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雙一流”建設的時代方位可以概括為“兩個大局”和“兩個中心”。“兩個大局”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兩個中心”是“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和“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中國邏輯是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雙一流”建設的基本方略包括5個方麵：一是突出立德樹人，培養一流人才方陣;二是突出學科交叉，構建一流大學體係;三是突出原始創新，完善大學創新體係;四是突出開放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五是突出師德師風，建設一流教師隊伍。

　　關鍵詞：“雙一流”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

　　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我國有獨特的曆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不能跟在別人後麵依樣畫葫蘆，簡單以國外大學作為標準和模式，而是要紮根中國大地，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怎樣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中國之問和時代之問，也是其“雙一流”建設思想的最新表述。從2014年考察北京大學時的講話到2018年全國教育大會上的講話，從2021年考察清華大學時的講話到2022年考察中國人民大學時的講話，習近平總書記“一以貫之”的思想就是“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這一重要思想形成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為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實踐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雙一流”建設的時代方位

　　“雙一流”建設是中國進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之後啟動的高等教育重點建設工程。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經曆了三個主要階段，一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二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三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與此相對應，高等教育重點建設也經曆了三個發展階段，一是“全麵學蘇”的重點大學建設。從1954年確定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6所高校為全國重點大學到20世紀80年代初指定90多所高校為全國重點大學，一大批蘇式工科類行業高校進入了國家重點建設的行列。二是“三個麵向”的重點大學建設。從“七五”“八五”期間重點建設15校到“211工程”“985工程”，重點大學建設堅持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美式研究型大學成為趕超標杆。三是“紮根中國大地”的重點大學建設。從2015年啟動“雙一流”建設到2021年確定新一輪“雙一流”建設高校名單，重點大學建設強調走出一條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

　　習近平總書記將“雙一流”建設的時代方位概括為“兩個大局”和“兩個中心”。第一個大局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戰略全局”。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對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強調，“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高等教育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綜合國力的基礎，代表著一個國家教育水平的高度，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是教育強國戰略的必然要求。在中國人民大學建校八十周年的賀信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當前，黨和國家事業正處在一個關鍵時期，我們對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迫切，對科學知識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為此，我們要加快推進“雙一流”建設，全麵推進高等教育現代化。第二個大局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變局集中體現為國際力量對比的巨大變化。一方麵，以美國為代表的的西方世界國力相對衰落，在維護全球霸權地位及國際秩序方麵逐漸力不從心;另一方麵，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不斷崛起，世界發展動力曆史性地轉向東方。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風險和機遇並存。一方麵，大變局意味著難以把握的巨大風險。100多年前，晚清重臣李鴻章曾發出“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感慨，為舊中國最後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留下注腳。今天的大變局同樣蘊含著大挑戰，美國為了繼續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在經濟脫鉤、科技脫鉤和學術脫鉤等方麵展現出激進好鬥姿態，對中國乃至全球的安全與穩定造成嚴重威脅。另一方麵，大變局意味著開新局。大變局正在催生一個有別於美式帝國秩序的後西方世界，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正在積極塑造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並引領全球未來發展。

　　“兩個中心”是大變局的邏輯展開。第一個中心是中國要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2021年3月15日，《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文章《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如其所言，“中國要強盛、要複興，就一定要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在文章中，習近平總書記反複強調創新是第一動力，中國必須矢誌不移地堅持自主創新。第二個中心是中國要“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2021年9月，在中央人才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略，全方位培養、引進、用好人才，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在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從縱橫兩個角度深刻闡述了世界科技中心和人才中心轉移現象。“人類曆史上，科技和人才總是向發展勢頭好、文明程度高、創新最活躍的地方集聚。16世紀以來，全球先後形成5個科學和人才中心。”一是16世紀的意大利，文藝複興運動促進了科學發展，產生了哥白尼、伽利略、達芬奇等一大批科學家;二是17世紀的英國，培根經驗主義哲學加速推動了科學進步，產生了牛頓、波義耳等科學大師;三是18世紀的法國，啟蒙運動營造了向往科學的社會氛圍，產生了拉格朗日、拉普拉斯、拉瓦錫、安培等一大批卓越科學家;四是19世紀的德國，新人文主義運動加速了科學發展，產生了愛因斯坦、普朗克、歐姆、高斯、黎曼等一大批科學家;五是20世紀的美國，實用主義帶來了科學的發展，集聚了費米、馮·諾依曼、愛迪生等一大批科學家和發明家。

　　科學中心和人才中心合在一起就是學術中心。近代以來，世界學術中心也是周期性轉移的，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先後成為世界學術中心。判斷世界學術中心的標準主要有兩個，一個是重大科學成果占同期世界總數的比例超過25%，另一個是世界頂尖的學者和留學生的集聚地。縱觀近代科學發達史，一個國家先成為世界學術中心，然後才成為世界科學中心;一個國家先失去世界學術中心地位，然後才失去世界科學中心地位。中國要成為世界重要的科學中心和人才中心，首先必須成為世界重要的學術中心。當今世界正在形成北美、西歐、東亞三大學術中心，中國要有所作為，必須建設世界一流大學集群，打造世界一流大學高地，最終成為世界重要的學術中心。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考察時指出，“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係需要有一流大學群體的有力支撐，一流大學群體的水平和質量決定了高等教育體係的水平和質量”。“雙一流”建設正是在世界科學中心、人才中心和學術中心轉移的時代方位中展開的。

二、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中國邏輯

　　1. 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中國有獨特的曆史、獨特的文化、獨特的國情，決定我們隻能走中國特色的教育現代化之路，紮根中國大地辦教育。”紮根中國大地辦教育在高等教育領域就是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高等教育是一種文化現象，任何世界一流大學都具有本土文明的底色。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取代德國成為新的世界科學中心和人才中心，靠的就是“紮根美國大地辦大學”。正如時任哈佛大學校長艾略特所言，“美國的大學不能從英國、法國或德國移植，它必須是有獨創性的，生長在自己的土地上，符合美國社會和政治的風俗。”

　　作為後發外生型國家，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主要是模仿西方發達國家，呈現出模仿多於創新的特點。北洋政府時期，中國大學主要模仿日本，而日本現代大學基本上源於歐洲大陸;民國時期，中國轉向學習美國，逐步建立起以通識教育為特點的美式高等教育體係;20世紀50年代，中國“全麵學蘇”，形成了以專業教育為特點的蘇式高等教育體係;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再次轉向美國，試圖以美國常春藤大學為模板建立世界一流大學。應該說，一百多年來，我們時而學習美國，時而學習歐洲大陸，始終沒能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世界一流大學之路。

　　2014年5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北京大學考察時提出了“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的著名論斷。“辦好中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必須有中國特色。沒有特色，跟在他人後麵亦步亦趨，依樣畫葫蘆，是不可能辦成功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世界上不會有第二個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劍橋，但會有第一個北大、清華、浙大、複旦、南大等中國著名學府。我們要認真吸收世界上先進的辦學治學經驗，更要遵循教育規律，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2022年4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人民大學時進一步強調，“要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堅持為黨和人民事業服務，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傳承紅色基因，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這些論述對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和“雙一流”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2. 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特點

　　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是共性和個性的辯證統一。一方麵，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體現了中國文化和中國製度的特點;另一方麵，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也是一流大學，體現了國際“好大學”的共同特性。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是國際“好大學”的模式與中國本土文化、地方製度重組後的產物，具有四個主要特點。

　　第一，文化特征：堅持大學之道。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植根中國本土文化、繼承中國本土文化基因。任何一個國家要建立大學這類機構，必須在其本土文化中有關於大學的概念。中國本土的大學概念是《禮記·大學》中的“大學之道”，“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至於至善。”“大學之道”強調立德樹人和大學的政治功能。這完全不同於美國大學的3A原則(學術自由、學術自治、學術中立)，3A原則強調學術與政治分離、“不發表就出局”的學術邏輯。中國大學堅持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正是對“大學之道”的繼承與發揚。

　　第二，製度特征：堅持黨的全麵領導。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堅持黨對教育事業的全麵領導要求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必須堅持“四為方針”，即為人民服務，為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服務，為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製度服務，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2021年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正式將“四為方針”融入總則之中。應該說，“四為方針”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相關精神的具體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製度特征集中體現為其法定治理結構為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

　　第三，國情特征：堅持知中國、服務中國。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是培養“知中國、服務中國”人才的大學，它既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世界一流大學，也是發展中國建設的世界一流大學。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堅持“四個麵向”，即麵向世界科技前沿、麵向經濟主戰場、麵向國家重大需求、麵向人民生命健康。“四個麵向”不僅遵循學術邏輯，而且遵循社會需求邏輯。這是中國一流大學與美國一流大學的根本區別。美國一流大學遵循學術邏輯，奉行“不發表就出局”的學術治理原則，導致大學德育邊緣，陷於“失去靈魂的卓越”。中國一流大學主要遵循社會需求邏輯。從學術的角度來看，中國大學或許不如國外頂尖大學;但從服務社會的角度看，國外頂尖大學遠遠不如中國“雙一流”大學，立德樹人大學模式也將是中國對世界高等教育最突出的貢獻。

　　第四，質量特征：堅持國際可比。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也是世界一流大學，具有其共性特征。世界一流大學有兩個標誌，一是擁有世界一流的教學，培養出世界一流的人才;二是擁有世界一流的科研，產出世界一流的學術成果。世界一流的教學和世界一流的科研，依靠世界一流的教師隊伍，建設世界一流的教師隊伍有兩個前提條件：充足而靈活的經費和良好的管理體製機製。可見，一流教學、一流科研、一流師資、一流經費和一流管理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共性特征，其中一流教師隊伍處於核心地位，這也是中國要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的根本原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所言，“好的學校特色各不相同，但有一個共同特點，都有一支優秀教師隊伍。”

　　3. 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方略

　　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方略集中體現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的講話中。歸納起來，主要包括五個方麵：

　　第一，突出立德樹人，培養一流人才方陣。習近平總書記認為，大學的根本任務在於立德樹人，應該將立德樹人的成效作為評價學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標準。在2018年考察北京大學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高校隻有抓住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這個根本才能辦好，才能辦出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為此，必須抓好三項基礎性工作：一是堅持辦學正確政治方向，二是建設高素質教師隊伍，三是形成高水平人才培養體係。在2021年考察清華大學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建設一流大學，關鍵是要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要想國家之所想、急國家之所急、應國家之所需，抓住全麵提高人才培養能力這個重點，堅持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著力培養擔當民族複興大任的時代新人”。

　　第二，突出學科交叉，構建一流大學體係。習近平總書記認為，高等教育體係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其內部各部分之間具有內在的相互依存關係。從大學外部治理層麵來看，要推進高等教育體係分類管理和分類指導，引導高校立足自身、準確定位、辦出特色;從大學內部治理層麵來看，要用好學科交叉融合“催化劑”，對大學現有學科專業體係進行調整升級。在2018年考察北京大學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大學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加強對關鍵共生技術、前沿引領技術、現代工程技術、顛覆性技術的攻關創新。要下大力氣組建交叉學科群和強有力的科技公關團隊，加強學科之間協同創新，加強對原創性、係統性、引領性研究的支持”。在2021年考察清華大學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強調，要“瞄準科技前沿和關鍵領域，推進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新文科建設，加緊培養緊缺人才”。

　　第三，突出原始創新，完善大學創新體係。習近平總書記認為，一流大學既是人才培養的中心，又是科學研究中心。既要培養一流人才，又要產出一流學術成果。在2021年清華大學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在自然科學領域提高原始創新能力。“一流大學是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要完善以健康學術生態為基礎、以有效學術治理為保障、以產生一流學術成果和培養一流人才為目標的大學創新體係，勇於攻克‘卡脖子’的關鍵核心技術，加強產學研深度融合，促進科技成果轉化。”在2022年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建立自主的知識體係。“要以中國為觀照、以時代為觀照，立足中國實際，解決中國問題，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知識創新、理論創新、方法創新，使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真正屹立於世界學術之林。”

　　第四，突出開放合作，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放合作既是大學發展不竭動力，也是大學要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作貢獻的必由之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的全球願景，也是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石。在2013年博鼇亞洲論壇的主旨演講中，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2020年教育部發布的《關於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中明確提出，“支持高校加強與世界一流大學和學術機構的合作，引導高校加快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高層次國際化人才。”在2021年清華大學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要“加強國際交流合作，主動搭建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促進人類共同福祉”。

　　第五，突出師德師風，建設一流教師隊伍。一流教師隊伍是到達一流大學的基礎和前提。習近平總書記認為，教師隊伍的素質直接決定著大學辦學能力和水平。“建設政治素質過硬、業務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質教師隊伍是大學建設的基礎性工作。”關於教師隊伍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四有好老師”的標準，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紮實學識、有仁愛之心。“四有好老師”不但是習近平總書記對beplay體育手機教師的要求，也是對大學教師的期許。關於“有道德情操”，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大學教師要成為大先生，做學生為學、為事、為人的示範，促進學生成長為全麵發展的人”。“評價教師隊伍素質的第一標準應該是師德師風。”關於“有理想信念”，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大學教師要“始終同黨和人民站在一起，自覺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實踐者”。關於“有紮實學識”，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大學教師要研究真問題，“著眼世界學術前沿和國家重大需求，致力於解決實際問題，善於學習新知識、新技術、新理論”。“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迫切需要我們的教師既精通專業知識、做好‘經師’，又涵養德行、成為‘人師’，努力做精於‘傳道受業解惑’的‘經師’和‘人師’的統一者。”關於“有仁愛之心”，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教育是一門‘仁而愛人’的事業，有愛才有責任。廣大教師要嚴愛相濟、潤己澤人，以人格魅力嗬護學生心靈，以學術造詣開啟學生智慧，把自己的溫暖和情感傾注到每一個學生身上，讓每一個學生都健康成長，讓每一個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

　三、“雙一流”建設熱潮的冷思考

　　第一輪“雙一流”建設已完成，第二輪“雙一流”建設正式啟動。在第一輪“雙一流”建設中，140所“雙一流”建設高校承擔了全國超過80%的博士生和60%的碩士生培養任務，逐步成為培養基礎研究人才的主力軍和科技創新人才的生力軍。不僅如此，國家“雙一流”建設引領帶動各地建設了410所地方高水平大學和1387個地方優秀特色學科，高質量的高等教育體係正在逐步形成。新一輪“雙一流”建設入選147所大學，將引領帶動更多的地方高水平大學開展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雙一流”建設熱潮滾滾。在這種情況下，用習近平總書記“雙一流”建設思想檢視“雙一流”建設實踐，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 從曆史角度審視建設邏輯

　　從曆史角度來看，世界一流大學的生成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古典大學經過漫長的曆史積澱，“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最終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另一種是南洋理工大學、浦項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等新興大學通過有效的戰略管理和體製機製創新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行列。前者遵循自然生成邏輯，是在一定文化土壤中長出來的;後者遵循人為設計邏輯，是通過模式移植刻意設計出來的。世界一流大學分兩個層次，一是指標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二是文明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指標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是評估主義泛濫的產物，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文明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具有本土文明的底色，能給其他國家、其他文明帶來實質性的啟示和借鑒，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人為設計的世界一流大學大都是指標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自然生成的世界一流大學才是文明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就是要創建文明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但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中有一個未經反思的基本經驗：行政主導、重點建設。從1954年國家指定6所大學為全國重點大學到“七五”“八五”期間重點建設15校，從“211工程”到“985工程”，建設邏輯貫穿其中，呈現出強烈的路徑依賴。應該說，建設邏輯是後發型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基本策略，在一定的曆史階段具有合理性。但是我們一定要清醒地認識到，建設邏輯隻能產生指標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不能產生文明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雙一流”建設要遵循習近平總書記“紮根中國大地辦大學”的理念，結合人為設計和自然生長兩種邏輯，以人為設計邏輯打造指標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以自然生長邏輯培育文明意義上的世界一流大學。

　　2. 從大教育觀審視緊缺人才培養

　　從大教育觀的角度看，教育是一個複雜的開放係統，必須保持與社會環境的互動。大教育觀是一種大學改進思想，主張“跳出教育談教育”。世界一流大學是一個複雜的開放係統，其結構和行為歸根到底是由環境因素決定的，因此，必須將教學與科研的改進置於社會變革的總體框架之中。對一所大學來說，微觀層麵的“學科與專業”“教學與科研”改進以學校層麵的“組織與管理”改進為前提，而學校層麵的“組織和管理”改進以宏觀層麵的“體製與結構”改進為前提。在宏觀層麵的“體製與結構”沒有根本改變的情況下，組織內部的“學科與專業”“教學與科研”“組織與管理”改進難以取得應有成效，必須跳出大學談大學、跳出教改談教改。社會變革是大學改進的主要推動力。縱觀全球大學發展史，絕大部分的大學改進都是由社會發起的。

　　習近平總書記“雙一流”建設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堅持大教育觀。習近平總書記是在“兩個大局”和“兩個中心”建設的戰略高度論述中國的“雙一流”建設，是一位卓越政治家從曆史縱深和全球視野對高等教育體係的全麵審視。從大教育觀的角度看，緊缺人才培養需要高等教育與工作世界協同。然而，“雙一流”大學“閉門造車”培養緊缺人才現象突出。事實上，緊缺人才培養不是大學係統能夠解決的問題，大學培養的人才最多隻是半成品。清華大學曾被譽為中國“紅色工程師的搖籃”，這充分說明大學培養的隻是有可能成長為工程師的“初級品”。常識告訴我們，沒有在工作世界摸爬滾打10年以上，不可能成為卓越工程師。但我們的教育主管部門和“雙一流”大學卻急功近利地要培養卓越工程師，要從供給側破解緊缺人才培養難題。實際上，破解緊缺人才培養的突破口不在人才培養的一方，而在人才使用的一方。這裏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緊缺人才培養出來了，但他們不願去緊缺行業就業，緊缺人才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另一種是國家沒有這方麵的人才儲備(如“兩彈一星”人才)，但有這方麵人才的強烈需求，通過使用別的國家培養的人才或者別的學科培養的人才解決了緊缺人才問題。由此可見，破解緊缺人才難題必須堅持大教育觀，必須堅持需求導向，必須堅持緊缺人才在使用中培養，通過需求側(工作世界)而非供給側(高等教育)解決緊缺人才培養問題。

　　3. 從創新鏈角度審視大學科研

　　科學研究進入大學並實現製度化標誌著完全意義上的大學的誕生。完全意義上的大學具有教學和科研兩種基本職能，科研與教學相結合是現代大學區別古典大學的標誌。科研之所以在大學取得合法地位，是因為科研具有育人功能。事實上，大學的一切活動包括科研、社會服務如果不能支撐人才培養，就不具有合法性，就不能認定為大學固有的活動。從產業鏈的角度看，科學研究分為“上遊”的知識創新和“下遊”的技術創新，前者屬於基礎研究，後者屬於應用研究。基礎研究較應用研究更具學術性，更具育人價值，因而普遍被認可為大學合法職能。應用研究在許多國家不被認可為大學的主要職能。中國的國家創新體係包括知識創新體係和技術創新體係，其中，知識創新體係以中科院和頂尖大學為主體，技術創新體係以企業為主體。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考察時強調，一流大學是基礎研究的主力軍，要建立以產出一流學術成果和培養一流人才為目標的大學創新體係。

　　然而，在“雙一流”建設中，許多大學過於強調應用導向的知識生產，把解決“卡脖子”問題作為“雙一流”建設的主要任務，忽視基礎研究和人才培養。忽視基礎將永遠落後。“卡脖子”問題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原始創新能力的不足。事實上，我們特別擅長1到10的創新(集成創新)，特別不擅長0到1的創新(原始創新)。習近平總書記在清華大學講話中明確指出，“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往往萌發於深厚的基礎研究，產生於學科交叉領域，大學在這兩方麵具有天然優勢。”“雙一流”建設應該聚焦原始創新能力、聚焦基礎研究。任正非也提醒頂尖大學不要過於關注眼前工程和應用技術方麵的問題，“大學不要管當前的‘卡脖子’，大學的責任是‘捅破天’。當然有一部分工科院校可以做這些工程、工業應用的突破事情，但是對於頂尖的綜合性大學應該往‘天上’走，不要被這兩、三年工程問題受累，要著眼未來二、三十年國家與產業發展的需要。……如果大學都來解決眼前問題，明天又會出來新的問題，那問題就永遠都解決不了。你們去搞你們的科學研究，我們搞我們的工程問題”。

　　來源:《清華大學教育研究》2022年03期

　　作者簡介：周光禮，中國人民大學評價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政策與管理、大學發展與評價等.

　　DOI:10.14138/j.1001-4519.2022.03.0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