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落地，禁止校外培訓機構上市，於是，資本開始尋找新的教育賽道，成人教育，尤其民辦高校成為目前的熱點。

　　據媒體報道，最近一個月，已經有4個以民辦高校為主的公司在香港尋求上市。截止目前，全國民辦高校近800所，最近一年已經出現加速集團化發展的趨勢，據說某教育機構在國內外已經收購控股了近20所民辦高校，在校生已經多達數十萬人。

　　此路是否可行？

一、在資本的驅動下，盡可能壓縮成本費用，追求利潤與利潤率，而不是投入與質量，這是我們要的民辦高校嗎？存在正當性嗎？

　　我們先討論一下這條路的合規性與正當性。從當前相關的法律規定看是允許的，合規的，即可以舉辦營利性機構，也沒有說不可以上市。

　　但是，我沒有那麼樂觀。先說正當性。

　　近日，廣東景大教育正式在香港提交上市IPO，就是典型的一例，不妨做一點簡單分析。

　　上市這種商業操作簡單說，就是我商業模式很好，可以掙更多的錢，但是缺錢擴大再生產，因此向社會募集資金擴大再生產，牟取更多更大利潤同時回報你。

　　景大提交的財務報表充分反映了這一點：毛利率由2018財年的31.2%增加至2020財年的54.3%，增長顯著。同時，收入規模也在快速增長，分別是1.73億元、2.07億元、3.48億元、2.66億元，同期淨利潤為3180萬元、3065.3萬元、1.42億元、1.41億元。

　　當一個學校追求的是不斷提高的利潤率，會發生什麼？首先就是無限製地降低成本費用，比如教師工資，軟硬件建設，利潤提高了，但教育質量必然受損，至少不會提高。之所以這麼做的原因，就是因為資本的本性：需要看到逐漸提高的利潤與利潤率，讓更多的收入變為利潤，回報股東，才會有更多的人購買你的股票。

　　毛利潤54.3%，也是目前很多上市民辦高校的代表。在資本的驅動下，未來可能還會更高。我曾經見過一個毛利率超過60%的財務報告，隻是不知道真假。

　　報表上沒有看到這所學校的收入中，是否有地方政府按學生人頭給的財政撥款或者說補貼。但根據同在廣東省的另外一個上市公司公開的財務數據，可以清晰地看到，學生的學費等基本剛剛夠學校的基本成本費用，學校的毛利潤大部分來自政府按學生人頭給的撥款。政府對民辦學校一視同仁的撥款與補貼，本來是一種進步，即對民辦高校的非歧視，但這種撥款或者說補貼變成了上市公司的毛利潤，是否有正當性？顯然是否定的！

　　更重要的是，這是我們要的教育嗎？顯然也是否定的。這也就是最近主管部門一直在強調的，無論哪種教育，都要回歸教育的公益屬性。

　　這種民辦高校，絕沒有公益屬性，有的隻是資本屬性：獲取最大利潤。

　　教育可以盈利，但最後還需要投入到教育上，提高教育質量，而不是分紅。對於以牟利，或者說營利為目的的教育，世界各地都有著嚴苛的監管與限製，包括很多人崇尚的高度市場化的美國。

　　雖然英美等西方國家一直都把教育當成服務貿易，一些英聯邦國家甚至當成重要的支柱產業，比如英國、澳洲等，事實上，英國也是教育產業化做得最成功的。標準的課程、教材、考試，都是為了把英國教育輸出到世界各地，但英國並沒有一所以學校教育為核心的上市公司。

　　不僅僅是英國，美國等也一樣，因為嚴苛的監管，幾乎看不到上市的教育公司。個別存在的也隻是圍繞教育的邊緣服務或輔助服務公司。近日伴隨MOOC興起而創建的在線教育平台Coursera，是我近年知道的唯一的教育上市公司。我們雖然不認同教育是服務貿易或者是產業，但由於缺乏嚴格的行業監管，目前以各種形式上市的教育公司已經多達20餘個，是非常罕見的，也是不正常的。

二、資本驅動下極致的牟利，必然扭曲教育，也必然招致教育政策強力的回調與嚴厲的監管，這種輪回已經多次上演，民辦高校也不會例外。

　　雖然在目前的政策框架看，民辦高校不屬於禁止的範圍，但永遠不要忘記教育本身的公益屬性與特殊性。如果沒有嚴格的監管，在資本的驅動下，民辦高校必然走上過度和無節製的牟利，也必然會像幼兒園與校外培訓機構一樣，走到牟利的極致，成為侵害人民群眾利益的典範，必然招致更嚴厲的監管。

　　對這種教育調整或者痛下殺手幾乎是必然的。2018年與2021年就發生了兩次顛覆性的政策調整，兩個教育市場一夜之間從合規變為不合規。

　　20年前，學前教育完全推給市場，在幾乎沒有任何監管的學前教育，資本肆虐，完全走上了極致化的牟利軌道。動輒一家上市公司下轄上萬家幼兒園，甚至加盟這種詞都紛紛引入學前教育，而收費，幼兒園一個月的費用甚至遠遠高於清華北大一年的學費。入園難，入園貴，怨聲載道。這種極致的瘋狂之後，2017年紅黃藍幼兒園事件終於引爆了這一問題，2018年中央重拳出擊，在深刻反省學前教育錯誤定位的同時，學前教育調整為國家承擔主體責任，禁止學前教育機構上市。

　　2021年，強力的糾偏輪到了校外培訓。

　　在家長旺盛的教育需求的驅動下，在一些錯誤的減負政策的推動下，大量教育需求被推給了市場，推給了校外，少有約束的校外培訓業走到了極致，校外培訓市場也成為風投最熱的賽道，ABCDEFG，一輪又一輪，上市公司一度高達10餘個，好未來市值高達500億美金，堪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互聯網公司。

　　大亂必有大治，極端的資本扭曲了校外培訓機構與教育，瘋狂之後就是強力的調整與監管，培訓機構必須轉設為非盈利性，並禁止上市。

　　一夜之間，合規變為不合規。

　　換句話說，今天表麵上的合格，如果缺乏足夠嚴厲的行業監管，資本必然把民辦高等教育推向一個極度牟利的不歸路，最後導致教育部門對民辦高校祭出重拳，禁止上市幾乎是必然的。回頭看看2018年與2021年兩次大調整就能明白，這一結果幾乎不可避免。

三、更重要的是，民辦高校上市的合規性顯然存在嚴重政策與政治問題，或者說灰色空間。

　　中國的社會製度是不同的，中國的教育基本方針是培養社會主義的建設者和接班人，即為誰培養人的原則問題。因此，我們一直是禁止外國人舉辦學校的。2001年在WTO的談判中，最難的一個焦點就是教育服務市場的承諾，至今我們也沒有答應開放教育服務市場，原因就在於此。也因為此，多年前，對於所有民辦高校，地方政府均需要派出黨委書記，以落實培養接班人這一根本方向。

　　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強調，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教育教學全過程，開創我國高等教育事業發展新局麵

　　此次景大教育上市用的還是VIE架構，在開曼群島的中國景大教育控股股東馮兵昌和盧彩鳳夫婦分別通過New Visual、New Container各持股50%，合計持股100%。

　　VIE架構目的和本質就是公開利用規則繞開中國相關部門的監管，也是幾乎所有海外上市公司的做法(美國近期已經開始有條件否定這一做法，這一做法已經引起相關部門的高度重視，距離采取嚴厲的監管也不遠了)。換句話說，在嚴格的法規與政策層麵，中國民辦高校真正的老板不是中國人與中國公司，是否合規？幾十萬甚至幾百萬大學生掌握在資本家，甚至是外國人(一些掌控者事實上可能存在雙重國籍)的手裏，我們是否能容忍？

四、從長遠看，新生兒快速下跌，少子化必然導致高校，尤其是民辦高校的生存危機，倒閉幾乎不可避免

　　最後，我們再探討一下這個賽道的市場空間問題，是否真的有發展空間，即便允許肆無忌憚的牟利行為。

　　2021年高考錄取基本結束。廣東考生位居全國第二，從毛入學率角度看，在全國也是末尾的省市。也就是說，廣東是高考競爭最激烈的地區之一，但在高職(專科)錄取過程中，有5萬多計劃未能完成，第一次征集誌願(即補錄)，僅有9000餘人填報，其中報民辦的僅有5300人。因為大量招生計劃未能完成，不得不第二次征集誌願，即第二次補錄。最後的補錄中，錄取分數線無論文(選考曆史)、理(選考物理)均設定為100分。廣東是新高考地區，後兩門實行賦分製，起評分即有30分。也就是說，在廣東，考40分就可以讀大專。

　　即便這麼低的分數，仍有很多高校沒有招滿，而這其中的重災區，基本都是民辦高職。之所以如此，和民辦學校的口碑直接相關：收費高，但質量差，錢拿來盈利了，而不是提高教育教學質量。

　　坦率地講，相當一部分的民辦高校其實就是在“賣文憑”。在高等教育處於精英教育的時代還好說，但在今天，已經完全邁入普及化時代，這個做法顯然不靈了。

　　2020年，全國高校報名人數1071萬人，招生967.45萬人，絕對錄取比例超過了90%。無論哪個省，都無力完成招生計劃，在個別省，招生計劃是高於報名人數的。2021年，這個數字隻能更高。

　　專科不好招，那就想辦法升本，繼續“賣”本科文憑。其實專科不好招，本科也好不到哪裏去。

　　在老高考地區，滿分750分的情況下，2021年黑龍江理科本科線為280，內蒙古301，大多數省市均在400分以下。新高考地區區別也不大，嚴格對比算下來，遼寧選擇物理的學生也隻有276分。即便如此之低，很多民辦本科院校仍然不得不補錄，尤其是一些理工科專業。

　　今年遼寧某職業大學78%的本科計劃沒有完成(選科物理)，在進行了一輪征集誌願後，也還有59%本科招生計劃沒有完成。

　　在分析原因時，大家比較集中的一點，就是“民辦高校”。在各省市，最後沒有完成本科招生計劃的，基本都是民辦高校。收費高，質量低，幾乎成了這類民辦高校的標簽。

　　其實，更深層次，更重要的原因是沒有人了，即沒有考生了。

　　2021年，高考報名人數1078萬人，創下曆史最高紀錄，其實這些不斷創造新高的高考報名人數中，主要原因是統計口徑的變化，包含了中職學生與專升本的學生，真正參加6月高考的學生，實際是下降的。比如河南2021年雖然號稱125萬高考學生，但參加6月普通高考的僅有不到80萬。而河北，參加6月普通高考的學生已經連降3年。

　　這背後，是人口的快速下跌。

　　2004年前後，因為計劃生育政策，新生兒常年徘徊在1600萬上下，直到2015年二孩政策出台，2016年出現短暫增長。2017年開始，我國新生兒出現了持續地大幅下跌，2019年新生兒僅有1465萬，創下新中國除三年自然災害外的新低。2020年，這一數字則大跌260萬，降至1200萬，下跌速度之快遠遠超過了我們的預測。

　　大家仔細想想，17年後，就算一個不死，一個不分流，全部參加高考，也隻可能有1200萬人。而自然死亡與流失率是必然的。更糟糕的是，人口專家預測，我們新生兒會快速下探至1000萬以下，沒有回頭的可能，即便有三孩政策的刺激。長期跟蹤人口問題的梁建章博士則明確跟我說：2021年就會跌破1000萬，而不是有專家說的2025年或者2028年。

　　中國少子化時代必然來臨，而少子化首先衝擊的就是教育，就是民辦高校。日本就是經典的一例，伴隨新生兒的快速下降，大量民辦高校倒閉的同時，僅存的少量民辦高校也麵臨不斷惡化的生源問題。2016年，日本45.5%的私立大學招不滿。

　　也就是說，即便沒有政策的大調整，這一領域的市場空間也是有限的，從長遠看，必然萎縮，而不是增長，而且速度會來得比我們想象的快。

　　總之，無論是從過度牟利的正當性看，還是從絕對的市場發展空間看，民辦高校這個領域，對於資本都是一個不歸路，隻能是資本末路的最後狂奔。

　　回頭是岸，投資做一所真正的好學校，而不是牟利，否則，隻能是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