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洋過海來到中國近30年的SCI一定想不到，自己會從一個最初是為了科研人員在短時間內找到與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關論文索引的工具，發表國際論文的示範並引導中國學者在國際上發表論文的推動者，逐步變成某種程度異化和扭曲科學研究目的，綁架科研和學術評定，讓國內學術共同體愛恨交加、心情複雜的核心評價指標。

　　科研是為了認識世界和解決生產實踐問題，論文隻是科研過程中的副產品。由於我們對科研活動的規律性認識不足，把複雜的科研活動簡化成等同於論文發表，再用論文發表的載體區分研究者水平高低顯然是不靠譜的。如同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必須進行主動或者被動調整類似，如今破除SCI崇拜並建立新時代中國特色的科技評價體係，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重要一環。

　　當然，一切問題的根源，不是SCI，而是異化它的力量。

　　SCI引入中國的前世今生

　　上世紀60年代，《科學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簡稱 SCI)在美國正式出版。之後又拓展到社會科學、藝術和人文學科領域並發行了網絡版Web of Science，成為世界上權威的科學文獻引文數據庫和功能完善的科學文獻檢索工具，與EI(工程索引)、ISTP(科技會議錄索引)並稱世界三大科技文獻檢索係統。

　　從本質上說，期刊和所發表的論文隻是SCI的統計樣本， SCI的核心是科技期刊和論文索引(Index)，就如同圖書館內的圖書分類卡片。在資訊不夠發達的年代，SCI對於科研人員查閱最新文獻、減少期刊訂閱成本、追蹤國際科技前沿以及具體的課題研究時有較大的幫助。在互聯網時代的今天，SCI原來的本質功能逐步衰減。

　　然而，它通過統計大量的論文以及某期刊某論文在某學科內的影響因子、被引頻次、即時指數等量化指標來對期刊、論文等進行排行的功能，對於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學術界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因為改革開放之前，科研水平高低、科研經費的撥付，並沒有什麼量化標準，也沒有同行參與評價，完全是由行政部門官員說了算;上世紀80年代開始有了同行評審，但當時直接參與科研工作的人員數量有限，學術圈子非常小，評審不夠嚴謹，主觀性太強等。當然，改革開放也讓中國科技界放眼世界。

　　在這種情況下，南京大學率先提出了用SCI量化指標來衡量科研人員水平的評價方法，並在之後被國內高校、科研院所吸收沿用，逐漸成為主流的學術、科技評價方式，對於引導國內學者在全球高水平期刊發表論文，提升中國科研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接軌國際前沿科技，在當時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的。

　　SCI先天的缺陷和不足

　　當時的SCI給我們提供了科技評價客觀的尺子，曆史地看，是一種進步。但誰也沒有想到的是，SCI逐漸被神化，在科技評價中，唯SCI、ESI的做法越來越嚴重、普遍。

　　為了迎合這種量化指標性的評價模式，有的學者靠熱點、拚湊、抄襲等，短短幾年發表數十篇甚至百餘篇SCI論文，卻對解決實際問題沒有任何意義;有的高校為了SCI的光環，在進行人才招聘的時候直接“明碼標價”，要求3—6年內要發表多少篇SCI文章，否則不能留任;有的省份甚至將SCI、ESI指標納入到高校建設指標中……

　　SCI本身有其天然不足與缺陷，一旦唯SCI，其先天的缺陷對於科研整體的誤導和弊端就顯現出來了：

　　第一，SCI“偏科”嚴重。

　　不同學科情況不同，SCI無法“一概而論”。由於SCI側重基礎科學類期刊的收錄，因此主要適用於以發表論文為主的基礎學科和應用基礎學科的成果，對很多工程應用學科並不適用。

　　即便在基礎研究領域，不同學科之間也是冷熱不均，如生命科學、化學、材料學等容易發SCI論文的學科就應者雲集，而物理、數學等學科就舉步維艱;即便是同一學科，不同的研究方向有的偏理論，有的偏應用，有的熱門，有的冷門，此消彼長之下，學科內部的發展也會出現極大不均衡。這種忽視科學研究提高對自然界認知和解決問題的可能性，而僅僅以SCI為風向標的功利性傾向完全異化了科研的目的。

　　不僅如此，學者需要發表SCI論文，高校也需要SCI數量光環加持。可以說，SCI、ESI等評價指標直接影響和改變了中國高等教育的生態和格局。

　　第二，用確定的時效綁架了不確定的科研產出。

　　正常的科研活動需要做深入研究並長期積累，如果用SCI論文發表的時效、數量來評判，那科學史上很多著名科學家都會被“淘汰”。以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時年59歲的加拿大科學家唐娜·斯特裏克蘭為例，作為55年以來該獎項唯一的女性獲獎者，她僅有6篇論文代表作，其中獲得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還隻是發在影響因子1.0左右的學術期刊上。

　　第三，引用率準確性的問題。

　　一般情況下，論文的引用率與論文的質量成正比。然而，論文被引用的原因比較複雜，有肯定性引用，也有否定性引用，有一些具有較高價值的論文的引用率並不高，比如像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很多數學的公理因為是常識而不會出現很高的引用率。而也有不少論文雖然在發表後獲得了極高的引用率，後來卻發現沒有什麼價值，甚至是錯誤的。例如，去年曝光的前哈佛醫學院安維薩教授的31篇與心肌幹細胞“c-kit+”相關的論文，不僅引用量很大，還有很多模仿研究，最後因涉嫌偽造和篡改實驗數據被撤稿。所以僅僅根據引用率來評定科技成果，就很難全麵評定出可經受起長期考驗的科學成果，甚至可能評出錯誤的結果。

　　第四，英文期刊占比過高造成影響因子偏向性過強。

　　截至2019年6月，SCI期刊庫收錄了全世界1.1萬多種期刊，其中主要是英文期刊。這就使得英文語種期刊之間和論文之間有很高的引證率，影響因子隨之水漲船高，而其他語種期刊的影響因子則相對較低。由於SCI期刊較少收錄中國期刊，因此很難用SCI這個評價標準涵蓋國內學術雜誌上發表研究成果的中國學者，客觀上造成大量的優秀學術成果都湧向國外學術期刊，並使得國內學術期刊嚴重“營養不良”。

　　第五，很多重大的科技成果無法用SCI評價。

　　論文的發表和引用僅僅發生在學術團體內，也就是說，隻有寫論文的人才會引用別人的論文。科研是探索未知世界和改造世界，解決生產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很多重要研究成果並不一定是以論文的形式來呈現，很多論文可能啟發或指導了工程技術人員解決了實際問題，但他們不一定去寫論文，就不會產生引用。比如，互聯網早期的研究根本就不許發表論文、數碼相機取代膠片相機不是學術論文能夠實現的、移動互聯改變了我們的信息獲取方式是在大量研究基礎上取得的，但這些研究論文很難上得了“高被引排名”。用論文的引用率隻適合評價個別學科基礎理論研究。以發表載體評價論文水平，以論文引用次數評價研究人員水平，這肯定不是搞科研的目的，因此科研評價導向要盡快脫離論文指標的綁架。

　　SCI是如何被扭曲的

　　科技評價由改革開放前的行政部門說了算，到有一定數量指標作參考，應該說是一種進步，但過分重視數量指標導致了科研工作忘了初心。這些年對科技評價進行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可謂一浪高過一浪，報刊文章和論文很多，政府部門的文件意見也發了不少，但實際進展並不明顯。以論文評價科研水平的方法改不掉的原因可能很多，歸結起來可能主要是以下四個方麵的因素：

　　第一，我們的職稱與待遇掛鉤體係單一，或者說隻有評上某個級才能使其待遇得到保證。社會上經常質問，外科醫生隻要手術做好了，能治病，為什麼必須發表論文?因為單一的職稱與待遇掛鉤體係，外科醫生要評上職稱，才能長待遇，製度上沒有為外科醫生、農業技術人員、工程技術人員等設計出其他合理增長待遇的渠道，他們也隻能按要求拚論文。

　　第二，在文化上我們往往追求顯性的公平。顯性公平就是要有可靠的數量指標比較，論文數量或被引用數量、期刊影響因子等數據容易計量，容易比較。如果不能用定量的數據來比較，用定性估計說誰的水平高，職稱判評給誰，也許評審人是出於公心，但難免有人就有認為你有貓兒膩。

　　第三，現行的以論文數量或引用量評價科研人員水平的方法已經形成了明顯的受益團體。對於從事生物、化學、材料等基礎研究領域的人，對於善寫和易寫論文的研究人員明顯有利，期刊出版界明顯是受益者。如果改掉現行的評價方法，目前還看不到誰是明顯的受益方，當然，分類評價更公平，對國家科技發展有利。

　　第四，各個層次的科技管理部門勇於擔當的領導少。口頭上或認識上，不少領導都看到了以論文數量或引用量評價科研人員水平的方法產生的弊端，有些評價方法的改革，其實就是部門或單位領導下決心即可，但有些人還是猶豫不決。譬如：很多大學校長都認識到了以論文相關數量來評價教師水平對學科和學校發展帶來的危害，但校長有權卻很難下決心改變這種數量評價方法。很現實的問題，如，某個學校想取消對發表SCI收錄論文的獎勵，但我們學校改了，其他學校不改，我們排名下滑怎麼辦，校長能向學校交代嗎?

　　如今，有人戲稱SCI、ESI等指標就是學術界的GDP，原因就在於這些指標與獎金、撥款等物質利益因素直接掛鉤。很多項目評審組僅僅根據申報材料裏的SCI論文數目和引用數量就得出評審結論，幾乎不去考察論文的內容和實際水平如何;同時，眾多學者的“帽子”、收入也與這些數量指標關係甚大，比如目前國內幾乎所有大學都對學校員工發表在SCI收錄期刊的論文實行獎勵製度，而且把期刊分為不同級別種類設立不同的獎勵金額，在《Science》《Nature》等所謂頂刊上發表論文的獎金更高……上述種種，自然就出現了“SCI崇拜”的怪圈。

　　它使得大部分科研人員將科學研究的目的從解決問題演化為發表SCI論文，科研評價成了數SCI論文，這其實也就解釋為什麼“唯論文”會成為科研領域的大問題。由於學術共同體的認知模式已經被這套量化指標綁架，直接導致了一些學術不端現象屢屢發生，也讓一些國內學者更願意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造成了國內科技期刊水平“矮化”。

　　“SCI崇拜”不破 新評價體係難立

　　中國科技要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的科技評價機製和導向，而破解“SCI崇拜”直接關係到新時期科技評價機製能否成功確立，因此我們應該重視以下幾點：

　　首先，應有效地扭轉科技評價的功利化導向。鑒於科學研究的長期性和積累性特點，對科學研究成果要進行分類評價，針對不同類型的科研開展全麵的綜合評估，應將同行評議與其他多種評估手段結合起來，圍繞著知識價值進行定量指標、定性指標、機構對比、國際比較等。評估內容不僅應包括近期論文的產出和引用，而且更應包括其多長期綜合影響，突出同行評議的價值評估。學術界應該減弱對SCI收錄期刊發表論文的神聖化，大學和研究機構應取消對發表SCI收錄論文的獎勵。

　　當然，造成對SCI等指標的崇拜主要是利益的驅動，因此也需要國家出台相關措施，從上下遊係統的斬斷這種鏈條，前提依然是建立有效、符合當前中國國情的學術和科技評價機製。

　　其次，本土的科技期刊應該起到積極作用。中國科研人員用中文發表論文是責任也是義務，受國家科研經費資助的研究成果首先應該在國內發表，讓國人能看懂才能提高國民科學素養，提高國家的競爭力。一些打著SCI收錄、中文核心期刊的噱頭，卻因為某些評審看不懂國人的優秀研究論文連連拒稿，導致論文作者改投國際頂級期刊，並被封麵報道的反轉事件時有發生。國內科技期刊與其花費大量精力和財力鑽研如何被SCI收錄，不如多吸引高水平編委和評審，讓優秀論文通過期刊真正體現出它的科研價值，才是邁向一流學術期刊的有效途徑。

　　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麵深化改革委員會召開的第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會議提出“要以建設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為目標，科學編製重點建設期刊目錄，做精做強一批基礎和傳統優勢領域期刊”，這為中國建設一流科技期刊指明了方向。事實上，隻有科研管理機構不再盲從SCI了，學術期刊不再打破頭擠進SCI了，鼓勵中國科研人員將研究成果第一時間在國內發表，才能達到提高中國科研水平國際影響力及保有科研數據知識產權的根本目的。作為學術論文的出口和重要終端，本土學術期刊能否崛起將成為確立中國特色新時代科研評價標準的關鍵一環。

　　最後，過度重視在國外期刊上發表論文，是國內科技界學術不自信的表現。從國家角度來說，由於國內一些科技期刊的羸弱和評價製度的不合理，導致中國人的研究成果都爭先恐後地拿到國外期刊去發表。科學無國界，但科研經費的來源是有國界的，技術的使用是有國界的，知識產權的歸屬更是有國界的。科研成果首先在國外發表，使得國內同行不能在第一時間受益，影響了中國的科技發展，浪費了國家的科研經費投入，這是個大問題，應該要得到根本改變。

　　當然，我們也欣喜地看到，從去年開始，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門破除“四唯”“五唯”的專項行動對於中國的學術、科技評價體係無疑是一個破而後立的重要契機，代表作和標誌性成果等多維評價機製的探索將為中國特色科研評價體係的建設提供重要的借鑒和依據。

　　(作者為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副會長兼人才發展專委會理事長、清華大學教授，原題為《SCI崇拜，別把中國科研帶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