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趙勇(中國農業大學情報研究中心主任)

　　從“巴爾的摩案”到“小保方晴子論文撤稿事件”，過去半個世紀裏，很多國家都曾遭受過科研不端行為的侵蝕。

　　誠然，那些重大科研不端事件對各國的學術生態造成了巨大的傷害，但經過對這些事件的梳理研究之後，我們認為，其在製度建構方麵的價值應該得到更多的重視。

　　國際科研誠信體係建設的關鍵轉折點

　　首先，從曆史和國際經驗來看，重大科研不端事件是科研誠信政策變遷的重要引發機製，也是國家科研誠信體係建設的關鍵轉折點。

　　20世紀七八十年代，科研不端事件接二連三地在美國被曝光。在那些案件中，“巴爾的摩案”可以說是爭論最激烈、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個。

　　1986年，諾貝爾獎得主、美國分子生物學家巴爾的摩因其論文合作者被指涉嫌數據造假，而接受調查。後來，官司一路打到了美國國會。十年之後，案件才正式宣告結束，涉事科學家洗脫了罪名。“巴爾的摩案”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直接推動了美國科研不端相關調查原則、製度和程序的出台與建立。

　　1986年7月，在巴爾的摩案第一階段兩次非規範性調查結束的一個月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以下簡稱NIH)明確了“保密原則”在科學不端行為調查程序中的重要性，確定了科研機構在不端行為調查中的首要責任，並強調調查應由專家來進行，以保證對證據評價的權威性。

　　1989年，NIH設立了專門負責科學誠信的獨立機構——美國科學誠信辦公室，同時設立了美國科學誠信複核辦公室。而這兩個機構的分別設立，正是體現了科學不端行為調查中的重要原則——調查和審判相分離。同年，美國衛生部頒布了首個關於科研不端行為的聯邦管理法規。

　　1992年，美國科學誠信辦公室從NIH分離，和現有的美國科學誠信複核辦公室合並成立新機構——美國科研誠信辦公室。這樣的轉變，使得機構的司法性逐步增強，聯邦法律在機構中的作用也更加突出。但是，司法性的增強不是否定和放棄科學對話模式;相反，它是為了更好地實現調查過程的公平和公正性。

　　再來看2005年韓國爆發的轟動世界的“黃禹錫事件”。在這起幹細胞造假案發生之前，韓國並沒有自己的科研誠信治理體係。以這件事為契機，韓國對國外科研誠信的治理經驗進行了學習和借鑒，尤其側重於對美國科研誠信治理手段的移植。

　　比如，2007年韓國教育部製定的《科研倫理保障準則》，幾乎就是美國《科研不端行為防範法》的“縮減版”。

　　在對黃禹錫事件的調查中，黃禹錫本人承認曾強烈要求其團隊中的年輕女同事捐贈卵細胞進行試驗。這一回應直接導致了韓國《生命倫理安全法》的修訂，增加了對卵細胞捐贈的監督和管理的相關內容。

　　此後，韓國《科學技術基本法》共修訂了29次，其中2014年新增了對科技人員的科研倫理要求。到2017年為止，《學術振興法》修訂了18次，其中2013年新增了保障科研倫理的內容。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和新問題的出現，韓國不斷對法律進行修訂，以保證它們的適用性，也逐步提高了研究人員對科研倫理的重視。

　　近十年來，最受學術圈關注的科研不端事件要數2014年“小保方晴子論文撤稿事件”。為了阻止科研不端行為的擴散，日本從政府和第三方機構兩大主體入手進行機製改革，從建立全國性主管機構和健全期刊評審係統來完善治理體係。這一案件也成為日本科研誠信體係建設的重要轉折點。

　　2014年，日本文部科學省印發了《對科研活動中的學術不端行為對策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指南除了強調科研人員、研究機構、學術界自律之外，還指出要強化科研機構的預防措施。為了幫助經費管理機構和研究機構妥善處理科研經費的不端使用行為，《意見》從受理舉報、經過案件調查到公布調查結果都製定了詳細的具體措施。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從那時起開始建設科研信用體係，首次把科研信用作為對法人和科研人員的評價指標之一。在信用管理方麵，除通過統一的電子平台共享信息外，各政府部門間還建立了信用共享機製。

　　國內相關政策的波動規律

　　中國農業大學情報研究中心對1980~2019年我國發布的有關科研誠信政策梳理後發現，國內相關政策的年度發布量也呈現出隨重大科研不端事件波動的明顯特征。

　　例如，2006年初“漢芯事件”曝光，引起了管理部門的高度重視，直接促成2007年3月科學技術部科研誠信建設辦公室正式成立。2006和2007年各部委共發布了13項相關政策，相當於2005年發文量的4倍。

　　2011年2月10日，科技部通報因嚴重學術不端撤銷李連生2005年獲得的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二等獎，這是我國第一例因科研不端而撤銷國家科技獎勵的案例。隨後2012年政府關於科研誠信的政策發文量就達到了10項。2013年，自然科學基金委對科研不端典型案例查處結果進行了首次公布，第二年頒布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科研不端行為處理辦法(試行)》。2014年相關政策發布量出現一個高峰，年度發文量高達18項。

　　2016年，“韓春雨事件”持續發酵。科研誠信問題又迎來了一個關注熱潮，年度政策發文達到12項。

　　2017年，《腫瘤生物學》期刊集中撤銷107篇中國學者論文事件後，2018年兩辦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科研誠信建設的若幹意見》，完成了我國科研誠信治理體係的頂層設計。

　　科研越活躍，越易爆發不端事件

　　通過對這些重大科研不端事件的梳理還發現，從時間上看，這些事件往往發生在國家科研活動最為活躍的時期。而特殊的時間節點，正是觸發公共政策形成的關鍵因素之一。

　　“巴爾的摩案”出現的20世紀80年代正是世界高科技蓬勃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的關鍵時期。美國的“星球大戰計劃”、歐共體的“尤裏卡計劃”、日本的“科學技術立國”戰略相繼出台，各國都不約而同地加大對科技研發的投入力度。這一時期，歐盟等科技先發國家的科研不端事件最先出現急劇增加，科學共同體的自我控製與治理功能失靈。

　　“黃禹錫事件”發生的2000年初是世界各國逐力現代科學技術頂峰——生命科學領域的開端時期。韓國政府在《2003-2007年科技發展基本計劃》中將生物工程技術作為國家科技發展的四個重點領域之一，同時提出未來10年進入“世界科技八強”和“世界經濟十強”的目標。

　　日本政府早在2002年12月就提出“生物技術產業立國”口號，重點聚焦農業和醫療兩大應用領域。此後近十年，日本與細胞相關的技術申請專利數量達到1600多件，僅次於美國，居世界第二。小保方晴子所在的日本理化學研究所每年的預算約為人民幣62億元，並且大部分研究經費來自政府科技研發計劃項目。

　　由此可見，在科研誠信製度化建設並不完善的情況下，大幅度的科技研發計劃經費投入在激發科研人員創新活力的同時，也成為重大科研不端事件爆發的間接因素之一。當下的中國正處在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的關鍵時期，科研誠信建設對於遏製科研不端事件的增長至關重要。

　　我國科研誠信製度建設如何階段化發展

　　歐美等科技先發國家已經走過了科研誠信製度建構化、規範化、體係化的曆史階段，而我國科研誠信建設仍存在諸多製度建構難點。科研不端事件是一個國家邁向科技強國所必須麵對的問題，我們應該重視重大科研不端事件的製度建構價值，積極推進我國科研誠信製度化建設。

　　未來我國的科研誠信製度化建設可以考慮以下幾個發展階段：從短期發展來看，應該以政府為主導，增加政府推進科研誠信製度化建設的推動力度，完善與科研誠信相關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推進科研誠信信息化建設，提高聯合懲戒部門對於科研誠信聯合調查和懲戒的能力和水平;

　　從中期發展來看，應該以科研機構為主導，提升高校、科研院所等一線科研機構科研誠信的治理能力，強化其第一責任主體意識，並加強科研機構內部科研誠信的宣傳教育和調查懲戒，營造良好的科研環境;

　　從長期發展來看，應該以科學共同體為主導，以學會和行業協會為依托，成立專門的科研誠信建設委員會，並按專業分設不同學科領域的科研誠信建設委員會，以突出學科特點，發揮好科學共同體的學術權力治理能力。最終實現以科學共同體自律，科研機構負主責，政府頂層設計且積極推動為特點的，包括政府、科研機構和科學共同體合作共治的良好的科研誠信治理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