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推進，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規模可觀，為深入探討大學生發展狀況帶來新的議題和挑戰。基於江蘇省重點高校本科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采用嵌套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研究發現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畢業後的路徑選擇不僅受原生家庭社會經濟條件的影響，還受讀研機會、教育質量、就業機會等宏觀因素製約。對宏觀因素變化影響本科畢業生發展路徑進行反事實模擬發現，與其他群體相比，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對讀研機會、教育質量、就業機會和家庭經濟支付能力等因素變化的反應更為敏感。

　　關鍵詞：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路徑選擇；反事實模擬

　一、引言

　　2023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60.2%，在學總規模為4763.19萬人。隨著高等教育普及化水平進一步鞏固和提升，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群體得到學界和政策製定者越來越多的關注。已有關於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研究主要涵蓋理論模型、大學經曆、影響因素、支持策略等主題，圍繞心理適應和文化錯配、在學參與和能力彌補等方麵展開。已有研究發現，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基於對研究生教育更低的價值判斷或受到家庭經濟資源約束，本科畢業後選擇國內升學或出國留學的概率要低於非第一代大學生。此外，受文化錯配、信息不對稱、資源匱乏等因素製約，家庭第一代大學生在勞動力市場上的表現也處於不利地位。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是農村生源和家庭第一代大學生雙重身份的疊加，對其畢業後的發展路徑展開分析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政策意義。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畢業後的路徑選擇不僅是關乎個體發展的關鍵決策，也將作為“重要他人”通過代內教育輻射和教育幫扶等渠道影響同胞弟妹的人力資本積累，或者通過榜樣的力量影響親戚鄰裏等群體的教育投資意願和行為。

　　本研究主要從國內外讀研和就業的角度分析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本科畢業後的發展路徑。近年來，高校畢業生勞動力市場供給規模持續增加，但經濟下行和產業結構調整使得勞動力市場對高校畢業生的需求相對疲軟。為了在勞動力市場上更具競爭優勢，學生在進行教育選擇時不僅更加關注高校本身的競爭優勢，也更加傾向於選擇攻讀更高層次的學位。研究生教育不僅能夠帶來較高的工資溢價，而且有助於縮小性別工資差距，減小商業周期波動對工資收入的影響。金斯頓(Kingston)和克勞森(Clawson)認為，研究生教育提供了通往職業分布中最有權勢和最負盛名的職位的快速通道，絕大多數排名靠前的職業都需要研究生學位。標準預期收入隻是本科教育積累的人力資本投資收益的一部分，本科教育收益還包括獲得更高層級教育的機會以及相應的經濟回報。張良的研究發現，即使來自低薪專業的本科畢業生也有可能進入研究生院並獲得研究生學位，不過優質院校能夠為本科生選擇研究生教育提供更多、更好的升學機會和更高的回報。研究生教育投資積累的文化資本及其經濟回報頗具吸引力，尤其是畢業於擁有較高學術聲譽和選拔程度的院校時，其競爭優勢非常明顯。

　　近年來我國研究生招生規模逐步擴大，但是仍然無法滿足基數龐大的研究生教育需求。在此背景下，一些學生轉向國際研究生教育市場謀求更多教育機會，國際研究生教育是國內高層次教育機會不足的有力補充。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統計數據顯示，OECD國家的國際學生占比隨著教育層級的提高而上升，2019—2021年碩士和博士層次的國際學生分別占14%、24%，遠高於本科層次的相應比例(5%)。一些學者基於國家層麵的數據分析發現，不僅生源輸出國的收入水平、彙率變化、教育質量和留學成本會影響學生的國際教育選擇，國內教育機會和適齡學生規模、技能回報和生源流入國的工作機會也會影響學生的留學選擇。萊瓦蒂諾(Levatino)對澳大利亞國際招生數據的分析發現，境外留學選擇與生源國勞動力市場機會匱乏高度相關。還有一些學者從微觀層麵探討個體和家庭因素在國際學生流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發現不同時期中國學生的出國留學選擇在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和政治資本的相互轉換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本科就讀院校的層次和聲譽、製度與經費保障、教師與課程國際化水平等因素也會影響學生的出國留學選擇。

　　研究生學曆比本科學曆在勞動力市場上更具競爭優勢，國內就業形勢與本科生畢業後是選擇直接就業還是讀研密切相關。本研究基於江蘇省重點高校本科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主要回答以下問題：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發展路徑選擇與其他大學生群體有何異同?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畢業後的發展路徑選擇主要受哪些因素製約?不同因素變化將如何影響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發展路徑選擇?農村家庭第一代大學生的發展路徑選擇對理解個體和家庭的教育投資決策有何啟示?

二、數據來源和模型設定

　　(一)數據來源和變量介紹

　　本研究主要采用江蘇省高校招生就業指導服務中心提供的2015—2017屆全省重點高校本科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有效樣本為49661人，采集時間為畢業當年的10—11月份。其中，因變量為畢業生實際的畢業去向，包括國內就業、國內讀研和出國讀研三種發展路徑。核心解釋變量包括：①畢業生是否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基於畢業生高考時戶籍是否為農村及其父/母最高學曆是否為大專及以上來構造;②對畢業生影響最大的父/母一方職業是無業(參照組)還是農民、自雇勞動者、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企業工作者;③家庭經濟支付能力通過畢業生上學期間月均消費衡量，1000元以下為家庭經濟支付能力較弱(參照組)、1000(含)~2000元為家庭經濟支付能力一般、2000元及以上為家庭經濟支付較強;④重點高校為首批列入“雙一流”建設名單的學校;⑤院校滿意度(以對畢業院校很不滿意為參照組);⑥同伴中選擇國內讀研、出國讀研和國內就業的比例，“同伴”指同一年畢業於相同高校、相同學曆、相同專業的畢業生;⑦同伴的平均月薪(單位：千元)，“月薪”包括平均每月的工資、獎金、業績提成、福利補貼等所有稅後現金收入，根據城鎮居民消費者物價指數統一調整到2015年購買力平價水平;⑧學科背景(以社會科學類為參照組)和性別(以女性為參照組)。

　　在分析樣本中，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占33.8%，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占32.9%，二者共計66.7%;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占30.2%，農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占3.1%，二者共計33.3%。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其他群體的樣本分布描述結果如下：①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畢業後的路徑選擇與農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差別不大，但他們選擇國內外讀研的比例明顯低於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就業的比例又明顯高於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父母職業和家庭經濟支付能力與其他群體相比較為弱勢;③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畢業於原“985工程”高校的比例低於其他群體;④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畢業院校滿意度、同伴讀研情況和就業情況與其他群體差別不大。

　　(二)模型設定

　　本研究采用離散選擇模型分析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畢業後的路徑選擇。根據樣本數據結構，共有三種選擇路徑：國內讀研、國外讀研和國內就業。本科畢業生的路徑選擇可以用麥克法登(McFadden)提出的隨機效用模型(Random Utility Model)表示，每位畢業生選擇一種發展路徑使其預期效用最大化，此處預期效用可以是畢業生感知到的物質或精神上的滿足程度。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Uijb表示本科畢業生i選擇第b類的第j種發展路徑的隨機效用，εijb表示隨機擾動項。所有解釋變量xijb隻隨個體i而變，不隨發展路徑j變化，係數βjb表示個體層麵變量xijb對隨機效用的影響，係數γb表示發展路徑所屬類別層麵變量zib對隨機效用的影響，係數δ表示具體的發展路徑層麵變量wjb對隨機效用的影響。隻有當發展路徑j的預期效用大於其他路徑時，個體i才會選擇路徑j。本科畢業生i選擇第b類的第j種發展路徑的概率可以表示如下：

　　其中，第b類發展路徑的“包含價值”(Inclusive Value)可以表示如下：

　　在此，構造參數，隻有當取值為1時才滿足“無關方案的獨立性”(Independence of Irrelevant Alternatives, IIA)假定，這也是采用多元logit模型的前提。但是本科畢業生發展路徑選擇很可能不滿足IIA假定，因為在實際決策過程中，國內讀研、國外讀研和國內就業很可能不是並列的路徑選擇，而是至少遵循以下兩類具有嵌套結構的決策過程：①第一步，先決定讀研還是工作，第二步，再決定國內讀研還是國外讀研;或者②第一步，先決定出國還是留在國內;第二步，再決定留在國內是讀研還是工作。本研究將分別構造以上兩水平嵌套logit模型剖析各類因素與本科畢業生發展路徑的關係，主要采用全息極大似然方法進行估計。

　三、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其他群體路徑選擇的比較分析

　　(一)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群體屬性對其路徑選擇的影響

　　首先以重點高校所有本科畢業生樣本為分析對象，探討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其他群體屬性對畢業後路徑選擇的影響。實證結果如表1所示，兩種不同構造思路的嵌套logit模型估計結果均表明，重點高校本科生畢業後的路徑選擇不滿足IIA假定，證實采用嵌套logit模型比多元logit模型更恰當，而且兩種不同思路構造的嵌套logit模型估計結果具有穩健性。鑒於目前尚無明確的檢驗步驟來區分哪種嵌套logit模型更優，本研究主要基於第二種思路報告模型估計結果。在控製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以出國讀研為參照組，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比其他群體更傾向於畢業後直接就業或國內讀研。此外，家庭社會經濟條件不利的本科畢業生更傾向於留在國內讀研或就業，而家庭社會經濟條件優越的本科畢業生更傾向於出國讀研。與從普通本科晉級為重點高校的本科畢業生相比，原“211工程”高校和原“985工程”高校的本科畢業生更傾向於出國讀研;重點高校本科畢業生對母校整體滿意度較高對其留在國內讀研或就業產生積極推動作用;同伴國內讀研或就業的比例對其最終選擇國內讀研或就業均有顯著正向影響，而同伴出國讀研對其最終選擇國內讀研或就業有顯著負向影響，同伴平均月薪對畢業後路徑選擇影響不顯著。

　　(二)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與其他群體畢業後路徑選擇的比較分析

　　接下來對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其他群體畢業後的路徑選擇進行分樣本分析。經檢驗，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農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畢業後的路徑選擇滿足IIA假定，采用多元logit模型更合適，而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畢業後的路徑選擇不滿足IIA假定，采用嵌套logit模型更合適。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在控製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主要有以下發現。

　　第一，父母職業處於相對優勢地位的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更傾向於國內讀研，這與農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相似;父母職業處於相對優勢地位的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就業的可能性更低，這與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相似。第二，家庭經濟支付能力越強，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更傾向於出國讀研，這與其他群體的路徑選擇相似;家庭經濟支付能力越低，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更傾向於國內就業，選擇國內升學的可能性越低，這與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相似。第三，畢業於選拔程度較高的重點大學，並不必然提高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讀研深造的概率，相較於從普通本科升級為“雙一流”建設高校畢業的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原“211工程”高校的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讀研的概率顯著要低，但畢業於高選拔程度重點大學能夠顯著提高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非第一代本科生出國讀研的概率。第四，國內讀研機會增加，有助於顯著提高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國內讀研的概率，這與對農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影響相似，但對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的影響不顯著;出國讀研機會增加，能夠顯著提高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出國讀研的可能性，但影響幅度要小於其他群體;隨著國內就業機會增加，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國內讀研的可能性顯著降低，國內就業的可能性顯著提高，這與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相似。此外，畢業院校滿意度和平均月薪對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畢業後的發展路徑選擇影響不顯著。

　四、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畢業後的路徑選擇：反事實模擬

　　反事實模擬假定所列各項因素的變動是外生的，至少短期內不存在其他混淆因素會逆轉模擬結果。這種分析方法廣泛應用於模擬經濟資助政策變化對大學生輟學行為的影響、預期收益變化對大學專業選擇的影響等。不同情景下的反事實模擬有助於深化理解相關因素變化對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畢業後路徑選擇的影響。反事實模擬的標準做法是，模擬因素正反兩個方向變動帶來的反事實結果，並將其與實際情景的估計結果相比較。本研究基於表1嵌套logit模型(2)的參數估計結果，模擬一係列潛在因素變化將如何影響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路徑選擇，並將其與其他群體相比較。

　　(一)反事實模擬：讀研機會或國內教育質量變化

　　留在國內讀研或工作與選擇出國讀研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假定本科畢業生是理性經濟人，他們將權衡比較備選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人力資本投資框架下的教育機會受限模型的相關研究表明，一個國家赴海外讀研的學生規模與國內高等教育適齡人口數顯著正相關，而國內高校研究生招生規模擴大會削弱這種聯係。在控製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國內讀研機會增加和高等教育質量提升會吸引更多本科畢業生留在國內讀研;反之，國內讀研機會競爭激烈和高等教育質量下滑將促使更多本科畢業生出國讀研。在此，用本科畢業生同伴國內讀研的比例衡量國內研究生教育機會，用其對母校的整體滿意度作為國內高等教育質量的代理變量。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與其他群體的發展路徑模擬結果如表3所示。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一，當畢業生對母校的整體滿意度提高一個等級，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留在國內讀研和就業的概率變化不大，出國讀研的概率將下降19.9%;當畢業生對母校的整體滿意度降低一個等級，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就業和出國讀研的概率分別提高3.5%、61.7%，國內讀研的概率將下降8.1%。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出國讀研和國內就業的變化幅度要大於其他群體。第二，當同伴在國內讀研的機會提高5個百分點，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讀研的概率將提高8.5%，國內就業和出國讀研的概率分別下降4.4%、7.6%;當同伴在國內讀研的機會降低5個百分點，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讀研的概率將下降8.2%，國內就業和出國讀研的概率分別上升4.2%和8.0%。不論國內讀研機會增加還是減少，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出國讀研的變化幅度略高於農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明顯高於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第三，當同伴出國讀研的比例增加或下降5個百分點，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出國讀研的概率將明顯上升或下降，變化幅度略高於農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明顯高於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由此可見，與其他群體相比，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對讀研機會和國內教育質量變化的反應更為敏感。

　　(二)反事實模擬：國內就業機會或就業回報變化

　　人力資本投資框架下的機會成本分析視角認為，較多就業機會意味著更容易找到工作。在此背景下，本科畢業生如果放棄就業而繼續讀研的話，其對研究生教育機會獲得的潛在風險感知更為強烈，讀研的心理成本更高;同時，如果國內就業能夠獲得較高回報，那麼讀研的機會成本也會更高。假定本科畢業生是理性經濟人，他們將權衡比較備選方案的成本和收益，做出效用最大化的決策。已有研究表明，某項行為的預知風險和機會成本越高，選擇該行為的概率越低。在此，用本科畢業生同伴國內就業的比例衡量就業機會，用同伴國內就業的平均起薪衡量就業的經濟回報。如表3所示，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當同伴在國內就業的機會提高5個百分點，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就業的概率將提高3.4%，國內讀研和出國讀研的概率分別下降6.3%和7.9%;當同伴在國內就業的比例下降5個百分點，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就業的概率將下降3.5%，國內讀研和出國讀研的概率分別上升6.5%和8.5%。不論國內就業機會增加還是減少，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外讀研概率的變化幅度與農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差別不大，明顯高於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此外，當其同伴的平均月薪提高或降低一千元，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外讀研或就業的概率變化不大。

　　(三)反事實模擬：家庭經濟支付能力變化

　　研究生教育作為一項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除了需要機會成本以外，還需要付出直接成本(如學費、資料費等)。我國碩士研究生的求學成本大多由家庭承擔，家庭經濟支付能力的變化將製約本科畢業生的升學決策。如表3所示，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家庭經濟支付能力提高一個等級後，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讀研的概率將下降12.9%，選擇出國讀研和國內就業的概率將分別提高84.0%、5.8%，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外讀研和國內就業的變化幅度與農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差別不大，明顯高於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非第一代本科生;當家庭經濟支付能力降低一個等級後，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讀研的概率將上升10.7%，選擇出國讀研和國內就業的概率將分別下降24.7%、5.3%，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選擇國內就業的變化幅度與農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差別不大，略高於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由此可見，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的升學決策對家庭經濟支付能力的變化較為敏感。

　　五、結論和討論

　　本研究基於江蘇省重點高校本科畢業生就業調查數據，采用嵌套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對其畢業後的路徑選擇進行分析，並模擬一係列宏觀因素變化對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畢業後路徑選擇的影響，主要有以下四點發現。第一，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畢業後的發展路徑選擇受多種因素製約，不僅受其原生家庭可資利用的社會經濟條件影響，還受製於本科階段的教育背景，如學校層次、教育質量等，同時還受宏觀背景下升學機會、就業機會等因素製約。第二，隨著讀研機會、教育質量、就業機會、家庭經濟支付能力等因素變化，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與農村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發展路徑選擇的變化較為相似，但比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的反應更為敏感。這說明受文化錯配、信息不對稱、抵禦經濟風險能力不足等因素影響，高等教育政策調整和宏觀經濟形勢變化的連鎖反應更容易波及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第三，重點高校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關於畢業後路徑選擇的決策對國內就業機會的變動較為敏感，對薪酬水平的變化相對不太敏感。這是因為就業機會直接關係到求職的難易程度，更容易被感知，而薪酬水平作為衡量就業質量的一個維度，畢業生可能會結合工作環境、晉升機會、專業適配等非經濟回報因素綜合判斷一份工作的含金量。第四，畢業於較高層次的重點大學，並不必然成為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讀研深造的敲門磚。同畢業於普通本科院校升級為“雙一流”建設高校的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相比，原“211工程”高校的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更傾向於選擇國內就業而非讀研，但畢業於較高層次重點大學能夠顯著提高城市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和城市家庭非第一代本科生出國讀研的概率。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增速放緩，疊加嚴峻的國際形勢和後疫情時代經濟複蘇的壓力，國內勞動力市場對大學生的需求疲軟，導致高校畢業生求職機會受限。當就業變得越來越困難時，本科畢業生繼續讀研的機會成本降低，對研究生教育的需求變大。同時，近年來我國出台了一係列擴大研究生教育機會和提升高等教育質量的政策，如加快新時代研究生教育改革發展步伐，穩步擴大碩士研究生招生規模，大力建設“雙一流”建設高校以提升人才培養質量等，這在某種程度上有助於改善研究生教育的供給狀況。但是，讀研仍然需要支付不菲的費用，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因經濟壓力、信息約束和規劃滯後更有可能放棄升學，盡早進入勞動力市場獲取經濟回報。在保研名額受限的情況下，重點大學的大多數本科生如果選擇國內讀研，仍然需要參加激烈的競爭，麵臨升學壓力和失利風險較大，而城市家庭有條件為子女避開國內嚴峻的beplay中心錢包體育錢包壓力，轉向國際研究生教育市場謀求更多的升學機會。本科生在畢業後是選擇繼續升學還是直接就業，不同群體對其優先級的排序存在差異，這本身無法簡單判斷優劣好壞。但是，對於農村家庭第一代本科生而言，他們麵對升學機會、就業機會、教育質量、家庭可支配收入等外部因素變化的反應更為敏感，應對負向衝擊時表現得更為脆弱。究竟環境因素還是努力因素製約了他們的生涯發展決策?目前麵向弱勢群體的專項招生政策、經費資助政策、就業扶持政策等，在多大程度上彌補了家庭背景不利帶來的機會缺失、資源不足、信息匱乏等先天不足?這些都是未來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

　　(感謝江蘇省高校招生就業指導服務中心提供數據，感謝丁小浩教授、趙丹教授、耿雲副教授和蔣晨陽老師對論文完善提出寶貴建議。)

　　【楊素紅，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範皚皚，通訊作者，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教育學院副編審】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