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中第一次大規模治理輔導班是1998年。今天回頭看，輔導班在一輪輪治理中越來越多，越來越大。學生負擔也越來越多，越來越重，到底為什麼？

　　顯然，背後不僅僅是教育問題。

　　去年底，儲殷教授批評說，“教育已經成了最好的絕育工具”，寧願回到應試教育。減負與課外輔導班也再次成為今年兩會的主要話題，減負與課外培訓班的治理仍然是一項頑疾，也是教育部2021年工作重點。

　　回頭看上次的減負新政，3年過去，課外輔導班的市值再次翻番，在近日股市大跌之前，好未來市值曾高達470多億美金，是3年前的2倍多。

　　近日關於“雙減”政策的傳聞不斷，對校外輔導班的治理是重中之重，但不同的是，近期教育部相關負責人明確地提出了強化校內主戰場的問題，即一方麵做加法，一方麵做減法。

　　此文為2018年初教育部減負新政出台不久對減負與輔導班比較全麵的一次分析，今天回看這篇文章，愈加有價值。在減負上，我們的治理思路與方向，仍覺得有探討的空間。

減負為什麼會遭到家長反對？

　　可能很多人都沒有想到，是否應該減負，成了一個問題，甚至遭到家長激烈反對。前一段時間，《教育部，請不要給我們家孩子減負》的文章風靡網絡，當天上午就邁上10+，點讚過萬。兩會期間，這個話題不斷發酵，此類主題文章不斷湧現，流傳甚廣，至少說明，不希望減負，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觀點。

　　這讓我想起了20年前相似的一幕。1998年，第一次大規模減負時，北京要求關停所有校外輔導機構。當時北京最大的校外培訓機構精誠文化學校校長王國欣最頭痛的不是關停學校，營收減少，而是家長們的激烈抗議：你不能關，我們一起去找北京市政府！

　　20年一個輪回，減負錯了嗎？

　　為了孩子能全麵發展，健康成長，幾十年來，尤其是最近20多年來，減負是繼治理應試教育之後，教育部門持續不斷地強調的教育大政方針之一。但是，政府殫精竭慮的減負政策，卻不斷遭到一些家長反對。在減負上，政府出力不討好，不是第一次，也可以肯定不是最後一次。

　　中國孩子是世界上教育負擔最重的，這個總體結論應該沒有錯，也沒有太大爭議。既然負擔重，為什麼還反對減負？到底是什麼原因？這股熱潮過後，我們有必要冷靜分析這其中的原因。

不同定位的人，負擔是不同的，沒有區別，一刀切地做減法的減負政策，的確有不足，需要反省並適當調整

　　負擔是一個心理感受，如果喜歡玩遊戲，三天三夜也不覺得累，如果不喜歡學習，10分鍾都是負擔。負擔的多少，絕對值是與每個人的期望值與自己定位是相關的。對於那些有遠大追求與抱負的學生與家長，客觀上負擔必然是沉重的，但一旦變為主動行為，就未必是負擔了。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8年的新年獻詞中談到，美好的生活是奮鬥出來的。奮鬥是什麼？至少不是輕鬆的，是需要為自己的理想、目標作出辛苦努力付出的。因此，對一部分對自己有期望的學生，辛苦一些是應該的，多學一些也是應該的。

　　在這一點上，不會因為教育製度或者考試製度不同而有所不同。

　　美國著名記者愛德華休姆斯在其《美國最好的中學怎麼煉成的》一書中，第一章就詳細紀錄了舊金山最好的公立中學惠妮中學一位高三女生的一天：睡4個小時，喝四杯咖啡，得4.0的GPA。這位高三女生的負擔，恐怕比我們大多數學生都重。美國大學先修課程（AP），就是針對在校中學生的，是美國優秀大學所看重的，也成為優秀中學生的標誌性成績指標之一。AP本就不是中學課程，本就是鼓勵學有餘力，或者有天分的孩子多學一點，“超綱”學一點。

　　一位在美國一所常青藤讀大學讀書的中國學生告訴我，在一門高級數學課上，他才發現，美國的同班同學在中學的數學學習中，其實比他們在國內中學學得更多，更深。

　　在這裏我們有必要澄清一點，即我們因為教育製度理念落後，所以我們的教育負擔沉重。長期以來，一些偽專家與輿論給公眾製造了一個虛妄的故事與錯位嫁接：英美先進教育就是沒有負擔，幸福快樂的教育，最後孩子們還卓有成就。

　　英美教育完全是兩條道路，對於以私立學校為代表（包括學區房公立學校）的精英道路，一點不比我們負擔輕，甚至更重。想成為一個優秀的人，在哪裏都不會輕鬆，客觀上講，負擔都是很沉重的，這是我們都需要認識到的。

　　中國家長受文化傳統影響，對子女的教育是極其重視的，多數有著超高的期望，因此客觀上負擔必然會重。認識到這些基本現實，我們就知道有必要在學校體係裏，對那些有較高期望的學生，對部分學有餘力的學生，無論是出於功利還是不功利的原因，提供條件，讓他們可以多學一點，多寫一些作業，晚回去一會，而不是必須都不得超綱學習，不是都必須在幾點放學。同時，更重要和最理想的是，采取各種措施，提高教師的質量，提高學校教育的效率，以最大程度上在學校內滿足這些需求，把負擔降到最低。

　　但遺憾的是，減負雖然說的是減去多餘的學業負擔，心理負擔，但一些地方的減負做法，忽視了這部分區別，全部減，必須減，必須輕鬆沒有負擔，這必然導致一部分有更高追求的家長的反對。

　　2013年3月，北京推出了號稱史上最嚴減負令《關於切實減輕beplay體育手機過重課業負擔的通知》，《通知》明確指出，要嚴格控製在校學習時間，小學生在校學習時間不得超過6小時（這個指標是根據國際上的相關調查得出的）；嚴格控製課外作業總量，小學一二年級不布置家庭作業。這一要求無一例外，不會因學校與學生而有區別。

　　一些地方更為誇張，出現無限放大的做法，甚至要求取消正常的期末期中考試，即便搞期末測試，也不能出成績，稱之為“樂考”。

伴隨對孩子教育的高期望，無論正確與否，需求是客觀的，這邊壓下去了，那邊就長了出來

　　近年，伴隨政府對學校強力的減負措施，學習負擔大規模向課外輔導班轉移，形成了所謂的課內減下來，課外加上去，客觀上造成了課外輔導機構風光無限。

　　根據好未來（學而思）披露的年報，好未來在2010年上市後營收快速增長，2017財年營收達到68億，較2016年增長68.3%，2012至2017財年年度平均增長646%，近3年市值已經增長了近10倍。在培訓人次方麵，好未來從2013年的82萬人次增長到2017年的393萬人次，四年幾乎增長了5倍，並呈現加速增長態勢。2014—2017年度對比增長幅度分別為25萬人次、43萬人次、80萬人次、163萬人次。

　　根據好未來公布的財報顯示，2018財年前三個季度營收達到76.36億人民幣，已經超過2017財年全年收入。前9個月的總學生人次達到483萬，已經遠遠超過了2017年全年的總學生人次。

注：2017年底好未來市值約200億美金，而去年底，已經高達470億美金。最近5年好未來收入除去年受疫情影響外，其他年份增長都在40%以上。

　　其實不止好未來。2016年起，新東方的主業就已經不再是出國留學考試，而轉為國內的beplay體育手機培訓了。根據最新財報披露的數據，新東方優能中學與泡泡英語的營收規模已經和好未來差不多了。

　　談到最近幾年校外輔導班的快速增長，一位上市公司的副總開玩笑地跟我說:感謝政府神助攻！一是早放學，孩子沒地方去，去輔導班總比網吧強；第二，就是學校一味做減法，這種想多學的需求就被轉移擠壓到課外輔導班裏了。

　　這個事實本身就提醒我們，對合理的負擔需要有一個準確認識，不給課內機會，課內就轉課外，負擔沒有減下來，卻增加了經濟負擔。更重要的是，課內轉課外，是需要經濟支撐的，從一個維度看，這種減負，實際上進一步加大了教育的差距，影響了教育公平的實現，這的確是我們的減負政策所沒有料到的，也需要考慮的。

　　如果說學校教的多，布置的作業多還多少有被迫努力的成分的話，那麼在課外培訓班裏，每一分錢，都是家長主動排隊交給培訓機構的，為什麼掏錢給自己孩子加負擔？

家長瘋了嗎？

　　當然沒有瘋。

　　中國家長比任何民族都重視子女教育，因此必然有更高追求。你校內不給，我就花錢走校外。

　　對更好教育的追求沒有錯，但麻煩的是這種對更高教育期望的追求過程中，“功利化”追求一直如影隨形，名校情結就是其中的核心體現。更好教育，簡單化為各級名校，而且要從娃娃抓起，名幼兒園，名小學，名中學，最好是著名大學，甚至清華北大，而路徑，往往就是極端功利學習，培訓，應試教育，擇校熱，都與此有直接關係，學習負擔重，無非是這種功利追求下的一種體現而已，與應試教育本源是一樣的，並非教育。

　　很多人說，家長是被逼的。因為優質資源短缺，好學校少，以及應試教育製度等等才導致了家長的瘋狂。

　　這個說法很流行，但可能站不住腳。

　　新東方在很長時間裏，都是中國教育市場頭號企業，其主要收入都來自於托福，SAT、GRE，雅思等英美升學考試為主的備考輔導，與中國的教育製度與考試製度毫無關係。早在2002年，新東方就在華人聚集較多的多倫多開設了第一個海外分校。

　　中國人這種功利化追求，不會因為國別與社會製度，以及教育製度不同而有區別。華人走到哪裏，補習班就走到哪裏，應試教育就走到哪裏，負擔也帶到哪裏。

　　據美國媒體報道，在紐約400餘家補習學校，很多都是近年伴隨華裔移民的增加而增加的，新增加的補習學校主要集中在法拉盛與日落公園——都是華人高度聚集的地方。補習內容也都是當地的各種升學考試：紐約高中聯考以及AP，SAT等。在舊金山，洛杉磯很多公辦學校門口也如我們北京上海一樣，培訓班林立，幾乎都是華人與韓國人舉辦的，筆者熟悉的一家華裔所辦的培訓機構年收入已超過1000萬美金，其主營業務就兩個，一個是考試輔導，一個是升學輔導。

注：學而思去年在舊金山開辦了美國分校，主營業務是小學生奧數。為什麼？這難道也是中國教育的錯？所謂優質資源均衡了就沒有擇校，沒有負擔的說法，更不值得一駁。

　　教育資源絕對均衡是沒有任何可能實現的，把大學都辦成清華北大也是做夢，永遠不可能實現。學區房這個詞不是我們發明的，是從美國來的，美國如此發達了，學校還有這麼大的差距？怎麼還有學區房？美國有3000-4000所大學，但是美國世界新聞報道排名隻有300所，絕大多數是上不了榜的，差距不大嗎？我們中國家長追求的也動輒是前100名，200名都接受不了。

當然，對於很多家長，的確是被逼的，隻是不是教育本身

　　孩子沒有一個好學校，就可能沒有一個好的工作，好的未來，中國家長處於一種集體焦慮中，於是拚命給孩子加碼，也的確是不得已。

　　如果各行業社會地位與收入差距很小，當白領與藍領收入沒有太大差距，當保安與坐辦公室區別也不大，社會保障製度極其完善的社會，我們的家長肯定不會如此焦慮，也不會功利地去算計上什麼學校，從事什麼工作，孩子的負擔肯定會大幅度下降。

　　這個樣板就是芬蘭。

　　近年在中國搞教育研究與改革不講芬蘭幾乎就是落後了，但我對此表示質疑。芬蘭的很多教育理念的確不同，非常理想，但這種教育理念是和其他社會理念一致的，也是和其社會發展水平與保障製度關聯的。芬蘭2016年人均GDP排世界第17名，而中國排74名，在芬蘭，上班的人與不上班的人收入差距不大，如果你病了，工資一分不少，直到你病愈上班。在這個高福利國家裏，自私一點，更多的是想我喜歡什麼，我想幹什麼，偉大一點，更多的想是為社會做什麼貢獻，上班是實現價值，為社會做貢獻，而不是謀生。在這種背景下，芬蘭老百姓的教育追求與教育理念必然是先進的，至少絕不功利。

　　但回過頭來說，這是一個教育問題嗎？社會分層加大，收入懸殊，不同的出身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進入的行業與層次，於是家長就拚命加碼，並不是教育造成的，教育恰恰成了背鍋者，大家都試圖通過教育贏得競爭的第一關，通過教育贏得未來社會競爭，說穿了，這樣的盲目追求，無關教育了，也是教育，包括減負難以調整的。

　　因此，減負與應試教育幾乎一樣，表麵上是在和很多家長在鬥智鬥勇，實際上是在阻擊功利教育理念、思想，阻擊功利的教育競爭，從本質上講，實際上試圖用一個教育手段調整解決社會問題，受到批評也在所難免。

　　最近幾十年減負的結果就給了最好的闡釋。上世紀50年代毛澤東主席曾經激烈批判過學生負擔過重，今天我們還在批判，但伴隨社會發展進步，我們卻發現負擔越來越重，背後顯性原因，是更有錢了，家長要求更多了，投入更大了。但本質，卻是社會分層的加大，收入與社會地位的懸殊，讓家長對孩子未來發展的更為焦慮，最後投射聚焦到教育上，投射到擇校上，最後就變為負擔。

　　當然，還有家長定位的盲目，還有被裹挾的家長，別人都上了，學校不零起點教學，被迫也跟著上，等等，都是一些原因。

在減負的問題上，有一個很有趣的社會現象，家長一邊反對負擔，一邊又反對減負

　　2009年初，在製定教育中長期規劃綱要的一次重要的座談會上，一位小學6年級的家長談到女兒因為過重的學習負擔，休息都無法保證時，淚水潸然而下。她的女兒在上著6、7個輔導班，在當時應該是上的非常多的，的確辛苦。我問這位家長，這些輔導班有哪個是學校要求報的，有哪些是你自己報的？結果無一例外都是這位超級媽媽自己給孩子報的。

　　家長們一方麵抱怨負擔重，一方麵基於過高的期望，不斷給孩子加負擔。輔導班一方麵在廣告中大講提分，補課，一方麵又說給孩子一個快樂的童年，這種分裂的想法口號不少。這是中國的現實，也是中國教育需要麵對的囧境，也是我們的減負政策不斷被翻烙餅說來說去的原因之一。

在減負的過程中，我們也需要注意一些泛化減負做法，引起家長反彈

　　在減負的治理過程中，因為認知的偏差以及其他原因，導致一些減負措施出現一些偏差，客觀上增加了負擔，也容易招致家長的反對。

　　考試就是其中之一。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考試與試題的難易程度直接與負擔掛起了鉤，一旦說考試，就認為是加負擔，因此考試被盡可能取消，升學考試的取消，帶來的反而可能是更沉重的學習負擔。

　　調查表明，目前beplay體育手機生負擔的重災區在小學，高中反而是相對最少的，為什麼？好未來（學而思）的主要收入來自K12，也就是義務教育階段，尤其是小學高年級階段的培訓。原因是什麼？值得我們深思。

數據由當時開班數量搜集整理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沒有了升學考試，大家都想上好學校，但是好學校又想招好學生，於是各種坑班，各種特長班，各種競賽班，比比皆是，無形中增添了更多的負擔。最近教育部下發通知，明確要求到2020年取消所有特長招生，就是一個針對性的措施，劍指各種特長培訓班。反觀高中，就隻有一個高考考試，孩子們不必上這麼多的輔導班，負擔反而普遍是相對少的。

　　考試被扣上負擔的代名詞，很多基本的評測也被停止，在大量的基層，對老師的教學質量也失去了一個基本的評價手段（我們不能要求人人都是教育家，用全麵評價替代），客觀上也導致農村基層教師的鬆懈，混日子，教育質量下滑，也帶來了負麵聲音。

　　考試的難易程度本來和負擔也是沒有直接關係的，但也被納入了減負的選項。一味要求降低試題難度，尤其是選拔性考試不斷模式化，水平化，簡單化，這些表麵上的減負措施，在現實中，恰恰可能成為推動應試教育的重要推手，進而推動了負擔的增加。

　　2017年北京海澱中考，語文滿分為120分，全區平均分高達109分。這種水平化簡單化的選拔性考試，在進一步強化了分分計較的同時，更推動了應試教育的發展。因為這種事先都知道要考什麼的水平測試，更適合應試，更適合刷題教育，因為刷題的是管用的。老師對學生強調的是紮實仔細不丟分，是重複訓練，優秀學生盯的是錯題本，重複訓練。新東方就是這方麵的代表，托福，雅思，GRE，SAT無一不是水平測試的代表，反而是高考，我們很難看到那個培訓機構做到了一家獨大，新東方曾經收購了一家專門做高考輔導的機構，後來因業績未達標，退出了這家機構。

　　當考試無法通過簡單機械刷題獲得成績時，就是最大的成功，就是最大的減負，無試可應實際上才是最大的減負，而不是簡單。

減負也要避免陷入“拉美化”陷阱，不能以低標準的學校教育，作為減負的標杆

　　近幾十年的教育治理上，很多專家動輒講英美的教育如何輕鬆，也愛以此給中國下指導題，尤其是動輒以美國公辦學校的治理為中國號脈。

　　先不說美國最優秀的精英多數是以私立學校為主培養的，私立學校裏的高標準嚴要求，即便是要求比較寬鬆的美國公辦學校，也普遍存在“天才班”，就是給那些優秀的學生以不同的發展空間。更重要的是，近幾十年，曆任美國總統對過度強調輕鬆但質量每況愈下的公辦教育都給與了無情的否定。

　　小布什當政時，對公辦學校采取的整治措施就是評測，通過對學生的成績評測，來決定對公辦學校的撥款多少。奧巴馬公開抨擊說：每年有100萬高中生輟學，美國學生在數學等科目遠遠落後於其他發達國家。如果這就是美國教育的未來，我不會接受！奧巴馬政府在呼籲晚放學一小時的同時，為提高beplay體育手機教育質量，力推政府資助的特許學校建設，讓學生家長有更多選擇權。特朗普上台前對公辦beplay體育手機更是給與了無情否定，上台伊始就聘請德沃斯出任教育部長，而這位頗有爭議的部長主張的就是教育券政策：把錢給家長，讓他們用腳投票。

•美國前議長金西奇也在其出版的書中批評到：“2017年，巴爾的摩有89%的八年級學生無法通過數學考試，這不是中國的錯……”

　　當我們激烈批判我們的奧數的同時，英國卻聘請中國的數學教師到英國傳經送寶。卡梅倫首相在卸任前公開激烈地批判那些認為可以用計算器替代而沒有必要學習中國背乘法表的言論，呼籲英國教育界多一些虎媽精神。

　　因此，在減負時，我們同樣也需要注意，不應該追求絕對的輕鬆，沒有負擔，更不應該把英美國等已經錯誤的做法，或正在糾正反省的做法，作為我們減負的樣本。

　　一個日本朋友曾憤憤地談到日本的減負。初一的孩子英語得了滿分，本來滿心歡喜，結果一看試題氣得七竅生煙：26個字母大小寫對了就是100分。複旦大學陸一老師在談到日本減負三十年的後果時，也談到了這一怪現象：學生負擔增加，家長負擔也增加，尤其是經濟負擔大幅度增加。更重要的，日本減負的一個重要惡果是“國退民進”，私立學校興起。30年前，給東京大學提供生源的前20所中學，17個是公立的，3個是私立的，但是減負30年後，這一數字完全顛倒過來，隻有3所是公立的。

　　在過度強調公辦保基本，一刀切減負等各種不當教育治理措施的指揮下，一些地方已經開始出現了類似國退民進現象，最好的beplay體育手機已經開始以私立學校為主，這值得我們高度警醒，也是和我們國家社會性質背離的。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有質量的教育公平，這應該是我們追求的減負目標，而不應該是拉低標準的減負。

　　此次反彈，多多少少也是老百姓對學校教育質量在減負的背景下下降的擔憂。

減負錯了嗎？區別化減負，精準化減負，是化解對減負誤解，化解家長反對的有效途徑

　　很多人反對政府減負，認為減負本就是錯誤的偽命題，是幹預家長與學生的基本權利。理論上是有一定道理的，這有點像人生道路的選擇一樣，是個人的事情。

　　但是，減負首先強調的是減去多餘的負擔，不是不讓多學。減負是希望全麵成長，減去那些重複訓練等不應該有的負擔，作為政府，我們必須承擔一個政府的責任，我們應該提供什麼樣的教育？我們應該引導孩子與家長走什麼樣的成長道路？作為政府是永遠需要作為的，這也就是幾十年來我們一直常抓不懈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不管，任由發展。

　　減負的精神我們需要堅持，但在諸多的反對聲中，我們的確需要思考如何減負。

　　首先，我們需要區別化減負，支持合理的訴求，不僅僅是做減法。比如有更遠大追求的，無論出發點如何，我們需要承認這種現實的需要，我們需要認真考慮在學校教育體係內最大程度去滿足，而不是處處算計，一刀切必須減下來，必須輕鬆快樂，因為這本就不是他們所想要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還需要考慮如何提高校內的教育質量，把學校教育這個主戰場做好，作為最基本的減負措施。

　　減負的關鍵，是減去那些不合理的。什麼是不合理的？一部分被裹挾的人，一種就是過度功利化的做法。比如對輔導班的此次治理，其中關鍵之一就是禁止提前教，提前學，同時要求學校不得非零起點教學，就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思路，把不想多學，不想提前學，但卻被裹挾的家長，學生的負擔減下來，這就是一次精準減負。再比如在升學考試上取消特長生招生，禁止舉辦一些學科競賽等一係列新政，實際就是劍指各類培訓班，頗有精準化打擊的意味，這是值得肯定的。

　　在減負的問題上，我們更需要拿出長遠的計劃，下決心解決一個根子問題——家長的問題，一個是教育觀念的問題，尤其是功利化的教育觀念，一個是過高的期望問題。

　　成績不決定人的一生，學校也不決定人的一生，誰都不喜歡一個隻是會考試的動物，很多道理我們似乎都認同，但一到自己孩子身上就完全變了。政府希望把負擔減下來，希望讓孩子多一點全麵發展的時間與空間，但對於很多功利的家長，無論是數學還是藝術，都是奔著好學校去的，多數在做重複訓練以獲得好分數與好成績，負擔由此而生，這也是應試教育的另外一個翻版。

　　還有一個恰當的定位的問題。過去還有考大學的顧慮，在大學馬上普及化人人都可以上大學時，家長又提出要上更好的大學，上北大清華。有追求固然好，但我們需要有清醒清楚的定位。清華北大每年在參加高考的940萬考生中隻招生7000餘人（2020年已經是1071萬考生了），對於很多的家長，仍然盲目地向這個方向前進，負擔加上去了，但結果卻永遠得不到。

　　當然，觀念問題任重道遠，也不僅僅是我們教化的問題，也需要社會本身的進步，社會階層分化縮小，社會保障製度完善等基本麵得到解決，才能化解家長根本性的焦慮。看看過去20年，放眼未來中國發展，其實大可不必緊張，我們可以預期中國未來的發展，就不應該有太多擔憂。

　　此次輿論在減負上的反對聲，是一次很好的機會，提醒我們那些地方還做得不好，不該減的減了，或者做法不對，不減反增了，招致反對，及時調整一些形式化的，一刀切式的減負做法，區別化，精準化減負，相信會得到老百姓讚同與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