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興華

　　為陳榮琚先生的《啟功對我說》作序，我實在不夠格。對於兩位先生的為人為學和書畫藝術造詣，我作為晚生後學，惟可仰慕景從。承蒙陳先生的充分信任和再三鼓勵，我鬥膽寫就以下文字，敬請讀者方家教正。

往事曆曆 如沐春風

　　回想起來，從第一次拜訪啟功先生並受業於陳榮琚先生，到現在已經曆時28個春秋。1987年夏天，我從地處偏僻的晉西北五寨師範學校考入北京師範大學。開學伊始，我就興衝衝地抱著一大卷書法習作，戴上校徽、懷揣嶄新的學生證前往啟先生家裏請教。啟先生住在北師大“小紅樓”。這是學校資深教授的住所，在綠樹掩映中有幾棟用紅磚砌牆的二層小樓，被老師和學生們親切地稱為“小紅樓”。那天啟先生沒有逐走我這個不速之客，而是耐心細致地給予指點。他說，你現在寫的字看著順溜，能有想法，像一首兒歌，而真正的好作品，應該內涵豐富，像一首交響樂，年輕人一定要用心學習臨摹古帖。我那時隻知道二王、歐顏柳趙、蘇黃米蔡等，而且也是一知半解。看到啟先生的桌子上展放著一本字帖，旁邊還有幾張寫滿毛筆字的舊報紙，顯然是先生正在臨帖；但我沒見過這本字帖，似乎沒法將其歸入上述哪家。我就問，您的字寫得這麼好還要臨帖?他說這是明代一位書家的作品，很好。啟先生又說，古人寫的東西經過千百年大浪淘沙，能夠流傳至今的大多是精華。我向啟先生告辭時，先生還一直送到門外，邊打恭作揖邊說歡迎再來，這讓我不知所措。我後來又去過啟先生家裏幾次，先生總是循循善誘、鼓勵有加。25年來，我寓居京城，經曆許多世事，才知道天地之大、品類之盛。每每想起當年的情景，由於年輕無知，求學心切，煩擾先生正常作息，耽誤先生寶貴時間，自己不免汗顏。

　　同年冬天，我選修了陳榮琚先生的書法課，地點在北師大的新二教室(現在已經拆除並建了新樓)。其實早在1984年，經啟功先生提名，陳榮琚先生就開始為北師大本科生教授書法，深受同學歡迎。陳先生用毛筆蘸著清水在黑板上書寫示範並詳細講解的情形，仿佛就在昨日。他講課時語調沉穩，吐字一板一眼，偶爾結合講課內容開一句玩笑，等同學們心領神會後發出笑聲的時候，他的笑容才浮現在臉上。印象最深的是他講解顏柳楷書的結字和運筆，告訴我們隻要多讀、多想、多記，心追、意臨、手摹，帖中精華就自然融彙到自己筆下。記得那個冬天天氣很冷，書法課又安排在晚上。每次來授課，陳先生都是穿著一件半舊羽絨服，蹬著一輛半舊自行車。課後，同學們還要拿著臨摹習作請陳先生具體指導。陳先生從來不直截了當批評學生，而是耐心地從方方麵麵鼓勵引導學生。他說這個方法是啟功先生教的。每次上課結束，我和同學們目送陳先生頂著凜冽寒風離開北師大校園的時候，經常是晚上10點多了。

　　那時我們把啟功先生主編的《書法概論》奉為學書圭臬，陳先生就是這本書的編委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在這之前，啟先生還推薦陳先生擔任中國書法家協會的有關工作。1983年底，中國書協和中央電視台聯合舉辦書法名家係列講座，由陳先生專題講解“顏真卿楷書”和“柳公權楷書”。在啟先生和黃苗子先生的支持下，陳先生精心準備了授課內容。節目麵向全國觀眾播出後，受到書法界廣泛好評和廣大觀眾熱烈歡迎。那次舉辦係列講座的還有啟功、黃苗子、沈鵬、康殷、歐陽中石、夏湘平等書畫名家。

　　自從陳先生開始教我們書法以後，除了上學期間在北師大學生書畫學社每年組織的筆會上有幸欣賞啟先生現場揮毫，以及2000年前後兩次回母校參加有關學術活動見到啟功先生以外，我再也沒有在其他場合見過啟先生，更沒有去家裏打擾他。這可能緣於當時那點兒難得的敬畏和知足，覺得有陳先生教我足矣，倘若再去打擾啟先生，自己於心不安。當然，這些想法我始終沒有跟任何人提起，自然也沒有跟陳先生提起。討論這本書稿時，我終於跟陳先生坦陳這樁往事，彼此不禁感慨萬端。我資質愚弱，加上這些年俗務纏身，荒廢了原本就膚淺的書法學業，實在對不起當年啟先生對我這個大學一年級新生的禮遇，也對不起陳先生多年來對我的言傳身教。

　　陳先生現在呈現給讀者的這本書，樸素的語言，平實的敘事，一如他敦厚誠樸的為人處事態度。全書沒有華麗婉轉的辭藻和跌宕起伏的故事，卻詳盡記錄了兩代人跨越31個春秋，曆經人生逆順輪回，彼此交往、交情、交心的一幕幕往事。20多年來，不管是在北京師範大學，還是在陳先生任教的北京電影學院，不管是陳先生當年家住新街口外大街北影宿舍樓，還是後來他定居育新花園小區，我每年都數次前往拜訪，而且每隔一段時間還電話長敘。幾乎每次談話，陳先生的話題都離不開啟功先生。這本書的大部分內容，甚至其中許多細節，陳先生都數次提起，我也有幸拜讀他多年來詳細記錄與啟功先生相識相交的日記。那本厚厚的日記已經微微發黃，仿佛散發著歲月醞釀的陳香。即使如此了解陳先生，今天我仔細研讀他的這本新作，依然頗有新得。

　　人生就是一本書。啟功先生無疑是一部大書，這部大書的豐富內涵值得我們後輩學人仔細品味、消化、吸收。文字是每個人的閱曆軌跡和情感寫照，這本《啟功對我說》就是陳先生與啟先生31年交往中肝膽相照、氣韻互通、教學相長的見證。隨著時間推移，我也年已不惑，似乎積累了一些人生體驗。因此試圖以自己淺陋的學識和見解來感悟啟先生和陳先生兩代學人的內心世界，以及他們的價值追求，他們如何為學、為人、為師、為生。

詩言其誌 書抒其心

　　人生而平等，這是從一般意義上說的。可是具體到每個人，他一出生可能就跟另一個人完全不同，譬如他的智力發育、健康狀況、家庭背景，以及當時所處的社會環境；至於每個人此後一生的際遇，那就更加不同，就如同世界上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

　　啟功先生的一生與整個20世紀中國的命運緊緊鑲嵌在一起。100年前，神州大地正在經曆風雲巨變，啟功先生就誕生在那個時候。在他出生的前一年，爆發了辛亥革命，二百六十多年的清王朝連同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驟然覆滅。啟先生雖“貴”為“帝胄”，但一出生就是中華民國國民，與大清國的子民沾不上邊。可是這卻為他後來的坎坷經曆埋下了伏筆。命運之坎坷還不止於此。啟先生1歲喪父，視他如掌上明珠並且對他悉心啟蒙的祖父也在他10歲那年撒手人寰。啟先生在母親和姑姑培養以及祖輩朋友接濟下長大成人。因此，他的命運既與國運共沉浮，更與家境緊相連。啟先生幼年和少年時代家境敗落，弱冠之年承陳垣先生三次大力舉薦得以入職輔仁大學，而立之年書藝畫作即受京城同仁器重，不惑之年就被打成右派，後遇十年浩劫被時代洪流裹挾並遭厄運，晚年國學大家聲名日隆。門可羅雀與門庭若市，革命與共和，亂與治，衰與榮，失與得，辱與寵，愁苦與歡喜，酸甜苦辣，雜陳五味，90多年間，各種遭際境遇和人生體驗在他的身心上經過了好幾個輪回。啟先生在一首自作詩中曾經寫道：“絕似食橄欖，回甘曆微苦。詩境與人生，大約全如許。”劇烈變革的年代、命運多舛的家世、陰晴圓缺的經曆、飽讀詩書的感悟，以及北京城裏上演的一幕幕悲劇喜劇正劇鬧劇，讓啟先生體驗了許許多多的無奈、疑懼、孤寂、彷徨、憂苦，也造就了他堅忍持重、達觀自省、慎獨立身、知恩報恩、惜緣敬人的性格。

　　記得在十多年前，陳先生有一次給我看一個牛皮紙信封，信封背麵有1983年冬天啟先生用鉛筆寫的一句話：“嬉笑之怒，勝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痛哭”。這句話是那天啟先生跟陳先生聊到自己的身世和經曆時寫的，出自唐代柳宗元的《對賀者》，《容齋隨筆》曾引用並有評述（啟先生所書用字與常見版本微有不同）。這十六個字無疑在啟先生內心深處產生強烈共鳴，並成為他的處事態度，當然我認為這也是對陳先生的示教。

　　啟先生晚年曾作詩雲：“衰榮有恨付芻狗，寵辱無驚希正鵠。”芻狗是古代祭祀時用草紮成的狗，在祭祀時分是很受人們重視的祭品，但過後即棄，後來被比喻為過眼煙雲的事物；正鵠，在古時候指箭靶的中心，引申為正確的目標。這句話意指朝著正確的方向努力，能隨時拋棄榮辱，真正做到去留無意、寵辱不驚，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多年來，啟先生總是把誠意和善意毫無保留地灑向後學、交與友人，即使對某些人、事、物的看法存異，也大而化之、一笑了之。麵對紛繁世事，他不是不明白，但並不急於說出來；即使有想法有看法必須說，也要使用“春秋筆法”。當然在涉及學問原則和民族大義上，他一直秉持鮮明的立場，晚年尤其如此。陳先生這本書裏也有若幹典型事例可以佐證，在此不再贅言。這無疑是中庸思想在啟先生身上的體現。宗白華說：“中庸之道不是庸俗一流，並不是依違兩可、苟且折中，乃是一種不偏不倚的毅力，綜合的意誌，力求取法乎上，圓滿地實現個性中的一切而得和諧。所以中庸是‘善的極峰’，而不是善與惡的中間物。”《禮記·中庸》也說：“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其實，慎獨並不是“躲進小樓成一統”，也不是“兩耳不聞窗外事”，而是有為有不為，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啟先生書作“直如矢，道所履。平如砥，心所企”，也是表達了自己對方正廉直和至善盡美的孜孜追求。

　　啟功先生收藏友人為他刻的印章 “啟予手”，共計8枚，字體風格各異，散見於他不同時期的書法作品。這是《論語·泰伯》中曾子說的話。曾參晚年，覺得身體快不行的時候，就讓弟子來到自己的床前，說道：“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這是中國曆史上優秀知識分子謹慎做事而又坦誠為人、注重小節而又深明大義的人生哲學，它像植入民族文化精髓的基因，在後來者的精神譜係中生根發芽。這雖然為一些激進或激憤的朋友所不解甚至不屑，但是許許多多的曆史經驗證明，心存此念，“三省吾身”,知行合一，既可以獨善其身，也可以兼濟天下。正所謂“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上世紀九十年代，我每次前往陳榮琚先生家裏拜訪，都要在啟先生寫的這幅對聯前駐足觀賞良久。這幅作品紙麵已變舊泛黃，但其中依稀散發著經年不變、曆久彌新的精神氣韻。張岱年先生曾引用《易經》中的這句話,把中華民族的精神總結概括為“自強不息”和“厚德載物”。理想的境界如是，完美的人生亦若此。一個團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更是這樣，它強大的影響力不是僅僅來源於所謂硬實力，更來源於精神和文化的感召力。

　　“仁者壽”，這是啟先生晚年寫過的大幅作品，筆觸靈動剛正，結體穩健高古，章法精巧天成，寄托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和傳承。“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精髓，其中核心是“仁”，其他四個字圍繞“仁”依次展開。我認為，缺乏“仁”的“義”是江湖義氣，缺乏“仁”的“禮”是形式主義，缺乏“仁”的“智”是小聰小慧，缺乏“仁”的“信”是善惡不分。“壽”，我覺得啟先生在這裏既意為年高壽昌，更寓意功業圓滿、精神長久。《說文》曰：“壽，久也。”莊子也說：“不失其所者，久也。死而不忘者，壽也。”一花一世界，一樹一菩提，其實一個人同樣也是一個宇宙。人若有仁愛、有包容、有創造，“獨立而不改”，即使肉體幻化，精神也可以“周行而不殆”。

　　“詩言誌”，書抒心，啟功先生的詩書畫作何嚐不是如此。

潛心向學 大家要津

　　從古到今，可能成為千年老店的隻有兩類機構，一為廟宇教堂，一為經典學校。不管是古時候的封建王朝，還是當今的跨國公司，都難與這兩類機構比肩。曆史已經證明，曆史正在證明，曆史也必將證明，無論過去、現在或者將來，不管是至高無上的權勢，還是無孔不入的資本，都難以戰勝信仰和真理的力量。這也可能就是人類社會區別於動物界最為重要的特征。人固然不能盲從、不能迷信，但總不能什麼都不信。什麼都不信的人是麵目可憎的人，什麼都不信的民族是令人可怕、也沒有前途的民族。啟功先生畢生的信仰和追求給人以許多啟示。

　　啟先生當年在北京彙文中學讀書時曾經給同學們留下“言語詼諧而恣肆，舉止倜儻而乖僻”的印象，這是1931年《彙文年刊》裏一篇文章的描述。是什麼時候，是什麼機緣，讓他磨去了少年率性，修煉得敦厚持重?其中緣由似乎隻能從廟宇、學校和典籍中找尋。在家人的關心下，幼年啟功在雍和宮按照嚴格的儀式磕頭接受灌頂，正式皈依佛教；秉承家學，少年啟功和青年啟功有幸結識當時諸多知名藝術家、詩人、學者，比如賈羲民、戴薑福、溥心畬、齊白石、張伯英、吳鏡汀、沈尹默，並向其中好幾位大家正式拜師。後來又由傅增湘先生熱心介紹，經陳垣先生精心提攜，青年啟功最終選擇了大學教師這個職業。這一係列主動抑或被動的選擇，讓啟功先生的一生同寺廟和大學緊密聯係一起，冥冥之中成就了他的一生的信仰和學問。

　　啟功先生屬愛新覺羅家族“啟”字輩。身為清王朝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孫，啟先生不願誇耀自己的“愛新覺羅”氏，甚至很怕所謂的“皇室祖蔭”，因為他的曾祖父、祖父都是辭去皇室封爵而通過科考入翰林的。啟先生曾說：“愛新覺羅如果真的能作為個姓，它的辱也罷，榮也罷，完全要聽政治的擺布，這還有什麼好誇耀的呢?何必抱著它津津樂道呢?這是我從感情上不願以愛新覺羅為姓的原因”。康雍乾三代雖然號稱盛世，但就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來說，這一百餘年的榮耀充其量也就是落日的輝煌。當時工業文明的足音已經打破藍色星球的寂靜，世界大潮浩浩蕩蕩、一日千裏，大清帝國和封建王朝灰飛煙滅、黯然落幕是曆史必然。啟先生曾經在自作詩中寫道：“改柯易葉尋常事，要看青青雨後枝。”意為改朝換代並不可怕，它正是曆史發展的動力。他也曾寫道：“莫問臨芳當日事”，舊的東西並沒必要去留戀它，新生活總要代替舊生活，時代和個人都要與時俱進。

　　啟先生生在民國初年，作為一個沒落皇室的後裔，並沒有享受過什麼祖蔭，但在往後的人生歲月中依然會使人有意無意地給他打上舊時代的烙印，“愛新覺羅”讓他無比尷尬又無可奈何。這樣的身世，使他在少年和青年時代的人生選擇，既不可能加入當時的民國政府成為達官顯貴，更不可能利用所謂社會關係把自己打造成商賈巨富，盡管他在彙文讀書時曾經在家人引導下選修商科。“無能逐世，又不可同流合汙”，於是就勤奮向學，於是就反求諸己。啟先生給自己的書齋起名“堅淨居”，自號“堅淨翁”，取意他珍藏的一方康熙老硯銘文“一拳之石取其堅，一勺之水取其淨”。其實“堅石、淨水”中何嚐不是蘊藉著“獨善其身”“道法自然”“上善若水”“守經達變”的治學態度和人生哲理！

　　《論語·憲問》記載，孔子有一次很有感慨地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按照荀子的詮釋，所謂“為己之學”，就是“學”要落實到自己的一言一行中，“學”不是僅僅為了養家糊口，更不是為了當官發財，“學”的關鍵在於安身立命，完善自己的人生。而“為人之學”的“學”則隻是“入乎耳，出乎口”，聽聽說說而已，這樣的“學”隻是為了裝點門麵，而不是把追求真知當作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信仰。在這一點上，啟先生具備了真正的“古風”。

　　前邊提到，啟先生的家世雖然給他帶來了無盡的煩擾，但是他的家人尤其他的祖父是清末翰林，畢竟經過傳統文化熏陶，而且有許多同道中人和高朋益友。因此，少年啟功也就得到了比同齡人更多接觸當時學界和書畫界大家、博覽遍賞古今名作的機會。他十幾歲開始就跟隨賈羲民泡在故宮書畫館和琉璃廠一帶的書畫店，聆聽各路專家鑒書賞畫，淘古舊書，並接受點撥。從這一點來說，啟先生無疑是幸運的，這使得他從一開始就站在一個很高的治學和藝術起點上，也就是老北京所謂“見過大”。至於在“文革”後擔任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更是如魚得水。據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趙仁珪教授估計，啟先生一生經眼的古書畫當以十萬件計。古人雲：“觀千劍而後識器。”啟先生晚年用“沒吃過豬肉也見過豬跑”來鼓勵學生要研究名家作品，要取法乎上而內化，其實這也是他的治學經驗和人生感悟。書家林岫在《書法》雜誌2012年第8期撰文回憶，啟先生當年在中國書協提倡弘揚“三氣”，有了“文氣、正氣”，才能創作出具備“大氣”的作品。其實這“三氣”，相互貫通，是為學、做人、作書之三原色，是進德修業之基本功。

　　在我們的史書上，記載了太多的紛爭，爭權、爭名、爭利、爭色。紛爭的結果，要麼當下就兩敗俱傷，要麼為日後埋下禍根。曹操在《蒿裏行》中就對東漢末年軍閥爭霸有非常形象的描述：“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然而似乎爭知識、爭學問並不曾帶來多少麻煩，反倒使自己安貧樂道、獨善其身，並且成就一世功名。同樣是漢室傾頹、三國紛爭期間，鍾繇獨創楷書，影響後世，成就了中國文化史上一段佳話。啟功先生一生耳聞曆史上諸多紛爭、目睹現實中諸多紛擾，必然比普通人更能洞悉其中道理。青年時期，他在陳垣老先生的啟發下謝絕了時任北平市教育局局長的邀任而堅守杏壇；中年屢遭厄運，但隱忍持重、不改初衷；即使在晚年聲名日隆，被授予社會上許多職務時，他也一直保持高度清醒，並且對自己看重的朋友也有數次善意提醒，不要趨炎附勢，而要遠離紛爭。啟先生在《古詩二十首》中曾經寫道：“吾降壬子年，今第七十九。年年甘與苦，何必逐一剖。平生稱大幸，衣食不斷有。可恥尚多貪，朝夕兩杯酒。”不爭權財爭學問，不爭一時爭千秋，博覽廣采、取精用弘，最終成就了名揚四海、令人景仰的一代學界名家。

　　“用舍由時，行藏在我”，這是蘇軾描述的理想境界，常人的確難至，啟先生似乎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點。但這並無遺憾，因為他畢竟在廣袤的治學天地中保持了內心的寧靜，為社會作出了重要貢獻，獲得學界高度認可，為一代學人樹立了典範。啟先生精研各種學問，包括文學、文獻學、文物學、小學、史學、民俗學、紅學、佛學等等，同時又精通書法繪畫。“龐雜寡要，無家可成焉”，這是啟先生自謙；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看，這也是探幽窮賾、成就學問大家之要津。

許身桃李 下自成蹊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朝韓愈的著名論斷，將“傳道授業解惑”的職責經典地定格在教師這個神聖的職業上。從此以後，關於師道之說似乎無人能出其右。後來有捷克教育家誇美紐斯“教師的職業是太陽底下最光輝的職業”之升華，高度無與倫比，但是顯然可操作性不夠。

　　啟功先生當了70多年大學老師，前20年在輔仁大學，後50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長期的教學實踐，無疑使他對於教師這個職業的內涵有著極為深刻的理解。陳榮琚先生1964年大學畢業即留校從教，多年來用心教書育人、潛心習書作畫，現在年逾古稀仍登台授課、臨池不輟。陳先生與啟先生之間共同的職業和藝術追求，使得這本《啟功對我說》更具有教育學和心理學方麵的理論和實踐價值。書中詳細記錄了啟功先生在書畫研習、詩詞創作、文物鑒定乃至談古論今、因應時事、為人處世等諸多方麵，對後輩學人傾心施教的件件往事。仔細閱讀這些文字，似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當年我們住的北師大宿舍樓前“劉和珍紀念碑”上的碑文，行政主樓後麵廣場上“一二九”紀念碑的題字，學校大會議室懸掛的巨幅紅竹,甚至校園餐廳門口的牌匾“樂群餐廳”，都是啟功先生的手筆。“樂群”出自《禮記·學記》“一年視離經辨誌，三年視敬業樂群。”作為餐廳名，啟先生對後輩學人期望之殷切，可見一斑。

　　多年來，啟先生的許許多多作品成為北師大校園的文化景觀，師德、校訓、精神、學問，氤氳校園，莘莘學子置身其中，受益無窮。北京師範大學校訓“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就出自啟功先生的手筆。當時北師大校方曾邀請校內許多專家學者共提方案，啟先生擬出“學為人師，行為世範”八個字，不但緊扣“師範”二字,而且包含了學與行、理論與實踐、做學問與做人、從事其他職業和當老師之間的辯證關係，使北師大校訓同時具備了大師級的品格氣度和人文精神。全校師生對此莫不首肯心應。校方請啟先生書寫校訓，先生欣然奉命，但曰“校訓之撰，當屬學校”。校訓碑正麵右首署“北京師範大學校訓”，落款“啟功敬書”。一個“敬”字足以說明，在校訓麵前，啟先生隻是把自己當成學校的普通一員而認真遵循。之後學校有關部門多次請先生闡釋他所題校訓的意義，先生每次都以“學習校訓，理解如此”的口吻來寫，從不把校訓當成自己的創造而專有，其亮節高風實在讓人感佩。這段往事陳榮琚先生多次跟我提起，啟先生的高足、北師大文學院趙仁珪教授也曾撰文記述，當屬信史。一代文化大師修身治學的職業理想和知行合一的師德風範令人肅然起敬。

　　這些年來，陳榮琚先生與每次我談起啟先生傾心相教的一件件往事，展示啟先生贈送的字帖、硯台、毛筆，他都神采熠熠、興致盎然，我也深受感染、回味無窮。陳先生曾經把啟功先生為師之道總結成三個關鍵詞：“真教、會教、真交”。

　　何為“真教”?就是陶行知先生說的“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啟功先生曾經對陳先生說過，經他手拿出去的書畫作品都是“使了吃奶的勁兒”，意為盡力而為、一絲不苟。啟先生對待學問和書畫創作是如此，對待學生更是這樣。對於學生，啟先生不僅教學問，還教做人。20世紀80年代初，原中顧委文津俱樂部成立書畫研究會，研究會由陸續退下來的黨、政、軍高級幹部組成，其中有華國鋒、宋任窮、穀牧、楊成武、肖克、伍修權、劉瀾濤、王平、張愛萍等，共100多人。1983年，經啟先生推薦，由陳先生在文津俱樂部書畫研究會講授書法，並擔任副秘書長。針對老同誌們的知識結構和學習特點，啟先生專門與陳先生詳細研究授課內容和授課方法。陳先生的授課受到老同誌們的熱烈歡迎，並與老同誌們建立了深厚友誼。陳先生每當談起這段往事，都對啟先生的力薦心存感激，也對革命老前輩們在人格精神方麵的激勵熏陶心存感激。1994年，陳先生在北京舉辦書畫展，許多黨政軍老前輩前來參加，啟先生在開幕式上講話時說：“我現在得到一個解答，榮琚同誌何以進步得這麼多、這麼快，是由於日常受到這些位老前輩的培養、熏陶、教育。人，如果在藝術上有所進步，藝術上有所成就，那這成就不僅是技術的高低，而且還是人品的高低。人品高低，在於人情操的高低，這些怎麼個培養起來，不是按在桌子上畫多少張、寫多少張所能達到的，而是在這樣的環境裏頭，各位老前輩這樣子的培養，有形的和無形的感染、教導、帶動。”啟先生曾對陳先生說過，對幫助支持過自己的人要記住“滴水之恩，湧泉相報”，而對那些打擊欺騙、落井下石的人也要記住，就是不要像他們那樣對待別人。啟先生對學生毫無保留、毫不含糊，言傳身教、誨人不倦，既教學問，更教做人，“總把金針度於人”，這樣的風範昭示了為師之真諦。

　　何為“會教”?就是“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循循然善誘人”。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這些精華在啟先生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一般說來，在人際關係方麵，老師在學生麵前有一種天然的威儀和特殊地位，倘若老師一味居高臨下，裝腔作勢，教不得法，必然難以取得好的教學效果，所謂“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針對陳先生的知識結構，啟先生啟發他吟詩作對，親自修改並書寫陳先生的詩詞習作；針對陳先生能左手寫字作畫的特點，啟先生鼓勵他發揮“生澀古拙”的長項，並介紹他認識請教當時的左書大家費新我先生。啟先生的“會教”，還體現在他破除了千百年來許多似是而非的學界迷信，糾正了許多口耳相傳的藝術謬誤，總結出一整套鑒定古代書畫文物的實用方法，發現了漢字書法結字規律即“黃金律”，而且用通俗易懂的方法教給學生。啟先生曾作詩“用筆何如結字難，縱橫聚散最相關。一從證得黃金律，頓覺全牛骨隙寬”，以此表達他對於書法規律的認識。這得益於陳垣老先生的言傳身教，也源於啟先生勤勉的治學、極高的悟性和對晚輩後學強烈的責任感。這些內容在本書中都有詳細記述。陳先生經常跟我提起啟先生說過的一句話，那就是“寫文章要準確、盡量口語化”。其實這樣的標準看似較低，實則很高。老師把知識融彙貫通了，才能給學生講明白；老師有了“一桶水”，才能給學生“一碗水”。

　　何為“真交”?就是交心、交情。啟先生一開始稱陳先生為“同誌”，後來尊稱陳先生為“兄”，這既體現了時代的變遷，更體現了啟先生即使在晚輩後學麵前也謙遜向善的做人態度。作為老師和長輩，啟先生不僅關心陳先生的事業，也關心他的生活；不僅關心陳先生的日常冷暖，也經常記掛著他的家人。啟功先生即使在生命的最後幾年，病痛纏身，甚至臥病在床，也記掛著自己多年的這位老朋友。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他們相識之初，正趕上那個翻雲覆雨、人人自危的年代。啟先生雖然很欣賞正值壯年的陳先生的才華和為人，但仍直言相勸不要再跟自己接觸，以免受到牽累。陳榮琚先生卻義無反顧一直跟啟先生交往。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陳先生參加北京電影學院高級職稱評定，啟先生不顧年高、不辭辛勞，用黃豆大的小行楷在方格稿紙上兩次親筆寫推薦信；陳先生在北京辦書畫展，啟先生欣然題名、親自出席並且發表講話。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啟先生還曾兩次向北師大校方推薦，希望調陳先生到北師大工作；後因北京電影學院不願放，隻好作罷。精心培養學生，尊重愛護學生，真誠平等地對待學生，成就了一段師生佳話，也成就了啟先生和陳先生的君子之交。有人曾問啟先生：“陳榮琚是你的學生?”啟先生回答：“是朋友、摯友，是教學相長的關係。”

　　遍覽前賢業績，體悟其中真諦，我們可以發現，正是因為在教學相長的氛圍之中，才實現了文化傳承，才有了新的創造。其實在這個世界上，全新的事物畢竟很少，每個時代的每一個人都得自覺或不自覺地繼承前人的精華，否則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成為水中月、鏡中花。在自然科學領域可能另當別論，但在社會科學和藝術創作領域，老老實實地借鑒前人，在此基礎上再有新的發現和創新，這才是成為學界大家的不二法門。正如珠穆朗瑪峰隻能出現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上，而不可能出現在一望無際的華北平原上。

躬惟鞠養 德業日新

　　我讀大學時候認識的李強老師一年多前曾經寫過一本書，書名為《服膺啟夫子》，這是一本有助於人們深度了解和準確理解啟先生為人為學的佳作。李老師年輕時個性鮮明、耿直率真，主修物理學專業，業餘喜好研習書畫，畢業後在北師大留校工作。他後來在北師大出版社編撰20卷本《啟功全集》和啟先生書畫作品集，耳濡目染先生大作，又跟先生有過許多交往，因此李老師後來的專業方向甚至性情舉止似大有改變，頗具古風。有一次見麵聊天，李老師說，啟先生也許並沒有拜做陳垣老先生的學生，但他內心卻把自己當做老先生的門生；其實陳垣老先生不僅對啟先生，而且對其他學生也是盡心盡力，然而啟先生對老師的感恩和對學問的用心顯然更盛，這既是陳垣先生的功德，也是啟先生的修為。李老師的這個觀點，我深以為然。

　　啟先生既是如何當老師的典範，更是如何當學生的典範。啟先生在陳垣先生麵前終身執弟子禮，晚年又為陳垣先生的勵耘獎學助學金屢襄盛舉，在許許多多場合都要提起自己的恩師。陳垣先生早年從事反帝反清運動，1912年被選為中華民國眾議院議員。1922年陳垣辭去教育部次長職務，潛心著述教書辦學，解放前任輔仁大學校長。新中國成立後，輔仁大學並入北京師範大學，他又擔任北京師範大學校長，被毛澤東主席稱為“國寶”。那時的陳校長可以與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書信往來甚至直接對話，並被邀請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慶典。如此佳話現在似乎不多見了。時代的變遷不禁令人感歎，世事之紛繁更加讓人唏噓。但是無論如何，作為學生，如何對待自己的學業，如何對待自己的老師，其中卻有許多亙古不變的元素，比如“父慈子孝”、比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類似這些耳熟能詳的古訓，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傳統價值理念，也是我們的文化血脈綿延不斷之內在原由。

　　師生感情是除了血親和婚姻以外最獨特的感情。《啟功全集》第九卷《啟功口述曆史》中曾經有這麼一段話：“回想我這一生，解放前有人根本不屑我這個資曆不夠的中學生，眼裏根本不夾地把我刷來刷去；解放後又有人鄙視我這個出身不好的封建餘孽，舍你其誰地把我批來批去。各路英雄都可以在我麵前耀武揚威一番，以示他們強者的偉大與‘左派’的先進。但老校長保護了我，每當我遭受風雨的時候，是他老人家為我撐起一片遮風避雨的傘蓋；每當我遭受拋棄的時候，是他老人家為我張開寬厚的翅膀，讓我得到溫暖與安頓，而且他好像特別願意庇護我這隻弱小的孤燕，傾盡全力地保護我不受外來的欺淩。”啟先生還說：“我啟功別說今生今世報答不了他的恩情，就是有來生、有下輩子，我也報答不完他老人家的恩情。”作為陳垣先生的學生，啟先生畢生向學、終身報恩，可謂結草銜環、鏤骨銘心。這樣的文化傳承、這樣的尊師之道，讓人由衷歎服！其實，尊師和感恩，與超越和創新並不矛盾。對老師和前賢的敬重，其實是對知識和真理的尊重。一個人在內心時刻保持這份敬重和尊重，就會潛移默化地向著新的領域、新的目標用心用力、終有所成。

　　毫無疑問，啟功先生這種精神基因傳承到了陳榮琚先生這裏。陳先生早年曾跟隨王森然、鄭誦先、張伯駒、王遐舉等大家學書作畫，頗得真諦。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開始，在啟功先生指導下，陳先生潛心鑽研書法藝術，遍臨諸家，自成一格。啟先生評價陳先生“擅長繪畫書法，自己有深厚的功力，也培養了不少人才。”“他的畫法，無論寫靜物、風景等等，都有非常的秀麗風格。”“在書法方麵，用力相當刻苦，成就也較大。他原來習慣用左手執筆，為了臨帖，並使用右手，於是左右俱能，行筆自然婉轉。有時用左手所寫的作品，反倒富有生澀古拙的趣味，這常是清代金石書法家所想追求的。他的書法，無論字跡巨細，行筆都能符合傳統法度，結字規模毫無故作奇形異態、嘩眾取寵之處。在當代書法流派極受日本前衛派影響下，他獨能堅持晉唐以來優秀傳統，實有推陳出新之勝。”這是啟功先生對陳榮琚先生書畫藝術的高度評價，更體現出他對後輩學人的真誠關愛。

　　陳榮琚先生每次與我長敘，在言談之間都會深情地表露出他對啟先生和上述諸位先生的感恩之情。他珍藏的啟先生手書信函，以及那本珍貴的日記，無不浸潤著深厚的師生情誼，透射出傳承千百年的優秀傳統文化和品格。2005年7月1日早晨，我陪同陳榮琚先生前往北京師範大學英東教育樓臨時設立的吊唁大廳悼念一天前辭世的啟功先生。讓我出乎意料的是，年近古稀的陳先生一進門就衝著啟先生巨幅遺像長跪叩首。我在驚訝和感動之中，不由自主地迅速按下快門，把這一珍貴瞬間定格在膠片上。

　　我由此認為，無論小學生、中學生，還是大學生，甚至碩士生、博士生，都是一種暫時在校園學習的身份；麵對自己的老師，麵對自己一生的成長和事業，卻應該讓“學生”這一心性長期保留，並曆久彌新。此乃人生之曆練，更是人生之責任。隻有這樣，才是“大人”，才有“大學”，才能“大有”，才會“大成”。大約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啟功先生曾經創作一首《贈本屆畢業同學》的詩:“入學初識門庭，畢業非同學成。涉世或始今日，立身卻在生平。”這活脫脫就是一首文字簡潔、內涵豐富的畢業歌。常念其師、常懷其仁，日新其學、日進其德，才能對師恩有最好的報答，才能成為最合格、最優秀的學生。啟先生和陳先生無疑做到了，曆史上和現實中有許多人也做到了，他們的確令人敬佩和景仰。教育不是在流水線上生產標準零件，學校不是物質產品生產車間。人區別於動物的本質特征就是主動學習、深入思考、勇於創造，教育的對象是活生生的人，要為人的發展真正負起責任。如果教育內容統一批發、刻舟求劍，教育方法削足適履、東施效顰，老師和學生都得過且過、無精打采，這樣的教育必然缺精氣神、無正能量，而且“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必定蕩然無存。“君子務本，本立道生”，我們迫切需要回歸到教育的本源、教師的本源、學生的本源，以及師生關係的本源。經常與出發時的目標相校準，才不會迷失方向，才能在人生道路的關鍵之處作出正確選擇。

　　在陳先生的家裏，陳先生多次給我展示過啟先生贈送的書法作品和文房四寶，甚至還有陳先生精心收藏的啟先生講課時的示範草稿。毫無疑問，在許多人眼裏，這意味著可以量化的一摞摞人民幣。但在陳先生的心目中，這些珍貴的作品和物件意味著精深學養和深厚感情，是真正的無價之寶。每當靜心品味欣賞的時候，陳先生一定會回想起老師的關心和教誨，一定能觸摸到老師的生命和精神。我也常想，啟功先生是典型的北方人，陳先生是典型的南方人。36年前，經朋友介紹，他們在北京西城區小乘巷啟先生那間簡陋的寓所相識，必定在冥冥之中有許多因緣，抑或他們各自在年輕時期有許多較為相似的人生經曆和心理體驗，因而彼此氣韻相通，才成就了這段師生佳話。作為晚輩後學，我對其中緣由始終不得全解。

　　陳先生雖然書畫功力深厚，但是他不善言辭、不喜彰顯、不求聞達。1997年啟先生曾為陳先生手書正楷“開”，字形五寸見方，用筆法度謹嚴，署名“啟功”。這“啟”與“開”之間，老師與學生之間，交往多年的老朋友之間，究竟蘊涵著多少無法言傳的信息?相信讀者方家會有自己的答案。

　　在這裏需要說明的是，陳榮琚先生的這本書稿原名《我心中的啟功先生》，在討論出版事宜時，北京出版社編輯部建議改為《啟功對我說》。我認為前者比較貼切，但是陳先生說，還是尊重出版社的意見吧。

　　(轉載說明：本文是同濟大學劉興華教授為陳榮琚先生的書稿《啟功對我說》所作序文。2012年11月成稿，2012年12月12日發表在《中華讀書報》；2015年12月再次修改，2016年3月該書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時一並發表。今日轉載時，作者對其中部分內容進行了修改和補充，文章原意和年代時序均未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