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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建國:談談教育內卷,理想國以及世界觀
2023-09-04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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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內卷,張力十足。

  當下中國社會,幾乎所有家庭都被裹挾其中,相關討論一直在進行,而內卷也一直在發生,一切似乎無解。或許,這一問題本就沒有標準答案,筆者希望於眾聲喧嘩之中,尋求一些共識,避免內卷爭議沉澱為教育係統的負累與心魔。

 “內卷” 概念溯源,及其發展演化

  “內卷”一詞是個舶來品,第一個把“內卷”這一概念引入中文世界的,是曆史社會學家黃宗智。在其1985 年出版的著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對於中國小農經濟中的“過密化增長”、邊際收益遞減等現象,黃稱之為“內卷”。

  學者陳誠、包雷有一篇學術文章,題為《內卷的產生機製與教育內卷的破解》(以下簡稱《破解》),該文考證了“內卷”概念的源起,最早是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來的。

  康德之後,美國人類學家亞曆山大·戈登威澤發展了“內卷”概念,他在1936年的一篇研究原始文化論文中,“內卷化”被用來形容一種文化模式達到最終形態後,無法自我穩定,也無法轉變為新的形態,隻能使自己在內部更加複雜化。

  1963年,另一位美國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茨在其著作《農業的內卷化:印度尼西亞生態變遷的過程》中,提出了“農業的內卷化”這一概念,並把內卷概念引入到社會生活領域。內卷一詞引申到社會學領域後,慢慢演化為特指一種文明的停滯不前和天花板效應。

  近年來,隨著教育“軍備競賽”愈演愈烈,焦慮不已的家長和疲憊不堪的孩子,讓整個中國社會都在思考中國教育到底出了什麼問題,問題根源又在哪裏?

  於是,2020年左右,“內卷”一詞迅速出圈,幾乎成了描述中國教育生態的一個專有概念。對此,黃宗智先生有過一篇題為《內卷化與去內卷化簡析》(以下簡稱《簡析》)的文章,就內卷概念的泛化使用做了分析探討,並如是描述教育內卷現象:麵對快速遞增的競爭人數和伴之而來的遞減機會,學校大多逼迫學生投入越來越高的“勞動”來應試,為的是提高本校的平均考分以及對其自身的質量評估,促使本來就缺乏創新性的應試教育體係更加高度內卷化。

  學者萬維鋼在講座中,曾引用北京大學劉世定、邱澤奇兩位教授的文章《“內卷化”概念辨析》,認為,內卷的本義是“內向演化”,不是內耗,而黃宗智對“內卷”的理解,實際上是對格爾茨的誤解誤讀,黃宗智所謂的內卷實則是馬爾薩斯陷阱。

  及此,我們可以知道,關於“內卷”概念,在學術圈和大眾傳播界之間,出現了兩種差異化理解。有鑒於此,筆者需要明確一下,本文關於內卷的討論,是基於黃宗智先生所闡釋的“內卷”概念,是大眾傳播過程中已經約定俗成的“內卷”概念,也是《破解》一文所界定的:內卷就是在有限空間內的激烈零和式競爭現象;內卷產生的根源是有限且封閉的空間,競爭規則是“排他性”的零和博弈。

  現實就是,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優質教育資源總量有限,譬如清華北大985名校學位,永遠無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教育需求。為避免孩子在普職分流、高考遴選過程中掉隊,從小學到高中,家長不得不傾其所能投入到教育“軍備競賽”之中,明知內卷,也不得已而為之,隻是希望孩子能夠於激烈的競爭中突圍而出。

  人類文明史就是一部內卷史

  現代社會,尤其市場機製的引入,本質上是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處處強調競爭,優勝劣汰。各種壓力之下,很多人開始向往低競爭低壓力的社會形態,可是,人類曆史上有過這樣的時代嗎?

  人類曆史本就是一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史,也是一部慘烈的內卷史。在生產力低下的原始社會,無邊無際的原野與森林,為衣能蔽體、食能果腹就已基本滿足的人類提供了取之不盡的生存資源。那時人類之間很少內卷,可是,那時的人類更多要和老虎獅子卷,在外出采摘或捕獵的路上,在棲息地或睡夢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為猛獸的口糧。

  後來,人類結成氏族,結成部落,結成城邦,人多力量大,和動物對抗的能力增強了,可是,隨之而來的是氏族之間、部落之間、城邦之間,為了生活生產資源,為了共同體的可持續發展,開始了無休無止的爭奪和戰鬥,有文字記載的,典型如希臘城邦混戰,以及中國曆史上的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代,諸侯林立,封地有限,王子王孫不斷繁衍,隨著時間推移,供需矛盾不可調和,為了共同體的生存發展,為了爭奪更多的土地和資源成就霸業,諸侯之間戰爭不斷,從一二百個諸侯國,一直卷到隻剩下戰國七雄。同樣,中國曆史上北方遊牧文明對中原農耕文明的攻擊侵擾,也是因為文明內部生存資源短缺,無以為繼,必須通過對外掠奪,才能讓共同體生存下去,於是,內卷就外化為不同文明之間的混戰。

  中世紀西方所謂的“十字軍東征”,實為十字軍東侵,同樣是文明內部出現生存危機之後,內卷的溢出效應所致。文一教授在《科學革命的密碼》一書中,就十字軍東征這一曆史現象做了深入探究,文中有這樣一段敘述“十字軍東征之前歐洲其實處於一種長期的內部混戰狀態,教皇把這種內卷化力量變成了一致向外的暴力而獲得了宣泄”,因為“十字軍在1096年內春天開始聚集時,北歐地區剛剛在過去一年經曆了一場大饑荒”。

  曾兩度被搬上銀幕的日本小說《楢山節考》,敘述了一個殘酷的人間悲劇。故事的背景是上百年前日本信州楢山下的一個偏遠村落,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山村異常貧困,食物資源極為匱乏,於是,這個村莊古老相傳一個殘酷的棄老習俗:家中超過70歲的老人,會被背入楢山中祭奠山神。實際上,這是人為拋棄那些已經喪失勞動能力,不能創造價值,卻又占用了生存資源的老年人。

  所有內卷,本質上,都是“人類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所致,供給增長是算術級,需求增長是指數級,二者難以匹配,必然內卷。馬爾薩斯人口論,就是建立在“人口增長超越食物供應,會導致人均占有食物減少”這一物理真相之上的,簡單概括,就是狼多肉少、僧多粥少,如果不能對外掠奪尋求增量,就會陷入存量爭奪的零和博弈困局。

  由蒸汽輪機、電力和內燃機先後引爆的兩次工業革命,將人類社會拖入大工業文明時代,兼之市場經濟的建立,使得生產力得到空前提升。之後,隨著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的突破,引發以核能、計算機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浪潮,一係列顛覆性科技產品、終端消費品的出現,又一次為人類社會發展釋放出了巨大的生產力紅利。

  可是,即便如此,困於地球上的人類整體上仍然麵臨生存空間和生存資源的爭奪。一戰二戰,以及之後全球各地的地緣政治戰爭,站在唯物史觀角度,基本都是國家之間為解決內卷問題向外轉移矛盾而引爆的利益之戰。至於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不過是對西方文明擴張性和侵略性的一種理論粉飾。

  當今世界,全球範圍而言,大眾媒體、社會輿論給人的感覺,就是歐美發達國家內卷相對較輕,而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國家,內卷程度最深最重,這是一個值得探討的現象。

  歐美發達國家內卷不嚴重,一方麵是因為這些國家人均GDP、收入水平相對較高,社會福利保障體係較為完善;另一方麵,階層基本固化的西方社會,有意識的借助宗教信仰和奶嘴樂項目,讓那些在內卷中被邊緣化的公民,可以在宗教信仰之中尋求慰藉,或在毒品、賭博、色情行業中得到宣泄滿足,精神麻醉,鈍化矛盾。

  作為14億人口的世俗化大國,中國人均資源擁有量相對較低,尚屬發展中國家,且普遍注重現世幸福,社會內卷可以理解。隻是,同處東亞的日本、韓國,都已躋身發達國家行列了,同樣卷生卷死,有些不可思議。例如韓國,每年高考季,學弟學妹給參考的學長學姐跪地祝福的名場麵,讓一些習慣搞宏大儀式的中國縣中都甘拜下風。

  而在日本,據紀錄片《9060家族》敘述,目前全日本窩在家裏啃老,不出門,不社交,不工作,不結婚,徹底躺平的人,已經接近150萬。這些啃老族,人生低欲望,生活低品質,他們以躺平之姿退出社會競爭,愛卷不卷,得過且過。

  一言不合就唱歌跳舞的印度人民,天性樂觀豁達,且有佛教信仰加持,按說不該內卷,可是,如果看過《起跑線》、《最初的夢想》這些印度電影,就能感受到印度社會內卷的嚴重程度,尤其中產階級,不遑多讓。

  至於非洲、拉美那些欠發達國家,給人感覺熱情奔放,貧窮但快樂。可是,表象之下,是部落之間不時爆發的血腥衝突,是黑幫之間的暴力火並。譬如薩爾瓦多、海地、索馬裏,這些被惡意滿滿的特朗普稱之為“糞坑”的國家,由於經濟發展水平製約,以及國家治理問題,整個社會還停留在低階內卷階段,尚沒有進化到教育內卷的段位,很多青少年連獲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往往尚未成年就早早成為內戰炮灰,或在黑幫廝殺中無聲無息死於某條幽暗街巷。

  中國、韓國、印度等國家教育內卷的背後,實則是教育平民化、普及化的巨大進步,讓一般家庭都有了參與競爭的社會條件。即使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官學普及度不高,甚至一度被統治階級壟斷,為王公貴族子弟所專享;民間教育主要以私塾形式存在,不成規模,大多數老百姓沒有機會參與其中,自然談不上教育內卷。

 未來中國,能否擺脫教育內卷?

  2010年,兩個視頻,不該被遺忘。

  一個是2010年4月,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在接受澳大利亞媒體采訪時,對著鏡頭向全世界說了一段話,大意是:如果十多億中國人都過上澳大利亞人或美國人的生活模式,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

  站在美國優先的角度,奧巴馬那一番話說的理直氣壯,隻是,按照他的這一論調,中國人永遠不該過上歐美發達國家的高品質生活,這種觀點,近乎無恥。

  另一個視頻,則是在此之前的3月份,彼時的央視主持人柴靜對丁仲禮院士的一個專訪,主題《什麼是公平的減排方案?》。訪談中,圍繞哥本哈根氣候談判所引發的爭議,丁院士用科學的邏輯與數據,一層層剝開了歐美發達國家的虛偽畫皮。

  丁院士鮮明指出,排放權是發展權,是基本人權,而哥本哈根氣候談判中,根據IPCC方案,歐美發達國家未來40年人均碳排放是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2.3倍。針對IPCC方案,丁仲禮一針見血“不平等條約,在道德上是邪惡的”,並且提出:今後40年的排放中國跟歐美發達國家一樣多,或者從1990年到2050年,中國人均排放量不超過發達國家人均的80%,行不行?對此,柴靜如是說:“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你這麼一乘那個基數太大了”,丁院士則發出了靈魂拷問:中國人是不是人?

  減排事關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天然具有道德正義,可是,歐美的減排方案,在正義大旗之下,卻滿是算計和雞賊,其實質是以保障發達國家利益為出發點,借以遏製和犧牲發展中國家利益。

  根據一般算法,人均GDP達到2萬美元以上,算是摸到發達國家門檻,當然,隻是初等發達國家;3萬美元是中等發達國家門檻,也有觀點認為,2——4萬美元區間,都算中等發達國家;至於高等發達國家,有說是4萬美元,有說是6萬美元。

  2022年,中國GDP按年平均彙率折算,為18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為12741美元。中國“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2035年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這意味著到2035年,中國人均GDP大抵要翻一番才行。

  可是,從1.27萬美元到2萬美元以上,中間隔著的這一萬美元左右的增量跨度,幾乎是一道天塹鴻溝。青年學者張誠信在《中國難單靠製造業升級“發達”》一文中指出,2021年全球汽車工業增加值約為2萬8600億美元,中國為1萬3440億美元,按自主品牌44.1%的銷量占比換算,中國本土汽車企業創造的增加值為5927億美元。

  那麼,即使中國汽車產業拿下全球汽車產業剩餘22673億美元增加值,除以14億人口基數,人均GDP隻能增加1619美元,加上2021年人均12550美元,也不過14000美元出頭。可是,這22673億美元增加值,如果給一個一億人口的國家,即使這個國家GDP基數為零,也能一步邁入發達國家行列;如果給一個1000萬人口的國家,則這個國家一舉進入全球高等發達國家行列。

  2021年,全球製造業增加值16.35萬億美元,中國4.87萬億,占全球29.8%,這個數字接近美國2.56萬億的兩倍。即使,中國製造業在2021年實現通吃,其它11.48萬億全部給中國,人均增加8200美元,加上12550美元,也不過2萬美元出頭,算是勉強跨進中等發達國家區間。

  製造業領域附加值較高的行業,也就剩下集成電路、航空裝備、高端機床等屈指可數的幾個了,目前中國都在發起衝擊。可是,即便中國拿下全部製造業GDP,也才剛剛跨入中等發達國家序列,事實上,中國如果能拿下全球製造業產能的50%,基本就已達到極限了。由此可見,實現2035遠景目標何其艱難。

  問題是,目前中國人均GDP雖然隻有發達國家最低門檻的60%,也已經引發了一些“友邦驚詫”與焦慮,不僅是奧巴馬。胡錫進在2023年5月22日的一篇微博中提及,德國前駐華大使柯慕賢有一次在使館宴請他,對他說,中國什麼都能生產,什麼都能製造了,德國怎麼辦,歐洲怎麼辦?他能感受到,那是柯慕賢和德國的最大焦慮。

  所以,焦慮之下的美國,趁中國立足未穩之際,開始全麵打壓遏製中國,歐美一些國家或明目張膽站隊,或態度曖昧騎牆,總之都在下絆子。於此國際形勢之下,以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想在2035年實現人均GDP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即使考慮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在內,難度係數也堪稱地獄級,但是,為了民族未來和人民福祉,堅持做困難的事,正是這個國家的偉大所在。

  最近幾年,社會內卷蔓延,本質上是增量空間變小,具體到個體直觀感受,就是就業創業形勢愈發嚴峻,掙錢越來越難。就業方麵,內卷主要集中在高薪的高技術和管理崗供給短缺,而一般生產性崗位、一般生產性企業,招工困難仍然存在。

  整體而言,中國經過四十年高速發展,高薪高端崗位已經趨於飽和。譬如平台型科技企業,馬雲18人團隊1999年創辦阿裏巴巴,根據財報,截至2022年12月31日,員工數為239740人;華為,1987年初創時,20人小企業,1999年15000名員工,截至2022年底,員工數為20.7萬人;騰訊,1998年年底成立,2002年,員工人數達到200多,2022年第四季度,員工數為108436;小米,2010年4月創立,據說成立第一年隻有91位員工,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擁有 32500多名員工。

  單是以上4家企業,自2000年以來,就提供了超過50萬個高薪就業崗位。可以說,2000年以來的20餘年時間,國內科技型企業、金融行業等領域,就為大學生提供了數百萬增量高薪崗位。可是,由於國際形勢變化,宏觀經濟增長趨緩,平台型科技企業、金融業等都遭遇發展瓶頸,如果未來中國不能在高端製造業領域實現大突破,不能打通頂級工業產業鏈任督二脈,發展的增量空間打不開,那麼,中國很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社會內卷可能愈演愈烈。

  如果在未來十數年,中國在半導體、民用航空裝備、高端機床、汽車製造、人工智能等領域,都能出現兩三個華為這樣的行業領軍企業,那麼,未來20年再創造出百萬量級的高端就業崗位,兼之關聯的產業鏈企業優質崗位大增,社會內卷就能較大緩解。

  廣州學者蘇奎在《“孔乙己”就業難,這是個世界性問題,也是個發展問題》一文中指出:20世紀30年代是民國所謂的發展黃金期,1933-1934年間畢業的大學(專)學生僅15216人,如此小規模受過現代高等教育的人才隊伍,偌大中國竟然無法安置。蘇奎認為,青年人就業難是一個世界現象,其本質是一個發展問題,發展中國家尤其容易染上此病,中國也不可能完全擺脫這一規律的約束。

  5月27日台灣大學2023年畢業典禮上,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勳做了一個很好的演講,最後有這樣一段話:現在的AI時代,你們將創造什麼?無論是什麼,像我們一樣全力以赴去追求它,跑吧!不要慢慢走。不論是為了食物而奔跑,或不被他人當做食物而奔跑。

  無論如何,都要保持奔跑。黃仁勳的這一表達,很硬核,很狼性,似乎不太契合台灣社會的小確幸氛圍,但是,作為一個世界級企業的掌舵者,一個商海搏擊數十年的商業領袖,他說出了這個世界的殘酷真相,競爭和內卷無處不在,保持奔跑才是正確姿勢。

  教育內卷不過是社會內卷的一種溢出,也是人類曆史進程中的必然,中國不是例外。特別是,中國麵臨更嚴峻的產業發展挑戰,更嚴峻的地緣政治挑戰,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都將處於過坎爬坡之中,滾石上山,極其艱難,所以,社會內卷還將長期存在,至少,2035目標達成之前,不要抱有太多幻想。

 追尋理想國,遵循世界觀

  導演郭帆團隊在拍攝《流浪地球2》時,整出了10多萬字的世界觀文件,其中,關於教育主要有兩章。

  一章關於義務教育。設定在“流浪地球”時期,大多數人都服務於政府劃定分配的工作崗位,因此教育以職業培訓為主。實行七年製義務教育,四年的小學和三年職業培訓。

  一章關於高等教育。“流浪地球”時期,大學培養管理人才和科研人才。前者成為政府成員,或管理工廠與機構,後者留在大學裏繼續科學研究工作。通常能進入大學的都是七年義務教育中表現頂尖的人才。大學又分為普通院校和軍校兩大類,普通院校隻有政法、工程、農業、文藝、自動化、醫學和科學理論研究七個專業。學校教育主要集中在理工科上,藝術、哲學等相關領域則壓縮到最少。

  郭帆團隊關於“流浪地球”的教育觀設定,可能入不了一些專家學者的法眼,因為,在他們看來,“流浪地球”的教育觀,必然是功利性太強,社會屬性太強,違背了人的自由意誌,壓抑天性和個性,是不符合成長規律的,是把人工具化的落後的教育觀。

  現在有些專家,包括一些教育工作者,動輒批判中國教育,填鴨式、刷題機器、缺乏批判性思維、不利於培養創造力等等,對歐美教育、尤其芬蘭丹麥十分推崇。的確,芬蘭丹麥等歐美發達國家的教育製度,確有可取之處,隻是,歐美發達國家和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階段大不相同,豈能邯鄲學步?

  筆者在《小問題與大邏輯,中國基礎教育治理之思考》(以下簡稱《小問題》)一文中,論及芬蘭教育,就曾指出:芬蘭教育雖好,但在未來一段時間,除個別區域的探索性實踐之外,整體而言,中國不宜照抄照搬全盤“芬化”。因為:

  其一,發展階段不同。芬蘭是發達經濟體,2018 年人均 GDP 約 50000 美元,位居世界第 15 位;中國 9600 美元,芬蘭是中國的 5.2 倍。5.2 倍的人均GDP 背後,意味著芬蘭國民更高的薪資收入,更好的福利保障,更完備的社會資源供給。而中國,迄今為止,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生存發展壓力巨大。這種壓力是係統性的、全方位的,教育作為社會係統的一個組成部分,不可能阻斷這種輸入型壓力傳導,自我隔絕於社會之外,獨善其身。

  其二,外部環境不同。芬蘭作為歐盟成員國,在意識形態方麵,與西方大國沒有大的矛盾分歧。再者,芬蘭國土麵積 33.8 萬平方公裏,是中國的 1/28,人口 550 萬,是中國的1/252,國家體量小,產業規模有限,缺乏戰略縱深,不會對歐美大國構成威脅,不存在所謂修昔底德陷阱之博弈。中國不同,一方麵意識形態和西方存在較大差異;另一方麵,不論物理規模還是經濟體量,都大到讓西方國家無法忽略,特別是近年來,在產業、科技等領域的全麵發力,更是讓西方寢食難安。這樣的外部環境,注定當下中國社會必須要有強烈的憂患意識,具體到教育領域,也決不可能輕鬆隨意。

  其三,國家追求不同。作為一個小國,芬蘭自有其局限性,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它更多是一個追隨者,很難成為引領者。可是中國作為聯合國五常之一,必然要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而且, “一帶一路”倡議,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些宏圖大誌,都是小國芬蘭可望而不可即的。大國崛起,滾石上山,在這一偉大征程中,全社會都要迎難而上,中國教育,也注定要咬緊牙關。

  在一些學者眼裏,教育體係是可以獨立於經濟社會運行的,他們強調教育的獨立性,卻忽略了教育的曆史性,忘記了教育屬於上層建築,而上層建築必然受製於經濟基礎。教育是一個國家社會係統的子係統,內置於社會係統之中,並和政治、經濟、文化等相匹配相兼容。不可否認,中國教育問題很多,需要改進提升,可是整體而言,其與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基本是適配的。

  有些人談論教育,往往是主觀設定了一個理想國度,然後討論完美教育。這個國度裏,經濟高度發達,且沒有國際競爭壓力;這個國度裏,教育資源是應有盡有的;這個國度裏,人人財務自由,不存在就業問題、生活問題;這個國度裏,教育因材施教社會人盡其才。那麼,這個完美國度,不就是共產主義社會嗎?

  很多教育理念看上去很美,實則空中樓閣,懸空搭建。筆者一直認為,教育可以追尋理想國,教育更應遵循世界觀,一如“流浪地球”所設定的世界觀裏,教育架構和彼時人類所遭遇的危機狀態是對應匹配的。是故,我們需要明白一點,中國現在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2035年才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社會內卷還將繼續存在,教育需要與時俱進深化改革,但是,必須穩中求進。

  筆者在《小問題》一文中,表明:一個國家的教育製度與教育治理,不能脫離其曆史背景和國情社情,自行其是。罔顧發展階段、曆史縱深和地緣政治格局,不考慮國家的實力財力,孤立地渲染教育理念理想,不切實際生搬硬套,人為拔高國民對於現階段教育模式的期許,都屬自欺欺人,結果可能適得其反。

  星辰大海

  2023年5月30日上午,神舟十六號載人飛船一飛衝天。

  被網友戲謔為“小鎮做題家”的北航教授桂海潮,作為參與此次航天任務的三名航天員之一,一起上天了。

  2022年,“小鎮做題家”這一概念,被豆瓣“985廢物引進計劃”小組編排出來,主要是指部分出身農村或小鎮的名校學子,缺乏社會資源和綜合素質,進入學校後,因為家境、社交能力、英語口語等原因,在城市同學麵前慢慢喪失了信心,變得自卑脆弱。

  這個詞組,最初不過是表達了一份自嘲、少許頹廢而已,卻被一些媒體、學者如獲至寶,成為他們批評中國教育的一個由頭,一個證據。此次桂海潮成功飛天,有網友如是評價:他給小鎮做題家打了一個翻身仗。筆者認為,桂海潮是不會在乎“小鎮做題家”這個稱謂的,因為像他這樣代表人類文明奔向星辰大海的人,和那些嘲諷“小鎮做題家”的人,不在一個維度。

  桂海潮是從鄉村學校走出來的,自然參加過無數次考試,求學路上也必然主動或被動的內卷過。而今,一飛衝天的他被讚揚被推崇,這背後固然有其個人努力在內,可是,更多還是這個崛起的大國給了他這樣的人生高度和機遇平台,正如一位長者所言:一個人的命運,當然要靠自我奮鬥,但是,也要考慮曆史的進程。

  中國社會改革發展都已進入深水期,經濟增速減緩讓社會內卷有所加劇,不過,一個奮進在偉大複興征途上的民族,未來一定能夠承載起所有中國人的夢想與追求。關鍵是,作為個體的我們,不頹廢,不躺平,躬身入局,與砥礪奮進的國家同頻共振,努力奔跑。很多困難時刻,咬緊牙關熬一熬,終會柳暗花明。

  其實,桂海潮的星辰大海之旅,也預示著人類文明轉型升級的光明大道,更隱藏著中華民族的勃勃雄心。這份雄心,從兩件事情上可以窺斑見豹,第一件事社會關注度比較高,那就是中國製定了航天強國建設路線圖,2030年躋身世界航天強國前列,2045年全麵建成世界航天強國;第二件,不顯山不露水,可是,它比第一件事更為重要,那就是可控核聚變發展。

  人類文明打怪晉級之路,也是能源開發利用升級之路,從鑽木取火,到蒸汽輪機,到電力和內燃機,再到核裂變,人類所掌握和使用的能源量級是指數級增長的,但是,核裂變之後,人類的能源開發似乎碰到了玻璃壁壘,長期原地打轉。如果可控核聚變實現突破,那麼,人類就打開了無盡能源之門,進入到能源自由之境。

  可控核聚變是人類文明的奇點。未來100年,如果可控核聚變技術成熟,再疊加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技術等領域的突飛猛進,各種生態化反,勢必推動生產力出現革命性爆發,那時的人類就有望擺脫物質資源束縛,實現GDP自由,從而拿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入場券。

  能源自由,必將引發生產力格局出現顛覆性變化,作為生產關係的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當然需要同步升級,以與之適配兼容。那時,人類文明就會在全新的生產力基礎之上,進行係統性重構重塑,一如丁仲禮院士在采訪中所希望的那樣,一種更具包容性、更具彈性的文明,就會出現在人類社會的地平線上。

  尤為關鍵的是,可控核聚變將使星際航行得以實現,人類可能就此走出太陽係、銀河係,走向更深遠的宇宙,成為跨星際文明,既能在不同星際之間自由遷徙,也能實現物質資源跨星際配置。可以預測,一旦成為跨星際文明,人類的科學視野極有可能穿越物理學的黃昏,在基礎理論方麵,取得繼經典力學、相對論、量子力學之後的創世級突破,進一步助推人類文明成為更高等級的宇宙文明。

  作為尚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在航天、可控核聚變等領域的長遠規劃與巨大投入,是奉行長期主義的東方文明智慧所在,也是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大國擔當。航天強國的具體實踐,將為中國不斷積累星際探索經驗,同時推進人才梯隊建設,一旦可控核聚變取得實質性突破,星際航行各項準備工作可能也已基本就緒。或許,那時的中國,將是第一個實現人類登上火星的國家,第一個實現載人飛出太陽係的國家,追求天下大同的東方文明終將是人類之光。

  不過,我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一點,星辰大海固然美好,可是,航天事業發展、可控核聚變等領域的突破,都是需要天量資金投入的,沒有GDP、綜合國力以及完備工業體係支撐,一切都是紙上畫餅。所以,2035目標的實現,至為重要,因為,一個徘徊在“中等收入陷阱”邊緣的國家,是難以持續推進這些宏大敘事的。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可以預見,2035年之前,中國社會的內卷問題很難有質的改變,整個國家仍要奮發圖強,全社會都要做好困難準備,教育體係則要為國家培養更多桂海潮這樣的東方之子。相信在2035目標實現之後,中國形成以中產為主體的橄欖型社會結構,社會福利保障體係更加完善,內卷自然趨於緩和,與之對應的教育模式也可以適時調整。那時,當下所推崇的歐美教育理念,就具備了在中華大地整體傳播落地、生根發芽的可行性。在此之前,教育體係的修修補補,技術性調整,都是治標之策,化解內卷作用有限。

  值得期待的是,當人類實現能源自由,成為跨星際文明之後,全新形態的人類文明架構中,教育或許可以不再功利,回歸本真和純粹,學校盡可以因材施教,個體盡可以學你所愛,因為,擺脫了物質束縛的人類,已然是一個全新的宇宙物種。

  或許,那時的人類,又會遭遇其它問題,諸如劉慈欣在《三體》小說中的困境推演,而教育同樣不能例外。但是,相信人類一定能夠逢山開路遇水搭橋,因為,智慧是人類最大的底氣。

  文章作者:教育研究者 陸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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