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真閱讀了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先生的《親曆改革——與青年談改革開放》。這是作者回顧自己的親身經曆，詳細描述我國改革開放奮鬥曆程的一本新著。讀訖掩卷，讓我不禁久久陷入回憶和深思。我認為，在我們這個社會，應該有更多親曆者來認真書寫全體中國人民共同創造的這部改革開放偉大曆史。

回顧曆史是為了創造更好未來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今年，黨中央將就進一步全麵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出重大部署。

　　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決定當代中國前途命運的關鍵一招，是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40多年來，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後的農業國，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走上了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取得一係列舉世矚目的成就。改革開放劃時代調整了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走向，深刻改變了每個中國人的前途命運，重新標注了中國在全球坐標係中的時代方位。中國以自身的跨越式發展為世界經濟增長作出重大貢獻，同時也參與塑造了新的全球發展格局。

　　正因為如此，改革開放成為一代中國人最重要的集體記憶，也成為國際社會了解中國、讀懂中國的重要窗口。放在一個更長遠的時間尺度上向前看，改革開放也將繼續深刻影響和全新塑造中國的未來。

　　深入了解曆史才能把握正確方向、創造更好未來。現在的年輕人沒有使用過糧票、布票、棉花票、肥皂票，沒有點過煤油燈，沒有用過縫紉機，沒有經曆過當年價格雙軌製、價格並軌、價格闖關引發的社會陣痛，沒有親身感受到當年供給短缺與如今市場繁榮之間的巨大反差。許多人並不清楚社會活力到底是如何煥發出來的、曆史脈絡究竟是如何演進到現在的。因此非常有必要讓如今的年輕人和未來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真正了解改革開放的時代邏輯和真實脈絡。

　　因此，遲福林先生熱切盼望“向青年人講講改革開放的曆史，給當今青年人鼓鼓勁，從回顧曆史中找到前進的方向"，他說“這是我們這代人的重要責任，也是我寫這本書的初衷"。

改革開放緣何而起

　　遲福林先生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初，他的青少年時期，正處於中國人民在“組織起來"以後，國家實行高度計劃經濟的年代。在那個年代，全國人民雖然可以 “勒緊褲腰帶"辦成一些大事，但是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科學技術水平、國民受教育水平、人民生活水平與發達國家相差甚遠，而且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還在不斷拉大。這些差距，從經濟發展維度通俗地概括，那就是 “短缺匱乏";從居民日常生活角度形象地描述，那就是“簡陋落後"。全社會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短缺匱乏，城鄉居民衣食住行和生活條件簡陋落後。當時從米麵油肉到棉花煤油，從自行車到縫紉機，全國城鄉居民都需要憑票購買。甚至從其他省市到北京走親戚，都需要先在當地人民公社開一份介紹信，才能去國有糧站兌換全國糧票，在縣城火車站購買火車票，否則就上不了火車，出了遠門也吃不上飯。

　　在那個物質短缺的年代，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不由市場來決定，而是由政府物價部門說了算。當年曾經流傳一個段子，其實也是真實的故事。改革開放初期，國內某直轄市，全市國營商店裏的火柴從兩分錢漲到三分錢，要上兩次市委常委會討論才能最終決定。因為如果火柴漲價，連帶著許多日常生活資料也會漲價，實在不得不慎。在那個高度指令性計劃經濟年代，全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而這個矛盾背後的深層次原因就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市場在資源配置中沒有發揮基礎性，更沒有起決定性作用。

　　與此同時，20世紀70年代末，以信息技術為引領的全球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正在興起，許多發達國家再次調整產業結構，推動轉型發展。中國能否抓住這個機遇，如何應對世界之變，加快國家經濟建設，擺脫貧窮落後麵貌，改善城鄉居民生活水平，這是當時麵臨的又一次重大曆史抉擇。

　　1978年10月，鄧小平率領中國代表團訪問日本，這是新中國成立近30年後，中國國家領導人首次訪日。10月26日那天，鄧小平一行乘坐新幹線列車從東京前往京都訪問，當日方陪同人員問到乘坐感受時，他一語雙關地回答：“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我們現在正適合坐這樣的車。”鄧小平回國後不久，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正式拉開。

　　一個國家能不能順利發展，與這個國家能不能隨著內外環境條件的變化準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盾，並且在這個基礎上製定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戰略策略密切相關。

　　40多年前開始實行的改革開放，是被饑餓和貧窮、被“短缺匱乏"和“簡陋落後” 逼出來的，也是被國際形勢“催"出來的，當然更是有曆史擔當的中國共產黨人的主動選擇!

讓中國“活躍起來"

　　正是當年中國最高決策層順應時代大勢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政治決斷和基本國策，才讓中國社會“活躍起來”，才使億萬中國人有了新的人生選擇和奮鬥曆程。

　　這其中就有遲福林先生。改革開放徹底改變和塑造了他的人生道路。他是改革開放的親身經曆者和見證者，對這一偉大曆史進程的重要意義有著精微深切的體會;他更是改革開放的勇敢實踐者和積極推動者。他與全國各行各業許許多多奮鬥者一樣，對改革開放的曆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具備清醒深刻的認識。

　　在這本《親曆改革一一與青年談改革開放》中，遲福林先生從自己在改革開放前的思想困惑寫到改革開放初期的意氣風發，從在軍旅生涯艱苦曆練寫到在高等學府勤奮求知，從轉業後在中央部委忘我工作寫到隻身南下全身心參與描繪海南特區改革開放藍圖，從主持海南省體改委工作寫到主動辭職創辦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從一項又一項實打實的改革開放決策谘詢報告寫到一篇又一篇深度理論探索文章，從對建設海南自貿港的前瞻認識寫到對全球經濟演進的深刻洞見，從對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分析寫到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建言，從開展國家和省部級決策谘詢課題研究寫到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一一全書全景式描述了作者親身經曆的改革開放曆史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通篇充滿理性思維、飽含家國情懷。毫無疑問，這既是一本極具作者個性特點和時代特色的回憶錄，也是一本關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生動教科書，還是一份非常珍貴的改革開放曆史資料。

　　遲福林先生在書中特意講到當年吃發黴花生米的事情。那是1971年，當時他在部隊當幹事，星期天休息，與連隊的幾個單身漢把發了黴的花生米用開水燙一下，晾幹後，再用一點兒油炒熟，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2021年他在東北大學講課時，問年輕學生，那個年代為什麼吃不到花生米?學生們給出三種答案：“花生米出口了;花生米榨油了;受災了，花生米產量減少了。" 這讓遲福林先生很驚訝。年輕學生們根本就沒想到，這實際上是在“以糧為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年代，農副產品實行統購統銷，而花生屬於副食產品，國家實行嚴格計劃種植和收購，隻有過春節時，憑戶口本一個人才能買上2兩花生米。

　　事實上，不僅是花生米，直到上世紀 90年代初，全國各地都還在使用糧票和五花八門的各種票證。民以食為天。解決十億人的溫飽問題，成為改革開放初期最大的任務。一直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才在全國範圍內完全取消糧票製度。

　　溫飽問題解決後，接下來還有許多新的生活目標需要實現。在1996年冬天，我第一次有機會出國考察，第一站是到意大利都靈市參觀菲亞特汽車公司。考察團團長說，再過10年，中國城市家庭就可以擁有一輛像菲亞特這樣的轎車。我當時卻說，再過10年不可能，就是再過20年，這大概也是很難辦到的事情。事實證明，我當時大大低估了改革開放的偉力，特別是低估了中國融入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以後國內製造業產生的巨大力量。

　　1998年，中國的汽車產量隻有163萬輛。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國內汽車工業獲得長足發展。2023年中國汽車產銷量首次均突破3000萬輛。汽車出口量也達到500萬輛，成為全球最大汽車出口國。

　　汽車產銷量的飛速增長隻是大時代的一個縮影。如果從經濟總量、財政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基礎設施建設、大學毛入學率、對外貿易、引進外資、對外投資等等各項指標數據來看，改革開放意味著中國製造業生產水平升級換代，城鄉居民購買能力不斷增強，人們生活水平普遍改善，國民受教育年限持續增長，經濟社會全麵進步，國際地位顯著提升。現在，中國已經成為製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彙儲備第一大國。中國已經連續19年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穩居第一，占世界經濟的比重達到18%，並且已經與美國和德國並列成為全球價值鏈三大樞紐。

　　之所以出現如此巨大的曆史性躍遷，原因何在?遲福林先生在書中以親身經曆，通過回顧自己40多年如一日為改革開放獻策立言的過程，給出了一係列具體答案。他從當年農村改革重大決策寫到“中國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為什麼確立‘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寫到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毫不動搖支持發展民營經濟，從 “小政府、大社會"改革寫到“為什麼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建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重大任務" ，從“為什麼改革要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寫到社會保障製度建設完善，從“為什麼要將對外開放作為基本國策"寫到自己孜孜不倦為海南自貿港建設建言……這雖然是身處大時代中的個人經曆，卻折射出一代人的足跡和心路，體現了一代人的責任和擔當，彰顯了國家和人民因為“活躍起來”而迸發出的蓬勃生機!

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

　　46年來，中國人民篳路藍縷、循序漸進、盡精微而致廣大，改革開放使中華民族出現巨大曆史性躍遷，殊為不易。正是因為在最大程度上順民意、集民智、彙民力，才在華夏大地上煥發出無窮的發展動力和社會活力。

　　實行改革開放基本國策以來，中國已經有兩代人出生長大。即使是1978年出生的人，現在也早已進入不惑之年。這46年光陰放在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來看，隻是不到百分之一的時間片段;然而對於中華民族的命運來說，這個時間片段卻有著極其重大的意義。因為它意味著中國億萬個家庭命運的巨大轉折，飽含著中華民族奮力“趕上時代”所付出的巨大努力，集中體現了大時代演進的規律和邏輯，生動記錄了華夏大地上跨越數百年的滄桑巨變。

　　改革開放已走過千山萬水，我們仍需繼續跋山涉水。特別是如今的改革已經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正處在一個新的曆史關頭，任何猶豫、停頓和退縮都會造成曆史的倒退。就改革開放事業來說，比認識更重要的是決心，比決心更關鍵的是擔當，比擔當更需要的是智慧。決心、擔當和智慧不僅來自黨的各級領導機構和各級政府，而且更重要的是激發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如果說新中國成立是讓中國人民“組織起來"，1978年開啟的改革開放是讓全社會“活躍起來"，那麼我認為，如今的全麵深化改革開放，就是要讓經濟社會更加活躍起來，但是同時也要真正規範起來。因此要增強改革開放的係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和前瞻性，大力推進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國家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任務。在世界曆史上，每個國家走上現代化的方式各不相同，道路各有差異，並無一定之規。然而在對外開放的條件和環境下，通過不斷改革完善治理體係和治理方式，有效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發展水平，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讓各類人才的創造活力競相迸發、聰明才智充分湧流，讓全體國民有安全感、公平感、獲得感、幸福感，讓所有從業者葆有創業、創新、創造的熱情和信心，從而在最大程度上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大概是各國現代化的重要特征。

　　而在當今時代，在擁有14億多人口的中國實現現代化，為全體人民幸福生活擁有新未來，為華夏文明繁榮進步增添新動力，為世界和平發展作出新貢獻，關鍵在於進一步全麵深化改革，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這正是“改革開放隻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的深刻含義。

(來源：原載《百年潮》，轉載時作者略有修改)

　　劉興華 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長期在中央國家機關從事經濟社會發展理論和政策研究工作，曾任中國證監會金融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現兼任中國國家創新與發展戰略研究會理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