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在新出台的四川省成都市今年中考錄取政策中，一則要求引發了社會的廣泛關注。成都市明確，“考生初中在校期間存在考試作弊、校園欺淩等行為的，最後投檔”。換句話說，就是存在校園欺淩行為的學生，將在成都今年的中考錄取當中處於劣勢。有教育領域的學者就表示，成都的“中考新政”旨在通過改革中考機製，進一步強化對校園欺淩行為的預防和懲治。

　　有校園欺淩行為者中考錄取中最後投檔

　　在成都市招考委、成都市教育局日前印發的《2024年成都市高中階段學校統一招生考試工作實施規定》中明確，成都市構建基於初中學業水平考試成績、結合綜合素質評價的招生考試錄取模式，其中普通高中投檔錄取工作，對學生初中在校期間存在考試作弊、校園欺淩等行為的最後投檔。記者注意到，在這份《規定》中針對“指標到校生”的錄取工作，執行“對嚴重違反《中學生行為守則》、校規校紀，以及存在考試舞弊、校園欺淩行為的不得推薦”的規定。

　　進一步加強綜合素質評價在招錄中的運用

　　成都市教育局在對記者的書麵回複中明確，此舉進一步加強了綜合素質評價在高中招生錄取的運用，引導青少年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對落實立德樹人根本任務，促進學生全麵發展、健康成長具有積極意義。

　　四川師範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 李戩：中考的政策是根據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指導原則來設計的，各地具有一定的自主權，盡管綜合素質評價在中考中並不計入總分，但它對指標到校政策和投檔錄取的順序是有重要影響的。我們對於校園欺淩現象的專門列入，體現了對校園欺淩的一種鮮明態度，這是對校園欺淩行為一種震懾的力量。

　　如何識別學生欺淩行為？由誰來認定？

　　此次成都的中考新政展現出了震懾校園欺淩行為的鮮明態度。接下來就通過幾個問題，來探索一下。第一個問題：如何識別學生欺淩行為？由誰來認定？我們來聽聽法律學者們的觀點。

　　教育部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常務副主任、法學教授 唐稷堯：學生之間的欺淩，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分為言語欺淩、行為欺淩、網絡欺淩，還有交往欺淩。但是根據不同類型的欺淩有不同的認定標準，所以說這個規則如果要進行細化的話，首先還是要製定識別這種欺淩的具體標準。

　　記者查詢了2021年教育部頒布的《未成年人學校保護規定》發現，《規定》將以下五類行為歸入“學生欺淩”。

　　(一)毆打、腳踢、掌摑等侵犯他人身體或者恐嚇威脅他人；

　　(二)以辱罵、譏諷、起侮辱性綽號等方式侵犯他人人格尊嚴；

　　(三)搶奪、強拿硬要或者故意毀壞他人財物；

　　(四)惡意排斥、孤立他人，影響他人參加學校活動或者社會交往；

　　(五)通過網絡或者其他信息傳播方式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散布謠言或者錯誤信息詆毀他人、惡意傳播他人隱私。

　　而學校如何應對學生欺淩，記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十九條中見到這樣的描述：“學校應當建立學生欺淩防控工作製度，對教職員工、學生等開展防治學生欺淩的教育和培訓。學校對學生欺淩行為應當立即製止，通知實施欺淩和被欺淩未成年學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參與欺淩行為的認定和處理；對嚴重的欺淩行為，學校不得隱瞞，應當及時向公安機關、教育行政部門報告，並配合相關部門依法處理。”

　　換句話說，對學生欺淩的行為認定，由學校、家長和學生共同完成。走訪中記者了解到，目前成都市beplay体育手机學生欺淩的認定，由各個學校負責。

　　中學教師：事實依據一般是我們根據視頻監控和師生的反饋，專業的判斷基本上有三條：第一個是看起因，是孩子們之間無意導致還是惡意為之；二是要看經過，孩子們是玩耍打鬧所產生的，還是因為他們力量懸殊，恃強淩弱；第三個我們是要看結果，是否導致了孩子身體或者是心理方麵的傷害或者是損傷。

　　學生家長：我們作為家長，我覺得平時應該要和小朋友多溝通和交流，這樣可以及時發現一些異常情況。當我們發現異常情況的時候，我覺得應該主動和學校交流和溝通，暢通我們的投訴渠道，及早發現問題，去解決問題，這樣會避免一些嚴重的後果出現。

　　需細化認定標準 促進招生改革有效執行

　　研究教育領域的法律學者表示，在中考製度改革同時，細化學生欺淩的認定機製，進而實現有效防範。而對於學生欺淩若想達到“標本兼治”，需要多方合力。

　　教育部青少年法治教育中心常務副主任、法學教授 唐稷堯：成都中考新政從政策本身來說是值得肯定的，而且也可以向其他的地區推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什麼？成都中考新政它其實屬於一種事後的幹預，更重要的是采取一種事前的預防。這個中考新政相配套的還可以出台一些措施，比如說促進家庭教育的提升，校園周邊環境的治理，提高學生的自我防範意識，提高老師對校園欺淩的識別，校園欺淩的預警等等這些配套措施，從源頭上來治理學生之間的欺淩現象。

　　升級細化《防治指導手冊》 壓實各方責任

　　其實不隻有成都，為有效預防和懲治學生欺淩行為，近期很多省市都加強了這方麵的工作。第二個問題：治理學生欺淩，各地有何措施和經驗？

　　先來看福建，3月28日，福建省教育廳就要求全省教育行政部門，圍繞beplay体育手机校園暴力與學生欺淩防治工作機製等方麵，對行政區域內所有beplay体育手机校開展一次大排查。及時查找發生校園暴力與學生欺淩的苗頭跡象或隱患點，采取必要的幹預措施，做好疏導化解工作。

　　再來看上海，對於預防和認定學生欺淩行為，上海市2019年出台《beplay体育手机生欺淩防治指導手冊》。去年，上海市對手冊進行了升級細化，進一步壓實學生欺淩防治的各方責任，提高學生欺淩治理的操作性、規範性。

　　據了解，上海市教委、上海市人民檢察院等部門結合未成年人保護法中關於“學生欺淩”的概念，將上海市《beplay体育手机生欺淩防治指導手冊》中的學生欺淩細分為“主體要件”“主觀要件”“行為要件”“結果要件”等要素，為學校、教師提供了清晰的操作指引。比如，“主體要件”包括學生之間、主體固定、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等情況；“結果要件”包括人身傷害、財產損失、精神損害。

　　針對學生欺淩發現難的問題，《手冊》提出了加強重點場所監管、關注重點人群、開展專項調查等常規舉措，並從學生行為、語言等“九個異常”角度提醒家長，孩子可能遇到了學生欺淩；針對處置難，規範了學生欺淩處置的流程與具體方式，方便學校、教師掌握。

　　針對嚴重的學生欺淩事件，《手冊》突出公安、司法處置，在學生欺淩處置環節創新性增設了需司法機關介入處置的學生欺淩一節，明確報告和處置流程，學校、教師與司法機關配合銜接的具體義務等內容。

　　教育學者 熊丙奇：我們未成年人保護法明確提到要對學生進行學校保護、家庭保護、社會保護、網絡保護、政府保護、司法保護，需要這幾個保護全部要到位。具體到學校而言，我們一定要建立起治理學生欺淩的長效機製，包括我們有相關的防治學生欺淩的手冊，以及建立起防治學生欺淩的委員會，也要發揮司法保護的作用，一方麵我們要對這些未成年人的涉嫌犯罪的行為要進行嚴厲處罰，另外，即便未成年人他的行為沒有追究刑事責任，但是我們也要按照法律的程序來進行解決，以此來加強對我們未成年人的法製教育。

　　如何教育引導已涉欺淩行為的青少年？

　　第三個問題：如何教育引導已經涉及過欺淩行為的青少年？

　　在引發社會關注的成都市中考政策中，明確對校園欺淩者進行最後投檔等方麵的懲治。但采訪中記者也發現，不少人對那些實施過學生欺淩的青少年，如何教育引導表示關注？一起來聽聽專業人士的分析和建議。

　　四川師範大學心理學院副教授 李俊一：如果說我們隻是簡單把這些學生分流到相關學校，而不做進一步再教育的話，那麼我們就非常擔心他們的問題，有可能會進一步惡化。所以我們應該從多個方麵、多個學科的視角，在分流之後再跟進相關的“組合拳”的一些懲戒和教育的措施，才是更可行的。

　　有心理學研究人士表示，未成年人的欺淩行為，存在共性特征，學校、家庭和社會需要加強溝通和引導，才能在源頭上進行預防。

　　四川師範大學心理學院副教授 李俊一：心理學的研究發現，很多欺淩的群體的學生留守兒童的比例相對來說要高那麼一些。曾經中科院的一些研究就發現，留守兒童的心理特點，比如說在網絡欺淩，在抑鬱、焦慮等狀態，相對來說是令我們比較擔憂。第二個共性可能就是實施欺淩群體的學生，他們可能在同理心、自控能力，包括情緒管理等方麵，相對於其他學生來說處於一個比較弱勢的狀態，所以我們可能從這些方麵來入手。

　　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寧寧告訴記者，學生欺淩不僅對欺淩雙方帶來巨大影響，也會影響旁觀者的心理健康。

　　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 苑寧寧：對於被欺淩這一方毫無疑問會形成一個比較嚴重的心理陰影或者是造成心理疾病，比如說焦慮、抑鬱、社交障礙等方麵。對於觀察或者是說第三方看到學生欺淩的這一方，其實對學生也有影響。那麼在他潛移默化當中，他自己也會覺得暴力能解決一些問題，所以其實也起到了比較間接壞的影響。

　　重防範 加強防欺淩的教育引導和心理輔導

　　苑寧寧建議，教育部2015年印發《beplay体育手机心理輔導室建設指南》至今已經過去近十年，目前需要充分利用beplay体育手机心理輔導室，加強學生欺淩的教育引導和心理輔導。

　　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 苑寧寧：我們的學校其實現在要求是所有的學生都要進行心理健康教育的。心理健康教育其中就包括當他遇到傷害欺淩等這些行為的時候，如何來向外界求助？特別是如何來向學校內部存在的心理輔導室，來接受專業的心理輔導或心理安撫。教育部很多文件在這方麵也有明確規定，要求現在學校裏麵，必須配備專業的心理健康教師，然後要有建設心理輔導室。在我們校園內其實是現在有這樣一個心理輔導的體係在裏麵的。

　　學校家庭社會三方怎樣合力治理欺淩行為？

　　第四個問題：學校、家庭、社會三方怎樣合力治理欺淩行為？來聽聽法律專家嶽屾山的解讀。

　　法律專家 嶽屾山：懲治霸淩，我認為應當是要完善未成年人的懲戒製度以及發揮好它的警示震懾作用。對於像比較極端惡劣的或者說是涉嫌到違法犯罪的霸淩行為，我們要考慮適當地調整刑事責任年齡和治安違法的法律責任年齡，以及要豐富相應的懲戒手段。從目前的法律設置來看，不滿14周歲的是不負刑事責任的，這就讓低齡未成年人在違法犯罪之後避免了法律打擊，並不能夠有效地在首次違法犯罪的時候就給予懲戒，從而起到必要的這種威懾和震懾作用，也不能夠有效地通過這種懲戒而產生警示和教育其他未成年人的作用。這個就需要在製度層麵進行完善，隻有讓欺淩者付出代價，才是對其他未成年人的保護。

　　第二個，我認為要落實好法律所規定的那些法律責任，要落實好各方的主體責任。剛才在采訪當中，專家也提到了，在未成年人保護法當中，要求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各方都要做好未成年人保護，也提出了一些具體的要求，但是否落實到位了呢？我們發現很多曝光的霸淩行為是長期存在的，這就需要學校和各方都要嚴格落實目前已有的這些法律要求，各司其職，不要缺位，也不能夠和稀泥。另外，對於霸淩者和被欺淩的家庭，監護人也不要缺位，要及時地了解孩子的情況，多交流，以便發現孩子的異常。對於霸淩一方的監護人而言，更應該要嚴格地管教孩子。必要時候，對於不履行監護職責的監護人，可以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的規定，由公安機關對他進行訓誡，責令他接受家庭教育指導。

　　同時，政府部門要依法建立相應的家庭教育指導體係以及專門的學校體係，並且還要根據未成年人的特點開展專門學校的這些教育工作。從而說，既有了事後懲戒，又有事前的教育和預防，才能夠在最大限度上避免惡性的霸淩事件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