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與協同——基於大學學科特征的組織理念思考

趙長祿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黨委書記、研究員)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大背景下，各領域相互滲透、相互補充，日益呈現交叉融合態勢，數字化、智能化是大趨勢。大學具有多樣性、多學科的特征，組織開展人才培養、科技創新要適應科技與經濟社會進步發展需求，充分發揮好大學獨特的優勢。

　　首先，可以用一張三維坐標圖把大學的內涵和基礎關係展示出來。(見圖1)

　　X軸是學科方向。以大學一級學科為例，X軸是一級學科下所設的學科方向，如機械學科是一個一級學科，機械設計及理論、機械製造及其自動化、車輛工程、機械電子工程就屬於二級學科方向。我們加強一級學科建設，鼓勵在一級學科下自主設置新的學科方向。例如，在機械設計方麵，圍繞加強數字化設計能力，在人才培養、科技創新中就要強調數字化元素；在機械製造方麵提出了智能製造，就是在傳統製造學科中注入智能的元素；機械電子工程也是比較典型的二級交叉學科，這從名稱就能看出來。我們要做的不僅是把新的領域、新的方向從傳統學科中抽出來組建新的學科，重點還要鼓勵在一級學科下多設交叉方向，在傳統學科方向上多注入數字化、智能化等新元素。大學應當注重一級學科各學科方向間交叉融合，這其中的邏輯需要我們深入去挖掘。

　　Y軸是學科建設要素。這是一個要素體係，主要包括圍繞一級學科建設平台，彙聚隊伍，提高人才培養能力、科技創新水平，形成學科的文化、大學精神等。要思考如何使所有這些工作都有機融合在一起，推動學科可持續發展。從組織行為上來講，Y軸就是要跨人才培養、科技創新、隊伍建設、平台打造等，強化協同，而不是單項孤立推進。數字化、網絡化給我們提供了更多可能，比如資源配置，如果沒有豐富的網絡化作為基礎和大量的數字化作為條件，我們就隻能在受限物理空間中打造有限功能甚至單一功能的工作場景。而網絡化可以使創新資源實現分布式異地協同、功能有效集中。如以超算中心強大的計算能力作為後台，通過網絡實現實時在線仿真、設計和協同設計功能，甚至把硬件和軟件都混合在一個係統中，形成硬件在環仿真與協同。

　　我們利用X軸和Y軸就構建了一個大學內部係統，但是還不夠。第五輪學科評估中提到的若幹要素，就是Z軸的具體內容。一般我們在描述大學學科的時候，通過一個平麵的雷達圖求麵積。但Z軸也非常重要，就是大學的服務麵向。這既是經濟社會發展主戰場需求的引導，也體現了在科學技術進步背景下數字化、智能化發展態勢對大學的牽引。大學和服務對象之間是一個比較強的上下遊耦合、互相支撐、協同發展的關係。這樣由X、Y軸構成的大學係統，既是相對獨立的，又是開放的。在實現大學社會功能的同時，豐富和完善了大學係統，三維坐標能夠更加係統地描述大學建設的體係性。

　　實際上大學設有多個學科(群)，跨學科依然有交叉融合關係，因此大學的組織行為也是跨學科的交叉與協同。這樣大學就不是孤立的麵，而是一個體。以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為例，北航以工科見長，工工之間有交叉，理工、醫工、文工都有交叉。真正把交叉融合的優勢充分發揮出來，恰恰是大學的魅力所在。

　　基於上述，在大學組織理念上可以提煉為三個關鍵詞：交叉(Intersection)、協同(Synergy)、合作(Collaboration)。實現這些需要聚焦若幹具體方麵，包括：一級學科下新興交叉方向的凝練建設；數字化教育場景打造；數字化背景下學科專業培養方案、課程體係重構；交叉場景的打造，交叉研究與人才培養項目的組織，交叉文化的營造；科教協同共享平台建設；內涵主導的資源配置機製；協同導向的管理體製、運行機製建設與流程再造；產學研合作與國際化；等等。

　　在辦學實踐中，北航建立了現代化教育教學中心，升級打造了323間智慧教室，分級分類打造了一批科教協同平台，成為教育、科技、人才開放共享的硬平台。學校成立了國際交叉科學研究院，麵向基礎前沿和新興交叉領域打造了若幹個研究中心，實現學科交叉、人才彙聚、資源集約保障和平台共享。持續拓展與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的合作，拓展學科服務麵向，實現兼容並包、優勢互補，如與北京協和醫學院共建“協和醫班”，與中央財經大學交叉培養“計算機+金融”人才，與中國商飛共建“大飛機研究院”。不斷提升國際化辦學水平和國際影響力，北航杭州國際校園正式啟用，2023年9月迎來了首批本科學生。

　　一流大學是國家現代化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戰略支撐。要不斷強化大學交叉融合的理念，突出協同增效的功能內涵，彰顯開放合作的精神氣度。同時要以製度體係和大學文化建設構建長效機製，真正推動大學的內涵式、高質量、可持續發展。

數字教育與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

　　Nicola Clayton(尼古拉·克萊頓)

　　(英國皇家科學院院士,劍橋大學教授)

　　劍橋大學是英語世界第二古老的大學，也是世界第四古老的大學。劍橋大學的前身是一個學者協會，與牛津大學保持友好競爭。我們在談論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時，常常將他們相提並論，因為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擁有相同的使命，即提供卓越的教育和研究，為社會作出貢獻。

　　劍橋大學的學院和中心設施分散在城市各處，是一所大學自治機構。每個學院可以有自己的成員，建立獨立內部結構，並自行開展活動。大學主要負責確定課程內容、研究生招生、授予學位、組織講座研討會等職能，學院負責錄取學生、組織教學、住宿、娛樂和本科生招生等，所以大學和學院不一樣，采用學院製。劍橋現有31所學院，學院會組織小班教學，而大學層麵則組織大型研討會和講座，以及實習項目。每一個學院都有自治機構和自治權利。

　　劍橋大學不僅僅是一所大學，也是一個全球社區和全球多元化的機構。40%的員工來自英國之外的國家和地區，大約包括140個國家，14.4%的學生是國際學生，每年約有2萬名優秀學生爭奪4000個入學名額，競爭非常激烈，因為劍橋大學是從全世界尋找最聰明的、最優秀的人才。

　　劍橋大學如何提升數字化水平?學校做了很多努力來提升Moodle係統，希望創造一個虛擬學習環境，因為Moodle係統對於教職工和學生來說非常有用。Moodle係統是一個綜合性工具，通過這個係統學校能夠為師生提供優質的教學資源，師生也能夠對資源和學習進程進行自我管理。在這個係統上，還能夠完成提交作業、評估評分、定期培訓等任務，學生可以根據自身水平控製進度。我認為，Moodle係統對於教學來說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因為教師能夠利用這個平台重新整合優質資源，學生也可以利用這個平台加強自我管理。

　　在劍橋大學有一個重要的原則——下放控製權。學校會把控製權下放給各學院、各部門，他們可以控製Moodle係統。每個大機構下設子機構，子機構設協調員負責具體執行工作，協調員最重要的責任是提供數字方麵的幫助。劍橋大學啟動了數字教育未來計劃，開展數字教育探索。因此，我們提出了一係列問題：需要提供哪些條件和支持才能讓個人運用技術手段獲得個性化教育?這種自主學習有哪些好處和成效?教育能否融入工作、休閑和社會生活，從而消除對單一教育機構的需求?需要何種可持續發展教育生態係統才能實現這個願景?

　　2019年，劍橋大學開始推動技術支持學習項目，希望提供一個在線工具，支持學生發揮和挖掘自身潛力，並支持課程準備工作。特別是對某些群體，他們需要這種在線技術的幫助。學校希望通過提供在線工具幫助更多的學生。

　　劍橋大學在教學和研究方麵做了一些嚐試。

　　第一，不同的國際質量衡量標準。英國采用TEF(教學卓越框架)和REF(研究卓越框架)，這是兩個最重要的質量衡量框架。

　　第二，學期製。劍橋大學采用的學期製分為三學期製和兩學期製兩種，三學期製的特點是每個學期比較短，壓力就會比較大，對學生的時間管理就要求非常高，而兩學期製有更多自由時間，更適合自由的研究。

　　第三，有很多是來自政府的資金支持。學校獲得政府資助則需要對應地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所以學校不僅有家境比較優越的學生，也保障家境不那麼富裕的學生受益。

　　第四，藝術和人文科學的區別。藝術和人文對人的發展非常重要，所以學校不斷地推進藝術和人文科學學習。

　　第五，博士後研究人員的項目為年輕的研究者們提供研究資金支持，免除後顧之憂。

　　當前全球博士生人數呈下降趨勢，這對於研究來說是一個挑戰，需要提供更多支持，讓博士生和博士後研究人員能投入更有意義的研究。

範式變革：人工智能賦能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

裘新

(複旦大學黨委書記、教授)

　　今天，無論哪個行業，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人工智能正在開啟一場堪比工業革命，但發展速度更快、涉及麵更廣、顛覆性更強的社會變革;人類社會正在迎來人機協同、跨界融合、共創分享的智能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對教育的深刻影響，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進教育變革創新。這也充分說明，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智慧教育新浪潮已經突破單純的工具應用維度，將在人才培養、科研創新、內部治理等方麵，給大學帶來從教育思想到辦學範式的深遠變革。

　　麵對新浪潮，既要熱情，又要冷靜。人工智能作為“助燃器”“開瓶器”，為教育數字化、教育現代化開辟了新的發展路徑，讓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接近有教無類、因材施教的教育理想，但新範式不會撲麵而來、一蹴而就。教育是多主體、多目標、多環節、長周期的複雜活動，以往曆次信息科技大潮的衝刷都證明，新的技術應用對教育的影響往往是雙刃劍，如果沒有教育係統的內生性改革，很難產生有生命力的新範式。我們應有足夠的定力和動力，來應對人工智能的機遇和挑戰。

　　迎接新變革，既要作係統布局，又要有突破路徑。人工智能所帶來的正向影響，最終是創新範式的革新、創新型社會的加速形成。所以，複旦大學從落實教育科技人才一體化部署、服務創新型國家建設的高度，係統布局人工智能的學科發展、人才培養、要素能力建設和校內場景應用，作為教育數字化戰略的核心抓手，作為構建一流大學創新體係的重要落腳點，作為賦能大學自身高質量發展和服務高質量發展的重要路徑。

　　一、賦能科研創新：引領科學研究新範式

　　選擇科研而不是教育作為突破口，既是國內外人工智能激烈競爭的現實需要，也是順應“人工智能+”發展規律，希望在各個學科領域推動科學思想和科研範式變革，快速培育出支撐人工智能高水平可持續發展的土壤。

　　近年來，複旦大學在教育部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集中全校力量推動科學智能(AI for Science)和社會科學智能(AI for Social Science)的發展。

　　1. 打造算力基座。發展人工智能，算力是保障，也是最大的製約因素。複旦與阿裏雲、中國電信合作，已建成啟用中國高校迄今規模最大的雲上智算平台CFFF專用計算平台，算力規模達到28PFlop/s，支持千億參數的大模型訓練。

　　2. 構建創新生態。基於CFFF算力，學校在上海市支持下成立服務全市的上海智能創新中心，整合相關學科力量建設計算與人工智能學院，與校內各科研機構構成“1+1+N”創新矩陣。一方麵，通過促進人工智能基礎理論與各學科的交叉滲透、融合創新，在氣象預測、新藥研發等有潛力的領域組建攻關團隊，希望盡快產出獨創性、原創性成果；另一方麵，在國家發改委支持下，建設國家人工智能產教融合創新平台，構建集理論培養、硬件支持、多元師資、產業實踐於一體的產教融合新模式，著力培養人工智能拔尖創新人才，有效支撐上海乃至國內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需求。

　　二、賦能教育教學：加快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改革

　　發展智慧教育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要緊緊扣住拔尖創新人才自主培養的能力提升。我們培養的學生應有很強的自主判斷、學習、創新和適應能力，才能更好駕馭各種迭代發展的人工智能工具，掌握未來主動權。

　　1. 培育“人工智能+”創新能力。最有效率的學習是創新。我們引領廣大師生體驗和探索科學智能，通過“科學大數據+大規模算力+高性能模型”，在海量數據中識別出好的科學問題，提供科研新線索、提出科學新假設，加速科學原理發現和技術突破。學校還牽頭舉辦首屆世界科學智能大賽，鼓勵青年人踴躍學習和參與開發新工具新方法，鍛煉“人工智能+”創新能力，積極投身這場重塑人類知識邊疆的“大進軍”。

　　2. 提升師生數字素養與技能。係統培養數字意識、高階思維能力、複雜問題解決能力、終身學習能力和社會共同體責任感。一方麵，學校開齊開足數字科技類課程。據不完全統計，全校近一年開出相關本研課程578門次，33.2萬人次修讀，生均修讀6.91門次，基本實現全覆蓋有強度的課程學習。另一方麵，在第二課堂通過“文化校曆”製度性安排，在相關“學科周”中充分展現“人工智能+”的學術魅力，加強創新文化熏陶。

　　3. 推進數字化教學融合創新。積極推動人工智能在教與學過程中的應用。大力更新教學形態，目前有10%以上課程全程采用混合式教學，建成49個虛擬仿真實驗教學項目。大力提升學生自適應學習能力，鼓勵充分利用在線課程、數字教材、線上書院等平台資源，在校園內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加快實現向“以學為中心”的轉變。

　　三、賦能內部治理：推動校園數字化轉型升級

　　大數據開啟了智慧校園建設，人工智能則推動校園數字化轉型進入新階段。我們抓住數據要素、聚焦校園應用場景，通過自然語言處理技術、數據挖掘技術、智能化管理係統等方麵的建設應用，努力實現信息高度集成、決策高度智能、服務高度優化，使管理和服務更加集約高效。

　　1. 建設辦學與校園管理的“數字大腦”。對於辦學過程和校園運行中產生的各類數據加強集成和挖掘，通過大數據分析和機器學習算法，打造可視、可管、可控的深度治理一張圖，為科學決策提供適時依據。如我們正在積極探索“智能思政”，構建招生、培養、就業聯動的人才培養質量評估模型。

　　2. 從“一網通辦”向“一網統管”升級。人工智能及各種數字化新技術為廣大師生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個性化的服務。如抗疫中應用的“複活碼”已升級為多介質合一的新一代一卡通，將手機NFC功能用於虛擬校園卡，打通了校園與社會的生活應用。又如，通過區塊鏈技術，實現教職員工進離校的全周期管理，構建生活服務一體化預約平台；通過物聯網技術，連接校園各類物聯網終端，構建危機識別、防護、研判和應對的全鏈條智慧化管理。在此基礎上，加快建設數字孿生校園，真正實現校園治理現代化。

　　總之，人工智能帶來的教育變革也許才剛剛開始。對於教育的未來，無論如何展望，有兩點不會改變。其一，智能教育的終極目標，是加快發展伴隨每個人一生的教育、平等麵向每個人的教育、適合每個人的教育、更加開放靈活的教育。其二，發展智能教育的基本路徑，離不開國際開放與合作。讓人工智能造福青年、造福社會、造福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世界教育工作者的共同心願。

高等教育領域數字化的變革力量

Ashraf Mohamed El Shihy

(阿什拉夫·穆罕默德·謝希)

(埃及高等教育與科學研究部原部長，巴德爾大學校長、教授)

　　數字化對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所帶來的影響是至關重要的，數字化賦能對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影響。

　　數字化，即將數字技術融入日常生活，已經在高等教育領域引發了革命性的變化。這一演變的特點是數字技術的無縫集成，這些技術不僅增強了傳統的教學實踐，還為未來發展的可能性鋪平了道路。變革之旅是從大範圍的高等教育數字轉型開始的。從早期數字工具的采用到如今新興技術在塑造學習體驗中發揮關鍵作用，這個領域的格局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

　　人工智能處於這場變革的前沿。我們可以使用人工智能進行內容創作，提供個性化的學習體驗，而智能評估工具又重新定義了反饋和評估的過程。人工智能與教育的融合正在重塑傳統高等教育範式。生成式人工智能是驅動創造力和創新的力量，通過生成教育內容和促進協作項目，生成式人工智能培育了一個充滿活力和引人入勝的教育環境，突破了傳統教育的邊界。

　　智慧大學的概念通過物聯網得以實現，互聯校園、智能教室、高校的資源管理是這種範式轉變的重要特征。物聯網不僅推動了基礎設施的建設，還通過創新的方式豐富了學生的體驗。

　　為了確保學術記錄的完整性和安全性，區塊鏈技術建立了透明且防篡改的係統，用於證書驗證。在信任至關重要的時代，區塊鏈是保持學術成果真實性的基石。雲計算是關鍵的推動因素，提供了可擴展、可訪問、可協作的機會。數字工具和資源之間實現無縫整合，創造了一個適應高等教育不斷發展需求的生態係統。

　　現實世界的例子突顯了這些技術帶來的切實好處。從個性化學習體驗到學術證書安全驗證，全球各地的教育機構都在利用數字化提升高等教育的質量。然而，這一數字轉型之旅並非沒有挑戰，需要謹慎對待倫理、數據隱私和網絡安全等挑戰。解決這些挑戰對於在高等教育中負責任且可持續地應用數字技術至關重要。

　　數字化和技術發展是一個不可或缺的話題，關係著當今大學在充滿競爭、高等教育質量和發展方式備受關注的時代中如何發展。許多全球性高等教育挑戰都可以通過與師生的合作來解決，如人員流動性、會議、研究和科研成果出版，都可以通過合作來完成。因此，主要挑戰仍在於基礎環境建設及發展。

　　巴德爾大學正努力將技術運用到所有活動中，運用技術以促進教育、管理、研究和數字係統的發展。智慧大學不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巴德爾大學現在有很多的Moodle課程和線上平台，所有語言都可以使用。教師們在教學中也更多地應用技術，當然這個過程是具有挑戰性的。

　　在過去的幾年，各個國家包括埃及都在致力於提高技術水平、用數字化提高高等教育質量。總的來說，數字化賦能高等教育是一場持續演進的旅程。從重新定義教學方法到提升學生體驗，人工智能、物聯網、區塊鏈和雲計算的融合正在重新塑造高等教育的格局，確保未來的高質量發展與數字創新相輔相成。

　　高校應抓住機遇，共同推動數字化賦能下的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

數字化改革：賦能一流大學建設的後發優勢

任少波

(浙江大學黨委書記、研究員)

　　一流大學是教育強國建設的戰略支撐。當前高等教育麵臨新的形勢：就全球趨勢而言，以智能化為核心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產業革命和教育變革;全球科技競爭、人才競爭、資源競爭日趨白熱化，深刻影響高等教育發展格局。在這種背景下，各國更加重視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世界一流大學積極探索新的發展模式，如斯坦福大學2025計劃。同時，數字化技術賦能高等教育轉型發展越來越成為全球共識，2022年4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布《教育的未來簡報》，闡釋了教育數字化轉型的發展趨勢。就國家戰略而言，黨的二十大作出教育、科技、人才一體推進的戰略部署，黨中央將高等教育放在建設教育強國的龍頭地位，強調把加快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學和優勢學科作為重中之重，賦予高校新的戰略使命。當前，教育部正在編製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實施國家教育數字化戰略行動，有力推動教育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中國人民大學時強調，“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不能跟在別人後麵依樣畫葫蘆，簡單以國外大學作為標準和模式，而是要紮根中國大地，走出一條新路”。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實質就是尋找和構築後發優勢的過程。經濟學的“後發優勢”理論指出，相對落後的國家可以通過技術引入、製度變革等，形成少走彎路、效率激增、顛覆創新的後發優勢，走出更加適合自己的道路。世界一流大學建設也存在“後發效應”“後發優勢”。我國建設一流大學具有製度優勢、組織優勢、文化優勢、社會優勢等，同樣可以尋找並激發後發優勢，走出跨越發展的新路。

　　在一流大學建設中走出新路、找到後發優勢，首先要把握世界一流大學興起和發展的驅動力量。從世界一流大學發展曆程看：早期大學是在宗教和人文知識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以意大利博羅尼亞大學、法國巴黎大學等為代表，神學、哲學、法學等人文知識的傳承傳播推動了近代意義上大學的興起；教學科研並舉則推動了近代一流大學誕生，以柏林洪堡大學等為代表，強調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並重，“為科學而生活”的理念在大學發展史上引起了革命性變革，歐美一流大學成批湧現並引領潮流；強勁的社會需求驅動了現代一流大學的崛起，以威斯康星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等為代表，在強大社會需求牽引下，依托政策支持，迅速獲取社會資源，使一批一流大學迅速崛起。新的發展趨勢是，世界一流大學通過創新創業的互動引領社會，如斯坦福大學等通過前沿科學、高新技術賦能創新創業，在支撐國家和區域發展中實現了快速發展。所以，不同時代的革命性力量驅動了高等教育改革發展，大學與前沿科技、新興產業的緊密互動已經成為一流大學興起和發展的動力源泉。

　　當今科技和產業革命已經進入數字化時代，這為新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提供了產生後發優勢的曆史條件。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教育數字化是我國開辟教育發展新賽道和塑造教育發展新優勢的重要突破口”。在數字化方麵，我國一流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處於接近的起跑線，可以通過數字化改革，發揮數字技術跨領域、跨時空、跨層級、跨係統等優勢，全麵賦能一流人才培養、一流科研創新、一流社會服務和一流大學智治，為中國一流大學構建後發優勢尋找突破口。

　　我們認識到，知識傳承和創新範式的變化是驅動大學發展的革命性變量。從科學史的視角看，科學革命的實質是範式轉換，當前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發展帶來了以AI驅動為顯著特征的新範式——AI for Science，正推動科學研究從感知革命走向認知革命。進入21世紀以來，以冷凍電鏡為代表的科學儀器極大拓展了科學家的感知器官，引發了感知革命；麵向未來，大模型支撐的大科學裝置則是大腦的拓展，必將引發科研範式進入認知革命時代。人類的科技和知識傳承創新範式正在發生重大的革命，這種範式變革也必將給教育發展帶來革命性新動能。大學是塑造認知、拓展認知、轉換認知的前沿陣地，以數字化驅動認知革命重塑大學的教育、科研、服務和治理模式，將是搶占未來先發契機，實現一流大學跨越發展的突破口。

　　一是數字化改革賦能人才培養模式轉型。通過數字化改革推動教育的認知範式轉換，以學生成長為中心重塑知識結構，尊重學生的個性化認知需求，使教育過程充分匹配學科專業新進展、產業發展新需求、人才培養新目標。在理念上，要從傳統的“標準化教育”轉向“個性化學習”；在模式上，要構建“以學生成長為中心”的學習模式；在空間上，要打造虛實融合、內外融通的新型教學空間。浙江大學構建數智驅動的“以學生成長為中心”的全鏈路一體化教學支撐體係，努力實現全過程、交互式課程管理服務，在響應學生同時異地、異時異地學習需要方麵作了係統化探索。

　　二是數字化改革賦能科研組織形式革新。數字化改革給學科專家使用人工智能開展科學研究帶來革命性契機，使規模化、智能化解決問題成為可能，促進了科研效率的數量級提升，推動科研組織方式從“作坊模式”轉變為“平台模式”。浙江大學正圍繞AI for Science布局麵向各個學科的領域大模型，推動科研組織變革，提升科研產出效能。學校還發起“西湖之光”算力聯盟，整合多方資源，打造算力開放平台，支撐領域大模型，賦能科研創新和產業孵化。

　　三是數字化改革賦能文化傳承與創新路徑拓展。通過數字化改革，創新知識傳播與共享的方式，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數字化複原、回歸與留存，為社會提供高水平文化服務。浙江大學完成國家重大文化工程“中國曆代繪畫大係”，以全球領先的高清數字化技術，拍攝、收錄海內外263家文博機構的12405件中國古代繪畫藏品。目前，“大係”在海內外巡展27次，特別是在國家博物館展覽13個月，參觀總人數近400萬人次，散布於世界各地的傳世“國寶級”繪畫珍品，正以數字化形式走向社會和大眾。

　　四是數字化改革賦能大學整體智治係統重塑。數字化改革推動高校管理體製和治理結構迭代升級，提升一流大學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實現管理更加精細化、決策更加科學化、服務更加人性化。通過數字化手段，對管理工作和業務流程進行重新設計和構建，促進組織和人員結構優化，對大學組織體係、運行體係及保障體係進行結構性改造、調整和重建，從而實現大學治理的係統重塑。浙江大學近年來積極推進數字化改革，麵向多跨場景應用，努力打造辦事更加便捷、服務更加友好、環境更加智能、模式更加創新的整體智治係統。

　　人工智能引領的數字革命，加快了高等教育係統性變革，也給發展中國家高等教育帶來了新的機遇。一流大學建設要緊緊把握全球數字化發展形勢和世界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把握後發優勢，通過數字化創新教育科研和社會服務模式，進一步走向世界一流大學前列。

數字化時代對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挑戰

張宗益

(廈門大學校長、教授)

　　當前，以ChatGPT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飛速發展，不僅深刻改變了人類工作、學習、生活和認知方式，也深層次影響著高校的發展理念、辦學體係和人才培養模式，給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與挑戰。

　　一、數字化時代高等教育人才培養呈現的新特征

　　伴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在各行業、各領域的創新應用，教育在不斷被重新認識和再定義，高等教育人才培養至少呈現出以下四個方麵的新特征。

　　一是師生關係的改變。在傳統教與學的模式下，教師主要承擔知識技能傳授者的角色，學生是知識技能的被動接收者。數字化時代知識的封鎖性、壟斷性基本被打破，師生關係已然發生了重要轉變，逐漸由傳統的權威服從轉變為獨立平等，以“師生”為主的二元主體關係將被“教師-學生-AI”新型多元主體的交互結構取而代之。這種交互結構要求教師擁有良好的人機協作能力，能夠激發學生開展開放性、探索性的深度學習，教師也將從知識的傳授者向活動的組織者、人格的引領者和道德的培養者轉變。

　　二是培養重心的轉移。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輔助師生更好地完成基礎、繁瑣、重複性的工作任務，提升教學與學習的效率和精準性，甚至讓每個人擁有自己的人工智能助理和私人學習顧問。隨著知識和信息變得唾手可得，單一學科、批量生產的工業化教學和管理模式將不再適應數字化時代的人才培養，“知識儲備”型人才已難以適應時代要求。在知識學習的基礎上，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創造性思維、跨學科思維、多學科思維和解決問題的綜合能力將成為人才培養的重心。

　　三是對話教學的回歸。過去，我們通過長輩、老師和課堂等獲取新的知識。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搜索引擎成為人們獲取信息和主動求知的主流方式。而生成式人工智能興起後，學習方式又從“搜索即學習”，逐步轉向具有古老傳統的對話式學習。始於孔子、蘇格拉底等古代先哲的對話法和啟發式教學，將借助AI技術重新回歸到現代教育生態之中。這種學習模式將促進學生的深度學習和認知加工，增進學生與老師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的雙向互動和深度參與，讓師生成為“成長共同體”。

　　四是新型規範的建構。在“師生”二元主體關係下，學術倫理、學術道德的界限相對清晰，也具備較為明確的規則。但隨著“教師-學生-AI”新型多元主體關係的出現，學術倫理、學術道德、學術規範將變得更加複雜。如有的學術論文創作借助了生成式AI技術，由此帶來學術道德風險和知識產權確定難題。如何防範AI技術濫用帶來的學術不端，如何精準識別論文中有AI參與的證據，如何有效界定AI參與的尺度，這些都迫切需要構建新的學術研究與知識創造的道德標準和規範體係。

　　二、數字化時代對高等教育人才培養帶來的新挑戰

　　高等教育數字化轉型涵蓋了用數字技術改變傳統的學習過程、教學過程和管理過程，這也倒逼全球的教育工作者重新思考未來教育的邏輯起點，對學生、教師和學校都帶來了全新的考驗。

　　一是學生轉變思維觀念和學習方式的挑戰。傳統的學校教學為學生提供的是大眾化、標準化、灌輸式的教育，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背景下，要求實現向探究式學習轉變，學生不僅要掌握不斷進化、迭代和升級的新知識，更要學會自主學習，培育和提升數字素養，學會如何批判性地思考和解決問題，注重團隊合作並掌握人機協作方式，隨時隨地獲取知識、提升認知，實現個性化發展。與此同時，學生還需要具備使用AI工具學習、執行創造性任務以及人機協作解決問題的能力，並進一步建立起超越AI的核心競爭力。

　　二是教師提升教學能力和綜合素質的挑戰。教育數字化背景下，比拚的不是老師純粹的知識儲備量，而是融會貫通的綜合素質。高等教育人才培養將由知識傳授為主，轉變為思維訓練和能力培養為主，這對教師來說意味著知識結構、教學習慣和思維觀念的轉變。教師必須主動學會使用人工智能，及時了解技術前沿動態，既要具備學科內容、教學方法等實踐性知識結構，還要掌握技術知識。教師想要教給學生智慧和認知，就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想得更深刻，恰如其分地激發學生自主探究的興趣，幫助和引導學生增強人類獨有的思維力量，提升人工智能所難以替代的創新能力、創新意識和批判精神。

　　三是學校升級教育環境和治理能力的挑戰。數字化時代，“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教育生態正在逐步形成，正式教育與非正式教育的界限日益變得模糊，這極大改變了教學環境，衝擊著高校的治理體係。學校要為教和學的資源配置、教和學關係的轉換提供新的空間，為學生提供研討、探究和創新的體驗空間，打造深入應用場景、解決實際問題、探索真知的開放場域，加快形成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和教學相長的包容性智慧教育範式。同時，數字技術的大規模應用也推動高校治理方式發生轉變，如AI技術使校園服務更智能、決策更精準，但也帶來了更大的不確定性；AI為學生個性化、彈性化、定製化學習提供技術支撐，但對製度彈性和人的協調能力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三、數字化時代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廈大探索

　　近年來，廈門大學積極探索數字時代人才培養和教育治理的新模式。一是更新人才培養理念。適應信息化不斷發展帶來的知識獲取方式和傳授方式、教和學關係的革命性變化，加強信息技術在學校教學、管理、服務、評價等現實場景中的深度應用，推動信息技術與學校教育教學的底層融合發展。二是深化教育教學改革。深入推進“三個轉變”，構建通識教育平台、專業教育平台和多元個性發展平台的“兩類型、三平台”課程教學體係。在人才培養方案中突出“寬口徑、厚基礎”大類平台課程、“少而精”核心課程、“本研貫通、交叉多元”任選課程體係建設，開設具有高難度、高挑戰性的課程，融入高階科研訓練，引導學生跟蹤科學研究前沿。三是優化人才培養體係。深化大類招生培養改革，推進轉專業、選課程、選教師“三個全麵放開”，為學生提供個性化成長舞台。麵向本科生設立“貴重實驗儀器設備開放創新基金”，引導拔尖學生早進國家級實驗室或平台參與重大課題和科研創新。實施“南強優秀博士生培育計劃”，選拔和培養具有卓越學術能力和創新精神的博士生。搭建全方位聯動的智能信息服務體係，健全基於數智賦能的內部質量保障體係，實現對人才培養全生命周期的質量監測。四是構築卓越文化生態。強化“研究驅動、競賽撬動、培訓助動、評估推動、谘詢互動、示範帶動”的“六環聯動”教師發展服務保障，開展人工智能助推教師隊伍建設試點，推動教師主動擁抱新技術，通過虛擬現實、人機交互等技術打造虛擬仿真實驗與實踐教學課程，在創新教學方式上先行先試、打造示範，以高水平師資、高水平教學成果支撐複合型創新人才培養。

　　高等教育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集中交叉點，將越來越被賦予培養人的想象力和高階思維能力的重任，大學的發展形式也將在智能化、信息化基礎上產生出新形態、新空間、新平台。大學應始終保持開放心態，主動擁抱技術變革，創新教育教學理念，促進教研相長共生，為全麵提升人才培養質量創造優質環境。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