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38年左右“生源危機”全麵來臨之前，如何抓好用好未來14年戰略窗口期，發揮人口預測在教育戰略規劃中的前瞻作用，促進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與人口供給的適應性可持續發展，亟須從以下4個方麵作出積極應對。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全球人口再生產類型從傳統轉向現代，大多數國家經曆了總和生育率由高至低的生育模式變革，正在遭受少子化和老齡化的雙重壓力。2023年5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二十屆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一次會議，研究以人口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式現代化問題時指出：“當前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少子化、老齡化、區域人口增減分化的趨勢性特征，必須全麵認識、正確看待我國人口發展新形勢”。

　　“少子化”這一術語最早由日本政府在1992年發布的以“低生育率社會：其影響和應對措施”為題的《國民生活白皮書》中首次提出，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長期處於低生育水平導致出生人口數量和少年兒童在總人口中所占比例不斷減少的現象。根據國際人口學界製定的少子化評定標準，我國人口發展呈現出以下3個特征：①總和生育率繼1992年跌破世代人口更替水平2.1之後，1994年跌破1.8，2000年跌破1.5，進入“超少子化”階段已達20餘年;②人口出生率從1999年的14.64‰持續下降至2018年的10.86‰，此後一直低於11‰的超少子化標準，2023年不足7‰;③0~14歲少兒人口比例逐年遞減，2006年低於20%，2010年低於18%，而後雖然小幅回升，但仍在15%以上，徘徊於“嚴重少子化”標準線邊緣。從上述3個指標來看，當前我國均已進入嚴重少子化階段並向超少子化階段趨近，這一趨勢將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產生深刻影響。

　　與人口變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20世紀末，為拉動內需、刺激消費、促進經濟增長和緩解就業壓力，高等教育領域開始實施擴大招生的教育改革政策。在此長期影響下，我國高考報名人數和普通高校招生人數急速攀升。1999—2023年間，高考報名人數從288萬人增加至1291萬人，增長348.3%;普通高校招生人數從159.68萬人擴大至1042.2萬人，增長552.7%;而高考適齡生源卻從2078.21萬人縮減至1616.61萬人，下降28.6%，顯然前兩者的增長速度已經遠超於後者的出生速度。盡管2023年高考適齡生源比普通高校招生人數多出約574萬人，但隨著低生育率、少子化、不婚化三大趨勢的加速到來，我國出生人口下降頹勢將很難徹底扭轉。照此趨勢，10餘年後，普通高校的計劃招生數可能會反超報名人數，屆時生源供需關係將發生重大逆轉，導致普通高校麵臨嚴峻的生源危機和生存危機。

　　2022年10月，黨的二十大報告鮮明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人口是現代化建設的基礎要素和戰略資源，是現代化高等教育強國建設的主體力量和創新動力。麵對新形勢新要求，高等教育該如何應對出生人口減少帶來的潛在生源危機是當前亟待解決的重要問題，對於全麵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具有重大現實價值和深遠戰略意義。鑒於此，本研究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七普”)和曆年教育統計數據為基礎，運用“供給-需求”的關係理論框架，通過對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給潛力(出生人口規模)與需求潛力(普通本專科招生規模)進行雙向預測，研判未來較長時期我國高等教育生源供需狀況及缺口態勢，前瞻預警可能引發的生源危機並提出應對之策，以期為適應人口變化的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提供參考。

二、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給預測

　　人口統計和預測數據是製定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重要依據，出生人口的規模變動更是判斷高等教育生源發展狀況的基礎變量。本部分基於“七普”數據，采用隊列要素人口預測方法，設定低中高3種生育方案，以此測算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給規模。

　　(一)研究對象

　　根據《學前教育法(草案)》及相關法律法規，結合基礎教育學齡人口的年齡規定，高等教育的學齡範圍應為18~22周歲。因此，本研究假定個體從出生到首次接受高等教育的時間周期為18年，那麼高等教育的潛在生源應為未來預期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18年前出生人口隊列。基於這一假設，可以推斷出2024—2050年的高等教育潛在生源出生於2006—2032年，其中2006—2023年的出生人口規模可通過年中人口數與人口出生率之積計算獲得，而2024—2032年的出生人口規模則需要進行科學預測。

　　(二)基年數據

　　本研究選擇“七普”數據中分性別、分年齡人口數作為基期人口準備數據，然後據此設定2024—2032年全國人口的生育水平及其模式、死亡水平及其模式、出生性別比、城鎮化率和遷移水平及其模式等關鍵參數，研究數據口徑均為常住人口。

　　(三)預測模型

　　本研究選用PADIS—INT國際通用人口預測軟件作為預測工具，該軟件采用的是隊列要素人口預測方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其基本原理是在給定基年分性別、分年齡人口數據的基礎上，在隊列生育、死亡和遷移風險的作用下，估計出未來分性別、分年齡人口情況。本研究選擇分性別的單歲組年齡人口數即0歲、1歲、2歲、……、99歲、100歲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組成人口隊列。根據人口隊列的遞進規律，新出生人口的預測模型為：

　　(四)參數設定

　　依據人口平衡方程原理，生育、死亡和遷移是決定人口動態演變的三大核心要素，共包括三類五個主要控製參數，具體設定如下。

　　1. 死亡水平及其模式。本研究采用全國分性別的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作為衡量人口死亡水平的核心指標。根據《中國人口和就業統計年鑒(2021)》數據顯示，2020年全國男性和女性出生時平均預期壽命分別為75.37歲、80.88歲，較1990年平均增長約0.3~0.4歲。近年來隨著生活水平和醫療條件的不斷提升，人口預期壽命有所延長，且達到一定水平後將逐漸放緩。因此，本研究假定2024—2032年我國人口預期壽命呈線性變化，當位於75~79歲時，年均增長0.2歲;當位於80歲及以上時，年均增長0.1歲，最終設定結果通過線性插值法獲得。另外，死亡模式采用國內學者普遍使用的寇爾-德曼(Coale-Demeny)區域模型生命表中的西區模式。

　　2. 生育水平及其模式。“七普”數據顯示，2020年我國總和生育率為1.296，2021年和2022年分別下降至1.15、1.09，2023年更是跌至1.0左右。此後的總和生育率將如何變化，繼續下降還是保持穩定抑或觸底反彈，成為本次人口預測的關鍵。為探究這一問題，我們借助世界銀行數據庫中的總和生育率數據，對比分析21世紀以來16個國家(地區)總和生育率降至1.3後的演變軌跡，歸納出世界極低生育水平變動的三類模式：第一類是以韓國等為代表的“持續下降型”，即生育水平在達到1.3及以下後繼續保持下降趨勢，最低可降至0.8;第二類是以意大利等為代表的“先升後降型”，即生育水平經曆了先波動回升後波動下降的過程;第三類是以西班牙等為代表的“先降後升型”，即生育水平經曆了先連續下降後連續回升的過程。由於2020—2022年我國總和生育率已初步呈現下降趨勢，故而排除第二類模式，重點參考其他兩類模式。設計思路是：低方案和中方案參照第一類模式，下降幅度依次降低;高方案參照第三類模式。具體設定如下。

　　第一，悲觀情景下的低方案。鑒於“全麵二孩”政策效應已充分釋放，而“全麵三孩”政策實施效果不達預期，且中國未來人口負增長預計呈現“持續時間長、發展速度快、縮減規模大、回彈難度大”的演變趨勢。因此，本研究假定低方案總和生育率將持續下降，從2020年的1.296開始下降，直到2032年達到當前世界最低水平0.8。

　　第二，穩定情景下的中方案。縱觀世界極低生育水平變動趨勢，除了極個別高度城鎮化的國家(地區)或小島國以外，絕大多數國家(地區)的總和生育率維持在1.0以上。因此，本研究參考賀丹對低中高方案的設定思路，假定中方案總和生育率由低方案加0.25得到，是至少生育一個孩子的基準設置，即從2020年的1.296下降至2032年的1.05。

　　第三，樂觀情景下的高方案。由第三類極低生育率變動模式可知，很多國家(地區)的總和生育率在降至1.3的極低水平之後都出現了階段性的小幅回升。因此，本研究假定高方案總和生育率由低方案加0.5得到，是覆蓋極低生育水平的標準設置，即先從2020年的1.296下降至2024年的1.132，隨後預計在2032年有望回升至1.3。另外，生育模式根據“七普”數據中育齡婦女的年齡別生育率和預測期內總和生育率統計得到，其他年份數據均采用線性插值法獲得。(見表1)

　　3. 出生性別比的設定。出生性別比是某一時期內活產的男嬰數與女嬰數之比。根據聯合國《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預測，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將在2035年前後降至107，直至本世紀末一直維持在這一水平。因此，本研究假定“全麵三孩”政策取得良好成效，中國人口出生性別比將從2020年的111.35逐步下降，並在2032年回到107的正常水平。

　　4. 城鎮化率的設定。2021年12月30日，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發布的《人口與勞動綠皮書：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NO.22》提出：“中國將在‘十四五’期間出現城鎮化由高速推進向逐步放緩的‘拐點’，2035年後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發展階段，峰值大概率出現在75%至80%”。因此，本研究假定我國城鎮化率將從2020年的63.89%慢速提高到2032年的75%。

　　5. 遷移水平及其模式。由於人口國際遷移受到嚴格控製且淨遷移量占總人口比重極小，因此本研究將我國境內人口看作是一個封閉係統，即假定國際人口淨遷移規模為0。

三、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預測

　　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變動關乎高等學校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和高等教育係統的供需平衡運轉。本部分將在觀測長期曆史數據的基礎上，使用SPSS 27.0軟件構建ARIMA時間序列預測模型，以此測算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規模。

　　(一)預測方法

　　時間序列分析法是指從序列值之間的依存關係中探尋出序列發展變化的規律，並通過擬合適當的數學模型描述這種變化規律，進而利用該模型對序列的未來值進行預測。該方法經常使用的模型是ARMA模型家族，包括AR模型、MA模型和ARMA模型。1970年，美國統計學家G.E.P.Box和英國統計學家G.M.Jenkins在ARMA模型基礎上提出了求和自回歸移動平均模型，簡記為ARIMA(p，d，q)。其中p為自回歸係數，表示序列值滯後p階;d表示原始序列變為平穩序列需要至少差分d次;q為滑動平均係數，表示誤差項滯後q階。數學表達式為：

　　式中，∇d=(1−B)d;Φ(B)=1−ϕ1B−…−ϕpBp，為平穩可逆ARMA(p,q)模型的自回歸係數多項式;Θ(B)=1−θ1B−…−θqBq，為平穩可逆ARMA(p,q)模型的移動平均係數多項式。

　　(二)序列預處理

　　本研究假設未來普通高校招生政策基本不變，采用普通本專科招生規模作為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規模的測量指標，選取1990—2023年共33個數據樣本，將其導入SPSS係統後構建觀測值原始序列。時間序列預測的第一步是進行平穩性檢驗和純隨機性檢驗即序列預處理，以保證序列的可預測性。

　　1. 平穩性檢驗。檢驗方法主要有兩類：一是根據時序圖和樣本ACF、PACF圖進行判斷的圖檢驗法;二是構造檢驗統計量進行假設檢驗的DF檢驗法。由於圖檢驗法具有較強的主觀性，因此本研究采用ADF檢驗(Augmented Dickey-Fuller)。結果顯示，(見表2)1990—2023年普通本專科招生規模原始序列在差分為0階時，顯著性P值大於0.05，不呈現顯著性，說明該序列為非平穩序列;在差分為1階和2階時，顯著性P值小於0.05，呈現顯著性，說明該序列為平穩序列。因此，對原始非平穩序列隻需進行1階差分就可以實現平穩。

　　2. 純隨機性檢驗。在統計學意義上，純隨機序列是沒有任何分析價值的序列，即過去的行為對將來的發展沒有絲毫影響。為此在預測之前，需要進行純隨機性檢驗。結果顯示，(見表3)各階延遲下LB統計量的P值都顯著小於0.05，所以認為該序列為非白噪聲序列。因此，預處理後的原始1階差分序列為平穩非白噪聲序列，具有良好的分析價值，可以使用ARMA模型進行擬合。

　　(三)模型定階

　　模型定階是指經過序列預處理後，根據樣本自相關係數和偏自相關係數的性質估計自相關係階數p和移動平均階數q，然後選擇適當的ARMA模型擬合觀察值序列的過程。ACF圖顯示除了延遲1階的自相關係數在2倍標準差範圍之外，其他階數的自相關係數都在2倍標準差範圍內波動，且衰減過程無明顯規律性，呈現拖尾屬性;PACF圖則呈現出陡然衰減的顯著規律，呈現截尾屬性。綜合自相關係數拖尾和偏自相關係數1階截尾的屬性，根據ARMA模型的定階原則，同時考慮到原始非平穩序列經過1次差分平穩，因此將該模型定階為ARIMA(1，1，0)。

　　(四)參數估計與模型檢驗

　　1. 參數估計。模型識別之後，下一步將利用序列的觀察值確定該模型的口徑，即估計模型中未知參數的值。對原始差分序列擬合ARIMA(1，1，0)模型，得到該模型的口徑為：

　　2. 模型檢驗。在確定模型形式和參數口徑後，需要進行模型檢驗。一是模型的擬合度檢驗，表4顯示模型決定係數R2=0.995，接近於1，說明模型擬合數據的準確度較高;二是模型的顯著性檢驗，模型延遲18階下LB統計量的P值=9.490>0.05，所以該模型的殘差序列為白噪聲序列，說明序列中的有效信息已經基本被模型提取，即擬合模型顯著有效;三是參數的顯著性檢驗，表5顯示AR參數的t統計量的P值=0.001<0.05，說明參數在95%的置信區間內顯著非零，即參數顯著有效。綜上所述，ARIMA(1，1，0)模型的擬合效果顯著成立且質量較好，可用於後續序列預測。

　　(五)預測誤差檢驗

　　預測誤差檢驗是指通過對比預測結果與預測對象發展變化的真實結果的差距，預測誤差越小，說明預測越準確。根據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Mean Absolute Percentage Error)的標準，當誤差值小於10%為高精度預測，處於10%~20%為良好預測，處於20%~30%為可行預測，大於50%為錯誤預測。本研究將ARIMA(1，1，0)模型擬合的1990—2023年普通本專科招生規模預測值與教育部已正式公布的實際值進行比較後發現，(見圖1)除了1991年和1994年預測誤差值大於20%以外，其餘各年份都低於12%，其中高精度預測占85%、良好預測占9%、可行預測占6%。因此，本研究的模型預測誤差對觀測值的影響相對較小，預測結果的準確度較高。

四、高等教育生源供需預測結果與危機預警

　　未來一個時期，我國高等教育生源供給不斷下降與需求持續擴大將形成“剪刀差”現象，且呈現快速相交、開口擴大的發展態勢。屆時可能引發高等教育生源數量危機和質量危機，甚至造成部分高校生存危機，最終導致高等教育生態係統失衡。

　　(一)人口少子化加劇導致生源供給不足

　　在人口少子化日趨嚴重的趨勢下，2024—2050年我國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給規模呈現先保持平穩、後波動升降、再大幅下降的變動趨勢。(見圖2)其中，在平穩發展期，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給規模從2024年的1585.02萬人增加至2028年的1591.87萬人，年均增加約1.71萬人，這一時期的變化幅度較小主要與2006—2010年的出生人口規模比較穩定密切相關。在波動升降期，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給規模從2029年的1784.86萬人上升至2034年的1883.23萬人，年均增加約19.67萬人，期間分別在2030年、2032年、2034年到達峰值，波動範圍是1800萬~1900萬人。2034年之後開始進入大幅下降期，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給規模從2035年的1764.82萬人快速下降至2040年的956.04萬人，年均減少約161.76萬人，下降幅度突然增大的主要原因是2016年“全麵二孩”政策的生育堆積效應業已消退以及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規模見頂下滑，導致出生人口規模驟然減少，隨後引起高等教育生源供給急劇下降。在2041—2050年預測期內，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給規模因生育水平參數的差異化設置而呈現出3種不同的發展趨勢及特征。其中低方案呈繼續快速下降趨勢，從831.72萬人減少至645.01萬人，年均下降約20.75萬人;中方案呈降速變緩趨勢，從831.72萬人緩慢減少至820.08萬人，年均下降約1.29萬人;高方案呈驟然回升趨勢，從831.72萬人逐漸上升至995.17萬人，年均增加約18.16萬人。可以預見，隨著出生人口的不斷減少，未來各高校可能麵臨生源供給不足的嚴峻挑戰。

　　(二)持續普及化促使生源需求不斷擴大

　　伴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不斷推進，2024—2050年我國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規模呈持續擴大趨勢，並且隨著預測時期變長，預測區間呈現“前窄後寬”的喇叭形結構。(見圖3)分不同戰略規劃期看，“十四五”後期和“十五五”期間，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規模將從2024年的1070.36萬人增長至2030年的1242.13萬人，增幅16.05%;“十六五”期間開始增速下降，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規模從2031年的1270.86萬人緩慢增加至2035年的1385.8萬人，增幅9.04%，相較於上一時期減少7.01%;“十七五”期間增速進一步變緩，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規模從2036年的1414.54萬人增加至2040年的1529.49萬人，增幅8.13%，比上一時期減少0.91%;“十八五”期間增速持續減慢，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規模由2041年的1558.23萬人增加至2045年的1673.18萬人，增幅7.38%，較之前又減少0.75%;“十九五”期間增速逐漸趨於穩定，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規模從2046年的1701.91萬人增加至2050年的1816.86萬人，增幅6.75%，比上一時期再減少0.63%。綜合供給與需求的預測結果來看，無論未來實際情況接近哪一種預測方案，即便保證所有出生人口都能順利上大學，高等教育生源的絕對供給也僅勉強維持在不足1000萬的規模水平，這與進入普及化階段以來每年超過1000萬的招生規模需求之間形成強烈的反差對比。由此引發一個疑問：適齡生源絕對供給是否足以支撐生源需求增長，即生源供需是否和諧適配?如果供需相宜，那麼需求缺口規模有多大;如果供需失配，那麼供給缺口規模又有多大?這需要進一步對高等教育生源的供需缺口態勢進行深入剖析，才能為生源危機預警及應對戰略規劃提供堅實的數據基礎和科學的決策參考。

　　(三)供給短缺與需求過剩形成供需缺口

　　基於前文預測結果，使用“供需缺口=供給規模-需求規模”計算公式對高等教育生源供需缺口狀況進行測算發現，中國高等教育將在2038年左右迎來曆史性“生源拐點”，生源供需關係從供大於求轉變為供小於求。(見圖4)其中，在2024—2037年間，高等教育生源的供給規模從1585.02萬人減少至1460.26萬人，年均下降約9.6萬人;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規模從1070.36萬人攀升至1356.07萬人，年均增長約21.98萬人，形成從514.66萬人縮小至16.98萬人的需求缺口。這一時期的高等教育生源呈現出供給大於需求的發展態勢，雖然生源供給尚能滿足招生需求，但未來供給的能力將會越來越弱，截然相反的發展走向促使供給與需求正在不斷逼近“供需平衡”的臨界點。在2038—2050年間，高等教育生源的需求規模從1472.02萬人增加至1816.86萬人，低方案下的生源供給規模從1198萬人減少至645.01萬人，形成從274.02萬人擴大至1171.85萬人的供給缺口，年均增長約74.82萬人;中方案下的生源供給規模減少至820.08萬人，供給缺口增長至996.78萬人，年均增長約60.23萬人;高方案下的生源供給規模減少至995.17萬人，供給缺口上升至821.69萬人，年均增長約45.64萬人。這一時期的高等教育生源呈現出供給小於需求的發展態勢，生源供給狀態由上一時期的過剩轉變為短缺，生源供需差距也從需求缺口轉變為供給缺口，且呈現出顯著的持續擴大趨勢。

　　(四)供需失衡將引發高等教育生源危機

　　在人口少子化與高等教育普及化並存的時代背景下，高等教育規模過度擴張與適齡生源規模減少的影響疊加將為“生源危機”埋下伏筆，並可能進一步引發生源質量危機。馬克思供需平衡理論指出：“供給與需求都具有質和量的內在規定性，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供需平衡是供給與需求的動態適配過程，是質量與數量的辯證統一。生源的數量和質量是大學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數量不足或質量下降都會嚴重影響大學的可持續發展甚至生存。當生源數量下降時，部分高度依賴學費收入的民辦高校和專科層次高職類院校可能會競相降低錄取分數以吸引更多的學生，這樣做的直接後果就是導致生源質量下降。因為高考成績是評價學生生源質量的重要指標之一，高考成績低的學生往往在學習興趣、學習態度、學習能力、知識基礎等方麵較為薄弱，因此錄取學生的高考成績越低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學校的生源質量越差，這將影響教育教學效果和人才培養質量。與此同時，生源供給下降還將造成教育教學資源的閑置浪費，招生不足和資源利用效率低下又引發部分高校財政危機以及教師和管理人員的職業危機，最終部分高校因經營不善而被迫縮小辦學規模、合並重組、接管轉型或者走向破產倒閉，長此以往將形成“生源數量減少—錄取分數降低—生源質量下降—教學質量下滑—招生嚴重不足—生存倒閉危機”的惡性循環。在此循環機製下，如果未來仍然大幅度超常規地擴大招生規模，那麼進入高等教育係統的學生就會增多，彼時在校生規模即係統承載量也會變大。一旦規模承載量超出高等教育係統內部資源和外部環境自身能夠承受的最大閾值，就會導致高等教育規模發展與高等教育係統生態承載力不協調，進而打破係統內部各要素之間及其與外部環境之間的動態平衡，最終引發高等教育生態危機。

五、應對高等教育“生源危機”的對策建議

　　綜合前文預測結果，在2038年左右“生源危機”全麵來臨之前，如何抓好用好未來14年戰略窗口期，發揮人口預測在教育戰略規劃中的前瞻作用，促進高等教育生源需求與人口供給的適應性可持續發展，亟須從以下4個方麵作出積極應對。

　　(一)多措並舉大力提振社會生育水平

　　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育。生育是立國之本和民生之基，然而當前中國存在“能生不想生、願生不敢生”的不友好生育形態，以及片麵追求生育變量的工具性而忽視其人文性的不友好價值取向，迫切需要構建婚育友好型社會，以激發生育潛能，提振生育水平。一方麵，倡導權利友好、價值友好、環境友好的婚育文化觀。一是尊重個體生育自主權，使生育權從國家嚴格計劃向國家導向與家庭選擇並重過渡，並最終還權於民，以“我們敢生”而非“為國而生”的新型生育觀激發青年群體的生育激情和生育行為。二是注重挖掘和傳承優秀傳統婚育文化，從“隻生一個”的現代生育觀回歸到“多子多福”“人丁興旺”“衍嗣綿延”的傳統生育觀，讚揚女性生育的社會價值，宣傳組建家庭的情感收獲，傳達養育生命的幸福美好。三是重視用人單位、公共場合、家庭內部生育友好文化環境的硬建設和軟建設。另一方麵，加快構建“婚-生-養-育”一體化的綜合性生育支持政策體係。一是逐步放寬生育數量限製，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增強生育政策包容性”，意味著生育政策需要包容一孩、二孩、三孩甚至多孩等多種生育形態的家庭，為想生、願生的育齡群體提供能生、敢生的生育空間和政策支持。二是發展普惠托育服務體係，通過中央預算內投資促進托育服務機構的建設，優化社區嬰幼兒活動場所和服務設施，同時鼓勵隔代照料、家庭互助等多種形式的照護模式，引導社會力量積極參與普惠托育服務體係建設。三是降低生育、養育、教育負擔。嚴格落實產假、哺乳假等生育休假製度和生育醫療費用、生育津貼待遇等生育保險製度，強化住房、稅收等支持政策，提升校內教學質量，嚴格規範校外培訓，以減輕父母的職育衝突和養育負擔。

　　(二)開源節流不斷增強生源供給能力

　　在人口負增長時代，適齡人口減少和存量生源外流造成的生源供給不足將使大多數高校實現從“買方市場”到“賣方市場”的供需角色轉換，尤其是民辦高校亟須改變傳統生源結構和提升生源質量以破解生源危機。一方麵，麵向傳統適齡生源，提高實際生源轉化率。未來高等教育將成為新增勞動人口的“基礎教育”，應當采取擴大高等教育機會供給的舉措。一是全麵放開異地高考，廢除高考報名限製，同時實施按照生源地考生人數來均衡分配招生指標的製度，促進外來務工子女高等教育入學機會的數量獲得和質量獲得均等化;二是延長義務教育年限至高中，解決高等教育入學前階段的入學、輟學等問題，防止適齡生源中途流失，有效緩解生源供給不足;三是借鑒國外經驗，通過供給優質教育資源、提供獎學金和經濟支持、優化留學生支持服務、開展文化交流和活動、提供就業機會等，以吸引國際生源來補充國內生源供給。另一方麵，打破傳統招生限製，擴大生源基本麵。高等教育不但要滿足傳統生源對優質教育資源的個性化需求，還要滿足“非傳統生源”對繼續高等教育的多樣化需求。一是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和行業需求，適度擴大成人高考的招生計劃，為更多成年人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二是尊重成人學生的學習特點和實際需求，采用麵試、實踐操作、作品展示等多種評價方式，注重考查成人學生的知識運用和實踐操作能力;三是建立多元化的選拔機製，加強麵試和實踐操作考核，綜合考慮成人考生的工作經驗、職業技能、學習成果等情況擇優錄取，通過大力發展成人高等教育以有效彌補傳統生源的根本不足。

　　(三)建立生源監測及其危機預警機製

　　進入少子化社會後，準確把握由婚育文化觀念、經濟社會發展、生育政策調整等複雜因素對出生人口數量的影響引致的高等教育適齡人口變動趨勢，有助於積極應對高等教育生源危機和實現生源供需平衡發展。一方麵，加強高等教育適齡人口形勢預測。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核心生產要素，是人口發展預測和教育事業規劃的基礎性資源。然而，現實中衛生健康部門的出生人口數據、公安部門的戶籍登記數據、統計部門普查和抽樣調查數據、教育部門入學登記數據和在校生信息管理數據等不同來源的人口數據之間不能形成一個互相檢驗和印證的體係，導致數據多源、數據孤島和數據差異等問題。為此，應充分利用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等現代信息技術加強人口數據統計，建立教育、公安、民政、衛生健康、醫保、社保等共享開放信息平台，實現多部門人口服務基礎信息融合共享與動態更新，為密切監測地區人口變動趨勢和準確把握高等教育生源供需狀況提供及時權威的數據服務。另一方麵，建立高等教育生源預警及退出機製，做到早研判、早預警、早應對。一是高校管理者應具備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對所在地區的出生人口數量、高中畢業生人數、高考報名人數和高校招生規模以及招生計劃完成情況等係列數據進行監測分析和風險評估，提供生源供需差距報告，劃定生源危機預警等級;二是明確預警啟動程序及主要內容，形成一個包括實施程序、權責主體、化解措施、資源調度、監測評估在內的生源預警與動態調整機製;三是當風險數據達到相應等級的預警閾值後，第一時間向高校發出生源危機預警，並對其實施優化專業結構、調減招生計劃、政府接管、合並收購等措施以有效防範和化解生源危機。

　　(四)促進招生規模與生態承載力適配

　　作為社會生態係統的子係統，高等教育係統所擁有的教育資源及其所處的生態環境為一定質量標準的發展規模提供了支持和容納能力，即高等教育生態承載力。隨著出生人口不斷減少，生源供給規模下降，高校招生出現不足，而高等教育資源與環境承載力難以通過自我調控與之適應，造成生源質量降低、招生競爭激烈、辦學資源利用率低下等問題，導致高等教育生態係統失衡。為此，應促進招生規模與高等教育係統生態承載力均衡適配，以實現更高層次即質量層次的新一輪生態平衡。首先，合理調控高等教育的規模。高校應精準洞察地區人口生育形勢和人口變動趨勢，預測預警生源供需變化，認真分析背後原因，製定科學合理的招生計劃，以確保高等教育規模擴張與人口變動相協調。其次，提升資源承載力服務水平。一是基於高等教育生源供需預測結果，根據生師比合格標準配備建強高校教師隊伍，以保證師資力量與學生數量的適配均衡;二是完善以政府投入為主、多渠道籌集辦學經費的投入體製，建立包括財政投入、學費收入、社會捐贈、校友捐助、成果轉化等多元化辦學經費籌措體係;三是適當改造或整合校舍設施，增加寫作中心、實驗室、圖書館等功能性建築，引進先進教學儀器設備，以提高教學質量和辦學效益。最後，加大環境承載力支持力度。製度是政治、經濟、文化等生態環境對高等教育生態係統施加影響的重要形式，其中改革高等教育管理體製至關重要。一是淡化政府的微觀管理職能，通過立法、撥款、規劃等方式進行宏觀管理，引導高校獨立自主辦學;二是強化高等教育法治建設，依法治理教育行政、學校運營以及校園管理，以推動高等教育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三是加大對非營利性社會中介組織的培育和支持，形成政府、學校、社會共同參與的高等教育治理格局。

　　【賀祖斌，廣西師範大學黨委書記、教育學部教授;郭彩清，廣西師範大學教育學部科研助理】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24年第6期

　　原標題：賀祖斌　郭彩清|少子化趨勢下2024—2050年高等教育生源供需預測與危機預警——基於中國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的分析

　　本文授權轉載自：公眾號“中國高教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