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的教育開放一方麵遭受“走出去”的明顯阻礙製約，歐盟、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先後出台針對我國的留學生限製政策，這在極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國高水平教育對外開放的阻滯；另一方麵麵臨“引進來”的提質增效掣肘，盡管我國早在2017年便已成為世界第三、亞洲第一的留學目的地國，但教育層次相對不高、高水平學生吸引不足的問題仍普遍存在，這在相當程度上製約了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整體效能。亟需在統籌做好“引進來”和“走出去”兩篇大文章中，多維探索新的實踐路向，進而以教育對外開放整體效能的提升更好支撐和服務教育強國建設。

理念維：把區域性國際化打造為教育對外開放效能生成的“新增長點”

　　從目標導向上看，我們的教育對外開放事業，追求的是全國教育係統對外開放整體功能和效益的最大化。而高等學校是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故要實現這個功能和效益的最大化，在相當程度上有賴於全國3000餘所高校在對外開放上有主有次、有先有後、因地製宜、揚長避短的特色實踐。畢竟我國現有的3000餘所高校分屬若幹不同的類型，辦在多個不同的區域，各自具有不同的實力，故其教育對外開放的能力水平定然存在差異。因此，若是高校之間選擇整齊劃一、千篇一律的對外開放路向，顯然無法達至教育係統對外開放整體功能和效益最大化的目標。

　　在具體實踐中，有主有次的“主”與“次”如何確定?有先有後中誰“先”誰“後”?因地製宜的依據何在?“揚”哪些長、避哪些短?在傳統教育對外開放路向遭遇明顯掣肘的今天，對這些問題的解答直接指向教育對外開放的新路向探尋。必須承認，雖然傳統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在極大程度上促成了國家的教育對外開放事業發展，但隨著教育對外開放內外部環境的急劇變化，高等教育的區域性國際化發展有望成為我國教育對外開放效能提升的新增長點。

　　無數案例表明：任何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係統都難以做到麵向世界上所有國家(地區)的直接教育輻射；同樣，任何一所高校也無法在招收留學生上做到針對所有國家(地區)的同等考量。誠如美英等留學生教育大國在其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上存在明顯的區域側重，哈佛、耶魯、牛津、劍橋等世界頂尖高校在留學生招錄上存在地域傾斜一樣。一國在教育對外開放上的區域性側重，一所高校在國際化發展上的區域性傾斜，既是客觀存在的，也是科學合理的，更是極為必要的。可以說，對我國不同類型、不同層次、不同區域、不同水平的高等學校而言，區域性國際化既是一種合理科學定位的、特色發展的國際化，也是一種立足所處區域的、因地製宜的國際化，更是一種基於自身水平的、揚長避短的國際化。如雲南省高校積極麵向南亞東南亞國家、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校積極麵向中亞國家、東北地區高校積極麵向東北亞國家實踐其國際化發展，其既是一種科學合理的國際化發展路向選擇，也有助於國家層麵的教育對外開放整體效能提升。

實踐維：把各類國門學校確立為新時期教育對外開放的“特色主體”

　　我國共有雲南、新疆、內蒙古、吉林、黑龍江等9個省區在陸疆上與朝鮮、俄羅斯、蒙古、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爾、不丹、緬甸、老撾、越南等13個國家接壤，在45個沿邊境地級市內廣泛分布著超過80所的國門大學和萬餘所的國門beplay體育手機。這些“國門學校”地處邊境地區，與他國直接相鄰，對外承擔著睦鄰、安鄰、富鄰的國家責任，對內擔負著繁榮邊疆、穩定邊疆的特殊使命，是溝通國內外的重要文教交流通道，是展示國家形象和傳播中國文化的重要窗口。尤其在麵向周邊國家的人文交互、文化輻射、精神守土方麵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可形成國家經略周邊的重要窗口和示範先導，深化拓展為支撐和服務國家“一帶一路”的重要支點和關鍵紐帶。

　　尤其就國門大學而言，在麵向南亞、東南亞的區域內，雲南省高校具有做強“留學中國”品牌的特殊優勢；在國家向西開放的區域內，烏魯木齊市1500公裏半徑內的中亞國家幾乎無高水平大學；在麵向東北亞開放的區域內，東北地區高校具有先天的外向輻射和國際交往優勢。但客觀來看，由於地理區位、資源稟賦和發展累積方麵的掣肘，區域內的國門學校整體水平還相對有限，距離高水平發揮人文交互、文化輻射和精神守土作用還有一定差距。為此，急需通過傾斜性的政策支持助推“國門學校”的高水平發展，進而使其更好服務於國家的教育對外開放事業。尤其西南、西北是“一帶一路”的重要交彙節點，這些區域內高水平的“國門學校”發展，有望在麵向周邊國家輸出教育公共產品、服務國家周邊外交、做強“留學中國”品牌方麵收獲事半功倍的成效。

　　從這個意義上看，尤需在現有的教育對外開放基礎上，把廣泛分布於沿邊境地區的各類“國門學校”確立為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特色主體。當前，教育部辦公廳已製定印發政策措施，支持雲南加快建設我國麵向南亞、東南亞的教育輻射中心。但在麵向東北亞開放的區域內、在國家向西開放的區域內，尚還缺乏類似的專門性支持舉措，後續的相關傾斜性支持仍極為必要。

構想維：把海南等建設成全國各省區高水平教育對外開放的“試驗示範”

　　教育對外開放是一個複雜的事項，盡管國家層麵科學的頂層設計已然較好擘畫出藍圖，但客觀來看，現實中仍存在“教育對外開放究竟應側重於哪些領域，應該開放到何種限度，怎樣才是高水平的教育對外開放，走出去的路徑還能往哪些方麵拓展，引進來的過程中可能聯帶產生哪些問題，如何更好規避和解決這些問題”等諸多需在發展中更好求解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客觀存在，加之我們複雜的國情、遼闊的幅員，以及多元龐雜的教育對外開放主體，兩者的交織夾纏，勢必導致諸多無法預期的教育對外開放難點堵點，甚至一時一事上的教育發展阻滯。因此，極有必要通過一定區域和一定路向的試驗改進，事半功倍地積累經驗並規避風險。在這一點上，海南自由貿易港等是極佳選擇。

　　2019年，教育部聯合海南省人民政府研究製定了《關於支持海南深化教育改革開放實施方案》，明確提出了“推動海南建設國際教育創新島，全麵深化教育改革、擴大教育開放，把海南建設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開放發展、創新發展的生動範例”的目標，同時進一步細化境外一流高校到海南開展中外合作辦學，試點設立國際高中和國際幼兒園，試點境外工科大學、職業院校在海南獨立辦學，探索境外高水平企業在海南獨資辦學等教育對外開放舉措。2021年6月，全國人大還公布《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明確規定“境外高水平大學、職業院校可以在海南自由貿易港設立理工農醫類學校”。此後，為推動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更為主動靈活的教育對外開放，支持促進和規範管理境外高等教育機構在海南自由貿易港辦學，教育部還聯合海南省人民政府研究製定了《境外高等教育機構在海南自由貿易港辦學暫行規定》，從根本上形成了海南教育對外開放多元一體的政策支持舉措。

　　可以說，在我國教育高水平對外開放的創新嚐試上，海南自由貿易港已然具備了得天獨厚的優勢。當然，國家也明確提出“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際教育示範區，支持長三角地區率先開放、先行先試，支持雄安新區打造教育開放新標杆”等舉措。故在未來一段時期，尤需在用好用活國家政策過程中，在海南自由貿易港、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雄安新區等地不斷探索高水平教育對外開放的新舉措、新作為，進而積累更多可借鑒、可推廣、可複製的高水平教育對外開放經驗，於更大範圍和更深領域的實踐推進中集聚教育強國建設動能。

　　(作者：段從宇，深圳大學灣區教育研究院教授；高淳海，深圳大學教育學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