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說“人民教育出版社讓日本人參與對中國教科書的審定”，而且時間長達37年——我十分震驚，而且無比憤怒！

　　我的爺爺曾經參加過抗戰，我的血液裏流淌著對日本軍國主義天然的仇恨；我當班主任時，曾用了一年的時間，一字不漏地給學生全文朗讀抗戰小說《烈火金剛》，讓學生永遠記住我們的國土曾遭受過的蹂躪和我們民族曾有的不屈抗爭；去年，我寫了一本20萬字的書，書名叫《浴血中國——不能忘卻的十大抗日將領》，這是目前我寫的唯一非教育類書，我希望通過我的講述，讓楊靖宇、左權、張自忠、佟麟閣的名字永遠印在一代代中國孩子的心中。

　　現在，居然“日本人參與對中國教科書的審定”，這比當年侵華戰爭更可怕啊！因為這是對一個國家靈魂的罪惡浸透。

　　稍微冷靜一想，不可能！怎麼可能？

　　是呀，正如有網友質問的那樣：“中國是一個主權國家，為什麼我們的教材要由別的國家來審？尤其是交給日本審？”

　　我想了想，決定還是稍微查一下事實真相吧！

　　從哪裏查起呢？既然據說是人民教育出版社與日本有關部門的“合作項目”，那就從人民教育出版社開始查吧！我從圖書館很容易找到一本最新版本的《人民教育出版社70周年大事記》(2020年11月印刷)。我想，這麼大一件事，《大事記》應該有記載。不過也不一定，請日本人來審定中國教科書這樣的勾當，隻能偷偷摸摸地幹，哪敢光明正大地“載入史冊”？

　　結果，我從這本《大事記》中還真看到了這樣的記載：“1987年5月16日，應日本國際教育情報中心邀請，武永興、吳履平一行赴日本進行學術交流，由此開啟兩國一年一度的曆史、地理教材互查……”

　　看到這裏，我已經眼前一黑：原來還真有此事啊！

　　但是當我繼續看時，後麵還有一句話：“該交流活動至2001年停止。”

　　也就是說，1987年5月，作為中日學術交流的一個項目，兩國開始了一年一度的曆史、地理教材互查，而這個交流活動已經於22年前終止。

　　但是，我還是感覺“不爽”。雖然已經終止那麼多年，可是畢竟從1987年到2001年的14年間，日本人“一年一度”地“審查”我們中國的曆史、地理教材，他們會不會夾帶私貨，讓中國孩子使用“毒教材”呢？

　　我通過查閱有關“日本國際教育情報中心”的資料知道，日本國際教育情報中心，是日本一家有一定社會影響的公開民間團體，主要從事國際教育交流和合作。看多了諜戰劇的我，對“情報中心”四個字很敏感，但我一位精通日文的朋友告訴我，日語中的“情報”，指的是“信息”，這與中文的“情報”常用於軍事、政治等重大領域有所不同。

　　我稍微冷靜地回憶了上世紀80年代中日關係的背景。1972年，毛澤東、周恩來和日本的田中角榮、大平正芳聯手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並建立了外交關係。1978年8月，兩國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同年，我國實行改革開放。1979年12月，中日兩國簽署《中日文化交流協定》，確定了發展兩國文化、教育、學術、體育等方麵交流的目標。此後，中日文化交流與合作全麵開展，呈現出官民並舉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麵。八十年代，中日關係進入了蜜月期。這段曆史，我是親曆者。

　　盡管當時中日關係中依然有一些尚未解決的曆史問題，比如釣魚島問題等等，但兩國的政治家都以寬闊的胸襟和開闊的視野看待中日兩國的關係。

　　我完全同意這樣的評價：兩國關係最為融洽的時候大致是1978年—1990年之間，那時候雙方高層往來密切，國民之間的好感也很強，日本電視劇、動畫片、藝術在中國很受歡迎，日本企業在華投資信心高漲，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改革開放事業也得到日本上下的欣賞，雙方結成很好的互動，這段時間可以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日關係最好的時期。

　　究其原因，當然與中國對外開放的大形勢有關，我們需要世界發達國家的支持；也和中美關係的日趨轉暖有密切的關係，1979年1月中美建交後，中日關係的阻力也大大減少；還和一個重要因素分不開，那就是當時中國的兩位主要領導人——軍委主席鄧小平和總書記胡耀邦的胸懷、視野和氣度。

　　那一時期，中國不但在經濟發展方麵向日本學習，而且兩國在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麵都有空前密切的交流和深度合作，包括人員交往的規模也前所未有。僅舉一例：為增進中日兩國青年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中方邀請了來自日本政府、政黨、青年團體、友好團體、工會以及婦女組織等300多個部門、團體和大學3000名日本青年於1984年9月24日至10月8日訪華，舉行了盛大的“中日青年友好聯歡”活動。

　　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1987年5月16日，應日本國際教育情報中心邀請，武永興、吳履平一行赴日本進行學術交流，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一次兩國文化交流互動。

　　據我那位熟悉情況的老朋友介紹，這次外事活動一切都是嚴格按照國家外事紀律和相關規定進行的。日本國際教育情報中心對日本教育界、出版界都很熟悉，可以很便捷地搜集到各個出版社新出的教科書，而人教社也希望及時看到日本的主流教科書，了解對方對我國的關注點，糾正對方教材中對中國內容的不當描述，提供本國的正確信息，從而樹立中國在他國青少年心目中的正確形象。於是，雙方就有了這樣一個“教材互查”的項目，不定期地郵寄交換各自國內新出的教科書，相互交流意見。後來，中國和韓國之間也建立了類似的教科書交流機製。

　　那麼，在“教材互查”的過程中，彼此有沒有過“查出問題”和“交流”的情況呢？當然有。所謂“互查”，實際上是學術與信息交流，彼此了解各自教材內容。曆史教材“互查”，是要看看日本教材中有沒有不利於中國或歪曲曆史的描述，如果有，就從維護國家主權和尊重曆史事實的高度，向對方嚴正提出修改意見。比如日本曆史教材中把對中國的“侵略”寫為“進入”等，我們就曾嚴正提出抗議。當然，作為日本人他們對於我國教科書中“抗日戰爭”等內容也有過一些“建議”，但這些“建議”從來沒有影響我們曆史教科書中對日本侵華暴行的描述——隻要去查查1986年、1987年曆史教材就知道了，正是從那時候開始，中國的曆史教材中還增加了“七三一部隊”等內容，一直保留至今。地理教材“互查”，主要討論集中在資料更新、介紹對方國家內容比重等方麵。日方可能會認為我國地理教材寫日本太少了，我方也認為日本教材寫中國太少了，彼此都可以提出一些意見供對方參考。這種交流相對鬆散，並沒有相對固定的約定，大多是在互訪研討中進行的。提出的意見對方是否采納，也沒有人去追究，學術交流嘛！

　　到2001年以後，這項學術交流活動基本就停止了。

　　這就是我了解到的事實。

　　由此看來，我最初“十分震驚，而且無比憤怒”，是因為不了解真相。而稍微理性地做一些調查，事實真相是不難搞清楚的。

　　如果在不了解當時的情況或一知半解的前提下去譴責去追討，那麼八九十年代所有中日文化交流項目都要受到審查和批判。這是不是對曆史缺乏一種起碼的尊重呢？

　　我當然知道，中日關係今非昔比，因為日本正追隨美國圍堵中國，這令每一位中國人憤慨。但這篇文章就事論事，是專門考證“日本人審核中國教科書”一事的真相。我們不能因為現在中日關係惡化，而不尊重曆史事實，甚至否定一切。這也是一種曆史虛無主義。至於譴責日本右翼分子的種種罪惡，那是另外一篇文章的主旨了。

　　其實，以我的心去揣摩不少因“日本審查我國教科書”而憤怒的中國人，我是非常能夠理解的。我們都愛我們的國家，愛我們的民族，不希望已經站起來的中國再次遭受文化侵略和精神殺虐，這是作為一個中國人起碼的情感和正義。如果真有此事，而我們卻無動於衷，那中國真的就完了。

　　問題是，在表達義憤之前，我們完全應該也可以對所獲信息做一番核實啊！

　　中國文化一直缺乏實證傳統，往往是隻問是非，而不問真假。這讓許多似是而非的傳言，甚至謠言，得以風靡進而燎原。

　　所謂“中日互審”似乎也不全是空穴來風，因為畢竟幾十年前曾經有過一段中日教科書“互查”的學術合作經曆。但一知半解、斷章取義，卻讓這個本來在特定曆史背景下很正常的一個學術交流項目，最後演變成了千夫所指的“罪惡”。最終損害的，還是我們中國自己的形象。這恐怕與我們的愛國初心就相差更遠了吧？

　　由此，我想到一句話：“一半的真實比虛假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