程與大學生的生涯指導、大學校友會與大學捐贈、大學通識教育與批判性思維等。在密西根大學的第二次培訓，主題是教師發展中心建設，此時才知道，世界的200強大學，幾乎都有教與學研究中心。正是在此次培訓後，教育部發文，要求所有高校都要成立教師發展中心。這一舉措與密西根大學相比，大約晚了40年。

　　在培訓期間，如此近距離地、有多次機會接觸美國的一流大學校長還是第一次。有中國校長問科爾曼校長：究竟是什麼令密西根大學成為美國一流的研究型大學?柯爾曼校長回答說：“核心是大學的製度文化”。在我以往的概念裏，製度與文化是兩個不同的概念，而在科爾曼校長的眼裏，大學的發展，表麵是製度，背後是文化。具體到密西根大學的成功，她認為有四個原因：一是大量的捐贈。如2009-2010年度，整個密西根大學包括醫療係統的預算是52億美元，而學校獲得的捐贈就達59億美元。為何密西根大學的捐贈成為後起之秀?原來校友會的貢獻巨大。校友會不僅時時掌握校友的各種工作動態和收入動態，以至於還幫助新入職的教師接送小孩或找房子。密大校友會的功能遠遠超出了我的想象。二是通過社會服務，不斷獲得大量的研究經費，包括來自聯邦政府和企業。2009年學校的研究經費支出達10.2億美元，其中大部分是聯邦政府的資助，還有一些來自私人基金會和企業界。三是眾多的學科領域和不斷推進的跨學科融合，為密大帶來了新的學科增長點和學術資源，更帶動了跨學科的人才培養。四是大量的博士生人數。2007-2008年度，全美博士學位授予總數約6.3萬個，大約半數(48%)的由60所擁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研究型大學頒發。密西根大學2007-2008年度有753人獲得博士學位。

　　柯爾曼校長對一流大學成長路徑的回答，反映了她對美國一流大學形成路徑的認識。大學要在考慮辦學成本與效益的基礎上關心學生的個人發展。第二，優勢學科和跨學科融合是一流大學形成不可或缺的條件。大量的捐贈和不斷增加的研究經費是密西根大學成為美國研究型大學的兩個重要原因。從表象上看，密西根大學幾乎是用錢“堆”起來的，但若從大學曆史的角度審視，在其背後實際上還是大學理念在起主導作用。對追求一流大學的人來說，理念顯然比製度重要，讓理念轉化為行動則更為重要。如果忽略了一流大學的生成過程和路徑，不能領會一流大學的生成機製，也許我們會走許多彎路。

　　對美國大學製度文化和內部治理結構的了解，是校長班學員有機會列席了一次密西根大學董事會。會議之前，董事會討論的議題已經在網站上公布，有興趣的師生可以在網上報名，旁聽董事會。每次董事會事先擬定的專題討論完之後，都會留出半個小時給旁聽者發言的機會。例如，在此次董事會上，其中一個議題是討論學費漲價，學生代表在會議上義正嚴辭地表明了學生態度，反對漲價，且明確地告訴校董們，如果下一次討論學費漲價，一定要通知學生代表參加。如果在沒有學生代表參加的情況下，學費漲價獲得通過，學生會將無法“平息”學生意見。

　　每一位校長班學員在列席了董事會之後，都似乎感受到了心靈上的觸動。這唯一的一次列席國外大學的董事會，給人們留下的反思空間實在太多。如果說密西根大學董事會的議程是一個製度設計，不如說是一種文化，即製度文化。一個大學製度文化的形成，想必一定經過了長期的激烈的博弈，如果大學無法擺脫從製度到文化的過渡，實現製度與文化的一體化，任何製度都會顯得蒼白。劍橋大學前校長阿什比說：“大學是遺傳和環境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說，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過程，就是培育大學精神和文化的過程。過分的浮躁、功利、限製等，都不利於一流大學基因的生長。因此，讓大學製度轉化為大學文化，刻不容緩。隻有形成了製度文化，才能實現人文化成，達到文化育人的效果。

　　在密西根大學，隨處可見製度文化的痕跡。例如博物館圖書館等，很早就開始扮演重要的角色。有些博物館致力於研究，有些致力於教學，對本科生和研究生意義重大。全校至少有12個博物館且門類豐富：有19個圖書館和若幹分布於校園各處的私人館藏，有800萬冊圖書、7萬多份期刊及250多萬冊數字化圖書。圖書館24小時對學生開放，如果學生讀書過了午夜，可以打車回宿舍，打車費由學校買單。密西根大學校園各個角落隨處可見擺放的藝術品，這種隨意卻有心的校園文化讓學生飽受藝術的熏陶與感染，有助於培養他們的審美情操和藝術鑒賞力。

　　大學的製度文化是一所大學的生命力，此類案例舉不勝舉。劍橋大學的Formal Dinner要求參加的所有人必須著正裝，學生須穿學袍，學院的院士們坐在尊貴的高腳桌上，畢業典禮全程使用古拉丁文完成，受禮次序按學院劃分，整個過程充滿了儀式感。經過儀式感熏陶的學子，身上自然散發出淑女與紳士的恬澹優雅，大學的“精致”從一樹一草一花到學院大門和餐廳的高腳台，乃至用餐儀式、畢業儀式，都體現著無法複製的精美典雅。

　　就大學文化而言，廈門大學是一個典型案例。從1921年廈大建校那一天起，用鍾聲規範作息的習慣沿襲至今，鍾聲是長汀時期廈大人傳承文化使命的曆史見證，在從容淡定與抱樸守拙中引領著一代又一代的廈大人止於至善;廈大“足不涉泥，雨不濕靴”的石板路，也在默默地訴說著先賢對學子的期許和對大學精神的堅守;每逢學術交流活動常常會邀請一名學生吹笛子，悠揚啼囀，願百年後斯文在茲，廈大的傳承與曆史如白城外的汪洋經久不息，響遏行雲。

　　一所好大學不可或缺的是百年建築、百年大樹、百歲大師，他們既是大學的“物理地標”，也是大學的“精神符號”。但是這些符號和現象到底是不是大學文化的本質，是否構成大學文化當中所形成的沉澱下來的，能夠延續下去的東西?在我看來，這些能夠從器物上反映出來的或者用肉眼能夠看到的文化，包括一些校園文化生活，可以看成大學文化的表象，但我們更需要把“表象”深化，積澱成為“本質”的精神文化。一所“好”大學的醞釀，似一壇百年老酒，可能不需要多麼華美的外在包裝，其自然散發的醇香無聲訴說著大學的文化與底蘊。

如果在第四個10年問我什麼是好大學?答案一定是大學文化，是堅守大學使命的文化。“好”大學應有文化底蘊，引領社會，引領潮流，引領未來。大學的文化才是一流大學的靈魂所在;好大學既是錢堆出來的，更是長期的曆史積澱出來的，更是一代代後人傳承下來的。

五、心目中的“好”大學

　　“好”大學在不同的個體眼裏、不同的國別裏、不同的曆史背景下，都有當時、當地不同的內涵與最“好”的答案。歲月流轉間窺得不同真諦。我對好大學的看法經曆了“少年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中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老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變化。當我從知青成為一名本科生的時候，好大學是充裕的物質條件，景色秀麗的校園環境，良好的教學條件和寧靜的圖書館，反正能上大學就是“好”;在我讀研究生的時候，好大學就是有一個好師父好導師，是可以跟著導師四處遊學，享受師父的陽光雨露;在我成為一個地方高校的大學教師時，好大學就是有碩士點博士點，有學科平台，可以當碩導博導帶研究生;當我成為一名“985”高校的教師時，好大學就是有足夠的科研經費和豐厚的薪酬;而當我成為大學的管理者時，從讚賞廈大的美麗，再到見識香港中文大學的優裕、英國利物浦大學的曆史，震撼於劍橋大學的風範與高貴，深感不斷加深的落差。但隨著走訪的大學越來越多，形態各異的大學恣意生長，百花齊放各有意蘊，不同層次大學間的落差又在不斷縮小。回想起來，我看到過世界最富有的大學，也看到了世界上最貧窮的大學，以至於在最近幾年，特別想去看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在非洲的肯尼亞、埃塞俄比亞、利比裏亞、尼日利亞看到的大學，比1978年我在沈師讀書的條件還要艱苦。尤其是2010年，帶著廈大藝術團去利比裏亞大學演出，全校隻有一個衛生間，主要是供校長使用。沒有黑板、沒有粉筆、桌椅板凳殘缺不全，學生們圍在一棵大樹底下討論，像寺廟的辯經一般。他們熱烈討論、認真思考的時候神采飛揚，眼神中透漏出對知識的虔誠與莊嚴，散發著耀眼的光芒。貧困落魄的荒原裏野蠻生長的靈魂，貧窮和落後也無法阻擋他們放射出勢不可擋的精神之光，此情此景，不禁喟歎：“好”大學何須一定要有金碧輝煌的大樓!“錢”可以堆出外在形象的“富麗堂皇”，可以登上各種大學的排行榜，可以實現各指標和達到統計數據的“光鮮亮麗”，但總是覺得這隻是好大學的一個“橫斷麵”，似乎缺少了魂的“橫斷麵”。西南聯大雖辦學條件艱苦，但人才輩出，正印證了好大學不是立在物質上，是立在精神上。

　　雖然已經走訪了幾百所大學，突然發現，大學看的越多，就發現自己知道的越少。要歸納出一個好大學的模板，我也覺得不可能，更何況，世界上還不斷有新型大學或大學的新形態出現。如完全沒有固定校園的密涅瓦大學，學生行走在世界各地;如斯坦福的開環大學，基本顛覆了傳統大學的模式。什麼是好大學，在越來越多元化的今天，也許越來越不可能有一個固定的絕對的標準。總體說來，好大學是一個價值判斷，主體不同、時空不同，人們對好大學的判斷也會發生變化;即使是同一個主題，也會因為閱曆及體驗的深化，對好大學的判斷發生變化。一所好大學，應該有外在的形象，即漂亮的校園;有內在的製度，即保護對真理的探索和激發學生批判性思維;有深厚的底蘊和文化，即體現大學斯文和風骨的各種儀式;有悠久的曆史，即沒有斷裂的階段;有創新的精神和實踐，即開改革之先河，可以影響其他大學。但我們需要承認，中國的大學，新的東西多，曆史的積澱少;改革的東西多，堅持的東西少;跟別人學的多，自己原創的少;理想的成分多，落地的實踐少;概念講的多，行動的價值少;人才的稱謂多，大師的數量少;宏大的敘事多，精致的東西少。

　　1897年，美國教育家杜威發表《我的教育信條》一文，其對教育的深刻理解在百年之後的今天仍被奉為圭臬。於我而言，我對高等教育、對好大學也秉持了若幹基本信念。模仿之，好大學應該具備如下特征：

一所好大學，一定是以培養人為第一位的大學。有了學生，才有了大學，這是大學最基本的命題，也是辦大學的基本常識，無論大學在社會需求的“壓力”下，產生了多少新的功能，人才培養永遠是本質功能，任何新功能都是基於人才培養的衍生。隻有人才培養的功能在大學發展的過程中“固定”下來，新產生的功能與人才培養有機地結合在一起，並做到“反哺”人才培養，大學的發展才是在一條正確的軌道上。培養人才，一定要有“溫度”。即能給予學生終生難忘的人文關懷。廈門大學的免費米飯，就是源於西遷的長汀時期。

一所好大學，一定是能夠改變學生命運的大學。大學之所以從最初的“學生大學”發展到“教師大學”，再發展到今天的“以學生為中心”的大學，既是大學發展的一個自然軌跡，更是人們對大學使命認識的深化。今天的“以學生為中心”與昔日的“學生大學”是異曲同工，是對大學使命認識的再次提升。在具有深厚的“師道尊嚴”的教育傳統中，實現這一升華，涉及到大學的方方麵麵，既包括給予學生更多的人文關懷，也包括改變大學的組織體係和運行機製。大學隻有改變了自己，才能改變學生的命運。

一所好大學，一定是超越了排行榜的大學。原本基於分類、統計需要的大學排行榜，正在開始左右和改變人們對好大學的原初認知，排行榜正在侵蝕大學的精神和文化基因。在今天在世界上的大學排行榜上，都可以看到我國大學的名字，且數量有不斷上升的趨勢，但許多人對此似乎並不認可，即使在一流大學工作的人，也不敢底氣十足地肯定自己是一流大學人。原因何在?就在於基於績效和工具評價導向的大學，雖然可以位列排行榜的前麵，但卻是與一流大學的學術文化相背離。“好”大學一定懸掛於排行榜前列，但沒有懸掛在排行榜前列的也可能是“好”大學。

一所好大學，一定是能夠領跑的大學。大學是社會的思想者和引領者，但大學的組織屬性，又使得大學成為所有社會組織當中相對保守的機構，“象牙塔”就是大學保守的代名詞。我國的大學，由於發展的曆史較短，從近代以來就一直被認為是“舶來品”。時至今日，我國大學的基本製度尤其是人才培養模式，都是在學習西方，在社會和大學轉型的過程，出現了許多“淮南為橘淮北為贄”的現象。因此，我國的好大學，就是在學習借鑒西方的教育經驗時，盡快走出自己的路，且能夠影響世界。

一所好大學，一定是製度與文化有機結合的大學。從表象來看，支撐一所好大學的是製度，其本質則是文化，是滲透在製度裏的文化，即製度文化。大學製度是圍繞著兩個維度展開，一是保護大學教師學術自由的製度，一是激發學生創造力的製度。然而無論任何製度，都有天然的缺陷，幾乎都與學術的創造產生矛盾，隻有製度成為文化，成為學術共同體的自覺行為，其製度才有生命力。大學就像人們熟悉的中國水墨畫，著墨的地方是畫，留白的地方也是畫：外在形象是我們看得到的畫，內在底蘊是我們看不到的畫，而我們要關心的正是水墨畫留白的地方。在物質條件匱乏的時代，支撐好大學的支柱是精神和文化;在物質條件相對充裕的時代，支撐好大學的支柱依然是製度和文化。

一所好大學，一定是有定力的大學。在任何國家和大學的任何發展階段，來自社會的幹擾都無法避免，西方的推崇的大學自治與我國講的大學辦學自主權，其實都是一種理想狀態，都是大學與社會博弈後的期待。因此，在大學的發展過程中，任何一所大學既有選擇，也有堅守，既要回應外部社會的需要，也要堅持自我理想的追求。大學需要擔當，肩負起時代賦予的使命。在前進的道路上免不了有悲劇，有犧牲，有挫折，但這些都是走向成功前所要經曆過的種種磨難，也是彌足珍貴的經驗財富。一所好大學必定是能夠在“有所為”與“有所不為”之間做出智慧取舍的大學。

一所好大學，一定是懂得經營的大學。不可能每個大學都有錢，在有限的條件下把大學的資源用到極致就是好大學。大學走到今天，政府對大學財政支持力度的降低是普遍現象，大學懂得經營已經成為好大學的成功之路。2002年，美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弗朗索瓦•維克多•塗尚教授說：“一百年前，州政府給學校的撥款占年度經費95%，而2017年，政府的撥款隻占15%，但今天的大學質量並沒有下降。”這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懂得經營並不意味著就要放棄育人的天職，更不是要以犧牲教育質量為代價。相反，真正的好大學，通常都是深諳經營之道而又不忘育人初心的大學。

一所好大學，一定是十分精致的大學。精致是一所好大學的氣質，“精致”意味著大學對細節的關注與執著，意味著理解、溝通與包容。作為一種兼具育人和服務功能組織的大學，必須要關心每一名學生的個性化需求，注重對每一個教學環節過程的不斷改進，關注每一門課程內容與結構的合理設置。一所精致的好大學，必定是一個能夠讓校園充滿生機活力的大學，不論是樓宇亭廊，還是運動場所，都應該被精心設計成一個能夠為師生提供交流與探討學識的空間。隻有當精致成為一所大學的優秀的習慣，才有可能將追求卓越的基因融入學校發展與學生成長之中。

一所好大學，一定是能夠把教育理念轉化為紮實行動的大學。大學自誕生之初，就有其理念，踐行理念就是要將願景變為現實。從理念到行動，大學需要回歸教育，再識教育，遵從規律辦好教育。我國正從高等教育大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中國大學也逐漸成為世界高等教育體係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踐行者、貢獻者和引領者，沒有什麼比將先進的、科學的教育理念轉化為實際行動更能提升本土大學的影響力和聲望。因此，我們要“講好中國故事”，自然也要“講好中國高等教育的故事”，一所有所貢獻的好大學恰恰就是能夠善於把教育理念轉化為紮實行動的大學。

一所好大學，一定是有危機意識的大學。我注意到，幾乎所有國外大學的校慶，都有一個繞不過的話題，就是反思和預警。這種反思和預警精神，是一所大學不斷取得進步和突破所必不可少的力量，但在國內大學的校慶中，卻是鮮少見到。中國大學所處的國情、社情遠比世界其他國家和地方的大學都要複雜得多，發展中的舊問題還未得到根本解決，新問題已經接踵而至，新舊問題交織，使得大學的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性。倘若，當下我國的大學再不認識到所麵臨的風險與挑戰，再不反思曆史上留下的教訓，就難以從已經發生深刻改變的世界中發現新的機遇，贏得主動權。

　　好大學的特征遠不止上述10項，好大學是立體的，是從裏到外的，是從文化到製度的，是從教師到學生的，是從管理到服務的，是從蓋房子到種樹種花的，是從專業到課程的，是從開學典禮到畢業典禮的，是從黑板到PPT的，是從咖啡廳到書店的，是從體育設施到植物園的，是從運動隊到交響樂團的，是從校長到敲鍾人的，是從廁所手紙到信封的，是從信封到無障礙道路的，是從通識課程到創新創業課程的，是從校訓到隊呼的，是從選址到蓋房子的，可以說無所不包，無所不在。

　　過去40年，閱讀了許多世界高等教育名著，今天才明白，為什麼世界第一本高等教育名著會出自於英國紅衣主教約翰·亨利·紐曼之手，那是在告訴後人：辦大學要有虔誠的“宗教精神”;大學的起源基於理念，大學的未來同樣基於理念。中譯本將紐曼的代表作“The Idea of University”譯為《大學的理念》。如果今天叫我翻譯這本書，一定會把該書的中文書名改為《大學的理想》，因為大學的理想永遠在路上。

　　在我的大學時代，從本科到碩士階段，再到博士階段，我的任課教師和碩士博士導師，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即他們的學曆都不高，都是本科生，可他們對教育教學的熱愛深深地感染著我們。然而，當跨越年齡和身份的時空，麵對今日的大學教師群體，都是清一色的碩士博士時，對好大學的認知又“回歸”到了“初識”。內心一直有一個“瘋狂而浪漫”的願望：退休之後要再上一遍大學，重新做回學生。我不想隻是遊走在“好”大學的門外看大學，我想走進 “好”大學的課堂，坐在講台下麵，褪去“大學管理者”、“教授”的標簽，回歸到一名學生的身份，虔誠認真地聽課做筆記，懷抱著圖書走在石板路上，與年輕的靈魂碰撞思想的火花，讓“好”大學不再是我苦苦探求，冥思而得的理論幻影，而是教室裏不經意灑落在書本上，觸手可及的陽光。

　　雖然我國的大學已有百餘年的曆史，但從年齡的意義上說，年齡最大的大學有123歲，最年輕的大學隻有2歲，但今天的中國大學還有許多屬於“第一代大學”的特征。例如在建設“雙一流”的背景下，今日大學盛行的“工分製”式的績效考核和評價顯然與現代大學製度相悖，它是基於經濟人的假設和製度建設。因此，建設好大學，我國的大學都需要補課，需要補大學常識的課。

　　今天，我國大學在硬件上與國外大學相比差距在縮小，錢已然不是建設“好”大學的首要問題。2018年4月27日，教育部75所直屬高校均在其信息公開官網中，公布了2018年預算，其中最富有的一所大學年度預算高達269億元，有兩所大學超過了140億元，有四所大學預算超過100億元。從經費的角度看，我認為中國的大學應該有信心成為一流大學，有條件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目前的關鍵是：如何從精神和文化層麵來建立一流大學。對此，我們必須有清晰的判斷。

　　（本文原載於《北京大學教育評論》2018年第四期）

參考文獻

　　[1]沈陽師範大學.沈陽師範學院輝煌而曲折的發展曆程[EB/OL].http://www.synu.edu.cn/synucn/p1_08_04.html

　　[2]鄔大光.九十年代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與前瞻[J].遼寧高等教育研究,1995(04):51-56.

　　[3]鄔大光.世界一流大學解讀——以美國密西根大學為例[J].高等教育究,2010,31(12):82-93.

　　[4]鄔大光.一流大學的底蘊[J].世界教育信息,2014,27(01):39.

　　[5]鄔大光.重視本科教育:一流大學成熟的標誌[J].中國高教研究,2016(06):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