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互聯網時代的社交網絡，去觀察1000多年前的唐宋精英階層，會有什麼意想不到的發現？

　　這是一個“理科男”，在圖書館偶然看到古代墓誌銘後，產生的奇妙想法。

　　寧波財經學院蔣雄飛博士一直從事統計物理學的研究，其研究應用領域也多在金融市場。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試圖運用複雜係統理論研究古代精英網絡。就這樣他已經在知名國際SCI期刊《Physica A》上發表兩篇有關曆史的論文，第三篇論文正在撰寫中。

唐初到明末中國社交地圖的演變及社交中心城市的遷移

　　通過蔣雄飛博士團隊的研究，記者帶你一起看看誰是古代精英社交圈的“頂流”。

　　用互聯網時代的社交網絡，觀察1000多年前的精英社交圈

　　蔣雄飛碩博讀的是統計物理，研究的是複雜係統管理理論與應用。簡單講，他研究的是，相互作用的多個個體形成的複雜係統的運行規律。如果把社會組織理解成複雜係統，物理和曆史，這兩個相距甚遠的學科，是不是親近了很多？

　　在物理學博士眼裏，曆史是無數人的相互作用所產生的湧現。“湧現這個詞，是統計物理的概念。”蔣雄飛利用他擅長的統計物理學研究方法，研究起唐宋精英網絡。

　　他運用的研究方法不算新穎。“演化博弈模型和社交網絡算法，都是比較成熟的方法。我們看到的熱搜榜、年度話題人物，是通過數據模型計算出來的。”蔣雄飛注意到，墓誌銘是古代中國精英們使用最多、最持久的紀念體裁。蔣雄飛團隊運用這些算法工具，以中華石刻數據庫和數字史料為基礎，通過墓誌銘的作者和被紀念者，構建了中國古代精英社會網絡。他認為，研究精英的社會結構，對於理解基於個體相互作用的中國的跨曆史內核至關重要。

唐代精英社交網絡圖

　　“在古代，有地位的人去世才會寫墓誌銘，寫墓誌銘的一定是同一個圈層或是更高階層的名流、權貴，甚至是皇帝。通過墓誌銘，可以把兩個個體聯係起來，一個個人物通過墓誌銘、史料建立起聯係。通過算法模型，計算出誰是精英社交網絡的核心；誰和誰的關係緊密；誰和誰相交甚少。精英社交網絡就此呈現，然後再引入複雜性理論來揭示精英社會網絡與曆史之間的聯係。”蔣雄飛說，他以此撰寫的《中國古代精英的社會結構》發表在知名國際SCI期刊《Physica A》上，之後他又以精英人物的遷徙城市為研究對象，發表了第二篇論文《中國古代社交地圖的動態演化結構》，試圖還原唐宋以來中心城市的崛起與沒落。

　　唐代君王宰相是社交核心，宋代文人雅士是社會名流

　　在蔣雄飛團隊的研究下，唐宋精英社交網絡呈現不同麵貌。“唐代社交網絡呈樹狀結構，一個核心人物周圍聚集一群人，以時間為順序，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社交‘頂流’，不同社團之間的界限是明確的。”蔣雄飛團隊勾勒的這張唐代精英結構圖中，有將劉禹錫、柳宗元招之門下的唐朝名相、唐代文學家權德輿；也有一門出四個皇後的獨孤家族，還有以白居易和元稹為代表的新樂府運動團體等。研究顯示，精英社交網絡的社團結構與中國古代的政治派別和學術團體是一致的。

宋代精英社交網絡圖

　　與唐代不同的是，宋代精英社交網絡圖呈現複雜的網狀關係。也就是說，相較於唐代一個個界限明晰的團體，宋代精英呈現出跨圈、跨階層、多向度社交的模式。

　　蔣雄飛研究團隊還根據社交網絡算法，通過海量數據計算出唐宋元明清的社交“頂流榜單”。唐代社交“頂流”裏出現了李淵、李世民、李顯、李隆基等皇權統治者，以及岑文本、許敬宗、權德輿等宰相。自唐以後，社交榜單中再也沒有出現君王，文人雅士、學派盟主成了頂流，這一趨勢在晚唐時期就已呈現。唐末五代時期畫僧、詩僧，浙江蘭溪人釋貫休是當時社交場上的名流；開“浙東學派”之先聲的金華人呂祖謙在南宋時期備受推崇；明代著名政治家方孝孺、明末清初經學家黃宗羲、清代浙東學派代表人物全祖望，這三位寧波人也登上了蔣雄飛團隊的曆代精英社交圈“頂流”榜單。

　　蔣雄飛用定量研究的方式呈現了古代精英社交網絡，在曆史學者眼中又如何評價呢？寧財院人文學院院長、曆史學博士夏柯說，傳統曆史學以文本研究、定性研究為主，蔣雄飛團隊以社交網絡和定量研究中國古代精英社交結構，這是一次創新。

　　“這個定量研究支持了唐宋變革論的假說，與曆史趨勢基本吻合。唐代因門閥製度等政治勢力的影響，同圈層社交、向上社交明顯，君王、宰相成社交核心。晚唐門閥勢力衰落，宋代平民社會崛起，它是個市井社會，再加上科舉製度日益成熟，寒門子弟向上晉升的通道日漸暢通，以及宋代政治製度的成熟，官僚體製相互製衡，這個時候的精英社交呈現出破圈、跨階層，皇權相對弱化的特征。這和我們曆史學者的研究不謀而合。夏柯說。

　　寧波在南宋晚期成為長三角中心城市

　　《中國古代精英的社會結構》發表後，蔣雄飛團隊又以古代14600名精英及其社會關係遷徙地為研究對象，重建了1000多年來城市間的社交地圖。

　　蔣雄飛團隊研究的邏輯起點是，城市之間的社會關係是由所在城市戶籍的精英的社會關係構成。“我們計算了網絡的拓撲量來量化社交地圖的動態特征。所有的社交地圖都顯示出異配性模式，即中心城市更願意與非中心城市連接。”蔣雄飛說。

　　自唐以來在1000多年的中心城市變遷中，蔣雄飛團隊的研究數據顯示，中心城市從北方逐漸向南方遷移。初唐的中心城市隻有一個：西安。晚唐出現雙中心城市：西安和洛陽。到了北宋末期，靖康之變後，北宋精英階層紛紛南下，開封、眉山和福州成了精英社交聚集點。

　　寧波發展成為長三角中心城市，是在南宋晚期，大約在13世紀初。“滿朝朱紫貴，半是四明人。表述了寧波人在南宋王朝中所擁有的特有份額、特別地位、特殊作用。”蔣雄飛說。

　　夏柯也指出，南宋定都臨安，寧波就此崛起。尤其是以史浩為代表的明州人士走入政壇，將近100年的南宋政局主要是由鄞人主持或受鄞人影響。

古代“一線城市”的演變

　　之後，寧波長三角中心城市地位一直持續到明末清初，延續了300多年的繁盛，直至被上海取代。“這期間，海上絲綢之路樞紐地，奠定了其經濟地位。浙東學派的發展，以及政治人物的湧現，讓寧波成為宋元明的‘一線城市’。”夏柯說。（通訊員：王冬曉）