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北京十一學校召開的教育年會上，一位旁聽的外校老師向作完主題發言的潘國雙提問：“你覺得十一學校與你之前所在的單位相比，有何不同?”潘國雙曾在北京一所高校任教6年，2009年從北師大數學係博士畢業後來到這所中學。他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我不喜歡太多人管我，也不喜歡被規章製度限製，限製越多，就越不想幹事。”但這位年輕博士每天都馬不停蹄，有時累得“像剛生完孩子的產婦”，卻依然樂此不疲。

　　36歲的潘國雙在課程研究院領銜課程“數學V”的開發。2012年10月，校方還為他成立了“潘國雙高端數學研究室”，讓他和學校裏最有數學天賦的孩子待在一起。當時他教的是高二，根據正常的安排，去年他應該跟上教高三。但為了潛心課程開發，他提出不跟高三，也如願以償。

　　建設“家”一樣的學校，是去年與來自上海的同行交流時，十一學校工會主席馬玉琴的報告題目，而這也契合潘國雙對十一學校的感覺：自由自在。

　　讓人感到自由而非被控製

　　十一學校的老師累，有目共睹。該校從去年開始實行小班化教學，每個教學班最多不超過24人，這使得老師教的班級增多，工作量翻倍。按高二學部主任王春易的說法，一位老師大致要承擔這些工作：課程的開發和課程的實施，落實個別化教學，兼顧教育的責任，在各種分布式領導中負責某項工作。

　　上海迎園中學校長祝鬱在十一學校學習期間，好奇地問授課的老師如何克服職業倦怠，“但他們說根本沒有這個概念”。

　　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的劉偉發現，如果與十一學校的同事談論房子、車子或者去哪裏旅遊等話題，“很難引起大家的興趣”，“他們的興趣點都在學生，都是教育”。

　　在職業倦怠感突出存在的基礎教育界，這群中學老師的精神狀態確實令人驚訝。

　　一群外地教師在一個周末參觀十一學校時，在教室裏遇到不少伏案工作的老師，當他們得知這些人是自願前來，而且沒有加班費時，有人嘀咕：“那他們幹嘛來呢?”如果隻用一句話來回答這個問題，那就是十一學校老師常說的，“我們做的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在經曆“課堂成長年”、“課程成長年”之後，十一學校的老師今年迎來了“反思年”。“要靜下心來，找到真正的問題”。校長說，接下來的3年，選課走班下的小班化課堂教學是重大的挑戰，“隻有應對好，學校才會安全，才能始終保持優質教育的狀態”。

　　十一學校的改革不搞一刀切的模式，但強調共同的價值追求。發動老師研究製定《北京市十一學校行動綱要》，是李希貴出任校長後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弄清楚我們到底要幹什麼，提倡什麼，主張什麼，反對什麼，這是任何變革的一個基礎。”他說，在課程改革之前進行學校行動綱要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我們要把學校文化‘股份製’，讓價值追求成為每一個人的事，而不是校長的事。”

　　從2007年的暑期工作會開始，共有475人次參與了三輪次的大討論，校方收到各類意見和建議684條。於振麗老師說，從教數十年來從沒有這樣與同事們酣暢淋漓地爭論過。從那以後，這樣的爭論成了他們工作中的一部分，一名外校來的掛職幹部因此驚訝於他們之間的坦誠，“甚至擔心他們會打起來”。

　　“這個爭論的過程讓行動綱要成了大家共同的作品。”魏勇說，在激烈的交鋒中，一些老師固有的想法開始動搖。2009年11月，學校召開教代會對行動綱要的試行進行表決，以97.4%的讚成率獲得通過。其中對教師職業的定位，成為引用率頗高的“名言”：教師從事的是世間最複雜的腦力勞動，在學生今日之愛戴與未來之追憶中，尋找富有樂趣的教育人生。

　　十一學校認為，優秀的領導者能讓人感到自由而不是感到被控製。為此，學校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行政的力量，這裏的老師不會被要求寫教案，學校也不檢查他們的考勤、課堂教學及批改作業的情況，想怎麼上課都行，隻要有利於學生。而且，隻要是學生喜歡的老師，學校就可以包容他的某些“缺點”。

　　數學教師潘國雙幾乎不給學生留作業，因為他讀中學時最煩老師這一點;語文老師黃娟開設的“立人·表達”選修課，追求“真實的表達”與“表達的真實”，上學期的“考試”，是同學們自編自導自演的一出戲劇——“洞穴之光”。

　　“我很難想象學校能給我們這麼大的自由度。”賈祥雪老師說，“學校不要求一些瑣碎的形式，解放了我們很多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