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雲際會：恢複高考與新三級大學生的使命及作為

劉海峰

(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科舉學與考試研究中心主任，廈門大學考試研究中心主任)

編者按：今年是1979級大學生畢業40周年。79級也在70年代末上大學，連同77、78級大學生構成的“新三級學人”是改革開放的一代人，在中國改革開放曆史上起到了中堅的作用。我們不應忘記79級，為此劉海峰教授特發表這篇論文作為紀念。

2014“搜狐教育”高考特別策劃“那三屆：77、78、79級大學生高考回憶錄”

　　歲月不停地奔逝，事情不斷地發生。在成千上萬各種事件或活動中，隻有重要的事件才會載入史冊，在曆史上留下永久的痕跡。恢複高考是一個劃時代的重大曆史事件，是“文革”結束後由亂而治的關鍵轉折，不僅改變了一代人的命運，也改變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而且具有重要性、戲劇性，影響廣泛而深遠，因而被人們不斷追憶。

　　77、78、79級是恢複高考後最初三個年級的大學生，他們在20世紀70年代末入學、80年代初畢業，所以有“新三級學人”“新三級大學生”之稱。新三級大學生在風雲變幻的年代考上大學，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成長，在全社會求才若渴的年代走上工作崗位，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大展宏圖。新三級大學生是風雲際會的一代人，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雖然今天已經逐漸在社會舞台上謝幕，但這一特殊教育群體的曆史使命與所作所為，仍然值得不斷回顧與探究。

　　本文作為筆者論述新三級大學生係列論文的第三篇，將在之前兩篇論文(《時代與人物的互動：77、78級大學生群體掃描》，《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恢複高考的複原與探新：77、78級大學生的構成與際遇》，《大學教育科學》2022年第3期)的基礎上，繼續回顧恢複高考與1979年高考新舉措，辨析“新三級”概念與新三級大學生群體，探討79級與77、78級大學生之異同，進一步論述新三級大學生群體的使命與作為。

一、恢複高考與1979年高考新舉措

　　在中國高校招生考試史上，1977年恢複高考是最重要的事件，其深遠影響和受關注的程度，甚至超過1952年創建高考製度。

　　(一)驚天動地的大事件

　　1952年建立統一高考製度的當年，並沒有什麼特出的情況出現。雖然1949年在政治上出現巨大的變化，但高校招生還是盡可能正常進行，當時大部分高校是單獨招考。經過1950、1951年逐步按大區統一招考的過渡，1952年第一次全國統一高考順理成章地推行，由於招生人數隻有5.9萬人，遠不如1977年恢複高考那樣受到舉國關注。

　　恢複高考之所以這麼重要，是因為1966年高考停廢後，經過11年的中斷，積壓了近3000萬適齡青年，其中許多人對恢複高考翹首以盼。在“文革”剛結束，國家嚴重落後、百廢待興的情況下，在“兩個凡是”還大行其道的時候，鄧小平雄才大略，力挽狂瀾決定恢複高考，推動時代前進的車輪，扭轉了曆史發展的走向，是一個改變國家命運的重大事件，是中國崛起的原點，因此恢複高考成為載入中華民族史冊的重大事件。

　　恢複高考的過程充滿戲劇性和傳奇性。從1977年5月到12月，短短的半年多時間，突破了許多，恢複了許多，改變了許多。有時前一個決定還沒有實施，就被後一個決定所取代。直到1978年春77級大學生入學以後，擴招、走讀生、複辦大量的師專……都是臨時決定。這是一段風馳電掣的曆史，這是一段匆忙寫就的曆史，這是一段永留史冊的曆史。

　　“文革”前高考規模最多隻有1963年39.9萬人報考，錄取率最低的是1962年的27.46%，雖然錄取率在 1965年已有46.91%，但高考在當時社會的影響遠遠無法與1977年以後的高考相比。由於報考人數眾多，錄取率極低，考上大學十分難能可貴，因此1977年以後被人們高度看重，高考以其無與倫比的重要性進入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成為萬眾矚目的舉國大考。

　　科舉時代有“禹門三汲浪，平地一聲雷”的說法。有人形容公布恢複高考的消息“就像爆炸了一顆原子彈，震撼了整個中國大地。”恢複高考確實是一個驚天動地的重大新聞，讓人感覺“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點燃了千百萬知識青年人生的希望。從此，原來盛行的“讀書無用論”一掃而空，“知識就是力量”成為無人不曉的至理名言，“高考改變命運”成為所有青少年的強烈期待。

　　匆忙恢複高考的時候，國家、地方、高校各方麵都還很困難，但都盡可能克服各種困難，讓更多的優秀青年上大學的機會。在校舍嚴重短缺的情況下，77、78級的擴招，許多地方和高校都克服各種困難落實中央的擴招要求。例如，1979年1月，根據國務院[1978] 226號《批轉教育部關於高等學校擴大招生問題的意見》和教育部、國家計委《關於下達1978年高等學校擴大招生計劃的通知》，浙江省在原定1978年高等學校招生計劃之外，再擴招4606名。由於擴招經費由地方財政開支，校舍、設備等存在一些困難，因此，浙江省革命委員會要求“各地和有關單位，要發揚‘抗大’精神，因陋就簡，勤儉辦學”。

　　不僅鄧小平等高層領導人希望通過高考選拔優秀人才為國所用，各級參與恢複高考的領導和幹部也十分認真地投入工作，保障了恢複高考的各項事務順利進行。從許多當年招生工作者親曆記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在時間異常緊迫、任務相當艱巨的情況下的艱辛努力和付出。現今有關恢複高考的各種記述，除了高層決策過程以外，最大量的是參加高考的新三級大學生的個體回憶，其實與高考相關的各級部門和高校招生考務工作者的回憶也值得關注。

　　由於恢複高考不僅是一個教育事件，而且是一個政治事件，是國家與時代的拐點，因此是一個值得永遠紀念和不斷書寫的傳奇。2022年8月7日，也就是1977年鄧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談會45周年的紀念日，中國郵政發行“立德樹人”個性化服務專用郵票，郵票中有“準考證”的字樣和圖案。在全版郵票的右下方，有“恢複高考四十五周年(1977-2022)”的字樣。

　　即使將來新三級大學生完全走入曆史，相信恢複高考這一石破天驚的重大事件還會不斷被人們提起。

　　(二)1979年高考新舉措

　　恢複高考經曆了一個過程，1977年8月鄧小平提議恢複高考，12月舉行分省命題高考，到1978年7月舉行全國統一命題高考，恢複高考始告完成。不過，恢複高考很重要的一個方麵是恢複與1965年之前相同的招收應屆高中畢業生，也就是恢複到高校招生的常態，而到1979年大部分大學生才是應屆高中畢業生，從這個意義上說，高考到1979年才算完全恢複。高考恢複最初 3年特別複雜、變動特別大，1979年高考也有以下一些新舉措。

　　1.高考時間定於7月7、8、9日。1983年曾將高考時間改為7月15、16、17日，1984年再度改回7月7、8、9日，此後一直到2002年，高考時間都固定在這個時間。高考時間的固定是高考製度穩定性的重要標誌，1980年以後，高考製度的變動性大為減少。

　　2.政審條件真正放寬。1979年國務院批轉的高考文件規定：“政治審查，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現。要全麵第曆史地看待考生本人的政治態度、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父母及主要社會關係的政治問題和曆史問題，一般不應影響考生的錄取。”最後這句話至關重要，從此，實行了30年的高校招生政審特別注重考察考生父母和主要社會關係的政治問題和曆史問題的做法被廢止，這是重要的曆史進步。

　　3.開始將英語部分計入高考總分。為了逐步提高大學生的外語水平，並推動beplay體育手機的外語教學，1979年規定今後應逐步做到外語成績計入總分。考慮到當時的實際情況，凡報考重點院校的，外語成績先按10%計入總分，之後逐年提高計分比例。報考一般院校的，錄取時隻作為參考分。

《人民日報》1979年5月17日第1版

　　4.開始控製入學年齡。1979年高考與77、78年高考不同，“前兩年,為了廣開才路,招生對象的年齡放寬到30周歲。從高等教育規律考慮，招生對象的年齡不宜過大。今年規定一般不超過25周歲。鑒於十多年來被林彪、‘四人幫’剝奪了上大學權利的青年,很多人已超過這個年齡界限,他們的學習要求又很迫切，為此，學習成績優秀的未婚青年，經單位證明，年齡可放寬到28周歲。今後再逐步降低。”所以79級大學生年齡最大的也就是28歲，基本上已經沒有像77級那樣有30歲甚至30多歲的。而且隨著應屆生文化水平迅速提高，高齡考生已很難在高考中勝出。

　　5.規定在校高中生不予報考。1977年恢複高考時，不僅讓66、67、68屆高中生報考，而且允許78屆在校高中生提前報考，因此是13屆學生一起參加高考競爭。1978年高考也允許79屆在校高中生提前報考。到1979年，開始規範報考資格，規定在校高中生不予報考。規定要高中畢業才能參加高考，也是教育走上正軌後的必然要求。

　　6.首次製定《高等學校招生考務工作細則》。該細則對報名工作、考試工作、閱卷評分工作、公布考試成績和查閱試卷、錄取工作等五個方麵都作了細致的規定，還具體下發了監考須知、試場規則、錄取工作守則。1978年規定“考生對本人的評卷如有懷疑，可向當地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請，由招生辦公室負責查閱試卷。”1979年，《高等學校招生考務工作細則》對查閱試卷，有非常詳細的程序和要求。到1980年，就明確“取消考生查閱試卷的規定”。

　二、“新三級”概念與新三級大學生群體

　　新三級大學生是與恢複高考直接相關的群體，沒有恢複高考，就沒有新三級大學生。而新三級大學生表現出來的文化水平、基本素質和所作所為，也充分體現出恢複高考的深遠意義和重要價值。關於1977、78、79級大學生這一群體，有不同的稱呼，需要稍加辨析。

　　(一)“新三級”還是“新三屆”“那三屆”?

　　較早談及77、78、79級大學生群體和概念的，是吳錦才在《社科信息文薈》1994年第16期發表《“新三屆”人，值得注意的群體》一文。1996年，鍾岩出版的《新三級學人》是第一本專門介紹與探討新三級大學生的著作，將70年代末通過高考入學的三個年級大學生稱之為中國的“新三級學人”：“神聖的分數線後麵，站起了一個飽經滄桑渴求被新時代所接納的知識群體——新三級。”“新三級，改革開放時代的第一代幸運的‘黃埔軍校’生，他們有幸最先站在中華民族奮起騰飛的起跳點上。”

　　除了“新三級”以外，對77、78、79級大學生群體還有“新三屆”“那三屆”兩種不同的稱法。前者與“文革”前“老三屆”中學生概念相對，如兩本書名為《我們新三屆》《新三屆致新生》的專書，以及關注者眾多、在新三級大學生中影響廣泛的“新三屆”微信公眾號。

“新三屆”公眾號發布大量有關新三級大學生的文章

　　後者如王輝耀主編《那三屆：77、78、79級大學生的中國記憶》(中國對外翻譯出版有限公司2014年版)，以及後來王輝耀、苗綠主編《那三屆：77、78、79級，改革開放的一代人》(中譯出版社2017年版)。不過主標題是“三屆”，副標題卻是“77、78、79級”，前者用“屆”，後者又不得不用“級”，兩者不統一，雖然大家都理解此意。

　　因為無法用82屆來區分77、78級，所以還是用“新三級”更為準確和科學。而且77、78級大學生中，有大量的專科生，尤其是後來擴招錄取的多數是專科生，學製為2-3年。77級兩年製專科生在1980年夏天已經畢業分配，即使是三年製的也已在1981年夏天走上工作崗位了，如果要用“屆”來稱呼他們，隻能說是80屆、81屆，而77級本科生卻要稱為82屆。

　　79級大學生中應屆高中畢業生的比例已大幅度增加，一般都占到全體學生的半數以上，與前兩級應屆高中畢業生占少數有所不同，因此人們通常將77、78級連稱，相對較少將三個年級的大學生連在一起來論說。不過，從大的教育群體來分類，79級隻能歸入與77、78級相同的一類，而與80年代以後入學的大學生還是有所不同。

　　2009年，不少大學的79級大學生都在紀念入學30周年。可是，媒體似乎出現了集體性失語，幾乎見不到相關報道。尤其是相較於2007年全國大範圍對77、78級大學生的“集體性懷舊”，更顯得對79級的忽略。於是，我在《中國教育報》2009年8月24日發表了《不應忘記79級》一文，指出“新三級學人”的命名具有深刻的社會內涵和鮮明的時代特色。“新三級學人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其影響和作為，相信還將在未來的歲月中更加顯現出來。作為一名77級大學生，謹草此文，祝福79級的學弟學妹們。”

《中國教育報》2009年8月24日第5版“學者專欄”

　　2009年12月26日，作為教育部高等學校設置評議委員會的專家，我曾到山西呂梁師專進行“專升本”實地考察。當時該校一名79級大學生的校辦領導告訴我說， 2009年8月他在《中國教育報》讀到我這篇《不應忘記79級》的時候，感動得留下了眼淚。這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與“文革”前大學生一般稱“屆”不同，新三級大學生對“級”的概念特別在意。南開大學77級學生、中國市場調查研究所的杜岩，1992年曾向在京的77級和78級同學做過問卷調查，從2萬多份答卷中，提煉出新三級一代人的特點，其一就是對“級”的認同感強於“校友”。也就是說，他們特別看重的是“77級”或者“78級”，與別代大學生相比，對“我是哪個學校的”較為淡漠。我認為，在90年代末以前此說基本上可以成立，不過在新三級大學生畢業40年之後，對畢業學校的認同感應該有所上升。

　　(二)新三級大學生群體

　　新三級大學生群體的人數有多少?1977年報名考生573萬，錄取了27.3萬;1978年，報名610萬，錄取40.2萬;1979年，報名468萬，錄取27.5萬。這一教育群體總數為95萬人，這在當時已是不小的高等教育群體。但與高等教育大眾化後的招生規模不可同日而語，當時3年招生總數95萬多，相比2022年一年本專科招生1000多萬、研究生招生147萬人，又顯得很少。

　　77、78級大學生是經過高考錄取後臨時決定大量擴招才有這麼多人數的。例如，1978年6月下達給廈門大學的招生計劃是950人，7月下達增招100人的計劃，合計1050人;10月統計實際招收1102人。11月教育部要求上報本地區、係統、部門300分以上未錄取人數。根據上級擴招指示，廈門大學上報擴招走讀生649人的計劃，甚至到1979年初還繼續錄取學生。多數本科高校78級擴招的學製都是三年，畢業後與高等專科學校同等待遇。

　　1979年5月，教育部指出：“1978年高等學校在完成國家原定29.3萬的招生計劃之外，許多省市又擴招了11萬，實際招生40萬人，比1977年增加了48%。擴招大量學生，由於校舍、設備、教師條件不具備，給工作帶來很多困難，致使今年的招生指標不得不降下來，實際上也是一次較大的起落。現在的問題是，要盡可能使下落的幅度不要太大。”所以，1979年計劃招生30萬人，實際錄取28.41萬人，還不足計劃數，比1978年的40萬明顯下降。

　　對1977-1979這三年招生數量的起落變化， 1981年1月，教育部副部長高沂曾“回顧一下招生工作中幾次瞎折騰的曆史”，指出：“在教育事業的發展上不從客觀實際與可能出發，追求高指標，招生上出現了三次大起大落……1977年招了27.3萬，已比1976年增加了5.8萬，但1978年又猛漲到40萬，1979年又跌回到27.5萬。為什麼錯誤老是重複?”77、78年的臨時擴招，確實十分匆忙，條件準備不足。當時不少高校的擴招，尤其是招生人數較多的師範院校的擴招，許多都是因陋就簡，取具臨時，基本條件很差。如福建農學院77級學生一入學首先的任務就是參加建設教室的勞動，龍岩師範大專班77級剛開始借用小學的教室坐在低矮的課桌椅旁上課，淮北煤炭師範學院中文係開始時在四麵籬笆牆的工棚中上課……，這些匆忙借用的房舍確實一點都不像大學校園。

　　但是多年之後回過頭來看，當年的擴招是正確之舉。《國務院批轉教育部關於1979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會議的報告》指出：“今年高中畢業生約有700萬人,加上去年沒有錄取的大量高中畢業生和部分上山下鄉知識青年,估計報考人數將超過去年。而錄取人數又很有限,即使招收30萬人,矛盾也是很尖銳的。如果再過多地縮減招生數字,矛盾勢必要更加激化,甚至可能鬧事,出亂子,增加不安定的因素。再從長遠利益看,國家經過三年調整以後,現代化建設的步伐將會加快,那時對人才的需要就會更多。今年招收的大學生,1983、1984年才能畢業。如果現在缺乏遠見,不作好安排,到那時將會更加被動。當然,今年招生30萬人,在師資和物質條件方麵都還存在很大困難,特別是校舍嚴重不足,實驗設備少差殘缺,迫切期望國家在教育經費和基建投資上給予照顧,使今年招生30萬的指標,得以實現。”因此，當年克服各種巨大的困難盡量多招收大學生確實富有遠見。

　　1979年招生人數比1978年少，錄取率也更低，沒有擴招，79級大學生也沒有走讀生。例如1979年廈門大學招收1020人，杭州大學招收1117人，後來基本上都沒有擴招。1979年高考錄取率是70多年中國高考史上僅次於1977年的最低錄取率，79級大學生與77、78級一起，共同構成了中國曆史上極度精英教育群體。

　三、79級與77、78級大學生之異同

　　20世紀70年代末廣泛流傳著清代進士龔自珍的《己亥雜詩》：“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材。”(“人材”一作“人才”)恢複高考時也確實是“不拘一格降人材”，年齡放寬到可以超過25歲，學生的經曆多種多樣。通過競爭激烈的高考選拔，新三級大學生上大學之前的經曆和身份五花八門，但文化水平較為整齊。在這三個年級的大學生中，77、78級相同點較多，79級與前兩級差異較大，不過79級大學生還是具有一些新三級大學生的共同特征。

　　(一)79級與77、78級大學生之異

　　79級大學生與77、78級之差異最主要在於大部分為應屆高中畢業生，因而其年齡較小且經曆較為相似。例如，浙江大學1979級招收新生1529名，其中應屆高中畢業生1338名，占87.5%。因為1979年高校招生政策規定隻招收25歲以下學生，最多放寬到28歲，因此79級基本上沒有老三屆高中畢業的學生，大多數同學年齡普遍較小。77、78級大學生以50年代出生的為主，其他則為40年代後期，以及少量60年代初出生者。而79級大學生大部分是60後，尤其是一些工科院校更是如此。以浙江大學79級新生為例，具體年齡分布見下表。

表1 浙江大學1979級新生年齡分布表

　　浙江大學79級大多數為1961-1963年出生，即16、17、18周歲，占83.51%，占絕大多數。所有學生平均年齡17歲，這是一個很低的平均年齡，現在各高校新生平均年齡也都在18周歲以上。1309名79級新生中，25周歲以上隻有2人，28周歲隻有1人。這個年齡構成與1977級大不一樣。浙江大學77級招收1325人，其中20歲以內521人，占39.3%;20-25周歲716人，占54%;25周歲以上88人，占6.7%。

　　不過，不同科類大學的學生年齡構成差異頗大，如杭州大學1979級共招收1109人，其中應屆高中畢業生625名，占56.4%，往屆生484名，占43.6%。應屆生比例比浙江大學少了21%。當時杭州大學屬於綜合大學，而且因為前身是浙江師範大學，具有一定師範院校屬性，招收的學科專業為政治、中文、曆史、教育、外語、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與師範院校無異。當時通常綜合大學與師範類院校招收的學生年齡比工科院校學生年齡更大。

　　另一個可以參照的案例是廈門大學78級大學生的構成。在尚未擴招78級大學生的時候，廈門大學1978年秋季錄取的1102名新生中，應屆高中生348人，占31.5%，在校高中生8人，占0.7%。廈門大學1977-1979年招收的學科專業是中文、外文、曆史、經濟、哲學、數學、物理、化學、生物、海洋等10個，78級1102名新生平均年齡為20.74歲，其中文科5係學生535人，平均年齡22.12歲，理科5係學生565人，平均年齡19.37歲。可見同一高校中，理科學生比文科學生平均年齡要低不少。

　　廈門大學與當時杭州大學不同的是有經濟係、海洋係，杭州大學有教育係、地理係，其他係科基本相同(師範院校的政治係與綜合大學的哲學係差不多)。廈門大學屬於文理綜合大學，一般情況下綜合大學學生平均年齡介於工科院校與師範院校之間，因此20.74歲是一個比較有參加價值的78級新生平均年齡。浙江大學79級平均年齡17歲，相比廈門大學的78級的平均年齡便小了很多，比廈門大學78級理科新生平均年齡19.37歲也小了兩歲多。

　　大多數為應屆高中畢業生，且年齡較小，沒有社會閱曆，這是79級與77、78級大學生大多數為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多年的非應屆生的最大差別。

　　(二)79級與77、78級大學生之同

　　作為新三級大學生群體的一部分，79級與77、78級大學生也有不少相同或類似之處，大體分析，至少有以下幾點。

　　1.超低的錄取率。新三級大學生是在1952年建立高考製度以來71年中錄取率最低、最激烈的競爭中突圍而出的群體，1977年高考的錄取率是4.76%，1978年是6.59%，1979年隻有6.06%。79級的錄取率不僅比78級還低，而且是中國高考史上第二低的錄取率，僅次於77級。“文革”前的高考，最低的1962年也有27.46%，其次是1963年的33.37%，其他都在40%以上，1952年高達90.17%，1958年更是高達96.93%，是中國高考史上的最高錄取率。相比五六十年代的高考和現在的高考，70年代末的高考錄取率之低，競爭簡直近乎殘酷。

　　2.年齡差異仍然較大。雖然79年高考多數招收的已經是應屆高中畢業生，但由於有一些十分低齡的學生，如浙江大學79級中有8名1965年出生，也就是隻有14歲的新生，加上還是有少數25歲以上甚至28歲的學生，因此年齡差異還是較大，也存在年齡最大與最小之間相差一倍的極端情況。79級雖然年齡多數較小，沒有經曆上山下鄉等“社會大學”的磨練，但在讀beplay體育手機的時候也普遍經曆了“文革”動亂年代，而且班上畢竟還有部分年齡比較大的同學，尤其是文科的專業，班上多少有一些大齡同學，如杭州大學79級便有10名26周歲以上的新生。

　　3.女生占比一樣很少。77、78級大學生群體的一個特點是女生占比少，全國78級大學生女生占比是21.1%，但79級女生占比也隻有22.5%，都屬於很低的比例。浙江大學77級招收1325人，其中男生1101人，占83%，女生224人，占17%，男生占絕大多數;1979級浙大錄取1529人，其中男生1305人，占85.85%，女生數正好與77級相同，也是224人，占14.65%，女生比例較77級反而減少。而杭州大學79級錄取1109人，其中男生824人，占74.3%;女生285人，占25.7%，體現出文科色彩且有一定師範性的綜合大學與工科大學在學生性別比例方麵的差異。但即使如此，杭州大學79級女生也隻占總數的四分之一強。

　　4.在相同的大環境中學習。79級大學生與78級相差一年，與77級也隻相差一年半，本科生就讀期間與77、78級有比較長時間的交集。由於77年恢複高考時不少高校師資缺乏，77級剛上大學時課程開設還不夠齊全，有的大學部分77或78級的課程與79級一起上。(筆者所在的廈門大學曆史係77級“哲學”課程，便是在1979年秋季與曆史係79級合班上課。)加上各係科、學校召開的文藝活動、運動會，都是各年級一起參加，因此79級大學生大的學習環境中也有許多年齡很大的同學。

廈門大學曆史係77級的劉海峰與外文係79級的弟弟劉海翔在上弦場合影(1980年10月)

　　5.畢業後經曆大體相同的社會環境。雖然比77和78級畢業時間晚了一年半和一年，分配單位總體上不如前兩級學長，但79級大學生總體而言也是在各行各業急需補充人才、對大學畢業生求才若渴的情況下走向社會的。79級與77、78級很大的相同之處在於這三個年級在大學畢業後都經曆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曆程，他們有著共同或近似的精神特質，因此被視為同一個大的教育群體。

　　高考中斷11年，前4年高校完全沒有招生，後7年靠推薦上大學。推薦有如相馬，考試有如賽馬。“千裏馬常有，而伯樂常無。”高考采用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的機製，將以往相馬似的推薦改為賽馬似的競爭，因此能夠選拔出文化水平高的才學之士。恢複高考使得10多年沉澱下來的眾多“千裏馬”脫穎而出，集中成為新三級大學生。

　　1980年4月，教育部對新三級大學生有一個初步的判斷：“三年來,高等學校招生95.5萬人(包括部隊院校在地方招生數和擴大招生數),絕大多數是比較優秀的，其中黨團員(主要是團員)占77%。新生的文化程度比較整齊,政治思想表現也比較好。”新三級大學生是恢複高考後特別突出的三個年級，如果“金77、銀78”之說可以成立的話，那麼79級大學生就是“銅79”了。

四、新三級大學生群體的使命

　　1977年恢複高考時，有些地方的考場貼著“青年們要充分認識自己所負的重任，祖國在期待你們，人們在期待你們”的標語。當時，廣大考生十分期待高考，國家和人民對高考也抱有強烈的期待，對恢複高考選拔優秀人才寄予很高的期望。

　　生動體現黨和國家對恢複高考高度重視的一個舉動，是1977年9月25日,黨和國家領導人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等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全國招生工作會議代表。黨和國家最高領導集體接見參加討論恢複高考具體辦法的1977年第二次招生工作會議的代表，這種高規格的看望在70多年中國高考史上是空前絕後的舉動，充分說明當時國家對恢複高考是多麼重視，對選拔優秀人才上大學深造為國所用的期望是多麼殷切。

　　新三級大學生都經曆過“文革”的動亂年代，青春最寶貴的年華在文化荒漠上度過，除了可憐的一點教材以外，背的是領袖語錄，唱的是“文革”革命歌曲，看的是樣板戲。當時世界名著、文化經典、古典文學基本上被看成是封、資、修的“毒草”而遠離課堂，數理化學的程度較低。因此，在人文素養、科學基礎、外語水平方麵，許多新三級大學生先天不足。

　　然而，新三級大學生多數是在“讀書無用論”盛行的年代想方設法找書閱讀，渴求知識、不甘寂寞並懷揣上大學夢想的人。為了彌補知識欠缺，為了“將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為了攀登科學高峰實行“四化”，經過極為激烈的高考競爭考上的新三級大學生，特別珍惜難得的深造機會，幾乎所有的學生都如饑似渴地學習。四川美術學院77級程叢林的油畫《1978年·夏夜——恢複高考的日子》典型地表現出77級大學生渴求知識的形象。畫麵展示出四川美院上百名77級同學擁擠在一間破舊的大教室裏聽課(或學術報告)，灰暗的色調、擁擠的學生、簡樸的衣著、清瘦的麵容，還有許多站立甚至撐在窗台上專注聽講的同學……這幅畫非常真實生動地再現了當時大學生餓虎撲食般求學的情形，因此已成為記錄恢複高考和77級大學生的經典之作。

四川美術學院77級程叢林的油畫《1978年·夏夜——恢複高考的日子》

　　生長於艱難年代的新三級大學生人生跌宕起伏。他們讀大學的時候是一個風雲激蕩的年代，有許多激動人心的事件：科學的春天、民主牆、真理標準大討論、“天安門四五運動”平反、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中越自衛反擊戰、校園民主選舉、《苦戀》批判前後、女排奪冠、中美建交、人民公社的破產……

　　新三級大學生與改革開放同步，經曆了國家的滄桑巨變。他們普遍有一種家國情懷與拚搏奉獻的精神，有強烈的憂國憂民的意識，有不屈不饒積極向上的進取精神。他們接受高等教育和走上工作崗位的時代，雖然物質生活還很簡單，但人們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對國家充滿了信心。在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氛圍中，在各行各業都求才若渴的社會環境中，新三級大學生麵臨著特別好的時代和發展機遇，許多人具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信念和“直掛雲帆濟滄海”的抱負，不僅僅想著“修身齊家”，還懷揣“治國平天下”的理想，所以才會由衷地喊出“振興中華”、“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的口號。

　　與現在十分高的錄取率、絕大部分考生都能上大學、內卷嚴重卻又有不少“躺平”的同學不同，新三級大學生經過最激烈的高考競爭脫穎而出，同學之間差異很大，特色鮮明，且幾乎所有人都非常認真刻苦地攻讀。“功崇唯誌，業廣唯勤。”一個人、一個群體是否具有高遠的誌向，是否能夠勤苦向學，與最後能做出多大成就有關。新三級大學生在學期間，“人才學”出現並興起，許多人都渴望成才，對自己有較高的期許或有較高的誌向，並且許多人學習勤奮到幾乎廢寢忘食的程度。

　　1977年親曆恢複高考的劉道玉先生認為，在這三屆中，由知青考取的大學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他們渴望知識、有理想、有抱負，從他們之中湧現出了大批優秀的人才，成為政界、學術界、企業界的中堅力量，他在80年代就曾說過一句話：“這三屆學生是從石頭縫裏蹦出來的，所以有強大的生命力，將來也一定會擔當大任。”

　　新三級大學生是特殊時代產生的特殊教育群體，他們走上曆史舞台是一種製度安排，當時高等教育極度精英化，大學畢業生不多，天然就是“國家幹部”，自然會成為社會的中堅力量。何況他們絕大多數都有過“苦其心智，勞其筋骨，饑餓其體膚”的經曆，即使是沒有上山下鄉經曆的大部分79級大學生，在beplay體育手機時代多數時候一樣是吃不飽，而且也要開門辦學，往往也要學工、學農、學軍的經曆，與後來完全是從校門到校門一路讀書升學上來的大學生還是不大相同。

　　有論者提到，1995年，人們驚奇地發現,在自己的周邊,幾乎在社會的每一個角落都活躍著一支特殊的勁旅：一支被譽為“新三屆”的大學畢業生!他們以出色的才華，豐富的生活體驗和一流的建業精神，抒寫著時代的史詩，描繪著跨世紀的畫卷。1996年，又有論者說通過長期觀察和思考,堅定不移地相信：挑起橫跨世紀大梁的,必定是那些奮戰在各條戰線上的“新三屆”，並把“新三屆”形容為“落塵的精英，救急的天使”。

　　王輝耀在《那三屆——77、78、79級大學生的中國記憶》一書序言中指出：“77、78、79級身上還富有強烈地曆史使命感和社會責任感，這些來自於全民共識的投射加上自我期許的共同催化。從當年入學開始，這代人身上即承載和被投射了太多國家民族的時代使命。……從恢複高考到改革開放，畢業後的30年裏，因為個體發展總與國家命運高度重合，這批人生發出強烈的曆史整體意識，曆史使命感油然而生。無論從事何種行業或身處世界哪個角落，這個群體普遍熱衷關注中國社會宏觀的國計民生、人文精神建設，渴望參與社會的整體發展，擁有超出專業範圍以外的終極關懷精神。”

　　國家和社會給了新三級大學生巨大的機會，他們肩負國家的重托與人民的期望，負有為國效勞、振興中華的神聖使命，後來新三級大學生也沒有辜負國家和人民的期待，報效國家的願望和意識也特別強烈。

　五、不負時代與國家的一代人

　　新三級大學生上大學和畢業的時代，是一個百廢待興又萬物複蘇的年代，是改革開放緊鑼密鼓風起雲湧的時代，是大學生供不應求風雲際會的時代。時代給予新三級大學生特別好的機遇，讓他們大顯身手，同時也讓新三級大學生經曆許多挑戰。40年來，77、78、79級大學生與改革開放的曆程相始終。《那三屆》一書在2017年出增補版的時候，便將2014年第一版的副標題“77、78、79級大學生的中國記憶”改為“77、78、79級，改革開放的一代人”。

　　許多人都對新三級大學生的作為作過高度肯定的評價，曾經教過新三級大學生的湖南大學老教師俞汝勤院士感歎道：“令我們這一代教育、科技工作者欣慰的是，40年過去了，當年的小樹已經枝繁葉茂，當年的稚嫩考生已成為新時代創新型國家建設的中流砥柱。在他們身上，我看到了中華民族精神的繼承發揚與麵對艱難竭忠盡智的家國情懷，更看到了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宏偉目標和民族偉大複興的夢想奮力前行的不停步履。”

菲律賓新任住華大使吉米的英文著作《77級：我的同學是如何改變中國的》

　　2022年11月 ，菲律賓新任住華大使吉米曾於1977年報讀北京大學曆史係，2022年7月出版了英文回憶錄《77級：我的同學是如何改變中國的》，談到了77級大學生在許多部門成為棟梁之材。不少新三級大學生確實堪當大任，在一些崗位上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也有人說新三級大學生“他們密集分布於各個場域，無論他們的話語權和影響力源自權力、學識還是在改革進程中發揮的作用，都給這一代大學生附加上了集體的光環。他們既是高考製度恢複的受益者，也是新舊交替以及一個國家回到理性發展道路上的承擔者。在時代的浪潮下，個人經驗以及智識反而成為了退居其次的成功因素，他們身上共同的精神氣質才是最鮮明的符號。”

　　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薛瀾曾說：人們希望，這個既有豐富的中國生活經驗，經曆過知識饑渴後的“新三屆”，能夠為我們貢獻出大政治家、大文學家、大思想家，能夠引領社會的進步與發展。……“新三屆”大學生處於“文革”浩劫和改革開放這兩個重大曆史事件之間，空前的曆史機遇，使得這一代人在成長過程中無意間上了“三所大學”——社會大學、校園大學和國際大學，從而成長為國家發展與民族振興的骨幹棟梁，構成了中國近代發展史上的一段傳奇。

　　在中國考試史上，唐代出現過韓愈等著名人物集中考上進士的“龍虎榜”，宋代有群星璀璨的嘉祐二年榜(1057年)，但都是隻此一科，而且不是中斷科舉多年後再度恢複的情況下出現。在中國人才選拔史上，還從來沒有過像“新三級大學生”人才這麼集中的情況。一個正常的時代、正常的社會不應有那麼長的時候處於大動亂、人才選拔處於大斷裂的時期。新三級大學生群體人才高度集中，是在高考停廢11年再度恢複後出現的人才聚集現象，是特殊時代特殊情況下造成的特別現象。這種現象基本上可以說是空前絕後的，未來中國應該也不會再出現，也希望千萬不能再出現，並相信不會再出現了。

　　總體而言，新三級大學生是一個不負時代、不負社會的群體，但在這個近百萬人的群體中，個體之間必然存在許多差異，功成名就兼濟天下者有之，默默耕耘獨善其身者有之，叱吒風雲青史留名者有之，身敗名裂身陷囹圄者亦有之。“中國社會在快速發展中，也出現了一定程度腐敗問題。新三屆也未能免俗。統計顯示，十八大以來，省部級及以上落馬官員(不含企業任職)已達210人，有三成屬於新三屆。”確實，新三級大學生中，有德高望重者，也有大奸大惡者，在一個95萬人的群體中，各色人等都有，不過大多數還是恪盡職守為國效勞的知識分子。

　　人到了中老年容易懷舊，但新三級大學生回憶起恢複高考和大學時光與一般的懷舊略有不同，也與後來大學畢業生回憶大學時代有所不同，因為新三級大學生的憶舊不隻是個人對青春歲月的緬懷，而且還關聯著國家與時代的重大轉折變遷。他們上大學的時代不是歲月靜好，而是變化頻繁、跌宕起伏的時代，在激情燃燒的歲月經過學業和思想的淬煉，如今回憶起來多有一種壯懷激烈的感覺。

　　憶往昔崢嶸歲月，新三級大學生經曆動蕩年代苦難彷徨，懷揣著上大學的美好夢想，大學時代風華正茂刻苦攻讀，畢業後不負使命譜寫華章，改革開放施展才幹風生水起，曆經風風雨雨起伏變化之後，如今多數已然退休雲淡風輕，尚有許多流風餘韻值得追憶。當年物質高度匱乏，但是絕大多數大學生精神昂揚向上。為什麼許多人現在那麼懷念物質生活還很簡單的80年代?因為科學的春天到來，那是堅冰消融的時代，是對未來充滿希望的時代。40多年過去後，人們認識到，昂揚之精神往往比豐富的物質更為可貴。

劉海峰在新華社《國家相冊》第41集“高考四十年”中談到新三級大學生的成長(2017年6月7日錄製)

　　新三級學人畢業已整整40年。40年來，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絕大多數新三級學人也已經從工作崗位上退了下來。隨著整個群體逐漸退出社會舞台，他們身上的光環日漸消退。但是，已經逐步淡出的新三級大學生群體，深刻地打上恢複高考的時代烙印，與改革開放密切相關，在回顧中國當代曆史，尤其是改革開放曆史的時候，新三級大學生已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群體，在曆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頁。

　　(原刊《江蘇高教》2023年第5期，9-18頁，本文略有改動。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