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JIM博士”披露了一個讓我震驚的事情：湖南邵陽學院在菲律賓亞當森大學“批量”培養了23名博士，這些博士雖然專業方向各異，但培養周期都是無一例外是2年4個月。

△邵陽學院校名石(圖片來源：邵陽學院官網)

　　2019年該學校曾公開發布信息，招聘碩士到校外方合作高校(馬來西亞城市大學等)攻讀博士，但3年後，博士“產地”改為菲律賓亞當森大學。為此，學校以各種名目支付1800餘萬經費。根據披露的情況看，在經費的支付上，學校在高人的指導下，還是做了精巧的設計，極可能是以學校引進人才的名義給與各種經費與補貼，然後通過老師個人支付，並非學校直接支付的形式，以規避檢查。

△網絡截圖

　　和此前韓國的“水”博士爭議相比，這次是小巫見大巫了，這次顯然是學校有組織的行為。

　　根據菲律賓的教育政策，取得學士學位的學生繼續學習一年或兩年可以獲得研究生畢業證書；學習兩年並提交學位論文(教育學碩士可無論文)，可以取得碩士學位。在此基礎上，繼續學習兩年並通過公開的論文答辯，可以獲得博士學位。

　　也就是說，碩士攻讀菲律賓博士的確隻需要2年，也的確是全球“性價比最高”的博士之一。2年4個月的培養周期並不違規，但是，無論什麼專業方向，無論人文還是理工科，都是2年4個月統一的培養周期，顯然是“批量生產”，不能不讓我們質疑其質量，以及背後的商業運作。

　　我們不能搞出身歧視，比如對菲律賓這所大學的學曆；我們也不能輕易質疑其含金量，這需要專業的判斷。但對於高校用國家經費“批量化訂製博士”的做法，也刷新了我的價值觀。

　　多年前，為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相關部門在高校相關資質申請與評比中，對學校教師中博士學曆的占比提出了硬性要求。於是地方高校開始了一次大規模引進博士的運動。這一本是為了提高教育質量的舉措，卻遭遇這樣的算計，讓我意外，震驚。

　　但更讓我震驚的是，類似這所學校做法的還有很多，不止一所，區別隻是規模大小與做法。已經有網友給我提供了8所地方高校類似的做法：一些地方高校為了解決教師中博士學曆的問題，紛紛與東南亞甚至非洲國家合作，批量生產這類“洋博士”。

　　當然更大規模的是個人的行為。與常規的湧入歐美發達國家不同，近年到東南亞甚至非洲等落後地區留學成為留學行業的“新風口”，廣告鋪天蓋地。

　　為什麼？原因顯然是“性價比”。一個是時間短，一個是價格低廉，更重要的是，有“保過”的保障。比如這次菲律賓這所大學整齊劃一的培養周期，全部通過。

　　邵陽學院為什麼中間把馬來西亞的大學換為菲律賓的，原因不得而知，但有一個原因是不能排除的，這就是時間與資金的算計。馬來西亞顯然成本要高一些，無論是學費還是生活成本上，還有時間成本。根據馬來西亞相關部門的規定，本科學製3年，碩士學製1-2年、博士學製2-6年。

　　赴東南亞與非洲留學，不僅有學費上的優勢，還有時間上的優勢，又保過，機會成本是很多人渴望的。因為無論是為了職稱評審、求職就業，還是落戶，這類“水”博士、碩士有著突出的性價比的優勢。

　　按照相關部門規定，落戶要求的核心指標之一是留學生，是研究生，而無關畢業學校與國家以及質量，包括北京上海等落戶要求極高的地區，“洋博士”幾乎就是一張最暢通的通行證。

　　其實近年這類文憑在國內已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市場，一些中介公司與國外相關學校尤其是一些私立學校勾結，甚至直接買賣相關項目的文憑，真的“假文憑”泛濫成災。

誰來做“洋文憑”質量最後的防洪堤？國外大學文憑認證是一個有效的阻擊手段，但目前質量認證麵臨重重挑戰。

　　麵對如此泛濫的“洋博士”，“洋碩士”，怎麼辦？

　　我不能讚同一些人認為是相關部門對高校教師學曆的要求導致的這一結果。對高校教師提出博士的學曆要求，並不過分，尤其是在當下。更重要的是，要求有博士學曆，就可以成為作假的理由嗎？

　　更何況，這些學校也在批發碩士文憑、本科文憑，我們就能容忍嗎？

　　一個重要的阻擊辦法，是對這類文憑在認證上從嚴，甚至不予認證。

　　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卻沒有那麼簡單。事實上，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為阻擊這些濫發的“洋文憑”，近年做了艱苦卓絕的鬥爭。

　　因疫情一些留學生無法赴國外就讀，隻能采取在線模式，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一改此前對在線文憑不予認證的原則，給這部分同學予以認證。不料這一微調，卻給一些機構販賣國外文憑開了“方便之門”。很多東南亞與非洲國家的私立高校濫發文憑，導致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不得不就此類文憑認證頻頻發出警告。

△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官網截圖

　　2021年3月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發布《關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留學人員學曆學位認證工作的補充說明》指出，近來部分國家的某些高校和中介機構以疫情為借口，不斷推出各種在線課程，通過降低錄取條件、畢業要求或縮短學習時長等方式，大肆招收我國學生就讀，並聲稱不需出國就可以輕鬆獲得海外文憑。這些行為涉嫌變相售賣文憑，嚴重侵害了留學人員利益。為維護廣大留學人員利益、保證留學教育質量，對於此類文憑，不在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認證範圍內。

△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官網截圖

　　但這一聲明並未能完全阻止海外高校濫發文憑，尤其是一些東南亞國家的高校。去年11月26日，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就1所馬來西亞大學和4所菲律賓大學發出加強認證審查的公告，其中就包含菲律賓亞當森大學。

　　對於這類“真”的假文憑，或者說濫發的“水貨”文憑，全部讓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來阻擊、把關，在當下還存在很多挑戰和現實困難。

　　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認證的本質是對你所擁有的文憑的真實性認證，而依據，主要是各國對高校治理的規則，並在這一規則下對其文憑的真實性進行認證，並沒有資格進行質量高低認證、判定，因為從法理上，就缺乏授權。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不是聯合國教育部，沒有權力對別國文憑進行質量高低的判定。即便是聯合國，也沒有權力與資格對其他國家的文憑說三道四。

　　正因此，近年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不斷探索加強認證的質量管控，但本質上一直無法完全突破真實性認證這一原則，全麵進入質量認證的範疇。

　　更何況還有政治正確的問題：憑什麼英美的能認證，亞非拉兄弟的就不能認證？為什麼英美國家的文憑就好，亞非拉質量就低？麵對這個問題，恐怕沒有人敢說什麼，更何況還涉及一帶一路的大政方針。

　　還有非歧視原則的問題。在國內，高考280分能上一個本科，680分也能上一個本科，我們還天天喊對大學生不能搞出身歧視，何況是國外學校，動輒就涉及國際關係問題。

麵對濫發的“洋文憑”，有必要對“洋文憑”進行分級的質量認證，進行全麵阻擊。

　　麵對國外一些高校與中介機構相互勾結，造成事實上濫發“洋文憑”，讓“洋文憑”的買賣變相公開化，是對社會公平正義的嚴重挑釁。目前出國留學生早已超過70萬，回國留學生也在70/80萬人的情況下，大量的用人評價仍然以學曆為依據的情況下，如果不能有效阻擊這種濫發的“洋文憑”，事實上就擊穿了高考、beplay中心錢包體育錢包所帶來的公平公正，讓金錢左右社會公平的起點：大學文憑，這也是老百姓難以接受的。

鑒於此，我建議：

第一，通過國家授權，改變海外高校文憑認證的政策定位，除了真實性，也需要探索質量認證，對海外文憑進行必要的分級認證，以阻擊這種“真”的假文憑的泛濫。

　　建議組建國家層麵專家委員會，授權教育部留學服務中心或相關部門，除對國外文憑的真實性作出認證的同時，對相關海外高校作出大致質量層次的判斷。包括英美等發達國家在內，很多把教育當產業的國家也存在不同程度濫發文憑的問題，不僅僅是部分東南亞與非洲國家的高校。

　　事實上，在高等教育普及化後，英美很多高校的畢業生本身也是分級的，分為普通畢業生與榮譽畢業生。而在對外上，即便是講絕對非歧視原則的英國，對來自中國的留學生所畢業的學校也分三六九等。對畢業於不同高校的同學申請研究生，GPA的要求是不同的，也是明文公示的。

　　我們對海外高校文憑作出大致分級的質量認證，這本就是一種實事求是，也符合國際慣例，最後把使用權交給用人單位就是。

第二，如果不能做大致的分層認證，能否對國外的博士、碩士學曆學位進行必要的第三方合格性評估？

　　對海外高校教育質量進行分層認證，的確是複雜而困難的。但我們能否借鑒國內對研究生質量控製的做法，對海外博士、碩士的質量進行第三方合格性評估。

　　我們國內對研究生質量管控越來越嚴密，比如對論文的外審與抽查，但海外的博士與碩士一直不在此列。如果對海外的碩士、博士，尤其是博士進行大體的質量分層劃分存在現實困難，我們不妨在做完真實性合格評估之後，根據相關用人單位需要，建立第三方的質量評估？比如委托教育部學位發展中心或其他機構針對已經通過真實性評估的博士、碩士，對其質量進行合格與不合格的第三方評估。

　　總之，無論如何，對海外學曆的認證與評估，尤其是質量評估，已經變得越來越迫切，必須認真應對，否則，類似的“連續劇”還將持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