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武漢大學輔導員招聘錄取公示引起社會熱議。錄取名單上的各位新晉輔導員學曆清一色的名校碩博士，甚至還有海歸的名校博士。各方討論中，不乏學曆貶值、博士“內卷”等論調。

　　這種議論背後，首先是大家對當下大學輔導員工作的誤解。

　　2019年高校招生915萬，毛入學率達到了51.6%，中國全麵邁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考不上大學已經變成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與此同時，大學生結構也越來越多元，多數社會問題與現象陸續在大學校園呈現，大學生的管理與服務越來越複雜、艱難。

　　比如，因為沒有好的學習習慣，有學業困難的學生非常普遍，同時，過於嬌寵的養育，讓不少學生的心理問題也非常突出，甚至將不良的家庭問題、社會影響等帶進了學校，這種種情況都是精英教育時代無法想象的。而這些，都需要更高質量的學生服務人員去輔導、去化解。

當我們的身體已經進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時代，我們的思維和觀念也不該再停留在之前的精英教育時代，更不應以過時的觀念看待時下的教育實際。

　　比如前一段時間，杭州餘杭區街道辦招聘著名大學畢業生，很多人看待街道服務水平與街道辦工作，還停留在“帶著紅袖箍的大爺大媽”時代，豈不知一個餘杭區的GDP已經超過了青海省的GDP，這樣的地區，街道服務水平與要求自然是完全不同的。

　　這次博士當輔導員的事件，同理。以學生為中心，加強學生服務本來也是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和要求，這其中就包含高水平的服務人員。很多高校規定，學校行政管理人員必須有一線輔導員工作經驗，其目的也是在切實加強對學生的服務。

　　而網友議論最多的，還有一個詞：內卷。

　　其實，內卷實際上是一個正常的社會現象，不同時代的表現形態、領域是不同的，不必大驚小怪。

　　2003年前後，每年高校引進教師人數高達16萬，碩士甚至本科畢業就很容易找到一份高校輔導員的工作，但到了最近幾年，崗位數量每年基本上隻有3萬左右。同樣，90年代初，我們每年博士招生僅有幾千人，碩士也不過幾萬人，但到2020年，碩士招生已經超過100萬，博士超過10萬。這種供需結構的變化，也必然導致學習層次的提升。

此外，待遇提升是另一方麵。20世紀90年代初，體製內待遇普遍過低，尤其是國企，往往連基本工資都發不出來。那時大學生還很稀缺，大量的大學畢業生想盡辦法脫離國有體係，出國、到外企、到私企。但如今，體製內的待遇已經悄然升至中上水平，於是大家拚命擠進體製內。對於很多人來說，到大學當輔導員，甚至包括到街道，到beplay體育手機，當老師，就是性價比最好的選擇。

　　當然，這其中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讀博士？對於很多人隻是一個慣性的選擇，也是一個無奈的選擇。

　　因為種種原因，這一代人是“精於算計”的一代，尤其是優秀的學生，比如把某一門補上來多少分，就能達到什麼樣的水平，上什麼樣的學校，這樣一路“算計”過來，在全社會對學曆、名校價值判斷的推動下，孩子們也把這一優勢發揮到極致，一路本科、碩士、博士、博士後，步步攀登直至登頂。

但學習可以精算，人生與社會卻是無法精算的。其實對於很多人來說，無非隻是追求一份安穩的生活。很多人經曆了博士階段的折磨，深知自己專業水平不足，或者說自己的研究領域沒有太大前途，當一個教授是很艱難的，反而是當一個輔導員相對簡單而安逸。

　　這些議論的背後，還有一份憂慮：博士當輔導員，浪費了。透露出的是對博士培養製度的質疑。

　　我前麵已經說過，新時代的大學對輔導員的要求非常高，本質並不存在浪費，但從絕對層麵看，值得探討。我們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博士生培養的兩個問題，一個是學科結構上，一個是微觀的研究方向上。

　　我相信當輔導員的博士，多數應該是社科領域的博士（當然這與輔導員工作要求有關，比如懂教育、心理等），幾乎可以肯定，沒有計算機類的博士選擇當輔導員，為什麼？

　　首先就是社會需求的問題。近年研究生報考人數持續大漲，增長的大多數都是人文社科專業，原因在於理工科專業的學生，即便本科畢業也很容易有一份體麵或者說能接受的工作，不必通過提高學曆來增加競爭力了。但人文社科不同。這實際無關學科價值高低的問題，是一個社會需求問題。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科技放在了發展的核心地位，我們與美國之間的博弈，核心就是科學技術，背後就是理工科人才的培養。而這一重任，在2020年召開的全國研究生教育會議上，已經明確放到研究生尤其是博士生的培養上。中央明確提出，擴張博士生培養規模，目的就是為中美博弈奠定關鍵性人才基礎，技術基礎。如果我們培養的都是社會急需的、緊缺的人才，比如互聯網、計算機或是芯片領域的，我相信很多人是不會選擇去當輔導員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未來擴張博士生規模，更應該強調理工科，尤其是新興的信息技術與交叉學科等，對人文社科總量還是需要適當控製，避免浪費。

　　還有一個就是研究方向。博士是典型的高層次研究人員，但研究什麼？是否有價值？是需要深思的。

　　目前我們大量研究生的培養，往往是基於自身學科發展的需要，甚至就是論文需要，簡單複製，離實際需求太遠，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必須立足國家社會經濟的發展，堅持問題導向進行研究，把論文寫在中國大地上，解決國家社會發展中急需解決的問題。

　　而且，這不僅僅涉及關鍵科學技術領域，還有社會治理，比如減負為什麼成效甚微，甚至遭到家長反對？到底應該怎麼解決？絕不應該是自我陶醉於這個理論，那個學說，今天學英美，明天學芬蘭，但自己的問題卻都解決不了。

　　隻有這樣，才能最大程度讓社會安心，即便永遠存在誤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