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外合作大學作為我國高等教育的一種創新模式，在引進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培養具有全球視野和處理國際事務能力的國際化人才方麵取得了突出的成績，並日益成為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多所中外合作大學經曆了初創期並轉入快速發展期，如何抓住挑戰與機遇，深化“在地國際化”辦學優勢，分類管理，精準施策，持續推進完善治理體係，成為中外合作辦學研究領域重要而緊迫的課題。

 

　　[關鍵詞]中外合作大學；問題與挑戰；分類管理；精準施策

 

　　中外合作辦學是我國跨境教育的主要形式，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新引擎”和“加速器”。這其中的9所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獨立設置的一類中外合作辦學（含內地與港澳台地區合作辦學）即中外合作大學，是近年來蓬勃發展並引發廣泛關注的合作辦學模式，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陣地之一，在推動高等教育改革、高校國際化發展、促進高校學科建設、拓寬人才培養途徑、滿足人民多樣化優質教育需求等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

　　然而，經過十幾年的辦學實踐與探索，在中外合作大學發展中不斷出現與現有國家教育政策和國內外環境變化不匹配不適應的情況，遇到諸多製約合作辦學規模與內涵發展的瓶頸問題。社會期盼傾耳戴目，新舊矛盾需要化解，這些都考驗著教育頂層設計者和合作辦學實踐者的智慧與韜略。2020年6月，《教育部等八部門關於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印發實施，提出著力破除體製機製障礙，加大中外合作辦學改革力度。202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強調，“十四五”時期，我國教育改革發展麵臨著新形勢、新階段、新理念、新格局、新目標、新要求。這些都是對新時代中外合作大學提出的新課題。為此，本文將對中外合作大學在現階段辦學中遇到的主要問題進行探討與梳理，並對其未來發展進行展望與思考。

　　一、內外部環境挑戰

　　（一）國際環境巨變導致的辦學不確定性

　　中外合作辦學是經濟全球化和教育國際化的產物。近年來，隨著中美關係不斷變化和調整，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許多國家紛紛提出要重塑相對獨立的經濟體係，掀起了一股席卷世界的“逆全球化”浪潮，麵臨強硬保護主義和資源要素流動壁壘的挑戰，教育國際化遭遇嚴峻考驗。在今後一個時期，教育國際化的內容、路徑、方法都會發生變化與重塑，國際間合作辦學的意願和模式，都會受國際政治經濟關係影響而發生變化。此外，在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中外合作大學的師生跨境流動麵臨著“進不來、出不去”的困境。中外合作大學外籍教師比例通常很高，既有從外方母體學校派遣的教師，又有大量海外招聘的人才，而全球疫情防控對跨境流動造成了巨大困難。時至今日，中外合作大學的很多外籍教師仍滯留海外，無法按時回到國內課堂進行線下授課；在學生跨境流動方麵，各校高比例的國際學生無法返校複學，他們絕大多數“進不來”，致使國際化辦學特色無法充分體現；中外合作大學廣泛存在的“2+2”“3+1”、寒暑期境外課堂或其他海外聯合培養模式，因疫情而使中國學生赴外方院校交流或完成境外學分出現阻斷，這些都引發了家長和學生對中外合作大學這種辦學模式的顧慮與質疑，導致中外合作辦學的各方參與動力出現下降趨勢，我國學生的未來升學與生涯規劃可能會更多地轉向國內，2020年、2021年多數中外合作大學在招生方麵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二）國內供求關係反轉麵臨的重新定位

　　截至2021年10月底，經教育部批準或備案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有2447個，其中本科以上1295個，本科以上中外合作辦學在讀學生已超過30萬人，中外合作辦學已經擁有相當的體量，正在向買方市場逐漸轉變。另一方麵，近年來我國持續推進“雙一流”建設，傳統高校辦學實力和國際化程度不斷攀升，以雄厚的辦學基礎、文化底蘊和全新的國際競爭力，對新建的中外合作大學形成越來越大的壓力。此外，因疫情影響，留學政策也在作相應調整，如教育部明確留學人員因受疫情影響出現在境外停留時間不符合學製要求的情況，不作為影響學曆學位認證結果的因素。特定時期特殊情況下這種政策上的調整，以及大批海外名校的線上授課，也會對中外合作大學“在地國際化”優勢形成新的競爭。

　　二、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相關政策法規及經費的支持力度有待增強

　　中外合作大學屬於新生的特殊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由於與傳統的公立大學有較大區別，因此國家麵向公立大學出台的一些重要政策暫時還不能覆蓋到中外合作大學，如中外合作大學未被列入國家“雙一流”建設計劃，未獲得免試推薦研究生的資格，有的大學未獲得國家的生均經費支持，來華留學生未能獲得政府獎學金等，這些都對新建中外合作大學各項事業的順利發展帶來了一定的壓力。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出台，但大學在實踐中遇到的現實問題目前難以在《條例》中找到法規條文，甚至某些條文已不適用於現實情況。

　　近年來中外合作大學的辦學實踐證明，由於全麵引入了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實現了彎道超車，其辦學質量往往起步即處於較高水平，因此急需相關部門及時調整和完善相關政策，甚至開辟綠色通道，加大對中外合作大學的政策支持和資金保障力度，使之實現更高質量、更快、更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合作大學發展建設中若幹具體問題亟須解決

　　1.師資隊伍、生源結構需要進一步優化和提升

　　人才是學校發展第一要務。目前，中外合作大學師資隊伍整體規模較小，優秀青年人才儲備不足，承擔國內科研項目、服務社會需求的能力亟待提高。在現有人才政策、學術環境不占優勢以及當前複雜的國際環境下，如何持續吸引全球高層次人才來合作大學工作是學校發展過程中必須解決的關鍵性難題。

　　繼續優化中外合作大學的生源結構、提高生源質量是辦學麵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目前，部分中外合作大學的社會影響力和聲譽還未達到預期，社會廣泛了解和認可度不足，新冠肺炎疫情及當前國際環境，也給學校的招生宣傳工作帶來諸多不利影響，因此在吸引優質生源方麵的競爭壓力和挑戰非常大。此外，目前隻能依托外方母體院校招收研究生，研究生數量和規模不夠，影響學校的科研發展和師資穩定，更製約建設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的前進步伐。

　　2.中外合作科研體製機製尚不健全

　　作為年輕的中外合作大學，在借鑒和引進國際先進辦學模式和科研創新的同時，符合自身特點的科研管理體製機製還未完全建立，導致外籍教師參與科研工作的積極性不高與成效不明顯。大部分外籍教師在融入我國的科研體製方麵存在一定程度上“水土不服”的現象，特別是在項目申報、科研開展、籌資使用、績效評估、成果轉化等方麵存在一定的認知和習慣差異。這些都直接導致現有的科研人員隊伍與大學的科研發展規劃和目標尚有差距，麵向國家、區域重大戰略需求領域的學科領軍人物和科研團隊仍存在不足，缺乏集聚效應；標誌性科研成果不多，高水平創新成果的產出尚待加強；解決社會重大發展需求、科研服務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有待提升。

　　3.質量保障評價機製不夠特色化與多元化

　　質量是合作大學辦學的生命線，而各合作大學中外雙方對辦學質量的衡量標準始終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包括招生、培養、課程建設、師資隊伍、評估監控、學位授予、投入和條件建設等中外都有不同的評價標準。中外合作大學辦學的初衷就是通過引進境外優質教育資源與教育理念，提升我國高等教育水平。因此，既要尊重外方的教育評價與認證標準，又要結合我國對高校的辦學要求，亟須在教學質量保障評價指標體係的構建中，加深了解，求同存異，聚同化異，構建出特色化、多元化的質量評價體係。

　　4.新專業審批不暢和研究生培養授予外方單學位製約可持續發展

　　不同合作辦學國家的專業設置和學科目錄存在較大差異，現階段中外合作大學開設新專業依托引進外方教育資源，但與國內專業目錄存在不契合的問題，申請規則尚不明確。如國內新專業需按照一級學科進行申請，而中外合作大學引進專業相當於國內二級學科，很難與一級學科相對應；如果外方合作院校為英國高校，其授課型碩士學位授予的是文學和理學兩個類別，合作大學按照這兩個類別申請新專業，因範圍過寬而不符合我國相關審批規定，如按照英方的專業名稱申請，則國內的專業研究方向範圍又較窄。這表明，中外教育專業目錄體係不匹配造成新專業增設困難，製約了學校的人才培養和長遠發展。

　　此外，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學位授予是關乎我國科學專門人才成長、各門學科學術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學事業的發展，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推進的重要工作。合作大學學士、碩士、博士培養在學習引進國外先進的教育理念、課程體係、教學方法、管理模式和優質教育資源的基礎上進行消化吸收和融合創新，並授予雙方學位，是中外合作辦學最基本的架構設計。先前出於多方麵的考慮和中國學位授權的逐級製度模式，新設立的合作大學隻在本科階段頒發中外雙證，研究生培養先隻授外方學位。然而，發展到現階段，合作大學在申請新增碩士博士授權單位時，需要滿足授權單位立項建設年限、已獲得學士學位授權年限、教學及科研團隊、教學成果獎、出版的優秀教材、科研成果等諸多硬性條件要求。目前，國內多所中外合作大學雖已有多屆本科畢業生，並取得了豐碩的本科和外方單學位研究生培養成果，但多次提出增列申請仍未獲批。合作大學短期內很難在不突破現有評價指標體係的情況下申請獲得中方碩士博士學位授權。

　　三、思考與建議

　　十幾年的辦學實踐表明，中外合作大學是擴大教育國際公共產品供給的有效舉措，為引進吸收國際先進辦學經驗、推動我國教育改革、提升我國高校國際競爭力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當前，雖然中外合作辦學麵臨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戰略方針不會變，教育全球化的方向不會變。中外合作大學要牢牢把握人才培養這一核心使命，主動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深度關切全球性問題，發揮中外合作辦學在高等教育中的先鋒帶頭作用，抓住挑戰與機遇，深化“在地國際化”辦學優勢，持續擴大中國教育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未來伴隨著國際局勢的風雲變幻和大國之間的激烈博弈，中外合作大學也必將在助推中外人文交流與民間友好往來、改善大國關係等方麵，發揮日益突出的作用。

　　（一）搶抓機遇，繼續擴大“在地國際化”優勢

　　我國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教育部等八部門關於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出台，對中外合作大學是重大利好。2022年秋季，我國赴境外留學的學生麵臨求學困境，教育部臨時允許部分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適當增加招生名額，為原計劃出國留學、受疫情影響出國受阻的學生提供國內就學機會，其中中外合作大學的擴招優秀“準留學生”是“在地國際化”和提高生源質量的有效嚐試。此外，混合式教育蓬勃發展，中外合作大學加緊完善線上教學體係建設，運用日臻完善的現代教育技術，在重大疫情等突發狀態下，繼續保證教學計劃順利實施，同時也為靈活利用海外優質教師資源提供機會和保障。

　　（二）分類管理，爭取試驗區特殊政策支持

　　教育主管部門應對中外合作大學實行分類管理，明確中外合作大學的法人屬性，作為特殊類型的辦學形式，給予合作大學試驗區特殊政策支持，鼓勵先行先試，或開辟綠色通道，除法律地位、組織形式、法人屬性之外，也要從公益性質、稅收、信貸、土地、外彙、國際教師招聘、出入境管理等方麵分類管理，以更好地發揮其在中外融合、教育國際化創新和促進我國高等教育改革發展中的獨特作用。如適當放寬對於B類外國專業人才工作經驗的要求限製；對中外合作大學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和緊缺人才給予個人所得稅減免等優惠；合作大學外方派遣教師隻要能長期在中國工作、滿足人才申報條件應可申報相應的人才計劃等。除此之外，應在申報學科及專業建設、國家和省級重點科研平台或基地建設，申請中國政府獎學金資格，申請國家留學基金資助資格以及申報各級科研項目時給予一定的政策傾斜或計劃單列。此外，可以打通政策壁壘，選擇有條件的標杆示範性中外合作大學，使其在一些方麵享有與公立大學相同的政策，如允許符合條件的中外合作大學加入國家“雙一流”建設計劃，選擇有條件的中外合作大學加入強基計劃高校名單、獲得免試推薦研究生資格等。允許有條件的中外合作大學在高水平藝術人才培養方麵探索高端人才選拔方式，繼續加大對中外合作大學在實施綜合評價選拔人才方麵的支持力度，等等。

　　（三）精準施策，放寬新專業審批和建立碩博學位授予權審核評價體係

　　教育主管部門應為中外合作大學新專業審批製定特殊政策，可考慮結合外方合作院校所在國的學科專業體係，同時在招生指標允許的範圍內適度放開“國控專業”申請。此外，考慮到中外合作大學的發展模式與國內現行的評價指標體係不相適應，短期內很難在不突破現有指標體係的情況下申請中方碩士博士學位授權，因此建議特殊情況特殊對待，調整並建立與合作大學相適應的碩博學位授權審核評估指標體係，在未取得授權之前給予中方舉辦高校與合作大學聯合培養碩士博士項目的單列計劃。

　　（四）多元設計，健全特色質量保障評價機製

　　圍繞中外合作大學培養高質量國際化人才這一中心任務，堅持專業人才培養的國際標準，同時兼顧黨建思政工作在中外合作辦學質量保障評估體係中的地位與權重，將辦學特色化與評估多元化有機結合起來，在教材選用、教學改革、師資構成等評價指標方麵給予一定的靈活性，科研評價更多強調研究的質量和原創性，而非論文、項目、獎項等，同時引入第三方教育評估機構，推進中外合作大學質量保障評估體係更有針對性，全麵保障合作辦學提質增效。

　　（五）強化保障，提升資金支持力度

　　進一步提升對部分高水平中外合作大學的資金支持力度，包括穩定提供中央財政專項資金支持、國家生均經費支持，以及在申請科研經費的過程中加大對中外合作大學的傾斜等。

　　（六）與時俱進，修訂完善《中外合作辦學條例》

　　《中外合作辦學條例》是中外合作大學辦學的“基本法”，其中一些規定仍主要針對無獨立法人地位的中外合作辦學機構或項目，對具有獨立法人地位的中外合作大學缺乏適用性，因此應及時結合實際需求與新的發展趨勢對其進行補充、修訂和完善，如針對中外合作大學取消合作雙方大學各提供1/3師資的規定，允許學校製訂計劃外本科招生計劃招收國外高中的中國畢業生和國內國際高中畢業生等。（作者係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學學校辦公室副主任、副研究員。本文係2021年廣東省教育規劃課題[高等教育專項]“新時代粵港澳大灣區中外合作大學高效能治理研究”[2021GXJK069]階段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嚴曉鵬，金軍鑫.危機激發中外合作辦學獨特活力[N].中國教育報，2021-05-2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