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學生喜愛的課堂

北京十一學校教師魏勇

　　怎麼上課學生才喜歡?就我而言，24年的教學經曆，我覺得我一直圍繞著的就是這個主題，它可能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對於這個問題，可能每個老師都有自己的很多辦法。我覺得，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對課堂有一個好的、正確的認識。我們得從原點出發，去思考一些有關教育的基本問題，隻有把這些問題想清楚了，才可能把課程上得很順，讓自己舒服，也讓學生舒服。

　　比如，教育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事實上，人類和其他的物種相比較而言，有一個獨特的優勢，就是人類能夠通過教育來分享生存智慧，使得智慧不斷地累積，越來越強大，從直到在萬物當中脫穎而出，成為萬物的主宰。所以，不管你秉持著什麼教育理念、什麼理論，有一點是必須認識到的，那就是教育不能把孩子教傻，不能夠把孩子變得狹隘，而是應該是讓他變得更有智慧、更加開放，我覺得這是對教育本質的一個起碼的思考。

　　有兩本教育書籍對我影響很大。第一本是《給教師的建議》，那是我剛剛入職的時候讀的，它讓我明白了什麼是好的教師;第二本書，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出版的《學會生存》，這本書讓我明白了什麼是好的教育。這本書讓我非常地震撼。

　　比如這一段：“教師的職責已經越來越少地傳遞知識，而越來越多地激勵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職能以外，他將越來越成為一位顧問，一位交換意見的參與者，一位幫助發現矛盾論點而不是拿出現成真理的人。他必須集中更多精力和時間，從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創造性的活動，比如互相影響，討論、激勵、了解、鼓舞。”這個觀點，當時可以說是在我心裏掀起了波瀾，我覺得這才是我喜歡的教師的角色。但是在當時，我所在的學校不允許我去實踐這麼一種理念。因為在那個時候，我們做應試教育，已經做到了讓今天的我覺得很羞愧的程度。比如，當時我班上有個女同學，是北大的苗子，為了萬無一失，我們希望她以最好的狀態去迎接高考。但是這個女生情緒波動很大。而根據我們女老師的調查，發現她的情緒受生理周期的影響比較大。於是我們就達成了一個方案，讓一位女老師去摸底，看看她的周期是否和高考那幾天重疊，如果有重疊，要采取醫學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當時，就是在這樣的工作環境當中，我讀到了這樣的書，覺得反差實在是太大了。我特別渴望這樣一種教育理想能夠被實踐，但是也知道不現實。但是後來，我來到了十一學校，這才發現，自己在原來的學校屬於邊緣化的思想和另類的觀點，在十一學校卻被歸於主流價值觀。我和十一學校“情投意合”，根本不用扭曲地活著。這是我感恩十一學校的一個最根本的原因。

　　這本書裏還有一段話，“在學校裏，以紀律、努力競爭為基礎的學習，往往比不上那些比較輕鬆活潑而非強製的教育青年與成人的方式。”關於這一點，我教了很多年書，早就有這個體會。前不久我看一篇報道，講上海的中學生數學學習測試的成績，超過了美國和其他很多發達國家，似乎顯示出中國的基礎教育做得不錯。但是，美國的一個教育官員很犀利地說，“中國中學生的數學優勢止步於高中。往後你們就沒戲了!”為什麼?是不是和我們這種學習的生態，和長期以來習以為常的、以為是正確的這種教育觀有關係呢?我想，這值得我們大家反思。正因為這本書對教育的本質有比較深刻的認識，所以它提出的這些觀念、觀點，才能夠切合人的發展。我感覺，這個源頭不想清楚，我們的教育就會出問題。

　　第二個基本問題是，每個學科的目的是什麼?語文究竟要教學生什麼?曆史要教學生什麼?每個學科要有每個學科的反省。就我們的曆史學科來說，曆史上一直強調其借鑒功能和目的——以史為鑒。中國古代之所以強調這一點，因為當時接受教育的青年一般是要做官吏、做統治者的，對於他們來說，這個功能當然很重要。而現代社會中，人們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一個開發程序的技術員，他不了解曆史上王朝的興衰滅亡教訓，難道他就開發不出程序、就買不了車買不了房、就不能夠幸福地生活了嗎?這個功能對他來說沒有意義的。所以我們必須要挖掘曆史學科的其他的目的，就是對我們每個個體的意義。

　　曆史學科的目的究竟何在?經過我的思考，加上我們曆史組同仁的智慧，我們總結出兩個方麵的目的：一方麵，當然是要從我們族群的生存角度來考慮，需要借鑒曆史經驗教訓，需要了解過去，才能夠更好的理解現在和未來;但是還應該有另外一個層麵的作用，就是個體生活和自我發展的需要。從這個角度來說，曆史也是特別重要的。作為一名現代公民，同樣需要曆史的背景知識和思維方式，不然的話，你就會不能很好地參加到社會的公共生活裏麵，你可能就會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做出令人遺憾的選擇。曆史的思維方式不僅僅可以用於行政管理，還可以遷移到個人的決策，比如說要不要和你的另一半分開，要不要換一個工作，要不要購車，要不要買房等等。這其中是有一些通用的智慧的。

　　正因為有了這樣一種對學科目的的思考，我才對這個學科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在我看來，所有的曆史教材上的這些內容，無非都是一個個的案例，而教師的職責，就是要和學生一道，通過分析這些案例，提煉出曆史的學科思想、學科思維，令學生養成一種批判性的思考習慣。所以，我的每一堂課，都是為了達成這樣一個目的，不同之處隻在於素材而已。學生，可能最後都會忘掉這些素材，忘掉秦始皇什麼時候統一了中國，忘掉戰爭爆發是哪一年，但是他可能會沉澱下一種思維方式。

　　第三個方麵，是哲學觀。哲學觀直接影響到我們的教育觀和課堂觀。具體而言，就是教師對這個世界的看法，其實會影響到其教學方式。如果一個老師認為世界是可知的，人類是可以認識、征服並改造這個世界的，那麼他就會傾向於認為自己已經掌握了絕對的真理，會傾向於在教室裏展現他的教師霸權。這是很糟糕的。事實上，從終級意義上和根本意義上來說，所有已知的東西，都隻是相對可知、不斷更替的。人類太渺小了，這個世界就算到了人類毀滅那一天，很多神奇事情還是我們所不知道的。所謂科學的進步，全都是不斷地推翻以前的相對真理，然後再拋出一個新的相對真理。如果我們有了這樣一種哲學觀，那麼我們可能更會傾向於在課堂上謹慎一點，不會再有真理在握的狂傲。這時候的課堂，就會是探求式的，是“你可能對、我可能錯”的。因為我們誰都不掌握絕對真理，我們都是在路上的一群孩子，無非老師是大孩子而已。

　　以上這些，都是從教育原點出發，來探討這個課堂的幾個問題。梳理清這幾個問題後，我們可以回到這個具體的主題上來——如何讓學生喜歡自己的課堂。

　　我認為，若要讓學生喜歡課堂，講課的內容應該是盡可能地將書本知識和學生的經驗建立起聯係。我們做老師的常常評價學生說，“這孩子聰明是聰明，就是不用在正道上。”其實，這恰恰反映了我們的教學有問題，我們的教學方式不能夠把學生在現實生活當中的經驗和智慧與書本聯係起來。學生的聰明勁之所以用不到學習上，因為教師教學的是另外一套規則，跟他的聰明才智不搭界，所以他就不會感興趣，也不會很用心。對於這一點，我認為是所有學科教師都可以反思和改進的，就是一定要盡可能多地在書本世界和學生的經驗世界當中發現橋梁。

　　比如，一次，我給學生講工業革命。課上要探討一個問題，就是那麼多歐洲國家，為什麼單單是在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英國，和法國意大利相比，它有什麼特殊的地方?我按照這個思路來上這堂課，結果效果很不好，學生不“來勁”。這堂課結束之後的午飯時間，我開始思考：這課肯定有問題，問題出在哪裏了?想著想著，我就明白了。原來學生的想法是：我是一個生活在21世紀、使用iPone5S的學生，我為什麼要去了解三百多年前蒸汽機是怎麼發明的、為什麼被發明，這跟我有什麼關係呢?所以，當天下午，我給另一個班還講這堂課，便調整了一下提問。我是這樣問的：“都說21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中國將成為21世紀的領導者。如果這個國家是一個時代的領導者，那它應該有足夠的實力。我們看世界上這些曾經的領導者們——英國、美國，他們都曾發生過技術革命。那麼，在我們中國，有沒有可能在21世紀發生第四次技術革命?”學生們一聽，就有興趣了，開始七嘴八舌地瞎議論。我說，你們這樣議論不著邊際。要看中國有沒有可能發生技術革命，我們首先要看發生技術革命的條件有哪些。所以讓我們先來了解英國的工業革命，以它為樣本，來思考21世紀中國有沒有可能發生工業革命。如果可能，理由是什麼?如果不可能，我們還缺什麼?這樣，一個下午的課就圓滿成功了。所以，我認為這這也是每一個學科、每一個老師都要想的一個基本問題——所教內容和學生的實際生活是否有聯係。

　　若要讓學生喜愛自己的課堂，教師還要力爭每節課都帶給學生驚喜。這是我本人在學生時代的體會。那時候，我就特別希望老師能夠在課程上給我意外的收獲，能夠讓我豁然開朗。所以，我認為，如果我們的課堂，能夠有這樣的禮物送給學生，才能體現出對學生最大的尊重。

　　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很難。我個人覺得，要做到這一點，首要因素是教師的個性——他必須總是想著與眾不同。我發現，不論是我的教師朋友，還是那些全國名師，包括其他行業的領導者，隻要但凡有成就的人，內心都有這樣一種衝動——我要做一個與眾不同的人。他們不會滿足於勉強應付手頭的工作。這對於個人成長而言，也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不管一個人的學曆起點多高，哪怕是北大的博士，如果沒有這個突破的意識，那麼他過了十年二十年，也會歸於平庸;反之，一個三流大學的一個本科生，隻要你始終保持這樣的衝動，也一定會在這個行業裏邊做出成績來。我確信這一點，這種“與眾不同”的衝動至關重要，各行各業都是如此。如馬雲、任正非、史玉柱，如果細心聽他們在的談話節目裏所說的，你就會發現他的話語間，其實就是散發出這樣一種價值觀——不接受平庸。像我的一位教師朋友，他就是“無亮點不上課”——如果這一節課沒有備出來什麼亮點，絕不上課，隻要上了課就一定要有亮點。當然我知道這很難做到，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盡量去追求，雖不能至，心向往之，這樣才能不斷進步。

　　學生會喜歡什麼樣的課呢?他們會喜歡有侵略性的課。所謂侵略性，就是教師講課的一種震撼和力量，這種震撼和力量有的時候甚至能讓學生“傻”上半天。這既可以體現在講課的方式上，也可以體現在內容上。有一次我上課，講美國獨立戰爭，恰好，來聽課的人既有美國的老師，也有英國的老師。於是，我就想到，要讓英美兩方的老師都談談對這場戰爭的看法。美國人認為，獨立戰爭是正義的，華盛頓是英雄;而英國傳統的曆史觀是，獨立戰爭是分裂戰爭，華盛頓是叛亂首領，直到今天的曆史教科書裏也是這麼寫的。於是，我在課上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了，然後把英國和美國雙方製作的相關曆史紀錄片都播放了一下。當時，課堂一下就熱鬧了。結果，學生還沒有來得及發言，下麵的外國老師先舉手了。英國老師說，他覺得美國的內戰，就是華盛頓打著自由平等的旗幟發動的一場分裂戰爭。在勝利之後，他們並沒有解放黑人奴隸，華盛頓本人就是最大的奴隸主;而英國早在兩百多年前就解放奴隸了，你憑什麼說你是自由平等的?然後，我讓美國老師來回答一下這個問題。結果那兩個美國老師說，我們同意他的看法。由此見得，老外是比較豁達的，在這個問題上，相比於民族情結，他更在乎的是事實和證據。這也正是我們的曆史課堂上，所推崇的一種正確的態度。

　　若要讓學生喜愛自己的課堂，教師一定要有好的問題。一個好的問題，一下就能夠讓學生精神起來，從而使你的課堂成功有了一半的保證。那麼，好的問題有什麼特點呢?

　　第一，要有挑戰性，要抓人眼球。比如，每每講到辛亥革命，必然要涉及到一個問題，就是辛亥革命為什麼能夠成功推翻清政府。如果平鋪直敘地提問，學生會覺得很平淡，但如果我們包裝一下這個問題，效果就不一樣了。比如：太平天國運動經過十四年，動員了幾十萬軍隊，遍及中國十四個行省，結果沒有推翻清政府;武昌起義三千人，三個月就推翻了清政府，為什麼?其實這個問題的實質，就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這個要探討的問題並沒有變。但是這樣一來，學生就有可能對這個問題產生興趣了，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就集中了，開始也認真讀相關的史料了。

　　第二，在提問的時候，最好盡可能自然地把基礎知識包含在我們問題當中。這樣一來，為了解決問題或者完成這個任務，學生就不得不去學這個知識。比如，講二次世界大戰歐洲第二戰場的開辟，我們就可以這樣設置問題——如果你是王軍統帥，要開辟第二戰場，你會選擇哪個登陸的地點?給出你的答案，並且陳述你的理由。學生為了回答這個問題，必然要考慮戰場的形勢，考慮當時的政治、經濟因素，尤其還要考慮法國北部的地域特點——潮汐、氣侯、土壤等等。這樣一來，這個問題很自然地就把政治、曆史、地理等一幹基礎知識一下子都融進去了。如果教師單純地向他講述法國北部的地理概貌知識，他可能沒這麼感興趣;但如果他是為了完成任務而去主動查找、學習，那他的勁頭就是不一樣的。所以我覺得，這也是值得我們教師去反複錘煉的。我教理科班的曆史，主要精力就花在設計問題上，不斷地想去完善、優化這些問題。

　　第三，問題和主體之間，要盡可能地體現關聯性。我發現，如果我的課效果不好，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往往就是幾個問題相互之間是平行並列的;而效果好的、讓學生高度參與的課，往往都是先由教師提出一個主要的問題，然後根據這個主要的問題再延伸出一些相關的問題。這個問題之間要有關聯性。

　　以上所述，其實都是技術層麵的。我覺得，在當下中國，一個老師——尤其是教文科的老師，一定要有一種求“道”的精神。就我個人而言，原先我本想做一個有教育情懷的公眾知識分子，但是，我後來發現我的能力不夠，勇氣也不夠。於是，退而求其次，我想做一個有公眾情懷的教師，做一個好的老師。對於公眾情懷，我是這樣認識的：一個老師隻有關注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並將自己對自由民主的思考拿出來與別人分享;隻有敢於自然地說出真相，如同小鳥正確地啼叫出黎明;隻有讓自己的視野突破教育教學的局限，把無限豐富的世界帶進課堂，才能擺脫壓迫者的教育學，才能點燃青年學生與生俱來的正義感和使命感，才能培養出未來國家真正的棟梁。這種精神，正像索爾仁尼琴所說：一句真話的分量重於整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