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張天祁

　　最近幾年，小鎮做題家一直是輿論的熱點，甚至惡化成了打在一類人身上的標簽，每當有beplay中心錢包體育錢包、考公、編製相關的新聞，總會有人提及小鎮做題家。

　　這個詞最初來源於豆瓣的“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實際是名校大學生對自己大學經曆反思和自嘲的產物。從縣城或者鄉村考上名校的大學生，在這裏分享進入大城市和名校後受到的衝擊和觸動。家境、社交能力、英語口語，甚至是生活上的點點滴滴，城市同學在這些方麵的優勢動搖了他們的信心，讓他們自嘲自己隻是做題家。

　　即使已經大學畢業，麵對相比城市同學更普通的出路，這些自嘲“小鎮做題家”的人也會回顧自己的大學生活，帶著遺憾和無奈討論大學時期家境和眼界如何限製了自己的發展，反思自己的內向和不善社交。名校的經曆帶 給他們的不隻是光環和階層跨越的機會，也是落差下自我認知的艱難重塑。

　　在小鎮做題家這個稱謂出現之前，已經有學者關注到弱勢階層學生在名校中適應的困難，以及畢業後和優勢階層學生出路的差距。

　　早在大概10年前，廣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謝愛磊就關注到了這些現象。從2013年起，他對4所985高校的近2000名學生進行了持續的追蹤調查，調查包括了問卷和訪談，貫穿了這些學生的整個大學生活，甚至持續到了他們畢業之後。

　　從他的調查中，可以看到不同出身背景名校生畢業出路實實在在的差距。謝愛磊對《知識分子》介紹。按照他的調查數據，同樣985高校的畢業生，農村出身的學生第一份工作起薪、就業地點、工作穩定程度、升學比例上都和城市學生有著差距。

　　接受調查並實現就業的城市學生當中，有25%會在直轄市就業，相比之下農村的隻有9%。更多的農村學生去了村、鎮、縣城就業，占到農村學生比例的17%，而城市學生隻有7%離開城市去了縣城或者鄉村工作。

　　城市學生的工作起薪也比農村學生要高上20%，而起薪對於整個職業生涯的收入水平都是非常關鍵的。同時，農村學生的工作的穩定程度也更弱，在畢業後的追蹤研究中，僅僅半年就有很多農村學生已經換了多份工作，有人甚至兩年換了5份工作。

　　2015到2018年，如今在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讀博士的鄭雅君也開展了一份調查，分兩次對北京、上海兩所名牌大學62名畢業生學生進行深度訪談。研究結果還結集到《金榜題名之後：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

　　為什麼弱勢社會階層出身的學生，即使上了頂尖大學，畢業出路和同學相比還是劣勢明顯？了解這個問題，要從弱勢階層學生在名校的體驗和選擇說起。

小鎮做題家，無奈的結果

　　“不少學生覺得自己在城市像一個過客。”在謝愛磊的調查中，農村籍學生經常會提到自己對城市和所在學校沒有歸屬感。

　　對農村學生來說，大學是為他們提供溫暖的港灣，卻不是進一步在城市發展的跳板。這種判斷固然有著經濟上的考慮，畢竟在沒有家庭支持的情況下，負擔大城市的房價確實壓力太大，但文化上的不適應也是原因之一。

　　按照社會學家布迪厄的說法，高等教育機構遠非一個文化中立的環境，其中充斥的是中上層的文化規範和遊戲規則。進入精英大學，意味著弱勢階層群體要“重新做人”，融入一套完全陌生的，按主流觀點更高階的文化環境，這是一種製度上的不平等，弱勢群體在融入過程中會承擔更多的心理和情感壓力。

　　初入大學，無論是城市還是農村學生都要有一個適應的過程，但在這個過程中，農村學生麵臨的難題和承受的痛苦明顯更多。很多對城市學生來說呼吸一樣自然的存在，農村學生是見所未見的。

　　“城市的學生來到大學，一開始的時候可能也不夠了解，但在這裏是有歸屬感的，他覺得他屬於這個環境，大家跟自己都差不多。農村學生歸屬感要少一些，他們覺得自己不一定屬於這個環境。”謝愛磊說。

　　謝愛磊舉了Michael Apple的例子，這位教育社會學教授出身工人家庭，當年是半工半讀上的大學。在一次學術講座中，他提到，第一天上大學時，他甚至不知道在大學教室中該如何坐著，該說話還是默不作聲。隻能看著其他同學自如地和教授聊天討論。

　　在鄭雅君的訪談對象中，琳琴困擾於網絡選課，“(選課交費)都要在網絡上進行，它其實對我是陌生的，不知道該怎麼在操作。而且在這裏很少有人，不，沒有人會問這種問題。”出身農村的益民剛從上海站下車，就已經找不到方向了，脫離了熟悉的環境，見到過去隻在電視上見到的高架橋，他感覺恐懼。

　　在教育社會學中，這種情況被稱為習性錯置或者精英休克。大部分農村籍學生都是家裏的第一代大學生，很少有人去過超級大都市，更沒有去過這些知名大學。突然進入一個規則完全陌生，生活習慣、穿著、口音都存在歧視，和同學階層差距明顯的環境，落差和疏離感可想而知。按社會學家布迪厄的說法，這些學生的感受是“如魚離水。”

　　農村學生的這種不適是從小生在在城市的學生無法感受到的。從就學體驗上，城市學生和鄉村學生上可以說的不是同一所大學。

　　“剛來的時候是非常嫌棄的……覺得哪裏都不行。基礎設施和條件實在太差，跟深圳實在沒法比，特別是跟高中同學有很多聯係，他們有很多去香港，就落差很大。”鄭雅君訪談中，一位從小生長在深圳商人家庭的學生，在上海體驗到的是另一種落差。

　　認知上的衝擊和不適應，給部分農村籍大學生帶來了嚴重的心理和情感負擔。在鄭雅君研究中，家境劣勢的被訪者，長則數年短則數月，普遍經曆過一個自信瓦解的階段，甚至會經曆自我認同的撕裂，需要時間來“重置”自己以適應大學的文化。

　　《金榜題名之後：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一書中提到出身甘肅農村的昌盛，在高考前沒有出過省，但入學後很多同學都有出國求學的經曆，這種差距讓他覺得自己非常土，和同學的差距也並非努力能夠彌補。有段時間甚至他出門都陷入一種恐懼，不願意與他人交流，甚至覺得別人看他的眼神都帶著嘲笑。

　　“那時候就兩重折磨，心裏的空虛是一種，另一種就是感覺自己與環境的這種格格不入……我聽到外麵人聲嘈雜，很熱鬧，但是我感覺我和外麵是隔絕的。“昌盛說。

　　在謝愛磊訪談的學生中，有一位進入大學後一年多仍然無法很好地融入，直到大三的訪談中，她依然表示自己並不覺得自己已經變換身份，成為城市的一員，反而流淚表示自己永遠也不會變成“他們”，也就是那些出身城市，將來會成為城市中產的同學。

　　這種“走錯地方”的不適感，還會扭曲他們對別人和自己的認知。從農村突然來到城市，周圍都是看上去眼界、能力、家境處處更優越的同學們，受到衝擊的農村學生很難客觀估計大家的真是水平。謝愛磊在研究中發現，農村籍學生會出現自我低估的情況，低估自己，同時高估同學的社會能力。這種對自己的低估，也影響了農村籍學生在學校的探索，讓他們顯得束手束腳。

　　根據謝愛磊的調查，來自農村或小鎮的學生，在在學生會等半官方學生組織的參與方麵低於城市學生14個百分點。農村籍學生談及這些組織時，往往都會提到自己不輕易報名，因為“自己沒有能力勝任相關的工作”，或者“沒有城市的同學那麼自信”。

　　相比之下，在學習上，不少接受訪談的農村學生表示感覺更佳“自在”，適應上沒有太多困難。不過，這也是一把雙刃劍。

　　一方麵，不必暴露自認為的社交上的短處，不需要承受他人的目光，這樣容易使農村籍學生感到久違的安全感。獲得好成績還能得到學校的獎學金和同學的認可，這使得學習成為了農村學生的舒適區。但舒適區也容易導致他們不敢或不願輕易再在其他領域做積極探索。

　　謝愛磊的訪談對象中，一位經常表示自己社交能力一般、大學生活不完整的被訪者，就是當初參加學生會失敗後專心學習。他的自嘲“那我隻好做個學霸了”，也暴露出選擇投身學習無奈的一麵。

　　在謝愛磊看來，這也是農村籍學生的一種自我設限——由於不熟悉精英高校的文化環境，對自己的社會能力產生懷疑的結果。在臨近畢業時，很多被訪者回顧自己的大學生活，都覺得當初本來可以多嚐試，可以更多地鍛煉學習之外的能力。

　　一位武漢農村背景的學生曾經考慮競選院學生會幹部，“當時覺得如果更自信一點就好了……但我就沒那個自信，覺得什麼都不會，不像城市的同學，才藝什麼特長都有，而我就沒有。”

　　這種自我設限是社會流動中的無奈，是通過學業向上流動的農村籍學生，為了應對在大學中的不適應自然而然采取的應對方式。但這種模式一旦形成，也會限製未來的發展。

　　謝愛磊表示，小鎮做題家這個詞並不是指他們真的更會做題，而是一種對自己心理狀態的反思，對大學學習和生活經曆的一種反身性思考。覺得自己大學生活有缺憾，能力被局限在做題這個方麵。不斷出現這種反思，也顯示出“小鎮做題家”是一種難以擺脫的心理狀態，是農村籍學生向上流動中付出的心理代價。

後知後覺的大學生活

　　弱勢社會階層出身的學生在精英大學，除了要麵對適應城市和大學環境的難題，還要麵對一重隱蔽的文化障礙。

　　鄭雅君的研究認為，畢業出路如何，要看大學生是否了解大學潛在規則和隱性要求，掌握在大學中積累資源的文化技能，為自己的職業道路盡早打算。而對這些規則和技能的了解和掌握，本身就根植於不同的家庭背景。

　　鄭雅君把上大學比作一款迷宮尋寶的遊戲，大學生可以分為直覺依賴模式和目標掌控模式。目標掌控模式的大學生是手持迷宮地圖，早早規劃路線的一群，他們了解大學和勞動力市場的種種或明或暗的規則，也有自己的明確目標並向目標努力。

　　相反，直覺依賴模式更多是出身低階層的學生，他們在大學這個迷宮沒有明確的目標，隻能依靠過去的習慣應對大學生活。

　　農村籍學生本來也有確立目標的能力，但從農村跳躍到精英大學，文化和規則變化太大。很難理清在新環境自己是誰，將來能成為誰，隻能勤勤懇懇、先好好學習再說。他們的爸媽也往往沒上過大學，對社團，團委、學生會有多重要，對將來的發展有什麼幫助，如何得到教授的青睞，這些不公開但必要的知識技巧他們一概不知。

　　“有的人想清楚了幹什麼然後去努力， 剩下那些人是我要努力， 然後再想我去幹什麼。”鄭雅君一位訪談對象的說法，很準確地區分了這兩種模式。

　　高中時老師經常鼓勵學生“上了大學就輕鬆了。”但當代的大學早就不是一個能夠放鬆的地方，而是一個麵向就業的競技場。

　　問題在於，大學和勞動力市場的銜接並不流暢，中國的大學更是市場化程度不高。勞動力市場考察什麼東西，大學課程並不教，學生自己也未必清除如何把學校的資源，轉化成自己在就業市場的優勢。謝愛磊發現，很多農村學生在反思自己大學曆程的時候，都覺得自己太按部就班，沒有把握大學在就業方麵的文化內核。

　　根據謝愛磊的總結，大學在就業方麵的文化內核主要有三點，第一個是承認個體對自身就業結果的責任，看重主觀能動性，要求學生盡早形成目標和規劃職業生涯。第二是重視就業的競爭性，主動積累社會資本和文化資本，比如行業中的人脈和行業知識，為文憑增值。第三是理性目的和係統行動論，即盡早確立就業目標，清楚達成目標需要的各項能力和學校能提供的各項資源。

　　可惜入學時候的農村學生，並不能發現這些高校中的隱性規則，他們更多聽到的是教師們對學術基礎的強調，對甘坐冷板凳的推崇，看到的是學校提供的獎學金。如何為簡曆加分，本身就是一種大學不會教的潛規則，不僅考察成績還要考察業餘時間的各種活動，沒有一份“地圖”指路，教他們如何在平常多加積累，就業時等待農村學生的就隻有碰壁。

　　反思自己的大學生活時，農村學生經常用“按部就班”來形容自己的大學生活。謝愛磊解釋，農村學生通常按照學校的步驟做相關安排，卻不了解學校隱性的就業文化，也沒有根據自己的需要積累資本。企業來招聘時已經有了具體的需求，沒有積累的農村籍學生在就業的銜接上就會出現問題。而家庭背景好的學生更容易了解這些隱性文化。

　　如果擴展一下鄭雅君的比喻，大學生不僅要清楚走出迷宮的路線，最好地圖上還應該標好迷宮中各類資源的獲取方式、難度以及獲取資源的時間表，成為一份完整的攻略，才能在這個找出路的遊戲裏取得滿意的結果。

　　這樣的攻略從選課就開始了，鄭雅君在《金榜題名之後：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一書中提到，在調研的上海985高校裏，流傳著一份《大學選課學概論》，記錄了各種選修課的給分情況和作業要求。在上海長大、父母經商的澤斌就是這份攻略的用戶之一，他不在意課上學到什麼東西，對自己的工科專業也不感興趣，隻想“最短的時間來獲得我能夠滿意的成績。”

　　但農村籍學生可能就沒有這麼靈活，不會一開始就為自己的未來做打算。出身山西農村的禹海是高考全省前20名的優秀學生，他對這種做法很不認可，覺得“不是正經道路”，自己更傾向通過硬實力競爭。當然他過去甚至都不知道有這樣一份攻略存在，不過即使知道，他也不會去做。

　　反過來，這些“習慣性優秀”的學霸也被目標掌控模式的大學生瞧不上，因為他們雖然優秀，卻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也沒有長遠的目標，做事更多是依賴自己的慣性。“隻有臨到決策那一刻才想：我到底要幹嗎？其實大多數‘學霸’都是屬於這樣的。”

　　在澤斌看來，學習在大學生活的比重就“占個不超過20%”，重要的不是專業課成績，而是“體驗生活”“認識人”，是“三觀建設”，明白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並且積累相應的能力和資源。為此他早早參與各類實習，找到“商業營銷”這個興趣所在，後來放棄保研，以工科生的身份入職了遊戲公司的營銷崗。

　　“我一直堅信，所有東西都是‘我想’最重要——我想往哪邊發展。我一直都在慢慢地往自己想要的那個目標靠近。漫無目的地生活其實是一件沒有效率的事情。”澤斌說。

　　當然，目標掌控模式的大學生能夠實現目的，不僅是自身早做準備，更是因為有足夠的資源和手段去實現目標。即使一時沒有明確的目標，父母的見識能幫他們選擇最優的策略，家庭條件也足夠為孩子的試錯兜底。

　　在鄭雅君的訪談裏，有正處級的父母指點孩子支教讀研，因為他們看到高學曆人才在公務員隊伍中已經越來越多。也有家裏開公司的學生大談表達能力在求職中的重要，因為這能讓大公司麵試官“感覺和你是同一個圈子的人。”

　　謝愛磊也提到，農村籍學生課餘更多從事一些家教、勤工儉學的賺錢工作，但城市學生去香港、德國、新加坡實習的不在少數，家庭背景的差別在此體現的非常明顯。這一點也會影響出路的選擇，麵對一份有前景但不賺錢的工作，農村學生更容易考慮到養家的壓力從而放棄。

　　即使是校內的資源，農村學生利用的也偏少。謝愛磊介紹，精英大學裏總有一些企業組織的社團或者俱樂部，這其實是企業的預備學校，篩選實習生會優先從這些社團開始。通過在這些社團的學習，可以了解到行業知識和實習的一些文化，至少會對麵試有更多準備。

　　“後知後覺”，也是農村籍學生回顧自己大學曆程時反複提到的一個詞。

　　大學生的分化並不是一開始就很明顯的。根據牛新春和鄭雅君的一項研究，大一和大二期間學生的還沒明確生涯目標，大二暑期的活動才是生涯定向的關鍵。大二之後，學生投入高影響力活動的範圍明顯縮小，方向性更加明確[3]。

　　但能否跟上這個時間表，也和家庭背景有著密切的聯係。這項研究發現，即使農村籍學生看重學習，他們在大二暑期投入學術活動，向學術生涯發展的可能性也隻是城市學生的一半左右。

　　禹海在大學就經常“趕不上趟”。“忽然發現這件事情別人已經做完了，才認識到這件事情應該去做。 比如當你知道你的同學要出國了， 其實你隻是知道一個結果。”據他判斷，他對一些問題的認識，“會比同學晚一兩年這種感覺，但其實晚一兩年差別就很大。”

　　這也符合謝愛磊的觀察，他發現城市的學生可能大二就在準備就業或者升學，而農村學生要大三下學期甚至大四上學期才會行動。“我在做訪談的時候，農村的學生在做反思時會普遍提到自己考慮工作的時間比較晚，後知後覺，沒有較早地去思考可能就業的行業和崗位。”謝愛磊說。

　　禹海在當初選擇工科，是因為聽說這類專業好找工作，但他最終卻選擇了直博。沒想過要讀博的他，選擇讀博隻是因為他身邊的人都沒有實習，因此直到大三下都沒有做過工作相關的準備。

　　回顧自己的大學曆程，禹海說自己每一步都“沒有想清楚理由是什麼。”實際上他的人際交往不多，甚至和寢室大部分同學都“說不到一塊去。”其他同學是否真的沒做準備他不真的清楚，隻是被身邊人的選擇，甚至是自己的慣性推著走。

社會流動的深層障礙

　　城市學生和農村學生在大學不同的選擇，深深植根於他們不同家庭背景，甚至從早年的教育開始，兩類學生在大學的分化就種下了。

　　謝愛磊的研究表明，家庭在早期教育階段文化資本的投資策略，會影響學生在大學中探索，進而影響到他們的出路[4]。不同家庭教養風格的不同，會文化資本投資的情況，比方說帶不帶孩子去博物館，去科技館或者去旅遊，會不會讓孩子去聽音樂會，去看體育賽事。家裏有沒有藏書，會不會帶孩子一塊閱讀。

　　這項研究發現：家庭的這些活動越多，文化資本的積累越多，這些孩子就越自信，在大學裏會越容易有歸屬感，他對大學的知識和認識就越多。越是相反的話，對大學的歸屬感就越差。現在城市父母熱衷雞娃，在這些方麵的投資不會少。農村的學生基本上早期文化資本的積累都是比較少的。

　　這當然不是在譴責農村父母的教養方式，畢竟這些投入都要財力和精力支持，對農村家庭負擔不小，即使去免費的博物館，也幾乎隻有大城市有這個條件。這項研究揭示的是，現在的社會結構正在變的日趨剛性，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已初步顯現難以跨越的文化邊界，它反映在不同類型家庭的早期文化資本投入的差異上。

　　“城市家庭很重視文化資本投資，它成為一個規範了，幾乎所有的城市的孩子早期都是這樣的，父母都有意識在做這些工作，農村的孩子是沒有這些機會的。這些從小開始做的事情，對他們生命的曆程的影響是那麼遠。”謝愛磊說。

　　更殘酷的現實是，現在能夠考上名校的農村籍學生，家境在農村已經屬於中上層。“我們的大學裏麵，尤其是精英高校裏麵，大部分的學生都是來自中上層背景的學生。即使是農村來的學生，主要也是來自農村社會內部中上層家庭的。”謝愛磊說。

　　即使是農村的中上層家庭的學生，家庭的經濟條件，尤其是在家庭提供的早期的成長環境和社會化的經曆方麵，和城市學生仍然有著難以抹除的差距。

　　上海紐約大學社會學教授吳曉剛曾用“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數據，揭示了出身和優質教育機會獲得之間的聯係[5]。他的研究發現，家庭經濟地位在當地處於中上層或上層的人，子女在就讀211大學方麵具有優勢。同時，家庭居住地層級越高(農村/鄉鎮、縣城/縣級市、地級市、省會城市或北京)，其子女獲得精英高等教育的機會也越大。

　　到2010年，城鎮子女就讀重點高校的機會仍是農村子女的2倍。雖然城鄉高等教育的差別有所縮小，但是與了城鎮學生相比，農村學生更多去了專科[6]。使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 2015 的另一項研究發現，中國城鄉教育的差距有所減少，但主要是在量的方麵，就優質的本科教育機會而言，差距並沒有縮小[7]。從2007級到2017級，重點本科院校的城市學生比例從50.59%增加到54.77%，和農村學生的差距反而拉大了[8]。

　　學業突出的農村學子，在大學要經曆重塑自己的痛苦。更多弱勢的農村籍學生，甚至沒有經曆這種痛苦的經曆，他們早就倒在了層層選拔的應試教育戰場。寒門出貴子，成為一個越來越遙遠的念想。

參考文獻：

1.董子琪.(2020)。“小鎮做題家”背後的世界：出身小鎮的985大學生為何自嘲廢物？|界麵新聞 · 文化.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4477138.html.

　　2.鄭雅君著, & 熊慶年主編. (2023, April 14).《金榜題名之後：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上海三聯書店

　　3.牛新春，鄭雅君. (2018). 重點大學城鄉學生的生涯定向：基於跟蹤調研的過程研究. 《現代大學教育》

　　4.謝愛磊, 洪岩璧, 匡歡, & 白傑瑞. (2019). “寒門貴子”: 文化資本匱乏與精英場域適應——基於 “985” 高校農村籍大學生的追蹤研究. 北京大學教育評論, 16(4), 45-64.

　　5.吳曉剛. (2016). 中國當代的高等教育, 精英形成與社會分層——來自 “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 的初步發現. 社會雜誌, 36(3), 1-31.

　　6.王偉宜, & 陳興德. (2014). 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獲得的城鄉差異分析. 教育研究與實驗, 5, 22-26.

　　7.吳煒. (2019). 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高等教育城鄉不均衡的最新演變——基於 CGSS2015 數據的分析.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5.

　　8.劉自團, & 譚敏. (2020). 城鄉孩子的大學擇校差異縮小了嗎———基於全國 2007 級與 2017 級大一新生調查的曆時性分析. 教育發展研究, 23, 5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