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甘肅等第四批新高考改革地區正式啟動，采用的方案基本上與第三批保持一致，即“3+1+2 ”模式。考生仍需在物理與曆史兩科中限選一門，然後才能在其餘4科中選擇2科作為選考科目。
這是新高考改革沉寂2年後的再次啟動。
針對“3+1+2”方案化學選考人數再次下降的新情況，此次並未作出進一步的選科方案調整。
沒有調整，並不代表著忽視了這一問題，而是采取了其他策略，以不變應萬變。
7月，教育部正式印發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專業選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和2017年底試行的《指引》相比，這個《指引》對考生的選考科目作出了更為嚴格的限製。
兩個方案對比，新指引明顯加強了對物理和化學科目的選擇要求。有兩點比較突出：首先，對報考經濟、金融、管理類的一些專業增加選考物理的要求，包括醫學專業，過去中醫可以不選物理，現在要求選考物理；第二，對於大多數理工科專業，要求選考化學。比如過去計算機可以不選化學，現在必選化學。也就是說，雖然方案仍是“3+1+2”，但因為加強學科專業上選考限製，有人評價說，對於理工科專業，實際上變成了“3+2+1”。
當然，對於政治的選考要求也有所加強。
很明顯，第四批高考改革從現實人才培養的需求出發，對學生的選科作出了實際上更為嚴格的限製。這一調整顯然不僅僅是針對第四批高考改革省份，而是今後所有地區和考生，所有的改革方案和模式都適用，以不變應萬變。
這一做法不僅是明智的，也是極其重要的。
2014年，新高考改革正式啟動，強調了學生的選擇權：除“語數外”之外，考生可自由地在“史地政物化生”6門學科中自選3門作為選考科目(浙江多一門信息技術，故為“7選3”)，計入高考錄取分數。我們俗稱為“3+3方案”。
2017年，新高考第一次在浙江、上海落地。高考改革政策本來希望孩子能選擇自己最喜歡、最擅長的科目，但多數孩子選擇的是自己最能拿高分的科目，從而出現了嚴重的功利性選科現象。因為不分文理，分數最大化，但物理因其投入產出低，學習難度相對較高，被大量考生棄考。這就是震動業界的物理選考人數下降問題。
物理學科在人才培養中的基礎性和重要性是6門備選中任何一個學科都無法替代的，物理選考人數下降也為高校理工科人才的培養帶來了難題。為解決這一問題，遏製功利選科，教育部根據相關學科人才培養需求，及時公布《指引(試行)》版的同時，2018年第三批8省啟動改革時(正式公開宣布已經是2019年)，將“3+3”方案調整為“3+1+2”，把物理與曆史列為限選科目，即首先需要在物理與曆史兩科中二選一，然後才能在後四門中自選兩門。
這一方案保護物理的目的非常明顯。對考生的選擇權作出了進一步的限製。
這一方案在對考生的選擇權作出必要限製的同時，對高考改革的資源成本是一次有效的降低，即學科選擇組合從理論上的20種降至12種，為順利推動高考提供了現實的便利。
但這一方案，並沒有從根本性上解決功利選科的問題。在采用這一方案之初，就有很多人擔心，保護了物理，難度位居第二的化學就可能成為學生再次棄選的科目，功利算計的目標。
新方案公布不久，江蘇就曝出化學選考人數大幅下降，重演浙江物理選考人數顯著失衡的一幕。網絡傳聞，第一年江蘇考生化學選考人數占比僅有14%。這一數字並未得到江蘇相關方麵的確認，但日前江蘇相關部門公開談到了化學選考人數比例過低的問題，並呼籲家長和考生不要功利選科。
第四批新高考改革啟動，並沒有把化學列入限選之列，但卻紮緊和提高了高校這一端門檻的設置，這就是同步出台的最新版《指導目錄》。
在高校92個專業大類中，有7成需要學生具備紮實的物理基礎，6成涉及化學。因此，在新的指導目錄中，對於大量的理工科專業根據培養要求，選科科目上做了更為嚴格的限製，物理和化學往往不再是任選其一，而是都需要選考。這就意味著無論是“3+3”模式，還是“3+1+2”的改革模式，如果想學理工科專業，物理、化學是必要的選項。
這一措施是給功利性選科的有力一擊，同時也是不得不采取的強力措施，對學生選科作出進一步限製。
因為不單是物理、化學選考人數下降，而是偏理科生整體減少的問題，不考就不學，功利性選科與學習，給一些高校的人才培養造成了明顯的隱患。
福建某高校曾對浙江新舊高考考生做了對比分析。因為培養的需要，在該校的一些專業培養上，無論選科結構如何，普通化學都是必修課。2015/2016年老高考時期，來自浙江的考生普通化學平均分為81分左右，但到了2017年新高考第一年，浙江的新生平均分則隻有61分，直線下降20分。老高考時期，浙江考生幾乎全部及格，但2017級浙江新高考入學的考生不及格率則大幅飆升40個百分點。究其原因，就在於這部分考生在高考中選考了生物就可以報考該校相關專業，沒有選考化學，事實上也基本放棄了中學化學學科的學習，才導致這種現象的出現。
出現這種現象的，不止一所高校。許多高校對同一專業的同學，不得不搞“分層教學”，一些學校甚至不得不安排補學中學的課程。
背後的原因就在於，在功利環境下，隻要和高考無關，不選考的科目，學生基本就放棄了該學科的認真學習，隻要糊弄好合格考即可。而一些中學，也在積極配合學生的應付與糊弄。這與過去高中會考製度形同虛設的狀況如出一轍。
有專家曾和我爭論說，無論是否作為選考科目，作為一個高中畢業生，都是需要學習該科並達到合格水平，才能正常參加高考的。理論與製度設計上的確如此，但現實卻是另一番光景。雖然一些省市甚至明確規定合格考通過率98%，但實際上，誰敢不讓一個學習了三年的孩子參加高考？
這次《指引》的調整，就是紮緊高校選考的籬笆，應該說是想從根子上去解決這個問題。但“功利選科”的壓力也因此全部轉移到高校身上了，高校能否落實到位，這本身也存在著不小的挑戰。
如果堅持物理、化學必須同時選擇，就意味著錄取分數會低一些。對學校社會聲譽造成嚴重的影響，所以學校的壓力也很大。
今年高考錄取中，很多嚴肅媒體不斷曝出某著名師範院校錄取分數直逼清華北大。這其實是不了解新高考製度下，各學校與專業錄取分數高低無法做簡單的比較，而是和選科要求相關。比如材料專業要求選考化學與要求同時選考物理和化學，其錄取分數會截然不同。一旦要求同時選考物理、化學，則意味著分數線會非常低。一旦要求寬泛，則分數線會看起來比較高。
去年某新高考省份，在最後一次本科補錄階段，如果考生選考了物理等較難的組合，上一個本科則不足300分，但如果是選考了最容易的組合，錄取線則高達500多分。後三門是賦分製，起評分就30分的情況下，一個不足300分的學生，理工科專業如何培養？高校也是左右為難。
從這個角度看，紮緊高校的籬笆還不夠。要徹底係統地解決功利性選擇帶來的難題，需要基礎教育與高校全麵聯動，包括對學生和家長的科普、宣貫。
我們也有必要在理念上，對學生的選擇權進行全麵係統的認識，或者說是檢討：絕不應該過度美化選擇權，盲目放大學生個人的選擇權，而忘記國家的需要與權利。
首先，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選擇好學的，甚至是“好混”的，也是孩子的本性。在功利文化作祟下，麵對不考就不學的現實，不宜過度強調學生的選擇權，否則就必然會出現一些更複雜的問題，遠比文理分科更嚴重的問題。所謂的“基礎”，就是意味著必須都學，沒有太大的選擇，選擇隻是在基礎之上的選擇。如果不考則不學，動搖的是基礎教育本身。
其次，麵對一個15、16歲青春期的孩子，我們也不能過度放大他們的興趣愛好。不僅僅是處在一個多變的年齡，更主要的是學科之間是有區別的，尤其是在學習年齡階段上不同，一旦錯過，就無法彌補，比如物理等自然科學，和人文社科完全不同。在不選就不學或者不好好學的現實情況下，更需要謹慎。不加任何限製，放任選擇，恰恰是不負責任的。
最重要的是，我們在教育理論與理念上也不宜過度美化學生的選擇權，需要深刻全麵地認識到選擇權這種理念背後的文化與製度區別。
西方教育理念上對學生選擇權的崇尚，實際是和其意識形態相關的，絕不簡單是一個教育理念的問題。美國的憲法，核心就是強調保障個人權力，私權，如何最大程度限製公權。在教育上，自然也是沿襲這一點，從人權角度，私權角度，甚至是不得不充分保障，不得不退讓的，比如個人的興趣愛好必然超越國家的需要。至今美國連戴口罩都統一不了意見就在於此。
但中國不同。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社會製度都與西方國家截然不同。我們首先強調的不是個人的權利，是集體、是大家，是國家的權利。疫情之初，1700萬人口的武漢說靜止就靜止，說封城就封城，為全國疫情勝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我們的教育方針第一位就是培養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強調的是我們對國家的意義，是國家的權利，而不是個人。過度強調個人的選擇，又將國家的需要與選擇至於何地呢？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在中國教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時候，高考改革強化學生的選擇權，的確是一個非常大的進步，也是時代發展的結果。但同時，我們也絕不因此對學生選擇權絕對化、放大化、簡單化，必須依據我們的國情文化，根據國家人才培養的需要，對學生的選擇權作出必要的限製，以保障人才培養的需要，國家建設發展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