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眭依凡:關於一流大學建設與大學治理現代化的理性思考
2019-08-06 09:16
中國高教研究
作者:

  摘要:當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所需要的來自大學係統外部的製度及資源供給問題得到較好解決之後,對一流大學建設得失成敗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則主要來自於大學內部治理體係。在討論大學理性、資源基礎及治理模式三大要素與一流大學建設的關係基礎上,進一步闡述大學治理現代化之於一流大學建設的重要性,並從一流大學的治理理念現代化、治理結構現代化及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三個維度,對一流大學治理體係現代化建設提出具有操作意義的建議。

  關鍵詞:一流大學;大學治理;現代化

  

  關於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筆者形成了三個學術觀點。其一,在國與國的激烈競爭中,敗下來的無一例外都是或將來一定是高新知識落後的國度。大學作為高新知識的創造者、傳播者、壟斷者在很大程度上擁有決定國家前途命運的知識權力,國家興衰大學負有重大責任。這是一個關於高新知識及與其高度相關的大學之價值的判斷;其二,世界一流大學建設有必要充分發揮我國體製“高度集中帶來的高效率”這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優勢,中央政府要在製度供給側為大學按規律辦學治校創造必要的體製機製環境前提下,做出以資源配置為激勵手段、以提高大學競爭效率為目的的政策選擇和製度設計,即以“目標明確、重點突出”“數量控製、資源集中”“效率優先、實力取勝”“機會公開、競爭擇優”的原則遴選“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徹底改變傳統學科的概念及“多多益善”的思維方式和決策模式。這是對關於“雙一流”建設高校如何遴選給予的宏觀決策建議;其三,當有利於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包括良好觀念與製度環境及充足經費投入的外部條件完全具備且穩定後,一流大學建設的得與失、成與敗取決於大學自身如何治理。這涉及大學內部治理之於一流大學建設的關係及其如何治理才有利於一流大學建設的現實操作問題。

  關於大學內部治理對一流大學建設是否具有影響和製約以及具有什麼影響和製約,筆者有如下的思考。一是大學能否自覺按一流大學應有的規律辦學治校育人,這屬於大學治理之理念層麵的問題。筆者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六要素》一文中予以了專門闡述;二是大學能否充分利用資源優勢確保資源高效率利用,這是關於大學資源如何科學配置及其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問題。筆者在《關於“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理性思考》及《學科還是領域:“雙一流”建設背景下“一流學科”概念的理性解讀》中予以了富有創見的討論;三是大學必須構建有利於一流大學按規律辦學治校“效率優先”的治理結構,這是涉及大學治理模式的問題,筆者在《論大學的善治》一文率先提出了大學善治結構的建構必須遵循“效率優先,整體設計,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的治理原則。

  大學理性、物質基礎及治理模式這三個要素構成對一流大學建設發生影響的金字塔。(見圖1)首先,大學的學術屬性決定了其必須是一個自覺自律的理性組織,其行動受製於大學理性且其行動結果很大程度是被大學組織及其成員所持的理性預先決定的。一流大學建設必須以遵循大學辦學治校育人的屬性及規律為指導,所以大學理性之於一流大學建設中具有置頂的重要性。其次,大學是需要靠消耗大量資源以支撐的貴族型學術組織,對巨大資源的依賴是一流大學建設不可或缺的資源基礎,由於資源之於任何一所大學都是有限的並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以即便在西方高等教育強國,一流大學也隻能是少數大學的理想和目標。其三,上述兩個要素具備後,一流大學能否建成則完全取決於大學的內部治理模式,所以治理模式是一流大學建設底部厚重的不可逾越的操作性基礎,對一流大學建設的得失成敗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大學理性的問題學界已經討論很多了,不必贅述。近3年我國在經費預算排名前10位的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基本呈逐年增加的趨勢,至2018年預算最低的武漢大學也達93.5億元人民幣,而清華大學高達269.5億元人民幣。盡管從決算情況看,上述大學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但總體而言,絕大多數大學的預決算都呈逐年增加的趨勢,有些大學增速十分驚人。如清華大學2017年的預算比2016年增加了51.1億元人民幣,決算增加了24.99億元人民幣,每年預決算增幅數億及上10億元人民幣的大學亦非少數。(見表1)為便於與歐美一流大學對照,筆者請熊萬曦博士據相關大學官網公布的最新數據,就2018年US. News世界大學綜合實力排名前10位大學的年度經費開支情況製作了表2。其中年度開支最高的是斯坦福大學為58.53億美元(折合人民幣 406.3億元),普林斯頓大學最少為14.67億美元(折合人民幣 101.8億元)。由此可以得到結論,無論中國還是歐美,凡一流大學無不是強資源依賴型學術組織。

  

  就經費投入而言,我國排名居前的一流大學建設高校已經接近或不輸於世界綜合實力排名靠前的歐美大學。若考慮到我國一流大學建設的資源條件的極大改善是在中央高層基於提升我國教育發展水平、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奠定長遠發展基礎的國家戰略發展需要,在中央深改組對此專題研究後2015年10月由國務院製定推出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2017年1月,又由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實施辦法(暫行)》,並在同年10月把加快“雙一流”建設作為實現高等教育強國的戰略目標寫進黨的十九大報告的政策製度背景下的結果,所以可以斷言,新一輪的一流大學建設無論在中央政府的製度供給方麵還是資源供給方麵均極大滿足了一流大學建設的需要,時下是我國的一流大學建設適逢其時的最好時期和最好環境。

  然而,若要在較短的時間內把建成世界一流大學這一仰望星空的理想變為腳踏實地的現實並非易事。如圖2所示,筆者把改革開放後40年我國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分為兩個階段:第一輪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從1998年提出,是“985工程”“211工程”建設階段;第二輪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從2015年開始,是“雙一流”建設階段,兩個階段正好相隔20年。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兩個階段的20年間我們都遇到了建設發展中的瓶頸。第一個瓶頸是“985工程”“211工程”期間的“經費短缺”,該階段我國主要通過加大投入解決一流大學建設的資金困窘問題。但由於長期積澱下來的高等教育投入不足缺口較大,這一輪的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經費更多用於整體辦學條件的改善;第二個瓶頸是進入“雙一流”建設階段後如何解決“治理效率不高”的問題,因為在製度供給和資源供給的問題都已經得到根本解決的前提下,如果我們的“雙一流”建設成效不佳就不能再以製度供給不足、資源不足等外部環境不夠好為借口加以推脫。若真是這樣,中央高層以“雙一流”建設取代“985工程”“211工程”的意義和價值則會受到人們的質疑。

  事實上,就上述兩個發展瓶頸而言,資源充足僅是一流大學建設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必要條件。換言之,資源充足並非一流大學建成唯一的必要條件。相對而言,富有效率的大學治理體係及與其高度相關的大學治理能力之於一流大學的建成更加重要,否則大學的資源優勢就會因為治理效率的低下消減甚至變成沉沒成本。在資源問題解決之後一流大學建設得失成敗就沒有了資源困窘的藉口,其內部治理體係的優與劣則成為決定大學競爭勝負的實力所在。在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及其競爭中,我們大學內部治理體係效率不高的問題已經暴露無遺,若不對大學內部治理體係加以以效率優先為價值引領的改革即致力於大學內部治理體係的現代化,恐怕其不僅難以肩負以具有國際比較優勢為特征的世界一流大學建成的重任,甚而連建成一所富有辦學效率之大學都難成其為可能。在一流大學的建設進程中凡辦學治校者必須認識到,旨在一流大學建設目標的大學競爭,其競爭力提升與資源困窘的矛盾已經發生了向競爭力提升與內部治理體係落後之矛盾的轉化,進入一流大學建設生態群的大學競爭,決定其成敗的是大學內部治理體係的競爭。不解決大學內部治理體係現代化以提升治理能力的問題,在一流大學的激烈競爭中,我們就可能由於一流大學競爭要素金字塔結構中具有底部承重作用的治理模式的問題而功虧一簣。

  三

  關於大學治理體係現代化討論,首先需要厘清現代化概念。《2017中國教育研究前沿與熱點問題年度報告》一文,在“加快教育現代化 建設教育強國”的前沿熱點標題下,專門辟有“教育現代化的內涵與標準”的內容,關於教育現代化的內涵界定,引用了3位學者的觀點。其一,“教育現代化的本質是教育現代性的增長。教育現代化存在的合理性在於其有效增進社會的現代化和人的現代化。教育現代化評價的切入點是教育形態,是對教育管理、教育體係、課程與教學、教育資源等的評價以及對教育結果的評價。教育現代化任重道遠,須促進教育發展方式的轉變,真正實現教育的健康發展”;其二,“教育現代化的內涵應從‘公益性’和‘公共產品’概念轉向‘共同利益’概念,受教育者的選擇權和學習形式應走向多元、平等,學習者的學習應具有終身性、連續性和自主性,應將人的全麵發展的各個方麵納入政策視野”;其三,“教育強國必定強在質量上,教育競爭力評價指標體係,包括教育公平、教育質量、教育保障和教育貢獻四個維度。”上述關於教育現代化內涵的表述,讓筆者更加堅信“現代化”在學術上是個涵義邊界不清的模糊概念。事實亦然,在2013年由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舉辦的主題為“改革·質量·責任:高等教育現代化”國際論壇上,應邀在大會主會場和分論壇做學術報告的5位外國學者,無一人直接討論現代化的概念,他們全部脫離論壇的主題自說自話言論高等教育不同領域的問題。會議期間,筆者專門問及個別海外學者為何不根據論壇主題需要討論高等教育現代化的問題?回答是關於現代化的概念不好把握。其實在西方學界多是把高等教育現代化“當作以某種價值為取向的社會發展進程來認識的,如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網絡教育等,這是代表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

  基於研究規範和給上述論壇做總結報告的需要,筆者對“高等教育現代化”的界定如下:“高等教育現代化是以國際高等教育最高水平、最先進狀態為參照的目標體係和追求,是具有時空局限性的相對概念,反映未來某階段或現實高等教育發展的最高水平及其綜合實力的最強狀態。”進一步的認識是:高等教育現代化既是高等教育未來發展的方向和目標又是高等教育發展的進程和狀態,高等教育現代化既是適於國家競爭和國家需要又引領國家現代化發展並構成國家現代化不可或缺的基礎。為了有利於指導高等教育現代化的發展方向,在這個報告中我又具體提煉出對高等教育現代化具有操作意義的六大要素: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高等教育的高質量、善治的高等教育結構、高等教育的國際化、高等教育的信息化及高等教育學習化社會。其中善治的高等教育治理結構具體到高等教育的實施者而言即屬於大學治理現代化的問題,這個問題過去被我們諸多大學所忽略而現在到了不得不加以高度重視的時候了。有了對“高等教育現代化”這一上位概念的認識,關於本研究“大學治理現代化”之概念的界定就有了如下的借用:所謂大學治理體係現代化是大學從以控製為手段的傳統管理模式向以效率為目的現代治理模式變革和轉型的過程,是按大學應有規律辦學治校育人的,以人才培養及知識創新的高質量、高水平、高效率為目標追求的,富有競爭力的大學治理模式。大學治理體係現代化的要素包括:大學治理理念的現代化,大學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及大學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上述關於大學治理體係的理解,無疑要比“大學治理現代化指以累積治理有效性來強化其合法性的過程”這一僅強調大學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是提高治理有效性之說,要全麵且更貼近大學治理體係現代化的內涵界定。

  為加深對大學這一特殊的社會組織之治理體係現代化的認識和理解,筆者借用物理學的“場論”及“耦合”兩個概念及其理論對大學治理體係現代化問題予以形象化的說明。何謂“場論”?物理學中把某個物理量在空間的一個區域內的分布稱之為場,如溫度場、密度場、引力場、電場、磁場等,任何物理場均有其勢能且彼此會產生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而“耦合”是與“場論”彼此密切關聯的概念,即在現實世界中存在許多的物理場,物理學要解決的是這些物理場的疊加問題,即場與場之間能量的傳遞和接收,這種多個物理場相互疊加的問題就叫耦合。物理學的場論可以引進到社會組織係統的治理,借鑒這一理論可以把大學視為由諸多組織形式的能量場構成的巨大係統。為了討論方便筆者把大學組織係統簡單劃分行政子係統和學術子係統,但就權力體係而言大學是個複雜係統,其內部的場遠不止這麼簡單。大學內部的行政子係統與學術子係統都是具有能量且彼此影響的勢場,但兩個係統在大學內部的職能約定不一樣。如行政係統專司管理職能,其通過建立一套規則對學術係統施加影響以維護大學組織必要的運行秩序;而學術係統專司人才培養和知識創新的組織職能,大學對社會的貢獻主要取決於學術係統的能量大小及其作用的發揮,但在大學這個大係統中學術係統受製於行政係統的影響。所以有什麼樣的大學內部治理體係就有什麼樣的大學,若大學的行政體係像個官僚機構,大學就是一個難以按大學應有規律辦學治校育人的官僚機構至少是半官僚機構,學術係統的社會貢獻因此就會受製。之於一流大學建設而言,隻有該大學的行政係統和學術係統成為相互配合的協同係統,即兩者形成的能量場發生高度耦合,一流大學建設的目標設計與大學內部治理的結構安排兩者的邏輯才能自洽。在這樣一種治理狀態下,一流大學的建設成效才能達至最佳。有了上述關於大學治理體係現代化的感性認識後,下麵簡要討論一流大學建設與大學治理體係現代化的3個問題。

  1.一流大學建設與治理理念的現代化。關於大學治理理念的現代化的強調和認同,首先要回歸對大學組織基本屬性的認識。大學是高度依賴個人創造力的教育和學術機構,對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的特征筆者曾作過如下的定義:除了其所有要素都必須是世界一流外,世界一流大學必須具備這樣三個特征,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學術實力,在學術上做出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知識貢獻,因此獲得了國際最高評價且廣泛認同的社會聲譽。根據這些特征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卓傑教師的遴選及其價值體現之於一流大學建設具有決定性。由於經典意義上的大學是近一千年發展曆程已經高度成熟的理性組織,就大學組織屬性等理念而言,其所謂的現代化就是對其認識的返璞歸真。如大學作為知識傳承和創新的學術組織,對其具有決定性的要素就是人才。一流大學是一流人才支撐的結果,如果一流大學希望在學術係統中的教師其積極性及聰明才智得到充分發揮從而為國家做出更大貢獻,那麼大學的行政係統要回答如下問題:學術係統及其成員在現有的治理體係下能做什麼及能否做得更好?我們是否有能夠遴選和延聘到卓傑人才的製度設計?以及這些專業卓傑者是否處在受尊重且其聰明才智可以得到充分發揮的文化環境中,等等。美國為什麼能夠成為全世界最強大的高等教育體係,因為其大學校長均持有這樣的治校理念並以此引領其治校:聘用最優秀教師並讓他們心情舒暢地留下來安心工作。2018年6月筆者帶著教育部重大課題攻關項目《高校內部治理體係創新的理論與實踐研究》課題組的幾位同事到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總校及伯克利分校去調研,在對矽穀的創建者、計算機圖靈獎得主、斯坦福大學前校長約翰·亨尼西先生的訪談中,他對關於“大學治理最重要因素是什麼”的問題做了如下的回答:如果要我選擇一個最重要因素的話,那就是信任教師並與教師保持良好合作關係。如果教師不信任你,認為你不重視他們的利益訴求,大學將一事無成。事實上,如果回顧美國大學發展的曆史,大多數失敗或被迫辭職的校長的主要原因在於教師對其提出了異議而非董事會。在對關於“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關係”問題的回答,他的重點依舊在教師以及學生:我們一直努力確保教師和學生能夠做得最好,即教師從事最好的研究,學生獲得最好的學習機會。就我和教務長而言,我們一直認為我們的工作是為教師服務,我們一直視自己為教師的服務人員。當然,關於教師及其學生之於一流大學建設意義和價值的認識並不是大學治理理念現代化的全部,但他們是最具引領性的,脫離了教師和學生,大學失之存在的意義也失之存在的基礎,一流大學尤其如此。

  2.關於一流大學建設與治理結構的現代化。在推進大學治理結構的現代化時要克服兩個誤判:其一,把加強大學內部的管製與大學的秩序混為一談,以為加強對大學內部的管製就能強化了大學的秩序;其二,大學的行政權力是指向效率的而學術權力是有悖於效率的,所以學術權力必須服從行政權力。大學是一個以智力勞動為特征的學術係統,過度控製帶來的所謂秩序隻會導致對學術生態的傷害和學術活力的窒息。關於大學治理效率的最終判據絕非大學的行政權力的效率本身,而根本取決於由大學學術係統決定的人才培養的高質量和知識創新的社會貢獻度。所以,一流大學其治理結構現代化的價值取向應該是:行政係統不再是對學術係統的簡單管控而是通過共同治理方式讓兩個係統形成的能量場高度耦合,行政係統的價值所在是讓學術係統的能量得以充分的釋放而不是相反。大學治理結構現代化的行動方案應該做出如下的選擇:建立健全校院兩級學術委員會等學術權力機構並通過《大學章程》明確其權力責任及其合法性,特別是要積極推進治理重心向學術係統的下移及治理權力的下放這一治理結構調整,讓學院(學部、學係)更多地決定和管理自己的學術事務。如同大學向政府提出自主辦學的訴求一樣,大學內部的學術機構也有類似的訴求,一流大學在治理結構現代化的進程中,其領導層對來自諸如學院(學部、學係)等學術組織的這一權利訴求不僅要予以理解,更為重要的是付諸於行動。關於斯坦福大學的治理結構約翰·亨尼西先生如是說:斯坦福大學的決策及其治理實行分權製,董事會在斯坦福大學的權力架構設計方麵具有最終權力,校長和教務長在諸如財政等事務上也有一定權力,但諸如教師招聘、學位授予和課程設置等學術事務則由教師他們自己的學術權力係統決定。大學人才培養和知識創新的主體在學院,斯坦福大學一方麵賦予院長很多權力以便其開展工作,另一方麵注意招聘那些具有領導力的能夠引領學院開展開拓性工作的學術領導者,以便他們能夠很好地擔負起諸如決定學院預算等學院治理的事務。

  3.關於一流大學建設與治理能力現代化。量子力學創始人德國物理學家普朗克以科學家的睿智和敏感發現人類在對世界認識上的一個不足。他提出,科學是內在的統一體,它被分解為單獨的部分,不是由於事物的本質,而是由於人類認識能力的局限性。係統論與普朗克的觀點不謀而合並有了自己的發展,其強調兩個基本觀點:係統具有整體性,係統要素的結構決定功能。可以說具有方法論意義的係統理論的出現,改變了人們碎片化的思維方式並以結構主義特有的高屋建瓴對社會係統的重大決策開始注重頂層設計、整體思維。大學治理尤其是一流大學治理的有效性與大學治理要素間的關聯性即結構高度相關。在大學治理現代化的問題上決不能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就事論事方式進行簡單處理,因為大學治理結構本身就是對大學建設不可或缺重要影響力。但必須指出的是大學治理結構並非是與大學治理能力提升唯一相關的要素,當大學的治理結構確定後誰擔任治理主角對大學的治理成效影響甚大。組織理論及社會行為學、領導力理論認為:治理者的治理能力亦即領導力之於治理成效與治理結構同樣重要,中外都循此規律。英國華威大學Amanda Goodall教授在其關於“研究型大學與校長的關係”追蹤研究發現:優秀學者擔任校長與大學領導力的關係呈正相關。習近平總書記在有關國家治理體係及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問題上特別強調了人才的重要性:“國以人興、政以才治”,“治國之要,首在用人”。基於上述認識筆者建議,關於一流大學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建設,必須根據大學之學術組織和複雜組織的基本屬性和特殊規律,一方麵要用更高標準的德才素質能力體係遴選大學及其學院(學部、學係)、職能部門的領導者、負責人,另一方麵要通過一定的有效形式不斷地、有針對性地加強大學及其學院(學部、學係)和職能部門領導和管理人員辦學治校能力的提升。一流大學建設必須靠一流德才品質的大學領導者和管理者去引領去建設。

  惟有大學內部治理體係現代化之時,才會有中國一流大學建成之日。

  作者:

  眭依凡,浙江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學院教授,浙江杭州 310007;

  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第四屆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北京 100191

  原文刊載於《中國高教研究》2019年第5期第1-5、4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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