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高考第一天，上午的語文考試剛剛結束，作文題目就成了最受關注的話題。一些輿論批評今年的作文題出得偏難，尤其是全國甲卷，由紅樓夢給大觀園中亭子的不同命名引申出來的題目，被戲稱為“曹雪芹看了也得複讀”。

　　下午數學一結束，輿論又開始鋪天蓋地說數學難了，有媒體還拍了一些孩子出考場抹眼淚的視頻，甚至有人再次說：“葛大爺出征，寸草不生。”意指高考數學題是特級教師、南京師大附中葛軍校長所出。

圖源：廣東觸電新聞截圖

　　這樣的情景我們是不是曾經見過很多次？2019年，高考數學結束，輿論就紛紛指責數學題“難上天了”。很多自媒體煞有介事地說這是葛軍校長出的題，最後迫使葛軍不得不出來澄清：從來沒有參加過全國卷命題。

圖源：微博評論截圖

每逢高考，必有輿論說命題難，幾乎成了一個規律，連話術都沒怎麼變過。一說語文難，就是某某文學家自己來也做不出；一說數學難，葛軍就要被拉出來“鞭撻”一番。大家不妨翻看一下這些年高考期間的報道，類似輿論基本是年年上演。

　　測試與命題是一個專業問題、科學問題，有其規律和規矩。命題人往往不會用“簡單”或者“難”來評價題目，而是要用“信度”、“效度”、分數的正態分布情況等來評價一套試題。

　　我國的高考，是一個高利害關係的考試，在這些問題的處理上一直非常謹慎，幾乎是“戰戰兢兢”。近年高考命題一直強調的基調之一就是“平穩”，即命題不能大起大落。每年高考結束，相關部門就會組織大規模調研，對於當年命題進行全麵評估，並對考生分數分布進行建模分析，為來年命題做好借鑒與參考。

高考題真的在變難嗎？“高分通脹”現象說明，在保持穩定的同時，高考不是在變難，而是相對容易了。

　　如果簡單從普通人所說的難易程度來說，縱觀這些年的考題，在我看來，不是難了，而是在保持穩定的基調下，為了適應高等教育普及化的需要，反而是越來越簡單了。

　　80、90年代，上大學屬於精英教育，高考隻需要把最拔尖的那批學生篩選出來就行，不用對所有學生作區分，所以那時候的高考題是真難。但現在不同了，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幾乎人人都要上大學，我們要用分數把所有人都區分出來，送到不同層次的高校，因此，現在的命題就和精英化時代不同，基礎常規性的題目占比很高，而真正有難度的題占比很少。

　　從近10餘年全國各地高考分數對比可以清晰地發現，在參加6月普通高考的考生基本持平，甚至下降的情況下，高分考生出現得越來越多。10餘年間，在一遍又一遍說高考題難的抱怨中，高分考生出現了少則幾倍，高則十餘倍的增長，側麵反映了一個客觀的事實：高考命題，在保持平穩的同時，在變得相對容易，而不是難了。

　　這就是大家所說的“高分通脹”現象。

　　近年在很多地方的高考中，考出滿分或者接近滿分的，已經不是個別現象，而是成批出現。據媒體披露，2018年河北衡水中學高考理科數學滿分的就有68人，文科則有88人。同年，成都七中嘉祥外國語學校，全校文科數學平均分是136，注意，滿分也隻有150。

　　2020年在河南，高考600分以上考生達到44162人，700分以上考生達到169人，但2019年狀元也僅有702分。同年的河北，600分以上考生超過了3萬人，700分以上106人，均大幅提高，創造了曆史最高紀錄。與此同時，這兩個省參加6月普通高考的人數卻是下降的(高考總人數增加是因為職教高考報名人數增長，和6月普通高考人數不是一個概念)。也就是說，並非因為高考人數的增加，帶來了高分考生的大幅度躍升。

那為什麼還會有這麼多人說題難？

第一個原因應該就是所謂的“沉默的大多數”效應。會做的人，不會發聲；不會的人，都在發聲，包括考生、老師、父母，這是一種發泄，也是一種社會歸因：推責。即便存在一些說不難的人，在社交媒體上也很容易被攻擊、淹沒。

被詬病難，第二個重要原因，就是一些人，包括中學老師，對越來越靈活的命題改革不適應，而非超綱。

　　在國家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中，對中、高考改革命題提出了明確的要求：改變相對固化的試題形式，增強試題開放性，減少死記硬背和“機械刷題”現象。

　　這些年來，我們對中、高考多有批評，希望命題上更靈活，開放，以解決機械刷題的現象，這也成為近年高考命題改革的重要方向。今年大家對數學反應強烈，很大的原因之一大約就是出題的靈活性，以及數學題更強調相關素養，表達上複雜了，豐富了，讓一些人有點懵。去年高考“維納斯”就曾引起爭議，再比如今年新高考數學2卷中，以中國古代建築中的舉架結構為背景，考察學生綜合應用等差數列、解析幾何、三角函數等基礎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同樣，今年高考語文4套全國卷，作文題也有4道，其中2個命題作文，2個開放式作文題。被詬病難的，正是其中一個開放式的作文題，而被詬病的核心是“不知道如何寫”，這種指責讓人哭笑不得。

被指責的第三個原因，是因為高考的高利害關係，也是流量密碼。全民高考，全民關注，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容易被拿到放大鏡下挑毛病，批評高考也最容易成為流量密碼。

　　比如 “雙奧”之城的作文題，被指責無視城鄉與地域的差別。這道題目雖然是從北京成為“雙奧”之城切入，但給的材料主要是在講國家的進步，比如2008年的金牌與如今的金牌對比，高鐵從一條到4萬公裏高居世界第一的對比，GDP從31.4萬億到114.4萬億的對比等。給的標題是“跨越再跨越”，顯然是希望考生談國家的發展進步，又何來地域差別？但這種站不住腳的指責卻能換來流量，於是引發自媒體群起攻之。

當然，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就是和疫情之下人們的預期和情緒有關。比如有一些人認為，在疫情之下，孩子們普遍備考不充分，應該讓命題容易一點，甚至認為閱卷也應該鬆一點。

　　這一點我充分理解，但是，高考命題的難易，本身並不影響公平與錄取，這是所有人都需要了解的。錄取分數線本質上是根據報考人數多少而劃的一個位次分，而非簡單的分數高低。題容易了，分數線就上去了，題難了，分數線就下來了。

　　20多年前，北京上600分就能上清華北大。但是到了20年後，清華北大錄取分數線直逼700分，600分可能都去不了一個中上的好學校。現在全國大部分地區，上清華北大，分數線大部分都逼近700分，這種高分的意義又何在？難道僅僅是為了滿足學生、家長和教師的虛榮心？

當然，我們也不必回避高考作為選拔性考試的特殊定位，高考必須有“難題”，因為高考必須要有足夠的區分度，這是高考的職責與任務。

　　無論如何，我們高校目前的招生錄取仍然是以高考考試分數為核心錄取依據。在這個前提下，高考的區分度就是一個重要基礎，也是高考的職責和使命。

　　在任何一個考試中，有難題不會做是正常的，更不要說是選拔性考試。人人一朵大紅花，可能嗎？過度追求出題簡單，不僅會損害高考的區分度，效度，對國家人才選拔不利，對優秀同學就是最大的不公平。

　　事實上這些年來，因為“分數通脹”，區分度降低，選拔功能弱化，高校對高考的意見越來越大。在新高考改革啟動後，後三門科目性質完全變為高中學業水平測試，進一步淡化區分度，高考區分度的重擔更多地落在了語數外三門科目上。因此，隻要在堅持不超綱的前提下，保持命題適當的難度，從而充分保證高考的選拔作用非常必要，我們也必須正大光明地堅持高考的這一屬性。當然，我們也不能把體現區分度的“難題”擴大為整個命題都難。

談到選拔性，談到難度，不得不澄清考試與負擔的關係問題。

　　很多輿論把高考的難度和負擔直接關聯，甚至認為高考這種強調區分度的“難題”是與“雙減”精神相違背。

　　這個鍋堅決不能背，也無關。

　　考試的難易與負擔有直接的關係嗎？再難的考試，想得低分都是很容易的，再簡單的考試，想得高分都是很難的。這是一個淺顯的常識。在考試上的負擔，核心來自於自己的期望與能力之間的差距，而不是試題的難易，通過降低考試難度來減負，這個方向就值得探討。

在某種程度上，過於簡單的考試反而是增加負擔的。比如目前一些地方的中考，區分度大幅下降，幾乎可以忽略，結果導致更嚴重的“卷”，很多優秀的初三生奮鬥一年隻為一分兩分的差異。去年清華大學丘成桐教授上書中央，把選拔天才少年的年級從高中下探至初三，其中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把天才少年從這1分2分的“無效勞動”中解放出來。這種降難度減負的做法，是典型的增加多餘的負擔。

　　事實上，正因為配合落實“雙減”政策，今年高考命題不僅嚴格遵循課標與課綱，還特別強調關聯教材，回到課堂。表麵上語文高考全國卷是4套，但為了遵循新舊課標，新高考地區的兩套試卷又在個別題目上做了調整，事實上變成了4套，這樣全國語文試卷最後實際是6套，這就是典型的一例。還有很多強調關聯教材課堂的要求，教育部教育考試院在每一科的試卷評析中都有交代，這裏就不贅述了。

　　高考還會繼續，未來還會有人不斷喊難，我想提醒一句：這是高考，不可能讓所有人都覺得不難，這也不應該是高考追求的目標。在本科線低至280，專科線低至100分的情況下，依舊有人喊難，說明我們不可能讓所有人滿意。

　　社會上一些情緒，借助高考的機會發泄出來，是很正常的現象，理性看待即可，不應在命題上一味遷就，那樣傷害的將是高考的公平，還有國家人才的選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