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圍繞構築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出一係列重大決策部署。作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以及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和創新第一動力的重要結合點，我國一流大學必須準確把握時代賦予的使命擔當，堅定紮根中國大地，探索自主創新路徑，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努力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貢獻力量。

　加強基礎研究前瞻布局和戰略謀劃，提升前沿探索和原始創新能力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係的源頭”。基礎研究的重大突破往往會催生顛覆性創新，帶來生產力的跨越式進步，深刻改變人類經濟社會麵貌。世界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在深度和廣度上日益拓展，新的科學前沿不斷產生，隻有長期重視和投入基礎研究，才能有機會實現科技創新“從無到有”的原創性重大突破，才能在科學前沿方向取得重大知識發現的突破性、引領性成果，進而帶動技術的顛覆性創新，搶占科技創新製高點。一流大學作為我國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必須前瞻謀劃和有組織推進戰略導向的體係化基礎研究、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究，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基礎性支撐。

　　強化前瞻性、戰略性基礎研究方向布局。伴隨著國際科技競爭向基礎前沿前移，基礎研究的需求導向更加凸顯，對國家競爭力提升的影響更加深遠，戰略意義更加重大。中國一流大學需要堅持“四個麵向”，把世界科技前沿同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結合起來，統籌遵循科學發展規律提出的前沿問題和重大應用研究中抽象出的理論問題，凝練基礎研究關鍵科學問題，係統性部署基礎學科研究方向。近年來，浙江大學瞄準未來科學製高點，緊密銜接基礎研究十年行動計劃，著力從國家發展緊迫需求中凝練重大科學問題，凝練出超導量子計算、腦科學、生物與分子智造、原子精度材料及製造等重點研究方向，相關學科創新團隊研製了刷新世界紀錄的超導量子芯片，揭開了影響情緒和社會行為的腦機製，創造無機離子聚合反應，實現新物質創製的新範式。

　　建立保障前沿探索的基礎研究學術特區。基礎研究是一個探索未知和創造知識的長期過程，具有靈感瞬間性、方式隨意性、路徑不確定的特質，根本上要依靠科學家的創新思維和追求真理的內在動力，也需要研究機構配套長周期的支持體係，營造鼓勵探索、寬容失敗、開放包容的科研環境。為了破解體製機製難題，國內部分高校開始借鑒世界一流大學運行模式，開展頂尖學者引領的學術特區建設，為引進高層次人才和潛心研究的人才隊伍創造良好製度環境和學術生態。近年來，浙江大學先後建設了數學高等研究院、物理高等研究院、腦與腦機融合前沿科學中心等學術特區，在人事管理、評價考核、研究生招生、物理空間、建設經費等方麵給予一係列特殊支持政策，助力學校在應用數學、凝聚態物理、無機化學、生命科學等領域取得一係列原創成果。

　　探索導向性的基礎研究組織模式。隨著現代科研活動的發展，基礎研究作為對未知領域的科學探索，不僅具有難度大、周期長、風險高等特點，還呈現出深度交叉性、應用指向性、資源依賴性等新特點。隨著創新鏈條的不斷縮短和創新體係的不斷健全，基礎研究也演化出由政府組織、集中投入、體現國家意誌，由科學家和科研團隊瞄準重大方向的具有定向性、導向性的有組織研究模式。開展有組織的基礎研究，已成為世界主要科技強國應對全球科技競爭的重要戰略，通過精準響應國家戰略目標需求、促進多學科交叉會聚、統籌實施大科學計劃以及推行新的科技創新範式等舉措，加快實現基礎研究領域突破和更好發揮基礎研究“創新策源”帶動效應。浙江大學精準把握基礎研究發展趨勢，彙聚學校在基礎研究領域已有的優勢力量，探索建設新模式新機製的基礎交叉研究院，緊密對接戰略必爭的關鍵核心領域和引領未來發展的世界科學前沿，以小切口、大突破的思路，布局“基礎+”前沿交叉領域和重點方向，推進共性基礎研究關鍵科學問題的集成攻關。

　　構建開放合作的基礎研究新格局。國際合作交流是一個國家基礎研究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世界科學中心往往也是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的中心。當前，國際科技競爭日趨激烈，但是競爭中也蘊含合作機會，解決全球發展麵臨的共性科學問題往往需要緊密的甚至大規模的國際合作交流。基礎研究越來越依賴的實驗條件與平台需要實現全球共享，基礎研究經費需要由多個國家分擔，開展基礎研究國際合作已成為推動國際科技合作相對穩妥、有效的切入點。如2017年10月16日人類首次直接探測到由雙中子星並合產生的引力波及其伴隨的電磁信號，正是由位於美國激光幹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的兩台探測器和位於歐洲的室女座幹涉儀(Virgo)引力波探測器，以及來自全球各地的70個地麵及空間望遠鏡共同完成，其中包括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清華大學LIGO工作組、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多個中國研究機構。

鍛造戰略性引領性科技創新力量，優化國家戰略任務導向的科研組織模式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世界一流大學都是在服務自己國家發展中成長起來的”。16世紀以來，全球先後形成五個科學和人才中心，而每一次中心的轉移，一流大學都在其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中國一流大學建設充分體現國家意誌和社會責任，必須發揮知識變革、創新引領和思想先導作用，致力於提升國家科技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在推動民族複興、國家富強、人民幸福中彰顯戰略性作用。

　　學科交叉會聚提升科技創新戰略能級。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往往萌發於深厚的基礎研究，產生於學科交叉領域。當今世界，新的學科生長點、科學前沿的重大突破、重大原創性成果大多是學科交叉融合的結果，據粗略統計，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中有41%的成果來自交叉學科。學科交叉融合為提升創新能級提供了重要內驅力，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先手棋。一流大學應以知識大融通的要求鏈接不同學科的發展資源、創新網絡等，突破原有學科間的界限束縛，推動學科生態體係內部的“裂變”與學科間的“聚變”，構建適應內生動力和外部需求的交叉融合機製，促進多學科對綜合性複雜問題的協同攻關，加快構築學科跨界、資源聚合、機製耦合的學科交叉生態，加速釋放創新動力，不斷提升科技創新策源能級。

　　有組織體係化推進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有組織科研因其更能發揮舉國體製優勢、更加聚焦國家戰略需求、更好湧現原創引領性成果，成為開辟新領域新賽道、塑造新動能新優勢的急迫需要和戰略舉措，也是適應大科學時代、大戰略導向的必然趨勢。中國高校已就開展有組織科研的模式和機製進行過深入探索，通過布局組織大團隊、建設大平台、承接大任務，形成科研集群力量圍繞解決重大科學問題、工程技術難題和產業技術問題進行長時間持續攻關，產出了一係列標誌性、引領性的創新成果。浙江大學圍繞強國戰略，不斷強化重大創新領域謀劃布局，從新興學科培育、學科交叉會聚、全鏈條創新融合、國家任務承接等方麵入手，對內發揮學科、人才、平台引領優勢，對外整合核心層、緊密層、合作層人力資源圈層，通過強有力的組織領導和協同聯動，加快推進重大原始創新和核心技術攻關，取得了顯著成效。

　　構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的戰略創新平台。隨著科學發現進入平台期，技術橫向擴散層出不窮，科學研究的實驗性、應用性、有組織性不斷被強化。20世紀下半段，以美國國家實驗室為代表的戰略創新平台造就研究型大學群體性崛起，大學以高層次人才集聚、優勢學科資源會聚、高端創新要素彙集，為創新平台提供人才儲備和學術支撐，研究型大學與戰略創新平台形成優勢互補、緊密聯動、互為支撐的協同發展模式。當前，戰略創新平台已經成為彙聚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強磁場”，如國家實驗室、全國重點實驗室、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等國家高能級科研平台，也成為中國一流大學承接國家重大創新任務的重要依托。

　　發揮高水平科技智庫谘政服務功能。從世界曆史發展經驗看，智庫對一個國家的發展具有重大推進作用，特別是在國家崛起的關鍵曆史時期尤為明顯。在經濟科技全球化深入發展、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背景下，智庫已經成為影響政府決策、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學要通過中國特色新型科技智庫建設，加強對科技戰略、科技政策、科技創新生態、科技倫理、創新文化等方麵的研究闡釋，開展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特別是推動理工農醫等科技前沿研究成果轉化為服務黨和國家戰略決策的谘政建言，切實提升服務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能力。

　構築高水平強輻射的區域創新策源體係，服務支撐區域高質量發展和新質生產力培育

　　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提供戰略支撐。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作為建設現代化產業體係、加強區域協同創新的發展引擎和創新源頭，應當好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答卷人”，致力於構建科研院所、一流大學和科技企業協同的創新聯合體，精確高效推動科研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助力打造區域創新增長極和新質生產力孵化器。

　　深化校企協同，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在推動創新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方麵發揮著重要作用。推動一流大學和企業合作升級，深度融合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是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完善創新體係、激發創新活力的關鍵，是推動新質生產力培育和發展的重要途徑。據統計，從2012到2022年我國高校科技成果供給質量和轉化效率顯著提升，高校專利授權量從6.9萬項增加到30.8萬項，專利轉化金額從8.2億元增長到88.9億元。麵對創新鏈、產業鏈、人才鏈、資金鏈四鏈融合的新趨勢，構建由原始創新到成果轉化產業化的完整創新鏈條，是一流大學加快成果落地轉化、助推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選擇。一流大學應積極探索高效率、高產出、高質量的科研供給模式，通過新型研發機構、新型創新平台等做實成果轉化體係，與各類特色主導產業和新興產業、大型骨幹企業深化戰略合作，布局建設一批高能級校企聯合創新載體，共同攻克關鍵核心技術，打通全鏈條科技成果與產業轉化路徑。

　　構建新型校地關係，聚力打造高能級科創平台。隨著我國經濟發展轉型和經濟體製改革的不斷深入，區域經濟的核心競爭力由自然資源轉向創新資源，科技創新能力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源動力。在新發展格局下，地方政府對一流大學的期待不再單純追求GDP增長，而是要求實現大學發展與區域需求的耦合聯動，抓住機遇爭取實現更高層次、更具國際影響的高水平增量。同時，區域創新戰略也為大學崛起提供了強勁的發展動力和廣闊的發展空間。一流大學應積極擔當起引領區域高質量發展的使命，以“頂天立地”為宗旨，既要強化創新策源能力，又要著眼解決地方難題，圍繞校地合作新型創新平台建設，因地製宜實施重大科技攻關與應用轉化研究新機製，不斷拓展校地合作新模式，推動科研成果轉化和落地孵化，為區域創新發展注入活力。

　培養彙聚一流科技人才隊伍，夯實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基礎支撐

　　創新驅動的實質是人才驅動。科技人才隊伍站在國際科技前沿、引領科技自主創新、承擔國家戰略科技任務，是支撐我國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提升原始創新能力的主要力量。一流大學作為人才培養和集聚的主陣地，要充分激發人才活力，全方位培養、引進、用好人才，構建一支規模宏大、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科技人才隊伍。

　　自主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拔尖創新人才是引領科技創新與重要產業發展的關鍵力量，肩負著國家和社會的責任。從世界發展進程看，呈現出從以“物”立國向以“人”強國轉變的發展趨勢，率先取得重大理論創新和核心技術突破的關鍵來自頂尖人才。當前，創新創造能力日益成為人才的核心競爭力，社會各領域對於拔尖創新人才的需求愈發強烈，而拔尖創新人才的培育歸根結底要依靠教育特別是一流大學。一流大學必須瞄準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推動科教產教融合，把科研資源轉換為教學資源，形成“大師引領、大平台支撐、大項目牽引”的全方位人才培養機製，建立引領性、研究型、主動式的學習體係，激發拔尖創新人才的內驅力和自我效能，強化使命驅動的學習、研究思維的學習和主動探索的學習。近年來，浙江大學從學生側、學習側出發實施教育創新，大力構建以學生成長為中心的卓越教育體係，建立高水平、體係化的科教協同產教融合平台，不斷創新科研育人機製，依托全國重點實驗室共建實訓實踐平台，打造跨學科交叉培養和長周期貫通培養體係，開發“浙大學子一站式科研導航”平台，為學生開展前沿研究、掌握高深知識提供了全鏈條科教資源保障。

　　彙聚科技人才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誰擁有了一流創新人才、擁有了一流科學家，誰就能在科技創新中占據優勢”。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第四次產業變革的深入發展，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技術、開辟新領域新賽道迫切需要大批高層次科技創新人才作為支撐。一流大學作為人才強國建設的國家隊，具有聯動育人與創新的天然屬性，必須引育更多大師、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師等，才能有力支撐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助力我國加快建成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新高地。要以重大項目磨礪人、重大平台鍛煉人、政策製度激勵人，遴選有潛力的高層次人才、頂尖科學家擔綱領銜國家重大科技任務，以任務導向的有組織科研打造一流的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搭建人才成長的國際合作平台，創新各領域高層次高水平人才培養路徑。

　　營造最優人才生態環境。能不能吸引人才、積聚人才、用好人才，發展環境是關鍵因素。隻有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培植好人才成長的沃土，才能讓人才根係更加發達，一批一批地茁壯成長。一流大學要打造近悅遠來的人才生態環境，尊重人才成長規律，聚焦人才引進、培養、使用、評價的關鍵環節持續深化改革，破除全方位用好人才的體製機製障礙，推動人才引育策略的迭代升級，深化以創新價值、能力、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製度改革，為各類人才施展才能、幹事創業、實現職業夢想提供更加廣闊的舞台，讓人才真正“引得進、留得住、用得好、有發展”。近年來，浙江大學鼓勵科技人才潛心研究，持續優化預聘—長聘製度，深化教師崗位分類管理及評價製度改革，完善求是特聘學者和求是專項崗位設置，建設物理高等研究院、數學高等研究院和生命科學研究院等“人才特區”，不斷夯實人才服務保障體係，重視解決人才在醫療、住房、子女入學等方麵的“關鍵小事”，極大激發了科技人才幹事創業的活力和創造力。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加快推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交織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力量和全球創新版圖深刻調整，我國正麵臨新的戰略機遇和重大挑戰。一流大學必須踐行“國之大者”的使命自覺，堅持“四個麵向”，勇擔使命、開拓創新、奮發有為，堅定創新自信，緊抓創新機遇，勇攀科技高峰，努力建設成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全球創新高地，為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建設作出更加卓越的貢獻。

　　【作者：中國科學院院士、浙江大學校長】

　　(原載2024年第12期《中國高等教育》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