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8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麵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引領作用，加強創新資源統籌和力量組織，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高校作為人才第一資源、科技第一生產力、創新第一動力的重要樞紐和結合點，通過科研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為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提供支撐，通過推動產業創新和產業迭代升級，促進社會生產力實現新的躍升。當前，我國正處於強國建設的關鍵節點，如何準確認識高校科研職責和使命？應以什麼樣的角度來看待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成績與問題？如何深化產學研合作，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對上述問題的反思和審視，有助於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事業發展，加強國家技術轉移體係建設，推動科技強國建設。

　一、基於大學治理視角準確認識高校科研職責使命

　　(一)厘清大學治理的特征

　　大學治理是“大學內外利益相關者參與大學重大決策的結構和過程，是聯係大學內部以及外部各利害關係人的正式的和非正式關係的製度安排”，具有一些共同的規律。如我國大學治理要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辦學方向，堅持黨的領導，以公有製為主體，同時，遵循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規律。要從大學治理的角度，探索建設一流大學的規律，把我國的大學辦成真正的世界一流。

　　首先，不能把科技的差距和文明的差距等同。對於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我們要有自信，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高等教育起步較晚，科技事業發展相對落後，“原始創新能力還相對薄弱，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製於人，頂尖科技人才不足。”雖然中華文明領先於全世界，並不意味著我們的科技一直領先。

　　其次，要按照高等教育的發展邏輯去研究大學治理，明確現代高等教育的主要特征就是教育、科技、人才一體。“科技創新靠人才，人才培養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內在一致，相互支撐。”現代高等教育本來就包括科技創新，人才培養，若沒有科技創新的支撐，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就沒有本質區別。當前，高等教育要認真研究科技或者科研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和研究生培養中的作用和地位。

　　再次，追尋大學治理的一般規律，真正把握高等教育發展邏輯。從科研的角度看，中美兩國的發展階段、國情完全不同，大學承擔的使命也不一樣。美國的企業創新能力很強，不僅技術創新占據主導地位，而且不少企業的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能力也很強。而我國的企業要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還需要相當長的過程，大學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還要承擔產業發展的責任，參與關鍵共性技術和核心技術攻關，承擔源頭和底層技術創新的責任。產業發展是國家發展的重點，是經濟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全的基礎，不僅僅是企業的責任，產學研各界都有其責任，同時又在實現產業發展的過程中各自得到相應的發展。美國聯邦政府並非對所有的學科領域或產業領域都進行支持，重點在國防軍工領域和生命健康領域，如能源部、國防部、航空宇航局(NASA)等政府部門，圍繞國家戰略目標，有重點地實施有組織科研。市場在美國科技資源配置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因此，認為美國大學大部分是以個人興趣來開展科研的觀點是不準確的，對美國的具體做法要實事求是地進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和更加深刻的思考，要區別不同的國情和發展階段，慎重借鑒。

　　最後，大學治理要從國家(部門)、學校、個人三個層麵進行分析，檢驗改革、創新的相關政策措施是否有效，主要看這些政策和措施是否有利於科研人員靜下心來，潛心學問，做出真創新、真貢獻。改革一定要衝著問題去，抓主要問題，不能求全。

　　(二)辨明高校科研職責使命的作用

　　科研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是多方麵的，既是高校的基本職能之一，也是培養人才的重要方式，更是當前國家科技創新的重要組成部分。高水平科研是一流大學的顯著特征、一流學科的重要支撐以及一流人才培養的根本保障。“現代大學，僅僅依靠課堂教學是不可能培養出高層次、高素質的創造型人才的，”“強調科研創新與人才培養相結合是大學的優勢和特色。”因此，要確立科研在大學發展中的特殊重要地位，處理好科研與教學、科研與教師隊伍建設、科研與學科建設的關係。

　　首先，科研促進教學水平的提升。科研對教學效果產生直接影響，這也是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最大的區別。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有兩道工序，第一道工序是課堂教學，第二道工序是科研實踐實訓。真正的“大家”給學生講課的效果和普通教師是不一樣的，他們深入淺出、融會貫通，把教材變薄，將知識係統化、集成化、綜合化，“大學教學不是一個簡單的經驗和方法問題，需要深厚的學術功底做支撐”。

　　其次，科研影響教師隊伍的建設。“高水平教師隊伍需要在重大科技攻關任務中鍛煉、造就”，科研創新能力對於提高大學教師的教學水平、業務能力和綜合素質至關重要，沒有一流的科研，就不會有一流的教師，更不可能有一流的學科；而沒有一流的學科，就不可能擁有一流的大學。並且，高校教師的科研興趣一定要與國家需求相一致，“加強有組織科研是在更好發揮自由探索優勢和特色的基礎上，更加強化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把加強有組織科研與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結合”，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作出新貢獻。

　　最後，科研關係到學科建設的成效。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麵，一是科學研究產出成果，二是科學研究培養人才。具體而言，培養的人才有兩類，一類是教師，一類是學生。可見，科研能有力支撐學科、大學上水平，“一流學科要能持續產出一流的成果，擁有一流大師。一流大師隻能伴隨著一流成果的產出而被學術界承認，人才和成果是相伴隨而生的。”因此，要從大局和本質規律出發，客觀理性看待科研與學科建設的內在關係，找準著力點和突破口，高質量推進學科建設和大學發展。

二、辯證分析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成績與問題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麵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機製改革，加強國家技術轉移體係建設”。要肯定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取得的成績，同時正視其存在的問題。

　　(一)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取得的成績

　　縱向來看，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率不斷提升，且增長較快。科技部、財政部《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顯示，近年來，高校通過各種方式轉化科技成果的數量持續增加。2022年，高校以轉讓、許可、作價投資和技術開發、谘詢、服務6種方式轉化科技成果總合同項數為562882項，合同金額為1776.6億元，分別為2018年的49.8倍和10.02倍。同時，根據《高等學校科技統計資料彙編》統計，近5年，高校專利轉讓及許可合同數量從6000餘項增長到21000餘項，轉化金額從33.9億元增長到110.1億元。

　　可見，高校既是助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科技成果轉化重要的供給側，“它本身不能直接將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隻有將科技成果轉化到企業中，運用到生產生活上，才能體現成果價值”。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核心是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將高校基礎研究的優勢、技術創新積累與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有機結合，實現優勢互補，突破產業發展的技術瓶頸，“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二)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中存在的問題

　　1. 重視程度需要加強。在科技體係中，目前我們對科技成果轉化的認識和重視程度不夠。在科技工作布局方麵，科技成果轉化往往也是放在最後。從創新鏈條上看，成果轉化運用在源頭就要納入布局進行考慮，不能等成果出來後再去考慮轉化的問題。在布局科技創新時，要按照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要求，一開始就謀劃成果的轉化。我們對科技成果轉化的重視程度，從機構設置、人員配置，到專業機構、專業人才隊伍建設等都有待進一步提升。

　　2. 指導思想有待調整。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指導思想和重心需要調整。近年來，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工作重心都放在激勵政策措施的製定上，激勵機製過於強調物質獎勵，這樣引導可能會造成科研人員的急功近利和站位不高。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麵，激勵措施是外因，我們更要關注內因，即成果本身。現在科技成果轉化率低，主要是不少成果本身有問題。評價成果是否有用，不是單純看技術指標或科學指標，而是看其是否滿足市場需求，是否適銷對路。有市場需求的成果，就是好成果。簡言之，科技成果轉化要重視內因，要在抓成果質量和有效性上發力，從源頭做起。因此，高校首先要做出改變，把科研題目和成果由“從書本中來，到書本中去”的模式轉變成“從生產實踐中來，到生產實踐中去”的模式。堅持市場需求、問題導向，把財政的科研經費、企業的橫向科研經費，都變成有用的科技成果，變成產品和商品，變成回報納稅人更多的利稅，而不是隻把科研經費變成“紙”。

　　3. 專利製度亟待改進。近年來，我們的激勵措施非常優厚，尤其是高校對教師科技成果轉化的支持力度非常大。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高校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依然偏低，在四支戰略科技力量中，與科研院所、企業、國家實驗室體係相比，高校的科技成果轉化率是最低的，僅為17%左右，專利產業化率也隻有3.9%。究其原因，一是極少數成果還沒有出來就被企業關注了，沒有再進入科技成果轉化的流程；二是部分具有價值的成果，教師知道有用，自行就轉化了，沒有納入轉化率的計算；三是大量在高校登記的成果，大多是“為了成果而成果，為了專利而專利。”並且，教師個人不用承擔專利的申請費和維護費，也造成了專利申請量存在較大的“泡沫”。

　　4. 產學研合作仍需深化。要明確產教融合和產學研合作的區別。產教融合最先是從職業教育人才培養的角度提出來的，現在已經擴大到高等教育領域。產教融合要求專業設置、課程內容、師資隊伍等和產業發展緊密結合，特別是新興產業的出現，需要及時的人才支撐。具體而言：首先，課程內容應符合產業第一線的需要，高校要針對產業需要的人才必須掌握的知識和具備的能力，開展課程教學；其次，企業和高校要共建一支“雙師型”的教師隊伍，且學校的教師要到企業工作半年以上；最後，學習場景應該多樣化，學生不僅在學校學習，還要到企業實習實踐。

　　產學研合作是從應用研究，特別是技術創新和成果轉化的角度提出來的，主要目的是促進產業發展，比產教融合的概念更為廣泛，和企業的合作也更加有效，因此企業也更容易接受。現在部分企業不願和高校產教融合，將其視為負擔，甚至還有企業不願意接收學生實習。麵對上述情況，高校如果用產學研合作的方式幫助企業解決生產中的技術問題，將學生變成課題組成員，企業會非常樂意開展合作，學生也會在更真實的科研生產實踐中得到鍛煉。可見，高校要轉變對產學研合作的認識，不能老算經濟賬，得算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的大賬，產學研合作也不能隻是衝著企業的資源去，而是去發展新質生產力，促進產業迭代升級。一方麵，到企業做課題，教師得到了鍛煉，做出了成果，有的成果還可以發表論文、申請專利、申報獎項；另一方麵，學生通過產學研合作提升了創新創造能力和綜合素質。通過產出成果、培養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就促進了學科建設和學校發展。同時，企業也會肯定高校的參與和付出，高校不僅會獲得企業支持、辦學資源，而且會在企業中樹立良好的形象，也實現了真正的產教融合。

　　5. 中介機構專業化水平尚待提升。目前，我國專業化的中介服務機構偏少，現有的中介機構工作人員的專業化水平也偏低。真正開展科技成果轉化推廣的中介服務機構，需要技術經理人等複合型、專業化人才的支撐，不僅需要熟悉科技創新，還得了解產業、市場和營銷策略。可見，技術經理人應當是一個帥才，至少是個將才，既要有相關專業背景，還要具有戰略眼光、市場判斷能力以及良好的組織協調能力。簡言之，現有中介機構的專業化水平有待提高，關鍵是缺少這樣專業化的技術經理人才。

　三、深化產學研合作改革，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

　　《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麵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優化重大科技創新組織機製，統籌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推動科技創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隊伍體係化、建製化、協同化”。要通過深化產學研合作改革，加強高校有組織科研來解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中存在的問題，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

　　(一)以有組織科研為抓手，培養高水平人才

　　有組織科研是高校科技創新實現建製化、成體係服務國家和區域戰略需求的重要形式。高校要以有組織科研為抓手，培養高水平人才，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帶動科研評價機製改革、資源配置方式變化和科研組織模式變革，最大限度釋放人才活力、激發創新潛力、提升創新效能，推動新時代高校科技創新取得更大成效。”

　　首先，從概念來看，有組織科研是按照國家需求，組織團隊開展科技攻關，區別於散兵遊勇和小課題組。嚴格地講，有組織科研和自由探索沒有本質區別，是“兩條腿”走路的關係，因為原來有組織科研太少了，因此，當前是在強化自由探索的基礎之上，加強有組織科研。同時，有組織科研更加強化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注重服務於國家需求。一定意義上說，有家國情懷的科學家，一定是注重國家需求和國家利益的。如果科學家的興趣是真問題，那與國家需要一定是吻合的。

　　其次，從組織實施來看，有組織科研涉及的問題更大更複雜，組織的邊界可能更大，跨學院、跨學科是常態，有時甚至會跨學校和跨行業。

　　再次，從服務對象來看，有組織科研的國家需求，包括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地方政府、行業產業需求，其中，行業產業的需求就是企業需求，企業需求包括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需要。這樣一來，各類學校、各類團隊、課題組都能找到自己科研的目標，培養出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人才。

　　最後，從實施效果來看，有組織科研要爭取產出重大原創成果，解決行業產業關鍵共性技術和核心技術。當前要突破美西方的“小院高牆”圍堵，解決產業“卡脖子”技術問題。隻有產出捅破天的成果，才能培養出能捅破天的人。

　　(二)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新質生產力

　　2023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考察期間強調，“在推進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上同時發力”。這要求高校，尤其是“雙一流”建設高校的科技工作以市場需求為導向，以解決行業產業實際問題為目標，重視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的深度融合，把“落地轉化”作為重點，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為新質生產力。“具體而言，基礎研究要看有什麼重大原創性發現和突破，技術創新要看究竟為國家、為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為產業發展解決了什麼問題。今後檢驗高校科技創新最重要的指標，就是為國家解決了多少問題，做成了多少事。”

　　一方麵，政府要做好科技金融這篇文章，“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製，加強對國家重大科技任務和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引導金融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國有資產管理也可進一步簡化程序，尤其應規範從非經營性資產轉到經營性資產的流程。另一方麵，高校要抓源頭、抓立項、抓落地，強化企業主導的產學研合作。隻要是校企合作，就要堅持企業出題，企業主導，其合作成果直接就可以轉化了。科技成果若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服務支撐產業高質量發展，那它就是新質生產力。當前，很多服務業也需要科技的支撐，所以，科技成果轉化不僅要支持實體經濟發展，也要支撐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要與行業產業發展緊密聯係起來。簡言之，真正的科技成果轉化，一定會對發展新質生產力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形成強大的支撐。

　　(三)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優化專利製度

　　現在我國專利數量巨大，遠超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但我國產業發展水平總體仍處於中低端，在關鍵核心技術方麵，甚至處處麵臨“卡脖子”的情況，這本身是不符合邏輯的。因此，要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優化專利製度，助力高校科技成果轉化。

　　首先，改革專利評價導向因素，明確專利的作用是知識產權保護和支撐產業升級、解決關鍵技術問題，而不是追求專利數量。當前，一些政策規定，如高新區、高新技術企業等的認定或評定，個人評定職稱或申請學位等，都對其擁有的專利數量有規定的指標，這些政策規定是否對專利的數量、質量及其轉化實施帶來了不良影響，應該引起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高度關注。因為這些政策規定會造成很多無用的專利，甚至對科技成果轉化產生負作用。同時，知識產權管理部門應提高專利審查授權技術門檻，管理理念也應由過分看重專利數量轉變為追求專利的質量和專利轉化實施產生的價值，還要明確對專利的獎勵隻能來自它自己產生的價值和創造的收益。

　　其次，高校建立專利申請前的評估製度。不是評估專利的技術，而是請產業的人來評估專利的有用性或潛在的應用價值。若評估結果顯示專利基本沒用，就讓教師個人拿走，自己決定是否申請專利，且申請費、維護費都不能用財政經費。之後這個專利若轉化了，請教師告知學校，從而幫助學校對之前評估結果的準確性做出判斷和反思。若評估結果顯示專利有用，再支持教師申請專利。具體的申請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教師個人申請、自己推廣，專利轉化教師獲得的收益較大；另一種是請學校技術轉移辦公室幫忙申請和推廣，教師獲得的收益要較小一些。

　　再次，教師個人在專利申請中要承擔一定的責任，至少應承擔專利申請費和維護費的1/3，而且經費不能從財政經費和課題經費支出。教師承擔的費用可以作為投資，專利轉化產生收益後可以加倍返還。當教師個人要承擔相應的經費時，他一定會考量專利的有效性和轉化的可能性，要讓教師自己把好關。

　　最後，學校財政可拿出經費成立一個支持教師申請、維護專利的專項，規範專利的申請和知識產權的管理。隨著專利價值的不斷產生，邏輯上這個專項應該越做越大。若結果是專項的經費很快就花完了，又找學校要支持，那麼，這個專項的運維部門的工作就有問題了，由此學校也就找到了提高專利工作效能的抓手。

　　(四)以創新文化為引導，改進激勵機製

　　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應引領社會的風氣，尤其是“雙一流”建設高校，要起到帶頭作用。因此，應改進激勵製度，淡化物質激勵，倡導新的價值追求、科研追求，打造新的創新生態和創新文化。

　　首先，改進人才評價激勵製度。在進入並跑甚至追求領跑的階段，高校教師應該靜下心來，潛心學問，做真學問、真貢獻。如果所有的人做科研都是衝著“人才帽子”去的，而“人才帽子”又設置了那麼多的台階，每級台階都賦予了優厚物質待遇甚至特權，規定了科研成果的數量指標，還有年齡限製，教師怎麼可能不急功近利、不內卷？因此，國家一些重要領域急需解決的重大問題，特別是“硬骨頭”就難以被攻破。年輕人進入學術領域，應該瞄準一個遠大目標，踏踏實實，不管風吹浪打，長期持續探索，力爭一輩子幹成一件對國家、民族有用的事情。人才唯“帽子”要不要破除應該引起相關部門注意，相關部門也應該勇敢擔當作為。人才評價製度要切實減少一些“帽子”，應當真正回歸學術榮譽，回歸學術本位，淡化物質激勵，取消不必要不相關的特權。同時，人才管理機製也要真改革，既要充分信任教師，又不能總是調動或利誘教師，能讓教師靜下心來，紮紮實實做學問、教書育人的政策就是好政策。教師自己也要自律自強，提升職業素養和職業道德，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和這份職業身份。

　　其次，改革獎勵製度。一個國家真正發達，一定要引導高校教師樹立正確的世界觀、價值觀，厚植家國情懷，至誠報國，不可能永遠靠獎勵製度。當前，國家科技獎勵製度已經進行了改革，應該科學理性地評估改革成效，是否還有尚未改到的深層次問題，是否符合設置國家科技獎勵製度的初衷，應該多聽一線科研人員，特別是話語權不大的青年人的意見。

　　最後，減少評估。各種評估考核在持續不斷地影響甚至幹擾高校的決策和學校的建設發展。評估或評價考核現在成了一個行當、一個產業。很多政府部門出台的“工程”或“計劃”或者“行動”還沒開始行動，相關的評估就在醞釀，相關的機構就蠢蠢欲動，因而不少高校不是考慮如何紮紮實實地實施“工程”或“計劃”，而是琢磨如何對付上麵的評估考核，本末倒置。所以，人才、學科或學校、學院的評估至少不能像現在這樣做了，否則破“五唯”難以落實，必然會出現唯數量、追指標甚至唯排名的現象。

四、強化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

　　近年來，企業在創新體係建設中的作用日益凸顯。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2024年6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科技大會、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兩院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要引導企業與高校、科研機構密切合作，麵向產業需求共同凝練科技問題、聯合開展科研攻關、協同培養科技人才，推動企業主導的產學研融通創新。”2024年7月，《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全麵深化改革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建立培育壯大科技領軍企業機製，加強企業主導的產學研深度融合。”這些表述充分體現了隻有企業成為創新主體，強化企業主導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才能有效提升企業的國際核心競爭力，推動產業高質量發展，有效支撐科技強國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

　　(一)強化企業的主體地位

　　工業4.0時代，技術創新迭代加快，發現即發明、發明即應用的趨勢日益明顯。企業應重視科學技術的革命性突破，明確“科技創新是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也是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根本靠科技；破解供應鏈產業鏈受製於人的問題，關鍵在科技；提振企業發展信心，離不開科技。”因此，企業應充分認識科技創新對企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性，深刻認識與高校密切合作協同創新對企業成為創新主體的重要性。中國的企業要真正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還有一個過程，要堅持產學研深度合作，高校要肩負幫助企業逐漸成為創新主體的社會責任。企業要循序漸進，首先成為科技創新投資的主體，接著成為成果運用的主體，最後真正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

　　(二)建立合作共贏的利益機製

　　校企合作的核心是建立互利共贏的利益機製，隻有雙方或者多方合作共贏才能長久。否則，即使勉強實現了共贏，也隻是湊合一段；一方贏得多，一方贏得少，合作就不可持續。雙方必須是公平的、真正做到了互利共贏，才能持續下去。可采取以下兩種途徑建立科技成果轉化的校企合作利益機製：其一，企業出題，高校揭榜掛帥，與企業聯合攻關，高校企業派教師和技術人員參與，這樣的科技創新容易成功，科技成果易於轉化；其二，高校教師在開展基礎研究中產生的新思想、新概念及時與企業總經理和總工溝通，如果企業覺得這個想法有價值，企業會迅速投資進行聯合研發，進行成果轉化。這樣一來，在校企合作的過程中，老師的創新更加有針對性，凸顯了高校的科技創新貢獻，學生也有更多機會進入企業參與解決實際問題。學生通過鍛煉，學到了真實本領，也有助於就業，有利於高校與企業形成長期有效的互利合作，實現共贏。

　　(三)高校改變科技成果轉化策略

　　其一，教師在科技成果轉化中，要敢於擔當、敢於負責，隻要確保轉化是出於公心、沒有私利，就應該大張旗鼓地開展校企合作。其二，科技成果轉化不宜做“一錘子買賣”，一次性直接轉讓成果，企業風險大、難以下決心。目前高校科技成果的公信力還有待提升。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應該更多倡導普通許可，這樣企業的成本風險小，容易做出決策。高校的技術也做到“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裏”，避免因為一些不確定的原因導致好的技術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其三，“允許科技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權”。普通許可也不主張一次性結清許可費，而是提倡基本許可費加產品銷售提成的模式。這樣一來，降低了基本許可費，企業更容易接受。同時，銷售提成可以保障老師獲得長期持續收入，賣一個產品就有一次收入，也減輕了老師對自己成果估價不準的擔憂。

　　(四)政府設置產學研合作專項，支持引導有組織的校企合作

　　政府設置的產學研合作專項主要資助兩類課題。其一，企業想做、但還沒有開始做的項目，政府要盡可能盡快支持立項。企業之所以出題是因為它做不了，而且這種題目往往單靠高校或科研院所也無法完成，一定得校企合作才能完成。高校利用中上遊的優勢，特別是基礎研究的積累，企業利用中下遊的優勢，組建聯合團隊共同開展研究，而不是高校在中上遊做完了再交給企業去做中下遊的開發。這就要求企業工程師一開始就介入到合作之中，便於企業技術人員及早給高校提供建議，等到成果需要往下走的時候，也更易接續轉化。其二，企業出題、企業已經出資在做的校企合作項目，政府可直接立項支持。也就是說，企業是出題人，答題人則包括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高校要與企業強化協同創新，把高校特色與企業主導更好結合起來，實現優勢互補”，聯合攻克產業“卡脖子”技術，提高科技成果轉化率，同時提升企業的國際核心競爭力。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必須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製機製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製，提升國家創新體係整體效能。”這要求一流大學通過科技創新和成果轉化來提供強大的支撐。真正的一流大學，是每個學校都有自己的做法和特色，特別是有實實在在的顯著的創新貢獻。高校的科技創新一定要和實體經濟和相關產業發展聯係起來，和新質生產力的發展緊密結合。一是要讓科研人員靜下心來，潛心學問，做真學問、真貢獻；二是要強化落地轉化，這是檢驗究竟是不是真學問、真貢獻的實際舉措。

　　【雷朝滋，中國產學研合作促進會常務副會長、研究員；劉　怡，通訊作者，西北工業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