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023年1月13日，我們最敬愛的郝克明先生與世長辭。郝克明先生是我國當代著名的教育戰略家，長期致力於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和重大政策的研究。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郝克明和汪永銓等老一輩教育學人在北京大學重新創建教育學科。之後，她到教育部參與國家宏觀教育政策研究，先後創辦了教育發展研究中心和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親自參與了一係列國家重大教育政策的研究和製定過程，對國家教育事業發展做出了傑出的貢獻。為了寄托哀思、感念恩澤、追慕風範，教育學院推出部分文章和師生感言，深切緬懷我們最可敬可愛的郝克明先生。郝克明先生千古！

郝克明先生的憂與樂

文東茅

　　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和推動幸福教育，更多地轉向關注人的生命狀態。在與老師、同學們交流時，我曾問過大家：“你們覺得孔子的一生幸福嗎?”很多人說孔子懷才不遇、顛沛流離、早年喪父、晚年喪子，並不幸福；也有人說孔子是幸福的，因為他開創儒學、弟子三千、思想千年流傳。我也問過大家：“你們覺得王陽明的一生幸福嗎?”同樣有很多人認為王陽明疾病纏身、受盡誹謗、英年早逝，並不幸福；也有人認為王陽明是幸福的，因為他生於狀元之家、戰無不勝、開宗立派，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大家都隻能以自己的標準去揣測，並不知道孔子、王陽明自己的感受，所以也沒有定論。

　　誰是幸福的?怎樣才能幸福?郝克明先生不僅是我的博士論文導師，也是我心目中的高人、智者，是我最敬重的人生導師。為了解惑，也出於好奇，我曾帶著類似問題問過郝老師本人。2020年教師節，我和幾位北大教育學院同事一起去她家看望她，當時她已經87歲，身體已略有不便，但思維清晰，熱情洋溢，與我們交流了兩個多小時，從她的求學、研究、與老友的交往到對時事、教育的評論以及對我們的要求、囑托等，幾乎無話不說。記得在結束交流前，我特意問了她：“郝老師您覺得自己的一生幸福嗎?”她幾乎毫不遲疑地回答道：“我覺得我這一生是幸福的，因為我不隻是為自己而生活，而是始終在為國家教育事業努力奮鬥”。聽到這話，我並不意外，但仍然多少有些驚訝。不意外的是她說自己一生幸福，意外的是她給出的幸福的理由。

左二為郝克明，右一為文東茅

　　是呀，從常人的角度看，沒有理由說她不幸福。郝老師出身於書香門第，求學北大，婚姻美滿，兒孫滿堂，健康長壽，聰明智慧；她事業有成，領導恢複了北大教育學科，創建並長期領導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開創了中國宏觀教育發展戰略研究，作為重要負責人參與了教育體製改革、教育結構調整、學習型社會建設等多項國家重大教育政策的製定；她著作豐碩，享譽中外，研究成果多次獲得國家級一等獎，被教育部授予全國教育科學研究“突出貢獻獎”，獲得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頒發的“教育與人類發展傑出貢獻獎”。但是，她對所有這一切隻字未提。不是說這些不重要，而是因為她最看重的人生意義、價值主要不是來自這些方麵，她的幸福不在於自己功名的獲得，而是源自為國家、為社會不斷的奉獻和奮鬥。

郝老師榮獲“教育與人類發展傑出貢獻獎”

　　她的一生確實始終在為國為民而不懈努力。從“六五”到“十一五”期間六個“五年計劃”，她每個時期都至少主持一個國家重大教育科研項目；53歲推動成立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並擔任中心主任；72歲推動成立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並擔任會長；86歲還多次赴上海等地參加課題研究和評審。2004年，她曾說：“我今年已經七十一歲了。但是，當我在學校的課堂上、校園裏，麵對著一個個天真活潑的孩子對學習和求知的渴望和期盼，當我麵對著擁有世界上最大教育資源的神州大地上許許多多教育改革的新生事物，當我麵對著每天都在不斷湧現的、需要研究解決的新的挑戰和新的問題，我經常有一種激情在湧動。我想，隻要我的身體不倒下去，我對新的知識的學習、我對教育的追求和探索的腳步，就不能也不應當停止。”她確實說到做到了。

　　她為什麼要如此拚搏?是為財嗎?權嗎?名嗎?顯然都不是，這些中該有的她都有了，而且她都從不看重，也早已看透。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授予她“教育與人類發展傑出貢獻獎”，這是該院頒發的最高獎項，每次全球僅一人。對此，郝老師就非常清醒地指出：“我認為這不僅是授予我個人的，也是授予我們偉大祖國教育科學工作者的榮譽。我想，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之所以決定把這個獎章授給一個中國的教育科學工作者，主要是由於我和我的同行們所從事的教育和教育科學工作，是直接關係我國億萬兒童和青少年的發展和未來，關係中國和人類發展命運最重要的偉大事業。”這不是謙辭、套話，而是她的真實心理和認識，她確實就是始終把自己的工作、生命與億萬青少年的成長、與國家甚至人類的前途命運緊密聯係在一起。郝老師是一個真正胸懷天下、憂國憂民的人。而這正是她主動擔當、不懈奮鬥的磅礴的動力源泉。

　　以我的觀察和了解，郝老師的一生其實一直是“憂心忡忡”的。她曾引述曆史學家奧斯卡·韓德林的話說：“我們這憂患的地球再也承擔不起禁錮在象牙塔裏的奢侈研究了。學術必須證明自己的價值，不是以其自己的標準來證明，而是通過對國家和對世界的服務來證明”。出於對象牙塔中的學術研究價值的擔憂，她在年近五十時離開北大，前往教育部政策研究室開啟宏觀教育政策研究這一新的職業生涯；由於擔憂“就教育論教育”的局限和政策、研究的支離割裂，她大力推動對教育係統的宏觀戰略研究。由於擔憂高校人才培養不能滿足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要，她開展了“中國高等教育結構研究”“應用學科高層次專門人才培養途徑多樣化研究”；由於目睹各級各類教育缺乏有效連接溝通，心痛於孩子們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她開展了“當代中國教育結構體係研究”；由於擔憂獨生子女的素質和教育問題，她開展了“獨生子女群體與民族競爭力研究”；由於擔憂國家錯失信息技術變革引發教育革命的良機，她大聲疾呼並不斷推動網絡教育和開放大學的建設；由於擔憂普通教育與繼續教育二元分割，擔憂終身學習不被重視，她在耄耋之年投身於“建設終身教育體係和學習型社會的研究”。她擔心學術研究脫離現實、缺乏說服力，所以在每項研究中都特別注重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和國際比較；她擔心課題結題、著作出版之後研究成果被束之高閣，所以總是不斷上下求索，不僅向政府部門和相關領導呈遞政策建議報告，也不斷推動高校、行業、城市和區域開展教育改革試點；她擔心研究論文、著作和政策報告的質量，所以總是親力親為、夜以繼日，長期在失眠和疾病狀態下伏案工作。

　　正因為有如此多的對國家和社會的“擔憂”，她才沒有時間、精力和心思為自己擔憂，她也從不畏懼艱辛、困難、挑戰、權威和權勢。梁啟超在《最苦與最樂》一文中說：“那仁人誌士的憂民憂國，那諸聖諸佛的悲天憫人，雖說他是一輩子感受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裏盡責任，便日日在那裏得苦中真樂，所以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呀！”我想這話用在郝老師身上也是完全合適的。郝老師的成功、榮譽和幸福就是來自於她的憂國憂民、悲天憫人、自覺擔當。如此看來，郝老師的一生確實是幸福圓滿的，她不僅獲得了所有常人期盼的“甜中之樂”，也得到了常人難以理解的“苦中真樂”。由此，我也更理解了她的憂與樂，她的奮鬥與付出。

　　郝老師曾對我們說：“沒有對教育事業的滿腔熱情和對科學的獻身精神，沒有對真理的渴望，沒有不辭勞苦、不怕困難的奮鬥精神和嚴謹紮實的學風，要想在教育科學研究領域取得成就幾乎是不可能的。” 美德才是成功的關鍵，這絕不是說教，而是她整個人生經曆的真切體證。我很好奇的是：為什麼郝老師會具備如此廣闊的胸襟和崇高的美德?在很長一段時間，我都認為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她所處的位置，因為她一直在教育部工作，擔任的是“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和“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的會長。直到有一天我讀《大學》，才知道“克明”二字源自《尚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看來，郝老師是帶著“克明俊德”的崇高天命而生，也應該是帶著“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的盡責心安而去。她的一生，真實地展現了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風範、大人之道。

　　每一次永遠的告別都是一堂深刻的生命教育課。感謝郝老師的教導，您用自己的一生言傳身教，告訴了我們何為真正的幸福、何為有意義的人生。請您放心，“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也已經化為我輩和後輩們的初心和使命，教育一定會更美好，人民一定會更幸福。老師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