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智能化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和教育變革，特別是以Sora、ChatGPT等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術在重塑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同時，也給高等教育學科體係、知識結構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以數字化技術、人工智能技術賦能一流大學發展越來越成為全球高等教育領域的共識。黨的二十大作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戰略部署，將教育數字化作為建設數字中國、實現強國建設的重要內容，教育部也大力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賦予了一流大學新的戰略使命。麵向未來，以數字化賦能高等教育的理念變革、思想變革、方法變革、實踐變革，推動高等教育的學習革命和質量革命，必將為一流大學尋找和構築後發優勢提供可能性和突破口。

一、高等教育的後發優勢

　　從“後發優勢”的理論發展脈絡來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早在19世紀70年代就初步論及了這一思想。而後發優勢作為一種具有明確問題意識和研究對象的理論假說，是美國著名經濟史學家亞曆山大·格申克龍(Alexander Gerchenkron)在《經濟落後的曆史回顧》一文中最早提出的，他在對19世紀德國、意大利、俄國等相對落後國家的工業化過程進行經驗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後發優勢”(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並認為一個國家在實行工業化的初始時期，相對落後程度越高，其後的增長速度就越快，這種特殊的益處是與其經濟落後性共生的。美國著名社會學家列維(Levy)從現代化的角度將“後發優勢”理論進一步具體化、學理化，提出後發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後發優勢主要體現為其可以借鑒和利用先發國的技術、設備、資金、組織架構等發展資源，更為全麵豐富地認識現代化。在此基礎上，阿伯拉莫維茨(Abramovitz)提出了“追趕假說”，即一國經濟發展的初始水平與其經濟增長速度呈反向關係。伯利茲(Brezis)和克魯格曼(Krugman)提出的“蛙跳”(Leap-flogging)模型認為，後發國通過更好地把握新技術、新機會，有可能在較短的時間內趕上甚至超過先進國家，先進國家的技術水平可能會因為技術慣性而被鎖定在某一範圍內。國內學者對這一理論的研究以林毅夫為代表，他基於後發國家經濟發展與技術引進的正向關係，強調要建立適應經濟基礎變動的創新製度，以此充分發揮技術上的後發優勢，推動現代化發展。盡管學者們對於後發優勢理論的闡發各有側重，但毋庸置疑的是，後發優勢理論敏銳覺察到後發國家的發展勢能，並深刻闡明了其實現跳躍式發展的可能形態與內在機理。

　　後發優勢作為一種態勢理論，也為認識和推進高等教育改革發展提供了基本思路。有學者揭示了教育遲發展的正麵效應，即教育現代化起步較晚的國家可以借鑒先行者的教育觀念、管理體製、學製係統、課程結構、教育技術手段等，從而少走彎路、少犯錯誤。具體來講，高等教育的後發優勢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發展意識上的後發優勢。一方麵，後發國對高等教育發展規律的認識比先發國在開始發展高等教育時的認識更為深刻和豐富。在歐洲中世紀，早期大學萌芽於深厚的宗教人文土壤。但隨著歐洲教會和政府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早期大學以宗教人文為基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在此背景下，德國古典哲學家們追求“科學、自由合理的精神世界”的思想映入近代大學發展，經由洪堡將相關理念集成，並貫穿於洪堡大學的辦學實踐。根據洪堡的理念，現代大學應該是“知識的總和”，教學與研究同時在大學內進行，強調大學以“知識及學術為最終的目的，而非實務的人才培養”。此後，洪堡大學在自然科學等方麵達到了強勢領先歐洲的地位，對比巴黎大學等名校逐漸形成了顯著的後發優勢，成為“現代大學之母”，進而帶動了德國大學群體性的崛起。另一方麵，後發國在國際競爭壓力和國家發展需求的雙重驅動下，會形成一種強烈的趕超意識，從而使其發展的原動力被最大限度地激活。日本是趕超型教育現代化的代表國家，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僅用30年時間就完成了由封建傳統教育向現代教育的轉變，二戰後迅速重建並發展了高等教育體係，到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3%，從2001年到2021年間連續增加了19位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得主，打造了教育現代化以及一流大學建設後發趕超的日本模式。

　　二是資源網絡上的後發優勢。後發國高等教育可以充分利用先發國高等教育的溢出效應，通過教育和科研合作，獲得高水平人才、優質課程體係、先進科學技術等科教資源，進而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趕超。以印度理工學院為例，該校積極與麻省理工學院等世界頂尖學府建立合作關係，引入先進的知識體係和實驗技術，建立教師互訪、學生交換、聯合研究計劃等，迅速躋身全球頂尖學府行列，甚至被稱為世界最難考的大學。再如，新加坡政府通過設立國際校區、吸引國際知名大學設立海外分校等方式，為本國凝聚了大量高水平人才和優質教育資源。同時，新加坡還積極引進國際先進的課程體係和教學方法，從STEM教育到人文社科，從創新創業到領導力培養，新加坡的高等教育機構不斷吸收和融合全球最前沿的教育理念與實踐經驗，致力於為學生提供多元化、高質量的學習體驗。這些舉措使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在短時間內實現了質的飛躍，培養出大量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高素質人才，為新加坡經濟社會的蓬勃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支持。

　　三是製度創新上的後發優勢。縱觀世界高等教育的發展史，形成一種行之有效的教育製度和管理經驗，通常需要一定的時間成本和創新成本，而後發國可以跳躍先發國高等教育的一些迂回摸索階段，在學習模仿與自主創新的平衡中，以更低的試錯成本和更高的發展起點謀劃本國的高等教育現代化之路。拉美高等教育一體化建設正是借助製度後發優勢推進教育現代化轉型的典型案例。基於區域內各國間教育政策製度零散、教育質量參差不齊的發展困境，1996年拉美各國代表在哈瓦那會議上提出改變地區高等教育現狀的籲求。為此，聯合國參照歐盟高等教育一體化的製度模式與“伊拉斯謨計劃”建設經驗，成立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國際高等教育研究所，通過搭建信息交流共享平台、暢通高等教育質量認證網絡、實施多文化和跨文化項目等方式，有效提升了拉美地區教育發展水平。美國大學製度最初深受英國古典教育的影響，直到吉爾曼(Gilman)創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將柏林大學“研究與教學合一”的精神引入美國，並通過創立研究生院的方式落實這一理念，美國大學才走上研究型大學的發展軌道。此後，美國贈地學院將德國的講座製轉化成更為靈活寬鬆的學係結構，使得大學教學科研更具民主性與合作性。正是基於製度模仿與本土化改造所形成的後發優勢，才造就了美國大學的雄厚教育實力與世界一流地位。

　　當然，對後發國高等教育後發優勢的強調並不是回避或否認其也伴隨著依附發展、鍾擺困境、人才陷阱等挑戰與衝突。事實上，隻有深入分析高等教育後發優勢從何而來的內在邏輯、因何而立的作用機理，我們才能更加全麵客觀地把握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之間的對立統一關係，從而在把握時機和抓住機遇中，從後發劣勢中挖掘發展潛力，將後發優勢轉化為發展勝勢，推動高等教育更好更快發展。

二、數字化賦能中國一流大學建設後發優勢的學理分析

　　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人民大學時強調：“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不能跟在別人後麵依樣畫葫蘆，簡單以國外大學作為標準和模式，而是要紮根中國大地，走出一條新路。”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實質就是尋找和構築後發優勢的過程。我國建設一流大學既要順應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要在製度、組織、社會、文化等方麵展現鮮明的中國特色，並從中尋找、積蓄和構築後發優勢，走出跨越式發展的新路。

　　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首先要把握世界一流大學興起的驅動力量和發展的基本規律。縱觀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治學曆程，早期大學是在宗教和人文知識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意大利博洛尼亞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為代表，神學、哲學、法學等人文知識的傳承與傳播推動了近代意義上大學的興起。教學科研並舉則催發了近代一流大學的誕生，以柏林洪堡大學等為代表，強調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並重，在大學發展史上引起了革命性變革，歐美研究型大學成批湧現並引領潮流。強勁的社會需求驅動了現代一流大學的崛起，以威斯康星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為代表，在強大社會需求牽引下，在短期內獲取大量社會資源並建立聲譽影響，使一批應用型大學迅速崛起。而新的發展趨勢是，世界一流大學通過創新創業的互動引領社會，比如斯坦福大學等通過前沿科學、高新技術賦能創新創業，在支撐國家和區域發展中實現了快速發展。可見，不同時代的革命性力量驅動了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大學能否與前沿科技、新興產業緊密互動已經成為一流大學建設得失成敗的關鍵因素。

　　當前，人類的科技與知識傳承創新範式經曆著前所未有的重大變革，特別是隨著人工智能等數字化技術的迅猛發展，以AI驅動為核心特征的新範式——AI for Science正在崛起，並推動科學研究實現新的範式革命。現代科學儀器的快速發展如冷凍電鏡、量子測量儀器等極大地拓寬了科學家的感知能力，引領了感知革命。未來，人工智能大模型支撐的大科學裝置將進一步拓展人類的大腦，在優化認知方式、提升認知效能上帶來革命性變化，進而引領科研範式進入全新的認知革命時代。這可能為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提供發揮、提升與擴大後發優勢的曆史性機遇和革命性動能。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教育數字化是我國開辟教育發展新賽道和塑造教育發展新優勢的重要突破口”。在數字化方麵，我國一流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處於接近的起跑線，可以通過數字化改革，發揮數字技術跨領域、跨時空、跨層級、跨係統的特點，強化製度與組織、社會與生態、文化與學統等方麵後發優勢的持續擴散和增值效應，為中國一流大學建設加快積累躍遷發展、後發趕超的強勁勢能。

　　首先，數字化賦能一流大學的組織與製度優勢。我國從建立現代大學之初，先後學習和借鑒了日本、德國、美國等國的大學製度體係，在持續推進實踐探索和製度創新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大學製度——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製。就內部治理結構而言，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為校長主導的行政權力、教授治學的學術權力、師生參與的民主權利之協調運行確立了領導體製。就製度執行而言，中國大學通過民主集中製的組織原則形成科學、高效、民主的決策執行體係，以依法治教、依法辦學和依法治校為主線，促進大學的製度化、規範化、法治化發展。堅持黨的全麵領導，保證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始終沿著正確的政治方向，始終圍繞服務中國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心任務，不斷增強我國後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使命意識和組織能力。而數字化改革能以技術的整體性支撐、要素的全方位嵌入和功能的變革性疊加，有效夯實和集成放大一流大學建設的組織與製度優勢。具體來說，數據要素和數字技術具有交互流動、場景延伸和無縫整合的特點，因而其可以突破空間局限與層級壁壘，使黨的全麵領導縱到底、橫到邊、全覆蓋，塑造上下貫通的工作場景，更有效發揮黨組織的政治把關和引領作用。同時，大數據、雲計算等技術手段的運用，能交叉關聯和深入分析全過程數據要素，以可視化與透明化的方式來客觀評價權力運行是否合法合規、決策治理是否科學精準，並有效跟蹤分析和智能研判潛在的風險挑戰，以先進技術手段推動管理係統的重塑和業務流程的優化，促進大學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從而保障黨建統領的大學整體智治不斷鞏固和強化製度與組織優勢。

　　其次，數字化賦能一流大學的社會與生態優勢。在後發國追趕先發國的階段，有為政府的合理主導和集中調控能保證政策方向和布局建設的一以貫之，顯著提升資源投入與配置的效率，最大程度地調動社會力量，為大學的跨越發展提供良好生態環境。在國家力量驅動的新型舉國體製下，中國高等學校形成了按區域設置的基本布局，以及用重點建設帶動整體發展的總體戰略，特別是隨著“211”“985”“雙一流”三大重點建設工程的接續實施和重點投入，為中國一流大學群體性崛起提供了強大動力。同時，我國地方政府高度重視科教事業，積極參與部省共建或部省合建一流大學，紛紛出台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支持計劃，提供培養集聚全球頂尖人才的政策和高能級平台，形成一流大學與區域創新互動融合的卓越生態。截至2024年7月，在ESI總排名中我國內地有9所大學進入全球前100位、5所大學躋身全球前50位，這種後發趕超的成績應該說得益於國家和社會的全方位支持。數字創新生態係統理論認為，數字化與科技創新的深度融合已成為引爆創新要素和創新模式變革的核心力量，能夠有效降低創新活動不確定性，促進創新生態係統的融合與生成，提升係統創新資源整合能力和創新知識積累及擴散速度，並通過創新主體間價值共創模式激發創新活力。無論是國家創新體係還是區域創新體係，一流大學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運用數字化技術手段，可以實現一體統籌教育、科技、人才並進行大數據分析，精確繪製產業地圖、學科地圖、人才地圖，精準匹配高等教育發展和社會經濟需求，高效鏈接彙聚創新生態係統的各類主體和要素資源，形成拔尖創新人才和高水平成果不斷湧現的卓越生態，進而為生態係統中作為核心力量的一流大學提供強大支撐和積蓄後發優勢。

　　最後，數字化賦能一流大學的文化與學統優勢。作為舶來品的現代大學，在中國不過百餘年的曆史，其發軔與前行都離不開文化與學統的內在支撐。博大精深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賡續紅色血脈的革命文化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繪就了中國大學的鮮明文化底色，對世界文明兼收並蓄和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是中國大學的基本文化態度，打造具有辨識度的物質文化、製度文化、精神文化等係列成果是中國大學的文化創新使命。“尊德性而道問學”是我國大學的傳統，即“大學的理想首先是追求德性的彰顯，在此基礎上格物致知、執道問學，從而實現更強調價值理性的人文精神和更強調工具理性的科學精神的統一”。這些珍貴的文化資源與治學傳統滲透於大學教學、科研、管理和服務的方方麵麵，最終積澱為中國大學最深層的價值追求與最持久的發展動力，並將塑造中國大學避開模仿陷阱、隔離心理依附的堅強定力。而數字化與大學精神文化的結合，並不是要以技術理性取代價值理性，或是將算法邏輯作為評判文化主體、客體、內核和方法的唯一標準，而是要堅守大學文化內隱的精神道統，以時代性的數字思維和創新性的數字技術優化大學文化建設的理念、內容、形式和產品，在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中獲得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文化自信。同時，借助數字化傳播渠道和方法途徑，以國內外受眾喜聞樂見、易於接受的話語內容和敘事方式，講好中國大學文化故事，也將更好地促進一流大學豐富文化場域和展現文化魅力。

三、數字化賦能中國一流大學建設後發優勢的浙大實踐

　　因應數字時代，推動教育革新，是擺在各個國家麵前的重要課題和發展機遇。作為塑造認知、拓展認知、轉換認知的前沿陣地，中國大學應積極利用數字化技術推動認知革命，積極在教育、科研、治理模式變革和係統重塑中實現跨越趕超。近年來，浙江大學將數字化改革作為辦學實踐重要舉措，全方位提升人才培養的質效、科研創新的活力、文化傳承創新的深度以及大學智治的水平，為中國大學以更大的後發優勢邁向世界一流大學前列提供浙大智慧與浙大方案。

　　第一，以數字化改革轉變教育認知，推動人才培養模式轉型。通過深入實施數字化改革，促進教育領域認知範式的轉變，以學生成長為中心重構和優化知識體係，充分尊重並滿足學生個性化的認知需求。同時，確保教育過程緊密對接學科專業的最新研究成果、產業發展的實際需求以及人才培養目標，推動教育質量的全麵提升和人才培養模式的創新迭代。一是支持學生個性化學習需要。通過構建豐富多維知識圖譜，支撐動態分析學習數據、可視化呈現熱詞標簽、智能關聯教學資源，建設了知識圖譜2000餘萬條，覆蓋全校所有學科課程，有效地激發了學生開展個性化學習的積極性，有力支撐了學生素養能力的提升。二是構建“以學生成長為中心”的學習模式。構建數智驅動的“以學生成長為中心”的全鏈路一體化教學支撐體係，運用數智化技術、思維、認知，提出以知識圖譜為核心，貫通智慧教室、數智平台以及雲服務的“K-CPS”教學創新技術框架模型，推進多模態融合教學、教學無邊界觸達、教學評價多元智能等，努力實現全過程、交互式課程管理服務，在響應學生同時異地、異時異地學習需要方麵作了一些係統探索。三是打造新型教學空間。采用人臉識別、手寫識別、環境傳感、大數據分析、多屏聯動、教師駕駛艙、多平台互動等智能技術，打造講授型、研討型、創新型等智慧教學空間800餘間。建設“學在浙大”承載在線課程5萬餘門次，整合招生、教務、教學、思政、就業等平台，實現業務一體化。並在“學在浙大”基礎上，融合元宇宙、同聲傳譯、AI筆記等智能技術，貫穿從招生、入學、課程、教學到評價全鏈路，建成聯接全球高校的跨場景、多功能、一站式全英文暑校係統。融通中外優質師資，數智驅動萬人同屏跨域教學、打造數字化改革國際辦學新樣板。

　　第二，以數字化改革提升科研效能，驅動科學研究範式變革。當前，人工智能作為從計算機科學中分離出來的橫斷學科，正在向幾乎所有學科領域滲透，進而以彙聚融合方式催生新的前沿學科和創新成果。基於AI大模型的科研模式呈現出新的組織形態，給學科專家使用人工智能開展科學研究帶來革命性契機，使規模化、智能化解決問題成為可能。浙江大學作為中國最早研究人工智能的高校之一，也是最早關注並實踐學科會聚發展模式的高校。近年來，學校前瞻謀劃“AI+X”會聚型學科戰略布局，啟動實施麵向2030的學科會聚研究計劃，規劃了腦科學與人工智能、精準醫學、農業設計育種、新物質創製、智慧海洋等會聚型學科領域，構築了引領AI for Science的豐富場景和前沿方向。在此基礎上，學校通過部署AI for Science研究新範式，賦能跨學科交叉研究，極大提升科研效率和創新能力。如通過AI+材料合成新範式，研製出了多肽物質抗菌性預測模型，推動實驗驗證次數從393萬次降低到了77次，實現了新型抗菌高分子材料發現的新突破。通過AI+醫療新範式，構建了已知全球規模最大的角膜病數據庫，成功研製角膜病圖像智能診斷係統和智能裂隙燈醫療儀器，實現人工智能算法超越了96%的醫生水平，診斷準確率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近40%。通過AI+農業新範式，研發了國際上首款棉花液相育種芯片“浙大棉芯1號”，構建了基於人工智能的高效全基因組選擇育種體係，打造了世界首個棉花精準設計育種平台。同時，基於AI大模型的科研模式呈現出新的組織形態，學校加快構建基於AI大模型的科研組織新模式，推動科研組織形式從“作坊模式”向“平台模式”轉變，促進科研效能的數量級提升。學校還發起“西湖之光”算力聯盟，聯合政府、高校和產業生態共同打造協同、開放、共享的算力服務運營平台，支撐領域大模型，構建AI賦能科研創新的生態係統，推動實現高校有組織科研、地方產業數字化持續升級的算力整體智治體係，賦能科研創新和產業孵化。

　　第三，以數字化改革實現文化資源數字轉化，拓展文化傳承與創新路徑。通過數字化改革，可以創新知識傳播與共享的模式，推動文化資源的數字轉化，精準還原傳統文化的曆史麵貌，展現其獨特的藝術魅力和文化內涵。同時，這些數字化的文化資源不僅能夠為學術研究提供豐富的素材，還能夠為社會公眾提供高水平的文化服務，讓更多人能接觸、了解和欣賞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浙江大學完成的“中國曆代繪畫大係”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批準、高度重視、持續關注，並多次作出重要批示的規模浩大、縱貫曆史、橫跨中外的國家級重大文化工程。“大係”以全球領先的高清數字化技術，拍攝、收錄海內外263家文博機構的12405件中國古代繪畫藏品，編纂出版先秦漢唐、宋、元、明、清五大繪畫斷代全集60卷226冊，涵蓋絕大部分傳世“國寶級”繪畫珍品。目前，“大係”在海內外巡展27次，特別是在國家博物館展覽13個月，參觀總人數近400萬人次，散布於世界各地的傳世“國寶級”繪畫珍品，正以數字化形式走向社會和大眾。依托這一重大文化工程，學校建立了藝術與考古圖像數據實驗室並獲批全國首批哲學社會科學實驗室。實驗室麵向中華文明的發展脈絡及內在機理，聚焦藝術與考古圖像數據的表達、采集、計算、分析與轉化應用等重要問題，開展藝術與考古圖像數據的基礎理論、技術體係和轉化應用研究，構建中華文明圖像基因庫，探索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跨學科交叉融合新範式。

　　第四，以數字化改革重塑整體智治係統，提升現代大學治理效能。通過數字化改革，可以推動大學管理體製的迭代升級、治理結構的係統優化、組織體係的係統重塑，從而使得大學的隊伍結構更加合理、管理更加精細、決策更加科學、服務更加人性，有效提升一流大學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浙江大學以數字化改革推進大學整體智治係統重塑，麵向多跨場景應用，努力打造辦事更加便捷、服務更加友好、環境更加智能、模式更加創新的整體智治係統。一是推進公共數據平台建設，製定資源目錄，推動實現跨部門數據采集標準和質量統一，構建更加開放的數據服務生態，強化公共數據共享與應用。目前，已完成教工、學生、教學等8個數據子集1013個數據項的公共數據資源梳理采集，對接應用係統86個，配置數據接口149個，日均執行數據交換任務1400餘次。二是構建數智門戶平台，整合服務接口，通過構建專屬定製、輕鬆辦事、快捷查詢的“浙大服務平台”(PC端)和“浙大釘”(移動端)，實現368個事項“一站式”辦理、117個應用“一站式”訪問。加快“辦事大廳2.0”建設，推進線上線下協同辦理，逐步實現師生辦事“網上辦、掌上辦，就近辦、自助辦”。三是聚焦師生關切謀劃數字治理多跨場景建設，梳理單一化、條塊化部門服務事項，推動業務流程重組與再造，實施入學一件事、畢業一件事、就業一件事、智慧總務、智慧財務、智慧審計、校園數字醫療服務等十餘個多跨場景應用建設，切實提升師生獲得感和滿意度，如入職一件事實現教工入職“一網通辦”，本科生入學一件事實現6000餘名本科新生快速報到，最快30秒完成入學注冊。

　　人工智能驅動的數字革命正深刻影響著高等教育變革進程，同時也為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實現後發趕超提供了新的契機。建設中國特色一流大學，必須準確把握全球數字化發展的脈搏和世界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充分利用後發優勢，通過數字化改革全方位賦能大學高質量發展，穩步邁向世界一流前列。

　　【任少波，浙江大學黨委書記、研究員】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