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期國際英語文學研究的權威刊物《現代文學學刊》（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Vol. 44, No.2, 2021）以一整版的篇幅發表了由上海交通大學文科資深教授王寧和特聘教授彭青龍合作主編的主題專輯《世界文學語境下的中國現代文學》（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World Literature），該專輯首次發表由中國學者主持的重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係列論文，彰顯了交大學人的文學研究實力，對西方的中國研究學界產生了強有力的衝擊作用和影響。

　　本專輯由“導言”和10篇研究論文組成，其中交大學者發表5篇（包括“導言”），其餘的論文則出自國內和香港主要高校的文學研究者之手。這裏僅對交大學者的論文作一點評。王寧教授在“導言”中強調了中國現代文學所具有的世界性特征，並且對其斷代作了全新的闡釋，即中國現代文學依然始自新文化運動，但延至1976年文革的結束，其後中國文學才真正進入“當代”階段。他的理由在於，直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當代文學才真正融入世界，並成為世界文學的一個有機部分。除了撰寫“導言”外，他還發表了長篇論文《重估新文化運動：建構一種新的世界人文主義》，他認為，中國雖然有著人文主義的悠久傳統，但這一術語本身卻是從西方引進的，而且經曆了各種翻譯、討論甚至辯論。在整個20世紀，人文主義貫穿了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史。在紀念新文化運動百年的日子裏，應當對其中的人文主義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進行反思。在進行人文主義的譜係研究的同時，還應當建構一種新的世界人文主義。在這方麵，新文化運動除去其革命精神和開拓性作用外，還對全球人文主義的宏大敘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楊明明教授和博士生楊昕合作的論文《俄蘇文學影響下的中國現代文學》以詳實的資料梳理了俄蘇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以及中國作家的自覺的創造性接受，而這一點在西方漢學界長期以來並未得到應有的重視。兩位作者認為，俄蘇文學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具體體現於文學創作、理論批評、文化思潮以及社會生活諸方麵。在中國現代文學受到的多方麵的影響中，俄蘇文學所扮演的角色是舉足輕重的，特別是對中國語境中的文學概念的確立以及審美欣賞和寫作方法等均有著直接的指導作用。不看到這一點，就不能客觀公允地評價中國現代文學的世界性因素。

　　鄒理博士後的論文題為《探討一種新的抗戰敘事：巴金的<寒夜>中的身體焦慮》，其視角獨特，觀點新穎，對於我們今天的讀者重新認識巴金小說對抗日戰爭的深度側麵描寫很有幫助。在他看來，巴金不同於那些直接描寫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場麵的作家，他所選取的是一種間接描寫，即通過描寫抗戰時期人們的身體焦慮展現了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殘酷性和對人性的摧殘，從而揭示了戰爭帶給人們的另一個後果。

　　彭青龍的論文《賈平凹小說的民族性和世界意義》首次在國際中國研究學界指出，賈平凹的小說不僅具有濃鬱的鄉土氣息和民族精神，同時也具有一種普適的世界性意義。它們探討了都市知識分子麵對傳統與現代性時的艱難選擇，展現了改革開放時代人們的精神激蕩和焦慮。這也正是賈平凹的作品能夠走出國門進而成為世界文學一部分的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長期以來，西方的中國研究（或稱漢學）界一直為西方漢學家所把持，這些學者受到“東方主義”思維模式的影響，將中國當作一個“他者”，而來自這個“他者”的中國著名學者即使在國際中國研究領域內也沒有任何話語權，被認為患了“失語症”。經過曆代中國學者的努力以及大批在西方名校獲得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的加盟，西方漢學的成分得到了一些改變，但依然話語權很小，並且很難在那些專門發表西方文學研究論文的刊物上亮相。《現代文學學刊》作為英語世界專門研究現代英語文學的權威季刊，長期以來僅發表西方學者撰寫的英美文學論文，後來逐步拓展到整個西方文學研究，但依然有著鮮明的西方中心主義色彩。而此時由上海交大兩位比較文學領軍學者主編的這一專輯則突破了這一既定的“西方中心主義”模式，開啟了將中國現代文學置於世界文學語境下重新審視並重新書寫的先河。《現代文學學刊》推出的這一期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世界性的專輯將成為中美人文交流的重要成果，該刊過去一直主要發表西方學者用英語撰寫的西方文學研究論文和書評，鮮有出自中國學者之手的討論中國文學的論文刊登。兩年前，王寧教授訪美期間與該刊主編之一拉巴泰院士多次訪談，使他和另一位主編認識到了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不可分割性，一部沒有中國文學的世界文學史是不全麵的，雙方當即簽訂了合作協議，決定由王寧教授領銜主編一期從比較的視角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主題專輯。這樣，王寧教授和彭青龍教授及其交大比較文學團隊便掌握了重要的話語權，同時也幫助和提攜了一批國內其他高校的比較文學和中國文學學者。這也充分表明了上海交通大學的比較文學團隊在國際和國內同行中所具有的牢固的領軍地位和廣泛的國際學術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