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和印度都有著悠久的曆史和文明，兩國都是亞洲文明的核心。印度文明吸收了波斯文明和古希臘文明，對南亞東南亞和世界產生重大影響。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借鑒而豐富。中華文明吸收了西方文明和印度文明，對日本、朝鮮、韓國和越南等國家和地區乃至對世界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中華文明已有五千多年的曆史，她既緣於中華民族獨有的文化傳統，又得益於同亞洲和世界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鑒。中華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中形成的開放體係，海納百川，又自成體係，獨具特色，形成了自己的一係列突出特性。中華文明是世界幾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延續發展至今的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世界的一切文明都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

一、佛教是聯係中印兩國交流的紐帶，文化是靈魂

　　佛教發展成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其影響至今仍然十分強大。佛教於公元前後傳入中國後，也由於同樣的原因站穩了腳跟，並逐漸擴大其影響，不但在群眾中流行開來，而且深深地滲透到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之中。1

　　佛教產生於古代印度，但傳入中國後，經過長期演化，佛教同中國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發展，最終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文化，給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哲學觀念、文學藝術、禮儀習俗等留下了深刻影響。2隨著佛教的傳入，博大精深的印度哲學、文學和藝術等也隨之傳入，所以佛教是聯係中印兩國交流的重要紐帶，文化是靈魂，是柱石。

　　史載漢哀帝元壽元年公元前2年，西域遊牧民族大月氏王派使臣伊存，在長安向中國博士弟子景盧口授《浮屠經》。據史書記載佛教初傳曆史標誌《浮屠經》為“伊存授經”，拉開了佛教在中國傳播的序幕。永平十年(67年)，印度兩位高僧竺法蘭(Dharmaratna)、攝摩騰(Kasyapamatanga)和東漢使者一道，用白馬馱回了佛經和佛像來到京都洛陽。漢明帝對他們的到來表示歡迎，專門為之建立佛寺，命名“白馬寺”。白馬寺是我國漢地最早的佛寺，取回的佛經則收藏於皇室圖書檔案館“蘭台石室”中。竺法蘭博聞強記，很快學會漢語，在洛陽傳授佛法，翻譯佛經。攝摩騰善於禮儀，喜愛雲遊，能解大、小乘經。他們翻譯的《四十二章經》，成為中國第一部漢譯佛經。竺法蘭和攝摩騰被尊為中國佛教的鼻祖。

　　1993年9月，印度總理拉奧(P.V. Narasimha Rao)訪問洛陽，向白馬寺贈送佛像。2003年6月，印度總理瓦傑帕伊(Atal Behari Vajpayee)訪問白馬寺時宣布，印度要在白馬寺修建一座印度風格的佛寺，把它作為印度人民贈送給中國人民的禮物。2010年5月，印度總統帕蒂爾(Pratibha Patil)來到白馬寺，出席佛寺落成典禮。這座占地麵積6000平方米、建築麵積3450平方米的印度風格佛殿，矗立在“中國第一名刹”洛陽白馬寺的西院。帕蒂爾表示，通過這樣的活動，可以讓新一代年輕人了解彼此文化，增進彼此了解，進一步鞏固雙邊關係和我們的友誼。白馬寺方丈釋印樂認為，中國佛教徒對印度景仰有加，但一般中國人很少能到印度去，通過這座佛殿，可以讓更多的人了解印度。

　　中印兩國高僧、學者互訪為中印兩國的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兩國文明互相學習，互相影響。中國的茶葉、瓷器、造紙術、蠶絲等傳入印度，印度的文學語言、天文曆算、音樂歌舞、香料、製糖、建築等傳入中國。

　　早在1908年，魯迅在《破惡聲論》中就強調說過：“印度則交通自古，貽我大祥，思想、信仰、道德、文藝無不蒙貺，雖兄弟眷屬，何以加之?”魯迅說這番話，時間已過去了將近100年。在這100年間，雖也湧現了不少優秀學術論著，如季羨林先生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文化交流的軌跡——中華蔗糖史》等，但這還遠遠不夠。3中印文明交流互鑒，對兩國乃至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

　　2024年是中國唐代玄奘大師(602-664)圓寂1360周年。玄奘大師西行取經，曆盡磨難，體現的是中國人學習域外文化的堅韌精神。玄奘於貞觀元年一人西行5萬裏，曆經艱辛到達印度佛教中心那爛陀取真經。玄奘大師及弟子共譯出佛典75部、1335卷。《大唐西域記》十二卷，記載玄奘西行親身遊曆西域的所見所聞，其中包括西域各國各民族的生活方式、建築、婚姻、喪葬、宗教信仰、沐浴與治療疾病和音樂舞蹈等。他帶回的佛教藝術和佛教經典影響了中國書法、繪畫、雕刻、音樂、詩歌和小說等各個領域，為唐代文化藝術的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同時他還將《道德經》譯成梵文，傳入印度。老子的思想在印度有很大影響，也引起了泰戈爾的共鳴。泰戈爾熟讀《道德經》，對老子有著深入研究。1924年泰戈爾在訪華期間講演時，就引證過老子的《道德經》。1930年泰戈爾在牛津大學演講時，多次引用《道德經》，如“歿身不殆”(終生不懈怠)“，“有德司契，無德司徹”(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怨生而後責於人。)等。

　　佛經的翻譯過程就是中印文化交流與融合的過程，這種融合對中華文明產生了較大影響，為中國文化輸入了新元素。根據當時社會的發展, 不斷修正其內容。隋唐時期, 是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鼎盛時期, 中國佛教隨著中國文化, 傳人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佛教經曆了南北朝和隋唐四五百年, 逐步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領域, 與儒、道文化相彙合, 成為中國三大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佛教傳入中國後, 由於翻譯佛教經典的需要而產生了大量的佛教詞語。曆代漢語佛典涉及的佛教詞語數以萬計，其中不少彙入了漢語詞彙係統。梁啟超對佛典的翻譯文體作了較為深入的探討，《佛典之翻譯》《翻譯文學與佛典》《中國印度之交通》等為代表作。他提出了“惟先信然後求達，先達然後求雅”的觀點。《佛學大辭典》的編纂者丁福保在長達八年的時間裏，他嘔心瀝血，為此付出了艱辛的勞動。丁福保所編的《佛學大辭典》，輯錄佛學詞語三萬餘條。佛教詞語進入漢語的方式為音譯、半音半意和意譯。

　　音譯亦稱直譯。音譯是為讀習佛典的需要，非常不固定,往往一個詞, 被譯成五花八門。佛典的翻譯自東漢至宋經曆了700—800餘年時間，譯出佛典計有2278餘部，7046餘卷。東漢至西晉時代, 佛典的翻譯大都是音譯, 一般人難以讀懂, 隻是在佛教徒內誦習, 如僧伽藍摩 (僧房、寺院)、阿彌陀 (無量)等。 有些音譯詞目前仍在使用, 如比丘(僧人)、比丘尼(女僧人)、瑜伽(唯心論)、菩提(覺醒)等。

　　半音半意被稱為“梵漢合璧”，具有漢語詞彙的構詞特點。隨著時代的發展, 佛典的翻譯水平不斷提高, 佛教學者根據漢語的特點, 采取了半音半意的翻譯方法：音譯加漢語語素構成雙音詞，如佛經、佛門、佛家等；漢語詞素加音譯合成詞，如臥佛、念佛、歡喜佛等。“梵漢合璧”詞是一個重要的翻譯途徑, 在漢語詞彙的發展史上, 具有深遠的意義和影響。

　　意譯詞指運用漢語形式來表達梵語意義的詞。這種詞隻具有佛教意義，在漢語詞彙係統中是全新的，如大乘佛教, 梵語Mahayana(摩訶衍那)，摩訶(大), 衍那 (船、車、道路)；地獄，梵語Naraka (人死後遭受痛苦折磨的地方)。

　　成語和俗語是漢語的一種特殊形式，它以其簡潔精辟的形式表達豐富的內涵。源於佛典的成語和俗語進入漢語詞彙, 極大地豐富了漢語, 對鞏固漢語、增強漢語的活力和表現力起了推動作用。佛教的成語和俗語來自佛典、寓言故事，如佛口蛇心，借花獻佛, 無事不登三寶殿，救人一命, 勝造七級浮屠等。

　　佛教詞語給漢語注人了新的血液, 成為漢語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佛教詞語不僅擴充了漢語詞根, 豐富了漢語詞彙構造的方式,而且推進了漢語詞彙雙音詞和多音詞的發展, 加快了漢語口語化的進程。佛典的翻譯是中國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 對中國傳統文化和中國文學都產生了強烈的影響。

　　季羨林先生在深圳大學教授鬱龍餘撰寫的《梵典與華章——印度作家與中國文化》的《卷首篇》中指出：“印度卷是不能缺的，因為中印文學關聯太密切，缺了就說不過去。”“離開了中國文學和印度文學，談不好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鬱龍餘教授在《梵典與華章——印度作家與中國文化》中，認真、係統、深入地梳理並評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作者以文學為主線，梳理中印文化交流史。他認為佛教文學對中國文學不論在文學理論、主題與題材，還是在語言與修辭等諸方麵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作者在書中提到鳩摩羅什、菩提達摩和法顯、玄奘、義淨等高僧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的貢獻。從中印詩學、哲學、藝術美學等領域的文學互鑒關係，展示中印文化交往悠久深遠。

　　佛教文學可以包括以下六個方麵內涵: 第一，佛經文學。“佛經”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佛經”是佛教經典的簡稱，包括佛的教說，也包括佛弟子及曆代高僧著述收入大藏並被佛徒視 為經典的作品。狹義“佛經”主要指佛的教說，包括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一生傳教說法的記錄，也包括以佛的名義創作的一些作品，是佛教三藏經典“經、律、論”之一的“經藏”。這裏取其廣義而以狹義為主。第二，以講解佛經與闡發教義或者歌頌佛法為宗旨的文學。第三，取材於佛經或者佛教故事而在思想旨趣方麵有所變異或者發展的文學作品。第四，取材現實生活或本土故事傳說表現佛教思想的作品。第五，僧人創作的描寫日常生活、抒發個人情感的作品。第六，一般文人受佛教影響而創作的具有佛教思想旨趣的作品。4

二、泰戈爾、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的積極推動者

　　2024年是印度著名詩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哲學家和印度民族主義者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訪華100周年。

　　中印兩國在包括哲學、宗教、藝術乃至自然科學和技術在內的不同領域不斷進行交流，從而使我們兩國的文化豐富起來。這是中印傳統友誼的基礎。泰戈爾推進了這一傳統友誼。現在泰戈爾無論在印度還是在中國都是中印友誼的象征。5

　　據書籍記載，泰戈爾從童年時代起，就關心中國，並撰寫文章憤然譴責英帝國主義向中國輸送鴉片。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泰戈爾撰寫猛烈抨擊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的詩篇。當年他撰寫了著名的文章《中國與印度》。泰戈爾始終不渝地保持著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一生十分重視中國文化和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為什麼泰戈爾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發生興趣呢?季羨林先生認為有以下三個方麵：一是他從幾千年的曆史上看到兩國人民友誼之源遠流長，兩國文化交流之碩果累累；二是他感到西方是壓迫者，而中印兩國都是東方被壓迫者，因而對中國寄予無限同情，甚至有所偏愛；三是他在中國文化中發現了極可寶貴的東西，因而給了它最高的評價。6

　　泰戈爾的作品所涉及的神和大自然、神和人、善與惡的關係，這說明他的哲學思想是建立在有神論基礎上的“梵我合一”論，以神或“梵”為一方，稱之為“無限”，以自然或現象世界以及個人的靈魂為一方，稱之為“有限”，無限和有限之間的關係，是他哲學探索的中心問題，也是他詩歌中所觸及的問題。泰戈爾認為宇宙存在著一種神秘的力量，它主宰著宇宙與人類社會。1910年他發表詩集代表作《吉檀迦利》，是一部獻給神的頌歌，書中描寫了詩人對神的讚頌，對神到來的渴望，並寄予了詩人對無限世界的向往和沉思。1912年泰戈爾把《吉檀迦利》譯成英文，次年便以此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高度評價了泰戈爾的創作，特別是他通過文學創作“調和人類文明兩極化”的努力。1913年發表的《園丁集》是一部關於愛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詩集，詩體為散文詩。他通過寓言詩和哲理詩，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度。

　　泰戈爾作品在創作上深受到印度傳統敘事詩《薄伽梵歌》《羅摩衍那》《 摩訶婆羅多》的影響，在繼承印度史詩文學和印度宗教文學的基礎上有新創造。《薄伽梵歌》的內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核心內容就是“梵我合一”。1891年，泰戈爾用母語孟加拉語創作了史詩劇《齊德拉》，該劇是由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的情節演變而成的。1924年，《齊德拉》英文版在中國第一次演出，徐誌摩和林徽因參與演出，演出地點是北京東單三條協和小禮堂。據泰戈爾回憶，當時他創作該史詩劇想要表明那種擺脫了誘惑力量的給予，是靈魂的永久特征。“這種品質和力量是生命中的寶貴財富，它並不依賴於冷酷大自然的迫切需要。”《齊德拉》核心內容是為了表達愛情，不是為愛而愛，而是要愛高潔。男女精神的結合，就是有限與無限的融合，在融合中實現解脫，從而實現“梵我合一”。

　　自20年代起，泰戈爾的作品便由著名作家冰心、鄭振鐸等譯成中文，受到我國人民的喜愛，至今仍傳誦不息。泰戈爾的詩歌、戲劇、長篇小說等，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起了比較明顯作用。季羨林先生認為，盡管泰戈爾也受到西方哲學思潮的影響，但他的思想的基調，還是印度古代從《梨俱吠陀》一直到奧義書和吠檀多的類似泛神論的思想。7泰戈爾與印度傳統哲學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點放在“人”上麵，主張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認為隻有在人中才能見到神。泰戈爾認為，世界是朝著絕對的善發展的，堅信惡最終會轉化為善。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無限中證悟了人生，這就是最全麵、最深刻的人生觀，也就是我們通過內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對整個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義是要把這種道德力量修煉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們的行動範圍不應束縛於狹小的自我領域內。

　　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是由儒、釋、道三大部分組成的。“天人合一”為中國哲學思想。“天人合一”，多指人與道合而“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的境界，也是指天人相合相應。“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貢獻給人類世界的智慧。中國哲學思想“天人合一”與印度哲學思想“梵我合一”同出一轍。

　　2024年是著名東方學家、語言學家、翻譯家、文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季羨林先生(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誕辰113周年。

　　季羨林先生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中根據文化的影響、曆史的悠久、特點的鮮明，將世界的文化分為四個體係：即中國文化體係、印度文化體係、閃族伊斯蘭文化體係和希臘、羅馬文化體係。由此可見，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回顧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的曆史，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對各自國家和對方國家的發展產生不同程度的深遠影響。印度是文明古國，文化博大精深，印度文化對中國文化的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最大的影響莫過於佛教了。

　　《季羨林評傳》作者鬱龍餘教授在“緒論”開篇寫道：“‘在新舊世紀之交的中國，需要出現預流和引領學術文化思想的大學者時，季羨林風雲際會，躬逢其盛，應運而出。他從考據邁向宏論，形成洪纖並重，超邁前人的學術大格局，呈現出腳踏實地而高天流雲的學術大氣象。他從中國的首席印度學家、東方學奠基人，變成了當代中國乃至世界學術文化思想界的坐標人物。’現在，我們應該進一步更全麵、更深刻地評價他：季羨林是一位熔鑄古今、彙通東西的大學問家，也是在全球化時代能引領時代學術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8

　　2018年8月22日，在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上，山東教育出版社舉行《季羨林評傳》英文版、印地文版新書發布會。印度駐中國大使班浩然，文化參讚紀提卡，印度尼赫魯大學中國與亞洲研究中心教授、著名漢學家、《季羨林評傳》英文版和印地文版翻譯者狄伯傑，印度普拉卡山學院出版社社長夏爾瑪等中外嘉賓出席。

　　《季羨林全傳》作者胡光利、梁誌剛懷著對季羨林先生的感恩之情，在已出版《此情憂思：季羨林回憶文集》《季羨林談義理》《人中麟風：季羨林》《季羨林大傳》等著作的基礎上，又認真搜集和整理先生的遺著、遺照等，按照時間順序，敘述先生的學術曆程、人生沉浮、生平軼事以及價值信仰等，經過多年的不辭辛苦，終於完成此大作。《季羨林全傳》重點論述了季羨林先生的學術成果：印度古代語言研究，特別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印度古代文學；印度古代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如《沙恭達羅》《羅摩衍那》《彌勒會見記》；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亞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比較文學及民間文學；散文、雜文和書法創作等。季羨林先生曾多次說過，他認為最為自豪、最有價值的研究成就是《糖史》，並為此花費了17年時間，天天跑圖書館，風雨無阻，寒暑不輟。

　　2020年1月10日，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主辦的“文化巨匠的人生曆程”——《季羨林全傳》新書分享會在北京舉行。我應邀出席，並作“紮紮實實幹事，踏踏實實做人——讀《季羨林全傳》有感”發言。

三、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傳承中印人文交流傳統

　　1920年11月，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馮友蘭到紐約的旅館裏，拜訪了泰戈爾。泰戈爾對馮友蘭說：“中國是幾千年的文明國家，為我素所敬愛。我以前到日本沒到中國，至今以為遺憾。然而，我終究必要到中國去一次的。”泰戈爾表達的訪華願望促成了蔡元培對泰戈爾的邀請。

　　1924年4月12日，應梁啟超、蔡元培的邀請，泰戈爾率領由梵文學者克提莫亨沈、國際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畫家蘭達爾波斯，泰戈爾的秘書恩厚之，加爾各答大學曆史學家卡裏達斯諾格教授以及美國社會工作者葛玲女士等一行6人組成的訪華團，乘“熱田丸號”輪船抵達上海。徐誌摩、張君勱等60多人在碼頭迎接。後訪問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武漢等地，並發表演說。泰戈爾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在訪華期間，泰戈爾說：“朋友們，我不知道什麼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感覺，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愛的兄弟。”

　　泰戈爾在第一次訪華後就萌生了在國際大學建立中國學院，這也是他的夢想。1927年，泰戈爾前往爪哇訪問，途經新加坡。譚雲山(1898-1983)特地到酒店拜訪他。泰戈爾告訴譚雲山，國際大學也開設了中文班。中文教師因各種原因先後離開。泰戈爾殷切希望譚雲山能到他的學校，幫他繼續辦中文班。1928年，被印度前總理英迪拉·甘地夫人稱之為“偉大學者”的譚雲山先生，接受了泰戈爾的邀請。在譚雲山先生的積極奔走下，籌款取得了積極重要進展。2024年4月是中國學院成立87周年。1937年4月14日下午，國際大學中國學院舉行成立典禮。泰戈爾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中國和印度接壤千裏，通道不計其數。這些通道不是戰騎和機槍開發出來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來不絕，一步一步踏出來的。”9自此，譚雲山先生擔任首任院長，退休後享有國際大學終身名譽教授殊榮。在中國學院的發展過程中，他為學院的建設付出了辛勞。譚雲山精通梵文，在佛教哲學研究方麵有自己的思想貢獻，撰寫了《印度周遊記》《印度叢談》《印度六大佛教聖地圖誌》等，積極推動中印人文交流互鑒。

　　1957年，中國總理周恩來(1898-1976)在賀龍元帥陪同下訪問國際大學。他在接受了國際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時發表演講：“泰戈爾不僅是對世界文學作出了卓越貢獻的的天才詩人，還是憎恨黑暗、爭取光明的偉大印度人民的傑出代表。中國人民對泰戈爾抱著深厚的感情。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熱愛。中國人民也不能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艱苦的民族獨立鬥爭所給予的支持。至今，中國人民還以懷念的心情回憶著1924年泰戈爾對中國的訪問。最近，泰戈爾著作的許多中譯本在中國出版，得到廣大中國讀者的歡迎。泰戈爾是印度人民的光榮，是印度國際大學的光榮。現在我作為這個大學的一個校友，能非常榮幸地分享這個光榮。”10周恩來總理回國後向中國學院贈送了一萬多冊圖書，至今仍珍藏在中國學院圖書館。在國際大學，周恩來總理還稱讚譚雲山先生為促進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徐誌摩、徐悲鴻、陶行知、張大千、常任俠、金克木、吳曉鈴、丁西林、鄭振鐸等先後到訪過中國學院。徐悲鴻還為泰戈爾畫了大量的肖像畫。

　　譚雲山先生之子、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華裔中國學家譚中的主要著作：《譚雲山與中印文化交流》《踏著玄奘的腳印》《跨越喜馬拉雅鴻溝》《印度與中國》《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蕩》等。作者在《印度與中國》《CHINDIA-中印大同-理想與實現》中深情地回顧了中印兩國有兩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印都是亞洲的大國，而且是曆史上最輝煌的人類文明傳統的大國，自古以來一直是睦鄰。他期盼，從長遠看，兩國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對亞洲乃至世界形勢的影響都將是深遠的，其程度有可能大大超越人們的預料。

　　1970年，我來到北京大學學習印地語，開始對印度有所了解。按照中印文化交流協議，1980-1982年我和來自中聯部(蘇印環)、北京大學(張敏秋)、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陳學斌、趙玉華、劉惠)和外文局(王琳璞)六位從事研究印度的學者，在新德裏中央印地語研究院和尼赫魯大學作高級訪問學者，但我們一直未能到訪國際大學。1992-1996年，經教育部選派，我被任命為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負責教育的一等秘書。當時印度大學僅德裏大學中日文係隻有一位來自南京師範大學的漢語教師漆以凱教授。

　　1974年畢業後，我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東語係印地語專業教研室主任，因工作關係與印度駐華大使、文化參讚等建立了聯係，結交了不少印度外交和教育界的朋友。抵達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工作後，在印度外交部、人力資源開發部、印度大學撥款委員會、印度文化關係委員會(ICCR)、印度高校等友人和朋友的協助下，我很快打開了局麵，陸續訪問了一些大學和科研機構。根據尼赫魯大學、國際大學、印度教徒大學、旁遮普大學等的要求，在中國教育部和相關大學的大力支持下，中印兩國相關大學相繼建立了校際交流關係：尼赫魯大學與北京大學(首任漢語教師祖人植)，國際大學與中國人民大學(首任漢語教師趙守輝)，德裏大學與南京師範大學等。來自中國大學任教的漢語教師，一方麵有助於提高學生的口語水平和教學質量，另一方麵讓師生了解真實的中國，撥亂反正。根據國際大學、尼赫魯大學和德裏大學的要求，中國教育部先後向這些大學各贈送了數百冊圖書。

　　1996年3月下旬，我應邀訪問國際大學，代表中國教育部和駐印度大使館向該校贈送了一批圖書。該校副校長、中國學院院長和師生出席贈書儀式，現任中國學院院長的阿維傑特教授，當時還是高年級一名學生。我應邀為中國學院師生作報告，介紹中國改革開放政策和取得的成就。在報告前有一位中文老師坦率地說，讓我不要用《人民日報》的語言作報告。我實事求是地介紹中國為什麼要進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前後人民生活水平的比較，社會的變化等，坦誠地回答了他們提出的所有問題。當時師生受到中國巨大變化的影響，氣氛十分熱烈，歡聲笑語不斷。

　　2018年9月底，我和北京語言大學劉學敏副教授應中國學院院長阿維傑特教授之邀請，赴國際大學參加中國學院舉辦的“印度—中國文明互動發展的願景”國際會議。來自中印和世界多所大學的專家學者，印度議員、前大使、印度大學教授，中國駐加爾各答總領事等出席會議。與會人員圍繞“印度—中國文明互動發展的願景”主題，追述中印人文友好交流史，展望未來發展藍圖。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舉辦“印度—中國文明互動發展的願景” 國際會議，其目的是為了加強中印文明的交流與對話，不斷加深中印兩國人民間的了解和理解，促進中印文明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取長補短，和諧共生。通過這次研討會，讓文明交流互鑒，成為中印人民增進友誼的橋梁、推動中印友好關係發展的動力。

　　我和劉學敏副教授發表《中印文明互鑒 促進合作發展》演講，回顧中印兩大文明交流互鑒、兩國人民友好交往史，就是要推動兩國友好交流，為中印友好關係發展增添新的活力。

　四、推動中印人文交流，深化人文交流互鑒

　　“人文”是指人類文化中的先進部分和核心部分，集中體現在重視人，尊重人，關心人和愛護人。《辭海》解釋，“人文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是人類文化中的先進的、科學的、優秀的、健康的部分。“人文交流”是指不同文化、社會、民族之間通過語言、藝術、文學、音樂等形式的交流與對話。它是加深相互了解、促進和諧發展的重要途徑。

　　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加強中外人文交流，以我為主、兼收並蓄。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講好中國故事，展現真實、立體、全麵的中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曆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給人類提出了必須嚴肅對待的挑戰。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給世界秩序注入高度不確定性，全球治理鴻溝不斷擴大，人類正麵臨全球性挑戰。在此背景下，人文交流突破重重困難，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堅實基礎。

　　璀璨的亞洲文明為世界文明發展史書寫了濃墨重彩的篇章。亞洲人民期待一個和平安寧、共同繁榮、開放融通的亞洲。我們應該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美人之美、美美與共，開放包容、互學互鑒，與時俱進、創新發展，夯實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人文基礎。11

　　2024年4月是中印建交74周年，也是中印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70周年。1954年4月，在中印兩國《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12的序言中，初次出現和平共處五項原則。1954年6月，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中印兩國總理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重申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早在1953年，中國、印度、緬甸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後，其文字幾經斟酌，直至1955年在萬隆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和印度總理尼赫魯、緬甸總理吳努經過商談才最後確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中國處理國與國關係的一項基本政策，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也作為中國外交政策的準則。

　　1988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來訪的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Rajiv Gandhi)時語重心長地說：“中印兩國不發展起來就不是亞洲世紀。真正的亞太世紀或亞洲世紀，是要等到中國、印度和其他一些鄰國發展起來才算到來。”131993年9月，印度總理拉奧訪華，雙方簽署了《關於在中印邊境實際控製線地區保持和平與安寧的協定》等文件。141996年11月，江澤民主席訪問印度，這是中印建交以來中國國家元首首次訪印，雙方簽署的協定確立了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建立麵向21世紀的建設性合作夥伴關係。

　　新世紀以來，中印關係進入了快速和全麵發展的新時期，2005年兩國宣布建立“麵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合作夥伴關係”。2006年11月，胡錦濤主席對印度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了“中印友好年”慶祝活動。雙方發表《聯合宣言》，製定了深化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的“十項戰略”。同時還簽訂了關於外交合作、出口貿易、農林合作等多方麵的13項協議。此次訪問促進了兩國的相互理解與信任，有助於充實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給雙邊關係帶來實質性的提升。15

　　中印兩國人民毗鄰而居，古有往來互鑒之情，近有患難與共之交，現有共同複興之業。聖雄甘地說：“中國和印度是同舟共濟、患難與共的同路人。” 1951年1月，印度駐華大使舉行國慶招待會時，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和中央政府多位副主席一起出席了招待會。毛澤東還親自發表講話：“印度、中國、蘇聯及其他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團結起來，為遠東和平、為全世界的和平而努力。”161954年10月, 毛澤東對來華訪問的印度總理尼赫魯表示:“朋友之間有時也有分歧, 有時也吵架, 甚至吵到麵紅耳赤, 但是這種吵架與我們同杜勒斯的吵架, 是有性質上的不同的。”17

　　2014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訪印期間與莫迪總理(Narendra Modi)共同啟動了內容豐富的“中國—印度文化交流計劃”，內容覆蓋了兩國旅遊合作、青年互訪、博物館交流、語言教學、經典及當代作品互譯、影視交流等領域。

　　2018年12月21日，按照習近平主席和莫迪總理達成的重要共識，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和印度外長斯瓦拉傑在新德裏共同主持了中印高級別人文交流機製首次會議，取得圓滿成功，並達成六點重要共識：一是中印人文交流利在兩國，功在世界；二是擴大人文交流正當其時，大有可為；三是交流活動可以“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四是要打造人文交流的精品項目；五是人文交流要“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去”；六是應積極參與上海合作組織、金磚國家、東亞合作、文明古國論壇等多邊機製內的人文交流，為促進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人文交流是人與人之間情感溝通、心靈交彙的橋梁，是國與國之間加深理解信任的紐帶。國之交在於民相親，民相親在於心相通。中印人文交流，內容涵蓋教育、文化、體育、衛生等多個領域，通過各種形式推動民心相通，推動務實合作。

　　2019年8月12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與印度外長蘇傑生在北京共同主持中印高級別人文交流機製第二次會議。王毅表示，加強中印人文交流，需要凝聚共識，結果導向，將兩國傳統友誼傳遞到基層，將兩國領導人共識轉化為行動。蘇傑生表示，印方願同中方一道，推動兩國人文交流取得更大發展。會後，中印雙方簽署了《2020年中印外交部交流合作行動計劃》並見證簽署文化、體育、傳統醫藥、博物館等人文領域雙邊合作文件。

　　2024年1月24日，中國中聯部部長劉建超會見印度駐華大使羅國棟。劉建超表示，中方願同印方一道，按照兩國領導人對雙邊關係的定位，不斷加強14億中國人民同14億印度人民的交流對話，增信釋疑，為雙方務實合作營造良好環境。希望雙方重視和照顧彼此核心關切，在現代化發展道路上相互成就，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加強團結。18

　　羅國棟表示，印方願同中方一道，按照莫迪總理和習近平主席對雙邊關係的指引，求同存異，加強交流合作。分歧不是印中關係的主流，希望雙方找到合作共處之道，攜手向前，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並為地區和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

五、“三大全球倡議”為中印人文交流奠定了基礎

　　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俄烏衝突，撕裂歐洲；巴以衝突，世界分化；胡塞武裝，封鎖紅海；恐怖襲擊、社會動蕩等聯動風險上升；蘇丹、馬裏、也門、敘利亞、阿富汗等多國深陷人道主義危機，聯合國預計2024年將有近3億人需要人道主義援助，其中1.3億人為難民；世界銀行預計，到2024年底，約25%的發展中國家人口將比新冠疫情前更加貧困。氣候變化帶來的係統性影響持續深化。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進程過半，隻有15%的目標取得進展。

　　中國以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為宗旨，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提出了 “一帶一路”倡議 、“三大全球倡議”，為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應對共同挑戰提供方案。中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同所有“一帶一路”建設參與國友好合作。2023年是“一帶一路”倡議提出10周年。10年來，中國與150多個國家和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開拓了出一條通向共同發展的合作之路、機遇之路、繁榮之路，成為當今世界最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和最大規模的國際合作平台。

　　2023年10月18日，習近平主席在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深刻總結“一帶一路”曆史經驗，宣布中國支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八項行動，為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行穩致遠注入強大動力。再次體現出共建“一帶一路”的巨大感召力和全球影響力，充分顯示共建“一帶一路”走的是人間正道，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也讓中國在全世界事務中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

　　2023年，世界銀行發布的《“一帶一路”經濟學》報告認為，“一帶一路”倡議的全麵實施將使參與國間的貿易往來增加4.1%。到2030年，“一帶一路”倡議每年將為全球產生1.6萬億美元收益。

　　全球發展倡議是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倡導共建團結、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發展夥伴關係，推動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發展，共建全球發展共同體。

　　全球安全倡議是同國際社會一道，弘揚聯合國憲章精神，倡導以團結精神適應深刻調整的國際格局，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共贏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

　　全球文明倡議是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了精神動力。

　　2023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10周年。2023年9月26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了《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白皮書，這是一份具有曆史性意義和世界性意義的重大文件。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著眼全人類的福祉。既有現實思考，又有未來前瞻；既描繪了美好願景，又提供了實踐路徑和行動方案；既關乎人類的前途，也攸關每一個體的命運。聯合國大會決議已連續6年寫入人類命運共同體，上合組織、金磚國家等多邊機製決議或宣言也多次寫入，並得得了國際社會特別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理解和支持。美西方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種種刁難和抵觸，重拾冷戰思維，挑動分裂對立，製造集團對抗，將深刻影響人類和地球的未來。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主張世界各國同呼吸、共命運。具有開放包容、公平正義、和諧共處、多元互鑒、團結協作的鮮明特征。中國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五位一體”總體框架，包括夥伴關係、安全格局、發展前景、文明交流、生態體係等五個方麵，開創了國際交往的新格局。建新型國際關係的基礎在於深化拓展平等、開放、合作的全球夥伴關係。大國是構建新型國際關係的關鍵因素。構建新型國際關係，應秉持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原則。

　　當前，國際形勢的複雜變化不斷表明，命運與共、休戚相關是當今世界的最大現實，同舟共濟、合作共贏是應對挑戰的必由之路。中國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倡導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和普惠包容的經濟全球化，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反對霸權霸道霸淩行徑，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近年來，中印兩國的邊界、涉藏、涉台、軍事、貿易等議題無疑會繼續影響兩國關係，而中印人文交流現狀遠遠不能滿足兩國28億人的需求，兩國的教育、文化、人員往來等更多領域、更多層次的人文交流有待加強。中印兩國應堅持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增強兩國人民相互了解，推動構建相互尊重、互信合作共贏的友好關係。中印關係希望在人民，基礎在民間，未來在青年，活力在地方。讓我們展望未來，加強人文交流，積極營造出一個持續、穩定、健康的發展態勢。

　　中國倡導各國走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的國與國交往新路，以對話彌合分歧、以合作化解爭端。中印兩國相處，要把平等相待、互尊互信放在重要位置，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中印兩國政黨交往，要加強交流互鑒，完善溝通機製，在促進世界共同發展、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互鑒上作出應有貢獻。中國對印度的基本政策沒有改變。中國把印度當作夥伴，而不是對手，把印度視為機遇，而不是威脅。

　　中印是兩大文明古國、兩大新興經濟體和搬不走的鄰居。兩國領導人共同確立的“互不構成威脅、互為發展機遇”重要共識應當繼續堅守。雙方要以此為指引，把“武漢精神”和“金奈願景”落到實處。19中印人文交流是維係中印人民友好關係的防火牆，深化人文交流互鑒是消除隔閡和誤解、促進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徑。在延續兩國悠久的文化交流的同時，也要延續東方精神和友好傳統，攜手共建亞洲命運共同體。

　　(作者 張雙鼓：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谘詢專家、教育部中國教育報刊社《神州學人》雜誌和網站原總編輯、中國常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代表團原公使銜副代表、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原常務副會長。)

　　參考資料：

　1. 季羨林：《中印文化交流源遠流長》。

　　2. 習近平：2014年3月27日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的演講。

　　3. 樂黛雲：《中國印度詩學比較》序。

　　4. 張叉、侯傳文《中印佛教文學比較研究的若幹問題》。

　　5. 季羨林《中印友誼的又一象征》——在印度政府贈送北京大學泰戈爾銅像揭幕儀式上的講話。

　　6. 季羨林《泰戈爾與中國》。

　　7. https://wenku.baidu.com/view/1d5646e60912a2161579290f.html?_wkts_=1709818572261

　　8. 鬱龍餘：《季羨林評傳》。

　　9. 汲取中印文明“和”的養分(鍾聲)--國際--人民網 (people.com.cn)

　　10.周恩來總理論泰戈爾-國際在線 (cri.cn)

　　11.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395471.htm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數據庫 (mfa.gov.cn)

　　13. 1988年12月，鄧小平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鄧小平紀念網--人民網 (people.com.cn)

　　14. 中印大事記_國史網 (hprc.org.cn)

　　15. 於洪君：建國初期中印關係為何高開低走，中印睦鄰友好關係的形成與演變 (guancha.cn)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條約數據庫 (mfa.gov.cn)

　　17. 何立波：《世紀風采》2017年09期

　　18. https://www.idcpc.org.cn/bzhd/wshd/202401/t20240124_163299.html

　　19.. 2021，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119個周邊外交精彩瞬間_澎湃號·政務_澎湃新聞-The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