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西湖大學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

　　黨的二十大報告對教育、科技、人才進行了“三位一體”的係統部署，並鮮明提出要“全麵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體現了對強國崛起規律的深刻洞察。從世界範圍看，占據經濟發展主導地位的關鍵往往在於率先掌握了科技創新主動權，率先取得了重大原創理論和核心技術的突破，而突破的產生來自頂尖人才，頂尖人才的集聚和培養歸根結底要依靠教育、要依托大學。1962年，日本科學史家湯淺光朝提出了著名的“湯淺定律”，認為近現代世界科學活動中心從意大利開始，經英國、法國、德國至美國，經曆了四次轉移；與此相呼應，自歐洲中世紀大學誕生以來，近現代世界高等教育中心也經過了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美國四次轉移的過程，而高等教育中心形成於科學活動中心之前，直接或間接地引起科學活動中心的轉移，其背後的邏輯正在於此。

　　改革開放40餘年來，我國高等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長足進步，培養了一大批傑出人才，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但整體來看，我國的高等教育表現出明顯的“均值高”“方差小”的特點，即學生在知識和技能掌握方麵的平均水平較高，這是我們的重要優勢，但拔尖人才相對較少，當需要以創新驅動發展時，特別是需要顛覆性創新時，這一短板就明顯暴露出來。折射到科技創新領域，當目光投向從“0到1”的突破時，就會發現在當代我國對世界科技的突破性貢獻屈指可數，由中國科學家提出來的重大原始發現、原創理論還遠遠不夠。近幾年在關鍵核心技術領域遇到的“卡脖子”問題，也是原始創新能力薄弱的一種反映。其根本症結就在於源頭創新的頂尖人才不足。斯坦福團隊2022年10月發布的最新版全球前2%頂尖科學家榜單中，美國入圍科學家78 014人，占總收錄人數的近40%，我國(大陸)雖在全球排第5位，但卻僅有7795人，仍然存在較大差距，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我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短板。

　　當前，世界麵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方麵，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發展，人類社會進入前所未有的創新活躍期；另一方麵，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帶來諸多不確定因素，保護主義上升、全球化遭遇逆流，特別是美國對我國經濟、科技的打壓遏製持續升級。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加快科技自立自強是暢通國內大循環、塑造我國在國際大循環中主動地位的關鍵，社會各領域對拔尖創新人才的需求愈發強烈，探索能夠實現“從 0 到 1”範式突破的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之路，不僅是關係到“兩個大局”的破局關鍵，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重大命題。

　一、我國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已具備良好的基礎條件

　　我國正式提出“拔尖創新人才”最早要追溯到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1]；2015年，國務院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將“培養拔尖創新人才”作為一項重要任務；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會議提出要“走好人才自主培養之路”，切實“提高人才供給自主可控能力”；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明確要加快建設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全麵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質量，著力造就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是我國進入新時代的大背景之下，在高等教育大發展的土壤之上，經濟社會發展到新階段的必然要求，已經具備了良好的基礎條件。

　　1. 我國已建成規模龐大的高等教育體係

　　我國的高等教育在新中國成立後，尤其是改革開放40餘年來，取得了飛速的發展和非凡的進步，由過去曾經文盲率高達90%以上發展到現在進入了世界公認的普及化階段，創造了世界範圍內的奇跡。《2022年全國教育事業發展統計公報》顯示，全國共有高等學校3013所，其中普通本科學校1239所(含獨立學院164所)，在學總規模達到4655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9.6%，其中在學研究生365.36萬人，含在學博士生55.61萬人，在學碩士生309.75萬人。這一成績的取得與國家對教育的高投入密不可分。近年來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投入一直處於快速增長態勢，長期保持兩位數的年均增速，明顯高於全國GDP增長速度。從2012年起我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 GDP總量達到4%的國際水平線。《2022年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統計快報》顯示，2022年全國教育經費總投入61 344億元，國家財政性投入48 478億元，占GDP比例為4.01%；其中高等教育經費總投入16 397億元，比上年增長6.2%，在各級教育經費中增幅最大。這足以看出我國大力興辦高等教育的決心，也體現出我國舉國體製的優勢。

　　當前，從體量上看，我國已成為高等教育大國，而且正在向強國邁進。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國家先後實施“211工程”“985工程”，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世界一流學科”的目標，在普及化大發展的同時，下大力氣提高高等教育質量，促進內涵式發展，在各大世界大學排名中，中國大學的位次都有明顯提升，也側麵反映出中國大學的快速發展和進步。尤其過去10餘年間，以南方科技大學、西湖大學等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大學快速興起，除此在我國東南沿海等經濟相對發達地區還有多所定位於高水平、研究型的新型大學陸續謀劃籌建(見表1)，在全球範圍內整合優質資源，引進高端人才，站在科技前沿，努力在短時間內形成衝擊世界一流的核心競爭力。例如，在《自然》雜誌發布的2021年度年輕大學自然指數中，南方科技大學排在第2位，西湖大學成為上升最快的25所年輕大學中最年輕的一所，為我國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開辟了新賽道。

　　經過了幾十年的量的積累，我國高等教育向著內涵式、多樣化的方向縱深發展，正在發生格局性變化，具備了自主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寬廣平台。

　　2. 我國已形成上下一致的強烈改革共識

　　我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探索最初起於高校的自覺行為，經過學界的理論研究與探討，最後在政府層麵形成指導性政策和係統性方案，通過“先民間，後官方”的發展路徑，達成改革的一致共識。

　　起步於1978年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少年班是我國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首次探索，通過打破常規選拔培養天賦卓著的青少年，輸送出諸多出類拔萃的科技人才，類似的少年班還有西安交通大學、東南大學等高校開設；此外，各類“英才班”“創新班”“實驗班”模式也相繼出現，近年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開設數學英才班，招生範圍前移至高二學生，並以綜合測試、專業測試作為主要錄取依據；清華大學進一步推出“丘成桐數學科學領軍人才培養計劃”，進行本博貫通培養，招生對象進一步前移至初三學生，全國統一高考不再作為選拔環節；2022年，西湖大學正式啟動本科“創新班”改革試點，首屆麵向浙江招收高二、高三考生，旨在精準選拔對基礎學科有突出潛力和興趣的好苗子。來自高校的主動試驗為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改革提供了寶貴的實踐經驗。

　　國家層麵也相繼出台了一係列政策措施，為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保障。為回應“錢學森之問”，教育部在2009 年出台了“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簡稱“拔尖計劃 1.0”)，圍繞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和計算機5個專業，選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複旦大學、南京大學等19所大學進行試點，構築基礎學科拔尖人才培養的專門通道。2018年，教育部等六部門在前期十年探索的基礎上啟動實施拔尖計劃2.0，實施範圍從原有5個專業擴大到基礎理科、基礎文科、基礎醫科領域，兩年遴選了60所高校建立了199個基地，在選拔、培養、評選環節提出更為明確的要求，廣泛掀起創新人才培養的“質量革命”。2020 年，教育部又在全國36所高校試點實施“強基計劃”，探索建立多維度考核評價的招生模式，使基礎學科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改革再上新台階。

　　無論是“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我國從政府到高校對探索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改革都有著強烈的意願，也進行了一係列的嚐試，為形成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改革的“中國方案”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3. 我國已擁有體量豐厚的人才科技支撐

　　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是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統籌推進的關鍵一環和重要體現，與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形成人才國際競爭比較優勢相輔相成、有機互動。我國目前無論是人才隊伍建設還是科學技術發展都取得了曆史性成就，尤其在體量上均已排在世界前列，有豐厚的儲備和紮實的基礎，為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奠定了可靠的基石。

　　人才隊伍方麵，一方麵，我國2022年僅博士畢業生人數就達6.62萬人，每年STEM博士畢業生在2007年就已超過美國[2]；2022年我國R&D人員全時當量達到604.10萬人年，居於世界首位。另一方麵，改革開放以來出現的留學熱和近年來出現的回國潮也為我國人才隊伍建設注入了澎湃活力，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出國留學人員總數已達656.06萬人，主要集中在美國、澳大利亞、加拿大、英國、日本等國，而留學回國人員總數已超過423.17萬人。特別是國家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等一係列人才引進支持政策的實施，吸引了一大批高端人才回國發展，在科技、教育、經濟、文化各個方麵影響和改變著中國的發展進程。

　　科技發展方麵，我國科研經費投入的增速和規模在世界上都居於前列，尤其過去近十年，在R&D經費基數較高的基礎上仍然保持兩位數增速，2022年，我國R&D經費已達30 870億元，投入強度為2.55%，雖然尚未達到美國、德國、日本等國3%以上的水平，但絕對規模已成為世界第二，其中，基礎研究經費達11 951億元。我國的各項科技指標也已開始領先世界，2011—2021年，我國高被引論文數4.99萬篇，占世界份額27.3%，僅次於美國[3]；我國的專利規模和產出效率也在穩步提升，截至2022年年底，發明專利有效量為421.2萬件，專利有效量已位居世界第一。

　二、世界範圍內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經驗啟示

　　從世界範圍內看，一流大學普遍以高層次精英人才培養為育人定位，充分發揮師資優勢和研究特色，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強調科教融合與產學協同，培養卓越的科學家、業界領軍人物乃至社會領導者，為我國自主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提供了一定的啟示和借鑒。

　　1. 明確定位，圍繞辦學理念確立育人目標

　　世界一流大學往往根據其獨特而清晰的立校理念、辦學定位確立育人目標。如開啟研究型大學先河的洪堡大學，依據“研究教學合一”的精神辦校，以研究作為辦學的生命線，堅持科研與教學密不可分的理念，致力於培養學生全方位綜合素質，尤其重視培養學生發現問題、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成為世界各國研究型大學的典範。哈佛大學固守尋求真理的辦學宗旨，旨在把學生培養為有思想、有知識，善於獨立思考、具有創新意識的理性人才，鼓勵學生尊重思想的自由表達，樂於進行批判性思考，最大限度發展自身的智力和潛能。加州理工學院將通過研究和教學，擴大人類的知識和社會的利益作為辦學使命，致力於培養富有創造力的科學家和工程師，秉持“嚴進嚴出”的原則，要求學生不僅成績優異，還要對科研有熱情、肯吃苦。斯坦福大學則堅守為人類社會服務的宗旨，堅持“實用教育”理念，以培養有用的人為目標，鼓勵學生通過思考和實踐來創造和應用知識，為在瞬息萬變的世界中發揮領導作用做好準備。早稻田大學從建校初就確立以“學術的獨立”為中心、以“學術的活用”為宗旨，理論與應用研究並重促文明進步，與之相匹配的，以“造就模範國民”為育人目標，培養尊重個性、發展自我並造福國家社會、活躍於世界的人才。

　　世界一流大學基於各自不同的辦學理念，將大學精神貫穿於人才培養之中，確立了各有特色的育人目標，普遍來說，都致力於將學生培養成能為社會作出貢獻並領導變革的精英人才，進而通過卓越的精英校友群體又向社會代際傳遞辦學理念與文化。

　　2. 以人為本，針對育人目標構建培養體係

　　世界一流大學在精英人才培養中，特別注重綜合素質全麵發展，堅持以人為本，以學生為中心，一方麵重視通識教育對人格品性的培養，另一方麵強調參與科學研究對專業素養的提升，建立科學與人文融合的教育模式，精心設計普適性與個性化相結合的通識課程，並通過教學內容和手段改革將研究的內容以及方法論深度融合到專業教育全過程，為學生提供更廣闊的學術視野和來自真實社會的實踐體驗，打造卓越人才培養體係。

　　如洪堡大學鼓勵師生在學習中共同批判性地審查傳統知識體係，對課程內容和教學方式不斷修訂，以跟上學科最新發展；培養過程中重視培養學生的好奇心、主動性，強調從研究中轉移知識，實現研究性教育改革的理念。哈佛大學的分類必修通識課程一直是眾多高校效仿的對象，從縱向上根據認知和學習規律，課程內容由淺入深，教學方法由調整適應到突破創新；在橫向上，通識課程與專業課程、選修課程交叉結合，促進學生基本素質和專業能力的提升。加州理工學院認為通識素養和跨專業能力是學生的核心競爭力，雖然以6個學術院係為核心設置了40餘個專業，但要求全體學生對基礎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深度接觸，高強度通識課程占比超半數；為實現跨專業能力培養，要求學生在完成本專業課程後，需跨專業選課才能達到畢業要求，處處體現了通識教育和跨界融合的思想。洛克菲勒大學以培養下一代科學家為己任，全校不設係，以生物醫學研究為中心，設置獨立實驗室、醫學部門、跨學科中心，圍繞有限方向開展博士生教育，培養前兩年主要進行課程學習和實驗室輪轉，後三年開展跨學科研究和論文寫作。斯坦福大學則希望獲得知識的廣度與知識的深度的平衡，除外語和寫作能力外，特別注重問題思考和不同學科的思維方法，提供超過35門問題思考課程供學生選修[4]；同時，廣泛開設跨學科課程激發學生的創造力，通過大師引領、學生中心、小班授課的教學模式，以及充分提供的科研訓練與學術交流機會，為精英人才提供最佳的學習支持係統。

　　3. 開放多元，堅持全球視野提升競爭能力

　　世界一流大學還都特別重視人才培養的國際化，普遍製定和實施全方位的國際化戰略，包括吸引和擴大國外優秀師資和國際學生比例，建立跨文化課程體係，參與國際問題研究，加強與國外大學、研究機構及社會組織的合作交流等，以高水平的國際化項目和師資帶動學生認識並了解世界，接觸不同的群體並理解其文化。例如，麻省理工學院有來自全世界135個國家的國際學生，研究生和博士後中國際人員比例分別超過總人數的40%和65%(見表2)[5]，43%的教師出生在美國境外；2022—2023年耶魯大學有來自全球130個國家的3073位國際學者[6]；普林斯頓大學自2009年起發起“橋年計劃”(Bridge Year)，選取部分大一新生參加為期9個月的國際交流項目；斯坦福大學的課程內容涉及全世界各地區的文化，如“當代全球事件的曆史和地理背景”“德國和世界大戰”“拉丁美洲的文化、政治和社會”“現代中國史”等等[7]，同時在斯坦福亞太研究中心，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與來自美國與亞洲的研究人員合作開展涵蓋亞洲地區廣泛議題的國際合作研究。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通過高等教育國際化快速提升人才培養水平，政府設立專項資金資助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員到以色列攻讀博士學位或從事博士後相關項目研究，鼓勵國內大學擴大國際學生招收比例，根據以色列高等教育委員會發布的《2017—2022年高等教育發展規劃》顯示，以色列政府為吸引國際學生，增加了4.5億謝克爾(約合人民幣7.65億元)的財政預算。其中，希伯來大學在創建之初就吸引了一批來自世界各國的專家學者，目前也是以色列境內國際學生比例最高的大學。以色列與歐美國家高校和研究機構的互動合作非常頻繁。2004 年，以色列理工學院兩位教授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研究就是與美國加州大學科研人員合作完成的。

　　國際化是世界一流大學的核心戰略之一，也是當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重要趨勢。正是因為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語言、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的國際師生彙聚在一起，從不同的視角考察同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用不同的思維方式碰撞產生創新的火花、產出偉大的成果，從而造就能夠適應和引領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拔尖人才。

　三、以西湖大學為例，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的探索與實踐

　　西湖大學作為新中國曆史上第一所社會力量舉辦、國家重點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學，以培養富有社會責任感的拔尖創新人才為目標，探索基礎學科人才選拔培養的新機製新模式，進行了一係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實踐，目前累計招收培養博士生1600餘人、本科生150餘人，初步構建了“本博貫通”的青年科學家培養體係。

　　1. 實行創新導向的招生選拔製度

　　西湖大學結合拔尖創新人才的特點，以創新為導向，不唯分數、多維評價，著力探索選拔機製改革。博士生招生實行“申請-考核”製，打破了現有招生中關於學位、畢業年限和年齡的限製，無論是往屆本科生，還是不具有推免資格的應屆本科生都可直接申請；建立了分級負責、尊重學術的招生製度，實現向“以學生為主體，以導師為主導”的轉變，導師和麵試專家組在選拔過程中發揮核心作用，主要考察科研能力、學術誌趣和批判性思維。本科“創新班”招生麵向高二及高三學生，采取統一高考與自主選才有機結合的形式，通過初試、高考和複試三層選拔，重點考查數理基礎、創新能力和綜合素質，優化命題確保不同起點考生公平競爭，尤其在複試階段設置現學現考環節，突出考查學生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創新評價為指揮棒，精準選拔符合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理念的優秀苗子。

　　2. 構建科教融合的人才培養模式

　　西湖大學充分發揮自身研究型大學的定位優勢，構建“大師引領”“興趣先導”“寓教於研”“學科交叉”“國際開放”的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注重“大師引領”，不僅麵向全球遴選世界級科學家擔任博士生導師，而且在本科生培養中也引入導師製，配備學術導師、學業導師、社會導師，其中學術導師、學業導師在資深博士生導師中選聘，社會導師由社會知名人士擔任，通過言傳身教帶領學生接觸科技前沿、促進人格養成。堅持“興趣先導”，主張個性化培養，推行小班製、探究式教學，為學生提供相對寬鬆的興趣發掘和培養空間，建立“模塊化”的本科生通識課程體係，專業選擇安排在二年級下學期進行，給予學生充分的自主選擇權；探索實施博士生輪轉定導製，支持入學後在不同實驗室進行輪轉學習，給予其較為自由的實驗室(導師)選擇機會。強調“寓教於研”，專設本科生創新實驗室，指導學生進行嚴謹的學術訓練；借助獨立實驗室製度，在科研實踐中錘煉科研能力，本科生、博士生均可參與前沿項目、申請獨立課題。突出“學科交叉”，本科一、二年級進行大類培養，提供豐富的跨學科課程資源；設立博士生交叉學科人才培養專項，支持組建跨學院跨學科雙導師組，並在項目招生計劃、經費保障、資源投入等方麵予以支持。推行“國際開放”，實施中外學生同一標準招生培養，專業課程全英文授課，本科生實現全員海外交流，並積極鼓勵學生參加國際學術活動，為選派到國(境)外高校或科研機構進行短期訪學的學生提供生活資助。

　　3. 堅持以生為本的學生工作理念

　　西湖大學積極踐行“以學生為本，為學生服務”的理念，努力為學生潛心科研、專注學業提供支持和保障。暢通學生與學校的溝通渠道，學校董事會設有一席學生代表，由學校學生委員會全體委員會議推舉確定，共商學校發展要事，向董事會傳達學生聲音；開設學生專用的校長信箱，定期開展校長有約活動，擴展學生發聲的渠道。建立全員育人的服務體係，本科生實行書院學院協同育人，由資深教授擔任書院院長，通過“一院一品”工程建設，打造師生共享、多學科融合的學習成長社區；由資深教授擔任研究生主任，作為學院、導師和學生間的聯結，在課程學習、科研實踐和職業發展方麵為學生提供支持。構建全方位的激勵機製，建立政府、學校和社會資助的獎助體係，支持力度足以覆蓋學生在校期間的學費及基本生活開支，設有涵蓋科研學業、校園活動、社會服務等方麵的榮譽獎章，提升學生的榮譽感和自我認同感。

四、立足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提高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能力的幾點建議

　　新時期要全麵塑造發展新優勢，在全球經濟結構重塑和國際關係重構中搶占先機，必須走出適合國情的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之路。研究型大學作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的重要結合部，其關鍵的衡量尺度就是高層次人才培養的成就，這就要求研究型大學自覺肩負起責任與使命，充分發揮主力軍作用，通過深化教育、科技體製改革把巨大創新潛能有效釋放出來，為建設世界教育強國，搶占未來發展製高點提供德才兼備的拔尖創新人才保障。

　　1. 塑造引領性的頂尖師資隊伍

　　名師出高徒，具有傑出原創性成就的世界級科學家往往能夠極大地影響和感召年輕一代，甚至開創形成代際傳承的學術譜係。對於我國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而言，加速集聚全球頂尖師資既是當務之急，也是長遠之要。有必要實行更具國際競爭力的全球引才策略，構建重點突出的頂尖人才資助體係，提高頂尖人才項目資助力度，在項目遴選中對基礎學科人才給予一定的比例傾斜並適當延長資助周期，在各類人才計劃(項目)申請中不設國籍限製，增加國際人才競爭砝碼，彰顯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胸襟和態度；引導形成人才全職引進的共識，規範約束多處兼職、多處設站的行為，確保人才能夠集中精力投入教書育人和科研創新；全麵優化高層次人才配套保障體係，形成機製性的子女入學、住房安置、醫療養老等服務保障措施，多措並舉構建近悅遠來的良好人才生態，推動研究型大學打造一流師資隊伍。

　　2. 優化個性化的教育教學模式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有別於一般性的人才培養，因材施教是關鍵。要使有個性、有特長的學生獲得應有的發展，就要求拋棄“一刀切”的做法，提供個性化培養方案。構建通專相長、有針對性的課程體係，將專業需要與拔尖創新人才的個體需求有機結合，對專業必修課進行“模塊化”改革，允許學生根據個性化方案任選多個模塊組合修讀；基於學科領域和能力塑造，開發具有鮮明特色和鮮活內容的人文社科藝術領域通識課程，使其具有完備的知識體係和健全的人格。鼓勵有條件的研究型大學充分發揮師資優勢，在本科階段全麵推行導師製，通過教師和學生間的雙向選擇，為每位學生配備至少一名導師，針對性、個性化地指導和幫助學生在學業和科研方麵充分挖掘潛力。

　　3. 構建跨學科的科教協同機製

　　培養拔尖創新人才，一個重要的目標是要造就未來的科學家，科教融合是國際通行的路徑，關鍵是走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特色之路。要更加有效地發揮研究型大學的科研創新和學科交叉優勢，大膽開展研究型教學，將科研資源轉變為教學資源，支持本科生進入實驗室，讓研究生第一學年參與科研項目、承擔研究課題，提供廣泛深入的科研實踐機會，挖掘科研興趣、強化科研訓練；在部分大學設立“基礎學科人才特區”，讓學生有充分的機會參與到高水平的基礎研究、科技攻關中，為將來走上科研道路奠定基礎；加快推進研究型大學科研範式變革，鼓勵自由探索與有組織科研相結合，開展大跨度的學科交叉研究，探索與之相適應的學科交叉培養模式，試點將本科生大類招生培養延伸至博士研究生教育，造就具有“破界”思維能力，能夠開展原創性、突破性創新的拔尖人才。

　　4. 打造全鏈條的本博貫通體係

　　為滿足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高強度的學習、科研需求，可以構築“本博貫通”一體化培養體係。設置高階選修課，允許學生本科期間選擇博士生課程，通過“學習方法引導”“選課指導”“實驗室開放”“專題講座”等方式，幫助本科生發展獨立學習能力、發掘自身興趣，引導學生將課程學科和科研訓練有機結合，培養批判性、創新性思維，為將來進入博士階段做準備；鼓勵擴大直博生錄取比例，同時，完善博士生分流退出機製，博士生在學校規定時間內未完成課程學習、未通過資格考試或開題報告的，按規定進行分流，可視情況轉為攻讀碩士學位。

　　5. 深化創新性的教育評價改革

　　創新是拔尖人才的首要特征，要以創新為導向，完善教育評價機製改革，在拔尖創新人才選拔、培養的各環節支持研究型大學科學靈活地進行探索。招考環節在保證教育公平的基礎上兼顧效率，增強高校作為招生主體對人才選拔的自主權，在高考製度框架下探索優中選優的自主選才機製，從全國範圍內選拔優秀高中生甚至初中生，全麵評價學生的創新能力、學術興趣、整體素質；研究生招生全麵推廣“申請-考核”製，選拔適應科技範式變革的青年後備人才。培養實行全過程的質量評價，對開題、中期考核、預答辯等各個環節嚴格把控，授予博士學位不以論文發表數量作為前置條件，重點審查學位論文的創新性，並探索學位論文國際評審，鼓勵博士生通過學術創新成果證明自己的科研實力。

　　6. 加強高水平的教育對外開放

　　從創新活動的一般規律來說，不同國家、地區、種族和文化的人聚在一起，能夠產生更加強烈的思維碰撞，更能帶來催生創新的獨特力量。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視野下，拔尖創新人才也應是適應並引領未來變化的國際化人才，這對教育對外開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研究型大學應該首當其衝，成為中西方科技文明交流的參與者和推動者，探索靈活多樣的合作方式，營造國際開放的人才成長環境，加強與海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支持學生出國學習、訪問交流，對國際學生實行中外趨同化培養，促進多元文化溝通交流，提升學生國際勝任能力，全麵塑造學生責任意識、全球視野、健全人格。

　參考文獻：

　　[1]白春章，陳其榮，張慧潔.拔尖創新人才成長規律與培養模式研究述評[J].教育研究，2012(12)：147-151.

　　[2]REMCO Z, JACK C, EMILY W, et al. China is Fast Outpacing U.S. STEM PhD Growth. Center for Security and Emerging Technology[EB/OL].(2021-08-01)[2023-08-15]. https://doi.org/10.51593/20210018.

　　[3]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 中國科技論文統計報告[R/OL].(2022-12-29)[2023-08-15].https://www.istic.ac.cn/ueditor/jsp/upload/file/20221228/1672217495263076380.pdf.

　　[4][7]汪霞，顧露雯. 世界一流大學案例研究：高質量的秘密[M].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8：111. 110.

　　[5]MIT International Students Office: General Statistics 2022-2023[EB/OL].(2022-10-14)[2023-08-15]. https://iso.mit.edu/about-iso/statistics/general-statistics-2022-2023/.

　　[6]Yale University Factsheet 2022-23[EB/OL].(2023-05-30)[2023-08-15].https://oir.yale.edu/sites/default/files/factsheet_22-23_05302023.pdf.

　　本文刊載於《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23年第10期(總第3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