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讀初二的阿凱(化名)剛剛度過了“記憶中最美妙的十一假期”，因為這個假期“破天荒地沒上輔導班”，還跟同學打了兩場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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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7月印發《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新學期伊始，各地紛紛出台“雙減”落地政策。

　　“雙減”之後“多出來的時間”做什麼，成為學校、家長手中的新“考題”，體育正在很多地方成為答案之一。

　　“雙減”之下，學校、家長怎麼選？

　　9月新學期一開始，各地家長和學生們就感受到了新變化。孩子正讀三年級的丁女士說：“最明顯的就是有了課後服務，延長放學時間，孩子可以在學校做作業，也可以參加文體社團活動，對我們家長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記者在多地采訪發現，“雙減”政策在各地的落地不僅在於“減”，還在於“加”，在學業“提質增效”的基礎上，體育、藝術等門類正成為填補“雙減”之下學校課後服務內容的主力。

　　在合肥市師範附屬第二小學的課後服務列表裏，分別設置了個性化課程和社團俱樂部課程，包括足球、啦啦操、射擊、武術、田徑、擊劍、籃球、跆拳道等多個體育項目，目前學校共有730名學生報名參加。

　　9月底，蘇州奧體中心與蘇州工業園區星彙學校宣布聯合打造彙奧“5+2”課外實踐活動基地，將遊泳列為必修課，另設羽毛球、乒乓球、網球、籃球、攀岩、自由搏擊六門選修課，希望讓每個孩子都能掌握一到兩項體育技能。

　　合肥市師範附屬第二小學校長孫朝蓮說：“雙減政策下，學校、家庭、社會越來越重視孩子們的體質健康。從學校課後服務報名情況來看，足球等球類運動、武術、棋類等都是孩子們非常喜歡的項目。這非常符合我們培養的最終目標——德智體美勞全麵發展。”

　　孫朝蓮的選擇也是絕大多數學校目前的選擇，也得到了大多數家長的認同。上海的高女士5歲的兒子目前在學習遊泳和跆拳道，她說：“明年孩子讀了小學，我覺得我們也會堅持下去，體育是孩子成長的重要一環，不僅是強身健體，更鍛煉了孩子的精神品質以及團隊合作、尊師重教等。”

　　當然，仍有很多家長更關心孩子的學習問題，南京的陳女士就坦言自己不反對孩子學點體育技能，“但前提還是學習不能耽誤，現在感覺是在一個迷茫期，校外輔導班沒了，網課效果不好，一對一又難以承受，焦慮感其實沒少多少”。

　　在南通市海門區教育體育局黨組書記朱建軍看來，這實際上是一個係統問題，“學生發展的首位是培養完整品質，教育發展要回應群眾生活需求，讓公共服務更舒心，‘雙減’的目的是為所有孩子提供高質量的、全麵的教育，這其中體育有很多的空間。”

　　“雙減”之中的體育機會

　　“雙減”之所以被看作體育的機會，源自長期以來孩子們的體質“痛點”。

　　教育部發布的第八次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顯示，2019年全國6至22歲學生體質健康達標優良率為23.8%，雖然各年齡段優良率較2014年均呈上升趨勢，但分化較為明顯，初中生增長5.1個百分點；高中生增長1.8個百分點；大學生僅增長0.2個百分點，基本上沒有增長。

　　分析人士認為，這與孩子們沒能真正養成體育鍛煉的習慣有很大關係，初中有中考體育加分的指揮棒，無論家長還是學校都比較重視，高中雖然沒有了指揮棒，但體育課仍有保證，到了大學階段則基本全靠個人習慣和自覺。

　　合肥市第四十六中學副校長高偉直言，孩子的身體素質還比較弱，有的班七八成的學生都近視，耐力、力量都比較弱，從學校角度特別希望能夠加強學生的體育鍛煉，家長們也願意讓孩子鍛煉，但前提是時間和度的把握。

　　上海諸韻穎青少年體育俱樂部負責人諸韻穎說：“在‘雙減’政策發布後，我們就收到了不少家長的谘詢，可以感覺到家長的熱情有明顯的提升，家長對青少年體育培訓的需求量大了。”

　　安徽宿州的退役運動員創業者劉雪的感受更為直接：“以前周末我們這裏最多八九十人，這學期第一個周末開了三節課，總共有150多人來上課。”

　　越來越多人從“雙減”嗅到了機會。據央視財經的報道數據顯示，“雙減”發布以來，體育、藝術類教培機構新增3.3萬餘家，比去年同一時段的增長翻了近一倍。

　　波動體育科技集團董事長陳理認為，高熱度來源於三大因素：一是疫情後大家對健康的認知提高了；二是更年輕的父母們會帶動孩子鍛煉，“雙減”讓孩子們有了更多時間參與；三是從業者在增多，其中有體育從業者，也有傳統培訓的轉型者。

　　南京的陳女士心情略顯複雜，“雙減”驟至讓她在“雞娃”的道路上有一絲如釋重負的感覺，但焦慮感仍在，還多了些彷徨與擔心，“沒了輔導班孩子的學習怎麼辦？”

　　安徽宿州的退役運動員創業者劉雪則喜憂參半，“雙減對體育培訓是個利好，再加上中考體育分值提高，越來越多人關注體育培訓，但行業內魚龍混雜，剛開始幾年肯定會比較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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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是嗷嗷待哺的課後服務缺口，一邊是雄心勃勃的大批入場者，看似能一拍即合的場景卻並沒出現。

　　“玩家”大量湧入，“市場”是否真的夠大？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目前很多學校確實存在體育教師，尤其是專項體育老師嚴重缺乏的問題，一些體育社團和課後訓練基礎較好的學校適應較快，另一些基礎薄弱的學校很難開出令家長、學生滿意的課程，目前各地都在探索引入第三方社會力量參與的方式，缺口確實非常巨大。某小學校長就直言，老師的問題不解決，自己實在開不出那麼多課程來，其實孩子、家長積極性都很高，但確實有心無力。

　　記者還發現，即使是開展較好的學校，也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上海的周女士就覺得校內體育課程比較單一，滿足不了孩子多元化的需求，所以她給讀四年級的兒子選擇了遊泳和乒乓球兩個體育培訓課。

　　新華社記者在調研中發現，綜合學生、家長、校方、職能管理部門、培訓行業等多方麵的意見，大家的擔心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是學校體育師資普遍缺乏，課程數量、種類難以滿足家長和學生需求。校內教師工作強度加大，積極性不強。

　　二是校外體育培訓機構資質和教培能力讓家長擔憂，如何避免出現“培訓班跑路”現象。

　　三是市場監管問題突出，監管標準難以製定、監管機構難以確定，容易陷入“九龍治水”的尷尬局麵。

　　四是對文化課的焦慮，參加校外體育培訓是否會影響孩子學業，依然是部分家長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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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問題，是現在的學校、學生和家長、培訓從業者以及管理者都必須麵對並得到解決的問題。“雙減”對體育培訓業是機遇，更是挑戰，若不解決好這些問題，目前相對“低門檻”的體育培訓業恐將成為體育產業發展的一片“紅海”。

　　在上海飛揚冰上運動俱樂部工作人員金琦看來，“雙減”對體育培訓的助力是一體兩麵的，不能簡單用好壞來定義。“我們作為從業者更希望政府相關部門把好關，不能魚龍混雜、甚至草台班子叢生。也希望從業者，尤其是新入局的從業者要有敬畏之心，不能隻想著賺錢。”

　　劉雪坦言，體育類培訓門檻相對比較低，如果遇到不負責任純掙錢的，可能對孩子、對整個行業都是傷害，“現在是有營業執照就行，怎麼去鑒別是否符合相關資質要求，還不是很明確。我想還需要一定時間的沉澱去優勝劣汰，剛開始這一兩年肯定會比較亂。”

　　校長們一方麵歡迎第三方力量的加持，同時也對其資質等有更高的要求，孫朝蓮說，希望越來越多的優質機構，能夠進一步提高服務水平，滿足孩子們多樣化的個性化需求，學校歡迎能夠提供有體育專業特長的師德高尚的好老師和優質的第三方機構。

　　高偉也表示，體育培訓機構要有嚴格的審核準入機製，“師資力量、教師資質能否達到要求，有沒有針對學生年齡特點的專業指導能力。進入這個行業之後要加強監管，不能把教育變成盈利和資本化運營，不能抓住家長的心理，打著培養孩子運動興趣的旗號，變成應試的輔導班，對於後期監管不能放鬆。”

　　家長們其實也有類似的心理，上海市民高女士就直言，如何保證教學品質、保證好師資力量、以及避免出現老板跑路之類的情況，相關部門是要做好監管。

　　記者在采訪中發現，監管難確實是目前體育培訓機構的一大痛點。某地體育局相關負責人直言，培訓機構那麼多，管是管不過來的，目前看主要還是提高門檻，尤其是進校園的門檻，但實際上現在很多學校對培訓機構“兩眼一抹黑”，很難做出獨立判斷，目前各地的設想包括設立黑白名單、組織等級評定等方式。

　　新華社記者在此前的《中國足球“假洋教練”調查》中發現，某地方足協負責人告訴記者，為什麼社會青訓俱樂部會存在假洋教練等現象，“根據現有規定，足球培訓不屬於行政許可，開設足球培訓機構並不需要在體育主管部門進行資質審批，所以足協對社會青訓俱樂部的實際約束很小。如果不來足協注冊，我們也不能逼著人家來。出現了問題，除非就是家長到工商部門進行投訴。”

　　“坦白講，作為市場化的青訓機構，教育部門、體育部門(對我們)的約束力都很小，真正有約束力的還是市場監管部門，但市場監管部門又沒有能力去審核教練員資質這些專業的東西。”一名社會青訓機構負責人這樣表示。

　　這種情況，在體育培訓行業中並不罕見。

　　國家體育總局剛剛發布了《體育總局辦公廳關於做好課外體育培訓行業服務監管工作的通知》，其中提到“盡快建立服務監管工作機製。積極協調市場監管、民政等部門摸清底數”等措施。如何聯合各個職能部門，形成合力，依然是一個長期的課題。

　　也有一些地方已經邁出了第一步。江蘇省體育局提出，要通過建立社會體育俱樂部評級製度，開展青少年體育俱樂部星級服務認證，研究具體標準和細則，對社會體育俱樂部資質信用、組織運營、服務內容、人才配備、安全管理、運行效益等情況進行評價，並通過相關渠道向社會公布，發揮示範帶動作用，方便群眾更有針對性、可選擇地參加社會體育俱樂部活動。

　　在上海，即將出台的上海青少年體育俱樂部等級評定活動采取分級評定、公開透明、動態管理的原則，將青少年體育俱樂部評定等級從低到高依次為一星至五星，希望以此提供更多“官方參考”。

　　顯然，無論是教育界、家長還是體育培訓資深從業者都很清醒——市場雖然很大，但教育的事不能變成生意，緊隨政策紅利席卷而來的，更可能是泥沙俱下，太多人眼中的“藍海”也有可能是一片“紅海”，當前最重要的還是立好規矩、建起規範，讓全社會能真正形成體教融合的合力，因為“雙減”的終極目的，同時也是教育部門和家長們的終極目的隻有一個，那就是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